五、文化大革命(1966—1968 年)的实际结果

作者:红草               回到读书笔记——《重读梅斯纳的<毛的中国及其之后>后记的目录

五、文化大革命(1966—1968 年)的实际结果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后果是复杂的,实际上我已经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政治、社会、农村、城市、文教方面的简单提纲及大量摘要,这里面除了语句浓缩的功夫外没有什么新补充的观点,所以我就不写在这篇读后记里了。我力图做一个总评,并专门谈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

从实际结果看,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打倒官僚政治、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目标,文革的结果是回到了原点上,而且还由于 " 文革造成的严重派性活动和已确立的政治程序的全面崩溃" 而造成了毛时代后期几年里 " 越来越任意专横地行使国家权力的局面" P437 ),而且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政治记忆是痛苦的,全社会为一场失败的大革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文革后毛主义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的得势与 1969 年开始的官僚复出及其有限的自我改良极其特殊地造成了正、反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农村社会的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改良与文化教育的平民主义转变,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的新冒险极左倾向、社会的极权化、文艺学术与高等教育的可悲的沙漠化、整个社会文化思想被残酷地钳制。在官僚与工人这一根本矛盾实际地是加深了,因为官僚的尊严虽然受损,但是物质优待与特权实际上没有根本触动,而劳动分工、工业纪律与官僚专制对工人的压迫性质却日益显著。

如上所述,文革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在评价文革的时候只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对于不同立场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基本看法。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革没有实现劳动者解放,反而在政治与思想生活上导致了更大的压迫性质,另外由于工人官僚自身逻辑的原因,工人阶级在文革后的总体情况不是更好了,而是更趋于分裂和痛苦。只有一点必须指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注意到劳动者尤其是工人的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最后,我注意到那些民族主义的" 左派" ,他们热衷于论证文革并没有严重地破坏工业现代化进程,反而在文革中保持了很快的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这一点。 M 也用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大部分资料表明, ' 文革十年' 1966——1976 )中,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 P465. 注释2 )。在包括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工业化时代,中国取得了世界上罕见的高速度增长, M 论证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 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 倍。从1950 年到 1977 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 的速度增长;如果从 1952 年算起,那就是11.3% 。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 原书此注 1 "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 1981 年)第1 卷,载于出版物研究联合服务公司 —CEA—84—064—11984 83 ), P25—P26;尼古拉斯 ·R·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年), P3" 这些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地说明了工人国家的生产方式 —— 国有制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然而,我提请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关注共和国工业化的缔造者—— 工人阶级的状况。在一个自称以社会主义为前景的工人国家里," 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是衡量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高标准 " (列昂· 托洛茨基《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草案提纲》 1931 年)。而在毛时代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积累率反而还不断提高(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人民生活福利增长就越相对落后)。1950 年代后期之后,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大幅度提高,那是1976 年以后的事了(实际上是从华国锋当权时开始的,邓时代前期继续提高)。另外,中国工人在毛时代没有结社、出版、新闻、罢工、示威、游行、集会自由(除了双百的极短暂的几个月以及文革 19666 月到1968 年晚些时候这仅仅两年多时间)。至于有人会辩解说 1975 年宪法规定了四大和罢工自由。可是M 说得更有道理: "1975 年的宪法…… 带着文化大革命的腔调,指出人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 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指示,新宪法里增加了一项新的自由,即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但是,不能期望这些权利会得到比宪法保证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自由等其他权利更充分的尊重 "P466 )。而且,工人阶级既没有起码的政治自由,也没有支配生产资料和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应有的民主。请读者注意,我并不要求取消经济计划与工厂的权威、实行无政府主义,而仅仅要求使这种权威通过工人民主方式来产生和维持,只是要求在全国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与厂工人委员会之间取得适当灵活的平衡(前者是全国工人意志的民主体现,后者是单个厂工人意志的民主体现),这在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是完全合理可行的。而在毛时代,尽管实行了 "两参一改三结合 " 这样著名的毛主义政策,而且" 厂长(或者说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如果人们乐意那样称呼他的话)定期下车间劳动(甚至在工作的时候倾听工人的意见),但他依然是厂长。最终,他较少地对他所领导的工人负责,而更多地地雇佣他的党和国家机关负责。著名经济学家琼 ·鲁宾逊于 1972 年访问中国时,有一位厂长同他的谈话或许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写道:' 那位厂长苦笑着说: < 我们企业的成绩应归功于集体的工作,但是如果出了差错,那就是我的责任。>'"P429 )原书此注2"· 鲁宾逊:《中国的经济发展》(伦敦:英中教育协会,1975 ), P45" 可见,工厂权威不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而直接对工厂负责,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事实。那么被认为是文革最重要成就之一的革委会在工人民主中起什么作用呢? " 明显而又重要的事实是,工厂革命委员会不久就处于党的有效控制之下。随着 1969 年重新建党的决定,重新确立了各省市党组织的权威,也迅速地重建了工厂的党委。工厂革命委员会要服从厂党委,厂党委最终又要向更高一级的党组织负责。在1969 年,这是很明显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就更明显了。工厂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是党员,党委书记几乎总是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又任厂长。归根到底,经济和管理的决策权属于党委,革命委员会不过是执行党委决定的工具 " P428 )。当然,M 也指出" 厂革命委员会…… 也暂时为工人提供了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不满的合法手段……70 年代初 …… 集体主义精神和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是中国工厂生活的特征"—— 这表现了毛主义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最后努力。但是必须承认,不摧毁官僚制度,不让工人农民等一切劳动者以代表大会(公社或苏维埃)的形式自由地联合起来、民主地决定生产资料与工作条件,而仅仅在官僚与劳动大众之间努力调和矛盾、搞点滴改良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M 用大量数据和资料指出:的确,文革在工人民主平等、工人自由方面有很大幅度的改良,例如压迫性的工会随着党委一起瓦解;奖金和计件工资被取消; " 修正主义的一万条规章制度" (大量强迫工人干活、管制工人的劳动纪律)被取消;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规定用1/3 时间在车间劳动,工人管理小组参与工厂计划和决策、监督一般管理,厂革委会取代一长制管理(工人代表、干部和军人三结合)。而造反派工人则提出了更激进要求( P426 引文见我上述上海革命工运失败教训(2. 其中许多都是合理的)。但是,"70 年代初,如果说许多创新存留下来了,那么它们也是部分地被改变了的,或者说已经面目全非了。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较重要的要求或者被置之不理,或者被斥为 ' 极左'"1969 年后的毛时代的中国劳动大众的其他情况:

1 )对劳动者人身自由、择业自由的严厉控制。

" 对于劳动者流动的外部控制依然是很大的,比苏联实行的控制更严格。官方认为,这对控制农民向城市移居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工作的自由被列入刘少奇的邪说 "P427 )。

2 )重新采纳刘少奇时代的劳动者高度剥削制度。

" 刘少奇还被指责支持了苏联式的 ' 利伯曼主义' ,计划采用资本主义类型的自由劳动市场。 [ 原书此注1 ' 克里斯托弗· 豪:《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工业劳动组织大会刺激》,见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 P242'] …… 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遍谴责合同工和临时工制度是非常有害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认为60 年代初这种制度的扩大是刘少奇提倡的 ' 资本主义' 方针造成的,但是这种高度剥削性的制度仍旧保持下来了 "P427 )。

3 )工人工资与官僚收入等级都未受到触动。

" 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差别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相同。在全国范围内,工厂工人实行 8 级工资制,每月工资额在30 元至 108 元之间(学徒工、临时工和合同工除外,他们的工资在最低限以下);技术人员实行15 级工资制;行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实行 30 级工资制。例如,1972 年,在北京的一家模范工厂里,工人工资从30 元到102 元之间,平均工资54 元,而技术员、工程师和干部的平均工资大约为 150 元。[ 原书此注 1' 贝特尔海姆:《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 P15—P16'] 尽管当时有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论点,但实行更为平均的工资制度还是被谴责为 ' 极左' ,而工人和干部级别的整个等级制度并未受到触动 " P428 )。

4 )工厂纪律、工会对工人的控制逐步恢复到文革前水平。

"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在工厂里开展了重新建立劳动纪律的运动(特别是针对那些在政治上最激进的青年工人)。随后,在 70 年代初期逐步恢复了以前取消的许多旧规章制度,并且越来越重视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标准。 [ 原来书此注2 ' 关于这些倾向的具体事例,见豪:《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工业劳动组织和刺激》,P248—P250 ;沃森:《工业管理:群众参与的试验》, P180—P199'] 对盛行的工厂工作制度的激进批评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 极左路线' 的反映。结果证明,甚至工会的解体也只是暂时的。到1973 年中期,在省一级出现了新的工会组织,取代或合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的 ' 工人代表大会' 。不久就建立了全国性的联合会。由党指导的新工会的作用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会的作用相比,没有重大的差别" P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