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海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衰(1966—1967 年)

作者:红草               回到读书笔记——《重读梅斯纳的<毛的中国及其之后>后记的目录

四、上海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衰(1966—1967 年)

 

M 1966年秋天至 1967 年春的工人革命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革命运动当做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实际上,它也确实应该被所有真正关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文革研究者们作为最重视的一个环节,另外一个原因是: "1966 年中秋,对当局造反的浪潮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因而标志着在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部戏剧中出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P383—P384 )。

 

M 极其敏锐而又毫不客气地指出: " 事实证明,1967 年的前几个月里在那个 1100 万人口的城市里发生的事件,对决定这场全国性斗争的未来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暴露出文化大革命面对的客观限制和文化革命者的主观局限性"P382 )。

实际上,1966 年中至1968 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年半时间的最顶峰就是 1967 年春天上海工人的夺权与组建政权的尝试。实际上无论是官僚还是毛,直到1966 10 月末的时候都未曾料到红卫兵会发展到那么大规模,更别说文革会发展到工人夺权的程度了。 M 举出一个例证:" 10 月末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 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 我也没料到。北京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未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P381 ),原书此注 1"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10 25)斯图尔特 ·R· 施拉姆《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P271"

 

于是现在就出来一个问题:1967 年为什么爆发了夺权斗争这一惊人的事变?

我试图整理出其中原因:

其一,这首先是建立在工人官僚国家基本矛盾之上的独立工运的客观发展逻辑的结果。必须注意:在文革这一特殊的环境中,由于工人拥有暂时合法化了的游行、罢工、出版(大字报)、言论等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自由,从而创造了独立工人运动的可能性(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毛主义的名号)。而独立工运是建立在工人官僚国家内部的最基本矛盾 ——官僚统治与劳动大众的矛盾之上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出现独立工运的情况下必然导向政治革命。这是 1966 年的文革激进化的根源。具体来看,上海在11 月初就出现了具体的工人反对派革命组织(王洪文的工总司),而且迅速壮大,后来的上海许多工人革命组织都是从工总司分派出来的,因此,工总司的出现直接造成了了文革激进化的主体因素。

其二,毫无疑问,工人革命运动受到了政治上层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当上海在196611 月中旬发生" 安亭危机" 时(工人激进派强占进京火车,中共上海市委下令把火车停在小镇安亭),张春桥 1114 以中央名义支持工总司合法化。这实际上是上海工人革命运动在 1966 11 月中旬以后得以迅速发展、上海官僚与工人力量对比迅速改变的关键因素。

中央文革小组为何会鼓动革命?正如M 所指出:虽然文革从1966525北大哲学老师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了,但是一直到 1966 年底,中共老官僚" 利用不断发展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分裂,设法保住了自己 " ,尤其是" 在首都以外的各省、市和地区,地方党组织保存下来了,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行使职权。虽然各地的旧官僚机构都遭到了攻击,但是几乎各地旧体制的各个部门基本上还是完整无损的。它们的领导人既敬重毛泽东的思想,又阻挡毛泽东在当地的支持者的猛烈进攻 " P381—P382 )。也就说如果不调动生产者阶级,只是靠学生知识阶层,老官僚的政治权力是无法被触动的,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更是文革小组不能满意的。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希望在保证民族利益与自身的权力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改造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在中央政治里占有一定地位的文革小组及由于支持文革而得势的新干部(即:刚爬上去的新官僚们)来说,把老官僚拉下马最有利于扩张他们的权力,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单毛泽东一个人在中央里单枪匹马不可能发动起文革,要发动文革,在上层政治中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人数、能够掌握党政、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体权力的 " 文化革命派" (别忘了,当 19668 月初中央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尽管有许多不支持文革的人被赶出会场,但仍有一批 " 文化革命派" 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著名的《十六条》)。因此,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促使文化革命者(新官僚们)全力以赴地支持文革激进化,这是文革发展到工人夺权层次的关键因素。M 所指出的文革运动的 " 文化革命者的主观局限性" 实际上也是一种客观因素,因为文化革命者(新官僚们)对权力的强烈渴望源于仍然未有根本触动的官僚特权制度这一客观事实而并非是他们纯粹的心理因素,在后面我会专门探讨张春桥 19671 月到上海后为什么没有丝毫改变官僚特权专制的意向,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不自觉的或者说纯粹心理或者说理论失误的因素。

在这里,实际上我已经逐步揭开了文革爆发的深层次原因。1966 年意义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我们往往所指的文革中的工人夺权这一惊人的伟大的事变,主要地不是毛泽东的英明决定与策划,主要地在于文革(所出现的独立工运)与新官僚的争权之路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溯本究根地说,伟大壮烈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工人阶级半自觉运动的首创。

[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也主要地是中国青年群众半自觉运动的结果,毛的鼓励支持只是一根烈性火柴,最重大的火药早已积淀在工人官僚国家的内部矛盾中,通过最敏感的中国青年人首先引发了火星

 

M 对工人官僚统治秩序下所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为剖析典型)做了非常有意思的重要分析。他写道:工人 " 是一个分裂的阶级。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从现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中得到了好处,因此普遍希望维持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他们更倾向于造旧官僚制度的反。更大的差距把固定工人和大量属于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及合同工分离开。固定工是国家的永久雇员,而临时工和合同工大部分是附近人民公社的农民(有一小部分来自城市的失业者),他们被雇佣有限的一段时间。到时间就要被解雇。合同工生活在最差生活的边缘,不但挣的工资很少(其中的一部分要交给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而且缺少固定工享受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工作保障。合同工制度最初被构想为 —— 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认为,是缩小工农差别(三大差别之一)的一个手段,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不过是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这种制度大大地发展起来,还有一些劳动剥削形式也发展起来 " P384 ),原书此注1" 刘少奇经济和教育政策造成的另一种社会观念的异常变化涉及' 半工半读 ' 学校里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建立这类学校最初是为了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给贫困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它们实际上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一个来源。文化大革命之初,工读学生造反的时候,官员们斥责他们是 '流氓渣滓 ' 。见李洪云的《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 P132—P133"M 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人 ——" 他们都宣称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都根据他们自己的特定利益来解释那些原则"P385 )。后面我还会进一步援引M196712 月出现的上海工人组织的社会阶级成分的极有趣的分析。

 

现在来具体地观察1966 年秋天至1967 年春这一文革中最重要的伟大的却失败了的工人革命进程。

1 )犹豫阶段。 1966"· 一八" 通告后,红卫兵运动如狂潮般地席卷全中国,但在1966 年夏天基本上还是学生中间的 " 毛派" " 刘派" 之间的口诛笔伐,也时有武斗。但工人基本上都在犹豫,关键在于 "' 黑材料' 问题,也就是党的工作人员和治安人员数年来在学校、工厂、居委会和群众组织里编制的公民政治档案的问题…… 他们(工人们)担心,如果党恢复到通常的突出地位,他们就会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惩罚 "" 黑材料" 问题在运动初期的全国各地包括上海都出现了,即红卫兵要求党委交出并销毁 " 黑材料" ,这当然引起了党国官僚的强烈抵制。 196610 月初以前就是这样的局面。

2 )发起阶段。正如我前面所述,占据权位的文化革命者(首先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毛派势力)在运动初期的支持是文革迅速激进化的关键因素 ——1966105,北京毛派以中央名义发来指示,要求销毁" 黑材料" ,使大规模群众压力合法化了。结果市民群众与官僚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甚至是 " 一些好斗的红卫兵夜袭党的机关,试图夺取那些档案" P383 )。11 16,北京又发出指示,要求销毁那些档案,只是规定了要用说服而非武力解决。但中央指示无法改变官僚与大众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武斗继续。当这一斗争 " 损害了上海党组织的威望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摧毁了党组织的权力" P383 )。当工人从犹豫与冷漠走向觉醒的同时,在11 月初,上海工人自发、自觉地(同时也在中央毛派与红卫兵运动的强烈鼓动下)成立了" 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工总司)。纺织工人、党的中层干部王洪文是领导人。 11 8 ,工总司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挑战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近四十年来工人阶级最大胆也最具实力的一次挑战:要求用新的人民政府代替旧的官僚机构;要求中共政府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要求政府向工人提供全市所有工人组织的资料;要求中共政府就其政策管理措施作公开说明。当然这些都遭到拒绝。 11 10 ,工人激进派强占一列进京火车,试图直接把要求提交毛泽东。党官僚则下令火车停在沪郊的小镇安亭。在上海党官僚的威胁命令下,工人陆续返城;但仍有一半的激进工人展现了真正伟大的阶级英雄主义的壮举 —— 坚守安亭镇长达五天!实际上,单独一个城市的工人是无法获胜的,因为保守派只要从南京军区调来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就足以把那些工人镇压下去。所以,问题的关键又集中到了中央的态度上。发起阶段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明显的时期上的分水岭。

3 )高潮乃至夺权。 196611 月安亭事件是一个重大事变,工人与官僚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又趋于僵持的阶段,中央文化革命者也发生了分裂:一直支持着运动的毛泽东长期秘书陈伯达从北京发电报警告工人;颇为微妙的是,张春桥却也在11 14 以中央名义宣布工总司合法,并迫使不情愿的市长曹荻秋签了字。显然,毛默许了张春桥的行为,群众的根本动力与中央部分人(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支持张春桥)的支持辩证地结合起来,强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使得上海乃至全国部分地区阶级力量对比的迅速改变!张春桥之所以比陈伯达更坚决支持运动,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陈伯达很早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而张春桥 1966 年刚从市委书记擢升至中央,政治权力进取心要强得多;其二,张春桥进文革小组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官僚集团中具有一定的权力威信,如果张发布指示支持工人激进派,就可能从外部控制运动,另外他能很快把上海官僚机构重整起来,仅仅在两个多月后,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后面将会分析这一个关键点。

196611 月中旬后的工运情况,M 做了生动精彩、扣人心弦而又严肃认真的评述:" 这场运动以疯狂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向前发展。大部分较重要的群众组织最初曾和工总司结盟,但它们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政治上更激进。其中有工人第二兵团(一个拥有 50 万体力劳动者的强大组织,由暴躁的耿金章领导),工人第三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的由几十万激进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组织),以及红旗军(松散的全国复员军人组织的一部分)。 [ 原书此注2 '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反派组织的详细情况,见亨特:《上海日记》。该书P300—P301. 列出了 18 个较著名的组织。'] 还有一个自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组织,反对激进的工人。工人赤卫队是一个主要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保守组织,号称有80 万成员。这个组织最初可能是由原来的党组织为反击激进分子的进攻而组织起来的,但是工人赤卫队不久就因为上海市委停止抵制造反派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开始对它进行谴责。在赤卫队的大旗下,集合了大量希望维护文化大革命以前制度的上海工人和其他市民,虽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响亮地宣称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 P386—P387 )。

1966 12月中旬,上海工人分为两大派:保守的工人赤卫队与激进的工总司。在 12 月的最后一周,两派斗争发展至内战的境地。 1231,工人赤卫队宣布总罢工,上海全面瘫痪。为了应付各阶层工人的经济要求,上海市委批准发放补助费,补发增加的工资和救济金,此举后来被谴责为 " 经济主义妖风"196715,又是在北京文革小组的鼓励和直接帮助下,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和工总司联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个公开信显然意味着工人激进派的得胜。 16 100多万市民在上海中心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批斗曹荻秋市长及其他上海高干,他们被撤职并被要求交代政治罪行;数百万人在电视上看了会议情况。 17,造反派接管了《文汇报》。以后的几天里,其他级别较低的官僚陆续遭到批斗、被侮辱、挂大牌子、戴高帽游街示众。

4 )新官僚篡权。篡夺工人斗争成果的是这两部分人:此前一直推动着运动激进化的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者;工人运动本身的领导,以王洪文为首。历史证明,这两部分人达成了以牺牲工人政治解放为代价的政治交易,前者得到了整个运动的最前端(上海工运)的控制权,后者则得到了前者为其安排的特权地位,对于王洪文之流来说,高高在上的新特权当然要比受到工人群众监督的工运领袖更诱人,尤其是由于前者的政治利诱以及工运内部本身的组织局限性(我认为新一代工运的一开始就要特别地注意工人民主的问题,因为无论斯大林派还是社会民主派都出现了工人官僚)。 M 写道:张春桥16 日来到上海后," 他不但把自己置于获胜的群众运动首位,而且控制了群众运动,要重新建立城市的秩序。[ 原书此注 1' 关于张春桥 1967 年一、二月间操纵上海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见沃尔德《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第7 P51—P63'] 他和来自北京文革小组的他的助手姚文元一起,同工总司的领导人王洪文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 这样一来,工总司便成为张春桥获得群众支持的最可信赖的主要基础,但是,他并不仅仅依靠群众来恢复上海的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他还接管了失去领导人但是依然存在的党的地方机构,充分利用他 原来的组织关系 19667 月以前,张是上海市委书记 —— 红草. 特注)来获得基层干部的合作。张春桥进一步控制了该市的治安部队和解放军地方部队。他随意地使用这些部队,催促工人返回工厂,拒绝谋取更高工资的 ' 经济主义的' 要求,镇压罢工,重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到1 月底,上海以多少算是正常的经济和管理方式运转起来。 "P388

5 )工人革命运动的第二次雄起及其失败。工人是极其敏锐的,工总司上层蜕变迅速引起了基层工人的政治反对;就在 19671 月的后两周,斗争又开始了。" 参加了一月革命的更为激进的组织却成了(工总司的)对立面 "" 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和它所取代的旧政权没有多大差别,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的组织(特别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春桥统治的革命合法性表示异议 " !(P388 )本页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注释2" 反对张春桥的较著名的组织,除了耿的第二兵团,还有工人第三军(是从工总司里分裂出来的),复员军人的红旗军,和一些激进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以前曾和工总司联合。关于反对张春桥的情况,见上书,P58—P63 ;李洪云:《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 P146—P150 ;亨特:《上海日记》, P221—P267" 19671 月大部分时间里群运保持了一定的团结,对此, M 解释说:" 群众运动之所以保持了团结的假象,是因为张春桥作了许诺: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模式的原则来建设新制度。 "

为了专门地叙述工运第二次雄起这一阶段,我把M 分散的叙述重组起来了。我将具体分析工人阶级的有利因素以及所遭到的不利因素,以评述第二次雄起的过程,并自然地得出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二次上海工人革命运动雄起的有利因素

[a]" 由于派性斗争而推迟了一些时间以后,上海人民公社于 25 正式宣告成立。上百万工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它的诞生,庆祝 '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节日 '"P389 );当然,公社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既然上海公社的内容一开始就是张、姚所控制,公社只是新的官僚专制的外衣,那么这个公社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M 对这个看似费解的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已经在上海人民中扎下了根。一个新生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多么没有希望,如果给予机会和自由,它就有可能在民众支持和参与的基础上运转起来,并且发展成熟。"

也就是说,公社虽然实质上是新官僚统治的外衣,但是由于其招牌及原则的高高挂起与深入人心,就起了一种能动的无产阶级民主前景展望的社会意识效应,能够起到一种汇聚群众力量的旗帜作用。

[b]1967 1月晚些时候,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基础上迅速出现了不同于蜕变了的工总司的工人组织。 M 写道: " 张春桥把他的政治对手排除在公社的规划、组织和领导之外, 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 ' 新上海人民公社 ' 并且派代表团去北京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 原书此注 1" ' 新上海人民公社' 的领导人物就是第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他声称得到了 48 个革命组织的支持,比张春桥得到的支持更多。关于耿金章在上海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见亨特:《上海日记》,第 11—13 "] P389 )。

 

第二次上海工人革命运动雄起的不利因素

[a]1967 1 23 ,林彪奉毛泽东之命,使解放军以 " 支左" 的名义卷入文革。这里完全可以撇开毛的用意是什么而只讨论军队参与文革的客观作用:大部分军队官僚立即暴露出来,他们亲手镇压了上海工人革命运动以及 1967 年春夏的全国各地的激进群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海工人却没有武装力量,至少是没有合法的与真正形成规模的武装力量(但这里我并不排除 1967 年夏天之前的工人可以偶尔地得到军工厂的产品)。另外,上海新官僚完全可运用手中的地方警察力量。这是运动失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b] 工总司即工人中的相当多数(按照 M 提供的资料,估计是占了接近一半的工人)被新官僚控制住了,尤其是考虑到一点:中央文化革命者一直推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整个激进工运,而上海的这个新官僚领导是唯中央文化革命者马首是瞻的。我前已述,这个中央文化革命者的态度具有关键意义(虽不是根本性的意义),要把运动主导权夺回来自然就对工人革命运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c] 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我在前面援引了 M 的翔实分析—— 上海工人阶级本身是分裂的。相当一部分技术工人与技术人员,他们由于从文革前的那种社会秩序中得到了好处,所以并不希望造反。这是 [b] 因素之所以能得逞的群众原因。所以我以为,工人阶级分裂是上海工人革命运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

[d] 最后,毛泽东 1967 2 月中旬召见了中央的文化革命者,对张春桥、姚文元做了十天的教导,于是张春桥遵照圣旨,于 1967220发表电视讲话,解释公社改名为革委会。

"…… 虽然上海人民公社的公告(即按毛泽东的圣旨换上了 ' 革委会' 的牌子)一点也没有改变上海政权的现实,但是,公社的消失所涉及的却不是名称的变更。它的消失象征着放弃了原则,打碎了希望和理想 "P389 )。历史证明,1967 年夏天的新一轮大规模群运高潮以及 1967 年晚些时候产生的著名激进组织湖南省" 省无联 " 都是受到了" 中国的巴黎公社 " 这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鼓舞而引发的。

 

[ 在此,我承认,我感到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来归纳出上海第二次工人革命运动的所有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耿金章的组织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与新官僚、老官僚、军队的相互斗争等重大关系。但是我仍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至少是 M 提供的材料)做出以下关于运动失败的教训小结及意义小结 ]

 

1966 年秋天至 1967年春天上海工人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

1 )第一重大的教训就是工人缺乏武装力量。尽管工人耿金章号称得到了 48 个群众组织的支持,说是比工总司的群众基础还大,即便我们再假设耿金章派建立了民主的工人群众自治政权,但是正由于缺乏武装力量,所以很快就在新老官僚的暴力威慑下失败了(有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了血战,但由于双方武装的有无殊异,这个阶级力量对比是很明显的)。

2 )几乎同等重大的教训就是,工人缺乏正确理论指导与科学的政治纲领、运动策略。请原谅我以下叙述的篇幅,我想尽可能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上海工人革命运动来说,理论、纲领与策略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状况;如何防止工人阶级的领导集团蜕变为新官僚;运动的战略目的及新建立的工人政权应实行怎样的社会政经大政方针。实际上,早在 20世纪 2030 年代,以列昂· 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对这些一般性问题做了极富启发性的结论。在此我试图采纳他们的创造性分析来提出一些针对性的纲领建议。

运动的战略目的是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文革虽然明确提出 " 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 ,似乎是政治革命,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当时中国是存在的。 M 记述道:" 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工人组织的确是对现存的工业组织制度发动了全面进攻,有时也得到了北京较激进的领导人的支持。他们要求,由直接的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取消工资差别和奖金,实行更平均的分配制度;取消临时工和合同工制度;要求工人有自己选择工厂和企业进行工作的自由,而不是由国家指派;取消党组织控制的工会 " P426 )。在这里,我们看到 工人所提出的已经不是政治要求,而是社会经济要求了 。激进工人应该进行一场(实行激进平均主义的还是废除现有计划经济、国有制的)社会革命还只是进行一场(推翻官僚制度、建立劳动者公社苏维埃制度的)政治革命,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把四分五裂的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因为前面已指出,有部分物质生活相对处于上层的工人不愿造反,他们或者担心现有的计划经济国有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或者担心底层工人的激进主义会把工资福利都拉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告诉全体工人:应该保证国有制计划经济这一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且,在经济尚很落后的情况下应该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允许一定的工人差别,随着经济发展而政策性地、民主地逐步推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例如各种福利)。同样有必要告诉全体工人:推翻工人官僚统治而实行生产者按比例制选举代表组成全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或者 " 中国人民公社" ),建立劳动者阶级多党制与充分的政治自由—— 这是政治革命的明确目的。并且除了政治革命,纲领还应该规定经济方面的承诺与改良,例如承诺坚持计划经济国有制,并使计划经济最重要指标的决策民主化, 包括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和农轻重的比例 这几个社会经济比例尤其重要,因为可以吸引当时仍然十分贫困但具有爆炸性力量的中国农民支持孤军奋战的工人革命 )。

应该把工人组织内部民主以及建立健全党内反对派机制作为工运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根本问题来看待。上海工运的惨痛失败与工总司的迅速蜕变息息相关。工总司的迅速蜕变、成为新官僚集团借以操纵工运的方便工具,除了因为没有制定出一个科学的纲领以团结四分五裂的工人之外,关键就在于工总司 196611 月刚成立时就没有处理好组织的问题,使权力得以方便地集中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领导手中。我虽然手头上暂时缺乏关于工总司的详细组织材料与运作情况,但是仅从外部看到工总司被王洪文出卖给中央文化革命者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就容易知道工总司内部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也缺乏健康良好的反对派机制。尽管 M 指出 1966 11 月中旬后,工总司内部分裂出十几个造反派组织,说明工人能够自由地脱离工总司另立党派,但仅仅这一事实还远不足以说明工总司内部能容纳得下反对派,也远不足以说明工总司内部反对派能够有效地影响整个工总司组织。问题在于:工人不仅应该有自由脱离工总司另立党派的权利,更应该在每一个工人党派内部形成一种反对派的建立与影响的机制。否则,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新兴野心家就能利用最大的几个工人党派来控制住整个运动,而革命工人要打倒他们就只能用其他工人同志建立新的党派来反对他们,却不能使工人利用工总司本身的反对派机制来争取工总司旗下的革命工人。

工人革命的同盟军(农民)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农民作为工人革命的同盟者。在工人官僚国家内部的政治革命中存不存在农民支持工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工人官僚国家内部,由于表面上的极左经济政策对农民造成了很大损害。从 M 通篇始终提到的毛主义的对农民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社会政策)来看,确实是如此。毛主义对农民的经济政策始终存在着左倾教条主义倾向,例如限制农民的自留地与自由市场,实际上,与其说小农生产者关心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公社生产,不如说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小块份地(人民公社制度有其优越的社会政治效益和灵活的生产方式变通性,但是任何制度也无法改变被落后生产力所框定了的小农商品生产事实)。 M写道:在 1960 年代," 虽然官方限制自留地的数量只能达到可耕地面积的 6% ,但是实际上已经达到那个数目的两倍。在自由市场上,水果、蔬菜和家畜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城市里的黑市上,价格甚至更高),农民自然倾向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私有的土地上,而不是集体生产。到 60 年代中期,私人生产的收入大约占农民全部收入的 1/3" P310 )。这当然是刘邓的政策使然,但可以看出这顺应了大多数小农的观点。顺便说一句,这时的刘邓政策与1980 年代邓解散公社实行小农化的政策不能相提并论。前者只是一种有限的值得肯定的改良,而后者具有社会革命的初步意义。从1967 年杨曦光身体力行的湖南调查来看(再加上从我的爷爷 —— 一位广西老贫农的观点来看),农民(而且是贫农)中确实存在不满毛主义极左政策的人。另外,越来越高的积累率也直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一点也很重要。M 指出:" 积累率,即全国物质生产总量与减少消费转而为发展生产力所投下的资金之比,从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的 23% 增加到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33% ,到 1978 年高达36.7% [ 原书此注2 '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第3.7 表, P130'] 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对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却不可避免地造成有害的结果。 "P485[ 见本书附件二:《对钟庆为工业化进程的高积累率做的辩护的反驳]

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到今天也有理由说,在工人国家应该民主地决定适当的经济计划比例(适当地调整积累率并按照经济实际发展来降低积累率),在革命政治上来看,一则使工人更好地克服分裂状况,二则使农民成为支持、捍卫并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巩固工人革命的同盟军。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工人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

尽管这一工人革命运动从19669 月算起到19673 月也只有短短的七个月而且被历史证明是流产与惨败的,但是它仍有十分伟大的意义,我在此做一个评述。

1 )从历史上看,这是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发生在这个东方国度里的最大规模也最具实力的独立工人运动。工人被迫用了毛的名义本身并不证明运动的政治依附性,因为毛的名义或圣旨是运动合法化的唯一来源,相反,它名义上是在响应毛的号召、实际上是政治独立的, M在讲到红卫兵运动时就已经一语道破天机了: " 他们都宣称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都根据他们自己的特定利益来解释那些原则" P385 ),作为具有独立政治利益的工人就更适合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如此 ——1966 年秋至1967 年春的上海工运是独立工运。更重要的是,不管它是否执行了毛的意愿,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导致文革走向夺权根本地是建筑在工人官僚国家基本矛盾之上的独立工运的客观逻辑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发而又自觉地行动的伟大创举。

2 )这一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证明了:在一个工人官僚统治已经长达 17 年、工人政治已经" 温和" 了近40 年的国度里,工人依然能够发挥出令世人震惊的社会政治潜力。 同样是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的运动,社教" 四清" (主要在农村)与文革工人夺权形成了惊人的鲜明对比 。当1962 年毛泽东提出针对农村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时(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农民同样赋予了结社自由权并且中央毛主义者也大力推动运动发展 ),但是请参看我前面第二节《 现代中国史:各种社会运动的经济政治原因及条件 》第五大点《社教运动》的简要分析,实际上社教运动在惨败之前都没有在农村造成明显的形势,稳定了的工人国家中的农民对反官僚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态度值得我们反思。可是当社教运动的逻辑延伸 —— 文革点燃、并在1966 年中秋从学校扩展到工厂时,就使上海独立工人运动迅速地激进化,甚至是 " 以疯狂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P386 )。上海工人在 1966 年秋天至1967 年春天向世界显示了极其伟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决不是天赋神赐的,而是工人所处的现代生产中心位置以及高度密集性、长期在大工厂劳作所形成的组织性所决定的,这种力量是社会其他集团、阶级所不具有的。

3 )上海工人革命运动失败的深刻教训再次证明了列宁的经典名言: " 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行动" 。正如我上述所总结的,上海工人在纲领(实际上是理论)方面有一系列弊端与不足,那些运动失败的许多重要原因追本溯源可以归结于纲领(理论)方面。[ 我可能限于资料有限恐怕不能完全讲清楚所有的原因,但我至少抓住了几个我认为是主要的方面]

因此,我们极有必要针对现实问题来重新认识的科学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尤其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使尽可能多的工人掌握科学理论和科学分析,从而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转化为物质力量,无论是理论科学化还是工人理论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41966 年上海工人革命运动的大爆发以及它所强行呈现了的政治高层分裂揭示了:在政治上似乎很神秘的工人官僚集团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上海工人革命运动明确的事实足以摧毁工人官僚集团炮制的诸如 "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 全国人民万众一心" 的所有神话,这些神话与其说是在危难环境中用来抗击帝国主义敌人的盾牌,不如说是官僚集团掩盖他们内部不可告人的无原则的权力破裂、麻痹工农劳动群众的毒剂。相应地,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一伟大工人革命运动强有力地证明了,那些企图用自己的臀部堵住火山口的老爷们无论有多强大的、多可怕的镇压手段,都只是在地下翻滚的列焰岩浆外表愚蠢地裹了一张纸而已,一旦工人阶级呼吸到政治自由的新鲜空气,都会以千百倍于那些压在他们身上的五指山重量的伟大力量发出属于工人阶级的怒吼。这也正是当今天 CCP 官僚禁止我们谈论文革时,他们内心所无比恐惧的梦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主义气概与伟大创举,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复活,将要震撼世界。谁能想到 1966 年初在那近四十年来没有真正革命性转变的中国城市会爆发那样的规模惊人的工人革命运动呢?谁又敢断定今天我们时代这被(从1989 年以来)高压了十多年的城市将来会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沉默中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