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
 

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
作者:老田

 

发表于2006年8月1日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
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
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
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
修订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
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
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
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
,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
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
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
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
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
,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
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 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
,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
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
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
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
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
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
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
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
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
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
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
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
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
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
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
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
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 “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
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
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
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
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
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
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
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
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
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
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
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
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
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
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
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
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
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
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
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
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
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
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
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
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
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
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
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
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
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
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
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
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
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
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
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
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
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
,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
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
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
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
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
,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
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
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
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
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
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
,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
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
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
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
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
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
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
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
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
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
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
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
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
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
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
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
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
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
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
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
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
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
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
,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
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
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
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
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
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
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
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
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
,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
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
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
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
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
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
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
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
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
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
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
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
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
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
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
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
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
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
的尘埃之中。 

四、 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
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
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
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
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
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
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
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
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
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
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
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
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
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
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
,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
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
,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
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
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
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
。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
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
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
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
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
。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
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
,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
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
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
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
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
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
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
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
,“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
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
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
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
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
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
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
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
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
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
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
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
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
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
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
,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
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
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
,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
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
,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
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
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
校。 

五、 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
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
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
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
,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
。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
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
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
,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
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
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
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
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
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
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
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
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
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
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
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
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
。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
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
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
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
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
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
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
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
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
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
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
,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
,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
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
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
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
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
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
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
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
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 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
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
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
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
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
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
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
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
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
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
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
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
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
,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
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
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
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
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
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
。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
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
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
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
,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
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
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
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
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
,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
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
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
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
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
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
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
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
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
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
,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
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
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
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
,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
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
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
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
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
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
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
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
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
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
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
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
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
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
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
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
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
。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
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
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 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
。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
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
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
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
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
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
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
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
?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
,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
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
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
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
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
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
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
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
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
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
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
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
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
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
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
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 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
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
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
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
,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
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
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
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
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
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
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
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
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
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
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
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
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
,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
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
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
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
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
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
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
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
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
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
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
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
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
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
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
。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
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
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
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
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
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
,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 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
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
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
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
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
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
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
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
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
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
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
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
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
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
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
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
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
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
,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
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
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
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
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
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
,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
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
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
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
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
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
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
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
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
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
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
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
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
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
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
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
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
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
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
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
?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
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
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
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
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
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
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
,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
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
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
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
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
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
,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
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
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
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
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
○○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
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
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
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
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
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
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
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
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
,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
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
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 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
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
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
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
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
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
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
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
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
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
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
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
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
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
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
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
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
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
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
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
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
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
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
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
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
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
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
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
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
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
,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
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
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
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
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
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
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
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
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
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
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
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
,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
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
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
,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
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
,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
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
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
。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
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
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
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
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
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
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
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
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
,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
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
,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
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
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
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
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
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
。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
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
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
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
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
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
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
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
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
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
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
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
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
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
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
,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
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
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
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
,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
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
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
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
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
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
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
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
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
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
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