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
 

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
作者:巴布拉姆·巴塔拉伊

编注:巴布拉姆·巴塔拉伊同志曾就读于印度尼赫鲁大学,有博士学位,目前负责对外联系和宣传工作,是尼共(毛)三大领袖之一。

(旗帜译文第一版)

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

巴布拉姆·巴塔拉伊
翻译: 张正 勇胜 耕耘 洛崇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

    政权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当我们在广大的乡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以及地方政权后,夺取全国政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问题很重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首先,我们从普遍意义上讲;其次,我们将结合具体国情。首先在普遍意义或一般意义上,无产阶级国家(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区别于历史上一小撮剥削阶级所建立的所有国家。进一步讲,在过去的人民民主政权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继失败之后,在二十一世纪的诞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必然是一种更新类型的国家。其次,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尼泊尔,旧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可预见的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是一种全新类型的国家。所以,我们将首先对关于国家问题的历史经验作总体回顾,同时进一步分析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

I 历史背景及其由来

A.国际理论脉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一次主要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国家政权问题都是中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列宁时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和我们的时代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派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列毛主义即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教条派修正主义即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观点在国家问题和建立新型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作一简短的历史回顾。

    按照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对此的阐释,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在阶级社会形成后产生的。因此,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国家都是阶级斗争的焦点。而每一个获胜的阶级都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进一步强化国家机器。国家,从最初的社会的“仆人”,逐渐与社会分离、对立,变成了社会的“主子”。当国家达到了它的最高及最终阶段——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它已成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由巨量的官僚和常备军武装起来的恐怖的寄生机器。然而,根据辩证法,万物有生必有死,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死亡。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已使得这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发展和终结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马克思通过他的著作,主要有《法兰西的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1852),《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恩格斯也通过他的著作,主要有《反杜林论》(187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阐明了关于国家的科学概念。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激烈争论并在建立新型国家时理应受到最大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消灭处于最高和最终阶段的即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形态出现的旧国家,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新型的过渡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主要与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斗争。当无政府主义者不切实际地谈论着立刻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并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替代物时,马、恩却客观地看待国家,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建立新型的过渡国家的观点,提出了新型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曾这样说明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根本区别:“当广大社会民主工人群众掌握了我们的观点:国家政权无非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自己提供的保护他们社会特权的组织而已,巴枯宁却仍旧坚持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之所以有资本仅仅是因为国家的恩赐。因此国家是主要的恶魔,国家必须首先被废除,然后资本主义就会自己灭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废除了资本——它把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国家就会自己消亡。区别在于根本的一点:没有社会革命的成功,废除国家就是胡说;而废除资本正是社会革命,它包括了整个生产方式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国家不是由某些人的主观意愿创造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因社会的客观需要而发展、消亡的具体事物。

    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通过广大群众自觉的社会革命,代替少数剥削者的国家的,将是大多数被剥削者建立的“过渡”国家,这个国家将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进行专政,并走向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将“不再是这个词通常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1871年巴黎公社是这种过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最佳范例。

    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宣布,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时期内所需要的国家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巴黎公社,由巴黎工人直接选举和参与所创造,解散了常备军并由武装的群众所直接保卫,掌握了所有行政和立法权力,始终被恩格斯赞许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范例。这充分反映在恩格斯于巴黎公社20周年时的声明:“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展望了作为终结历史上一切国家的新型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型国家不是与社会分离并统治社会的永久存在,而是将逐步自己消亡的临时机构。马克思在他的表述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我自己,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个专政不过是…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国家的一个手段。

    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逐渐消亡并最终作为国家而终结的呢?恩格斯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这一段较长的语录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而不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然而,由于伟大的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而巴黎公社是马恩生前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的实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没有实践他们所展望的国家消亡的机会。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科学奠定了新的基础。而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1919),等等,阐明了作为一种新型国家的苏维埃制度。在实践上,列宁在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并领导捍卫和发展以苏维埃制度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达七年。

    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夜这样论述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概念:“无产阶级如果想要捍卫革命的果实并继续推进革命,如果想要赢得和平、面包与自由,就必须摧毁马克思所说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建立一个由全体武装人民代替警察、军队和官僚的新型国家。遵循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所指明的道路,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并武装所有贫苦的、受剥削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够把国家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他们能够自己组成国家政权的各机关。”

    摧毁旧国家、用全体武装的人民代替军队与官僚、组织并武装群众以把新国家政权的机关直接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概念的发展中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同样,列宁曾设想建立一个没有“常备军”和“官吏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型国家,他这样誓言:“我不赞成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拥护一个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反对人民、没有官吏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型国家。”

    然而,考茨基和其他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抛弃关于国家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在无产阶级运动内传播所谓“纯粹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幻想,列宁为反对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他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列宁详细阐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民主也是有着阶级性的,而资产阶级民主与宪政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具体形式。

    在答复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时,列宁列举了苏维埃民主的特点:“在俄国,官僚机器已被完全夷为平地;旧的法官全都被解职了,资产阶级议会被驱散了,从工人农民中选出了更加贴近他们的代表。他们组成的苏维埃代替了官僚,并被授权选出法官。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前形式,要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百万倍。”

    因而,十月革命后按照巴黎公社的典范发展起来的从地方到中央的广大的工农兵和其他革命阶级的苏维埃网络,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形式。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即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制宪会议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机关:苏维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十月革命后,制宪会议立即作为一个反动机关被解散了,而代表未来的苏维埃民主则成为了国家制度。即使在紧随革命而来的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大会仍旧经常地、定期地召开,一切国家的重大决定都由苏维埃做出。然而,随着内战的延长和战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引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以解决经济困难,最初的苏维埃制度的活力受到了侵蚀。更高级别的执行委员会代替苏维埃大会和地方苏维埃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国家机关,党和军队(已从最初的赤卫队逐步转变为常备军)逐渐纠结在一起,不可分离。旧沙俄式的、脱离人民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官僚机器开始渐渐出现了。新苏维埃制度突然面临着官僚蜕变的危险。由于列宁是杰出的、坚定的、充满活力的革命天才和根据具体情况运用革命科学的老手,他直到生命结束一直为抑制苏维埃国家制度中的官僚化倾向、保证广大革命群众在新国家政权中的主动性、管理权和充分参与而做出具体的努力。包括建立“工农检察院”、举行“非党工农会议”等等。

    我们从列宁临终前的下列评论可以窥见当时苏维埃国家和党的官僚化问题的一斑:“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察院会摆脱法国人称之为Pruderie的品质。这种品质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摆空架子,他最合我国苏维埃和党的官僚的胃口。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在这种情况下,罗莎.卢森堡从革命左派角度对苏维埃国家的前景的警告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她有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局限。卢森堡在1918年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

    在列宁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继续努力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发展苏维埃国家。然而,首先由于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思维:设想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会使社会走向共产主义,以及片面强调通过中央计划发展经济;其次由于二战前后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极其尖锐的特点,使得“外部”威胁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矛盾的首要原因,所以奉行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解决国家与党的内部矛盾的政策。因此,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苏维埃国家已经陷入了堕落的官僚化泥潭。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苏维埃国家公然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并在1991年最终演变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地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使得毛主席从中吸取了严重的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早在中国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发展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即“新民主主义”形式的新型国家的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这样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得到了阐明。革命胜利后,当人民民主专政(到1956年)和无产阶级专政(1956年以后)面临官僚化和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时,毛主席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保证广大群众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参并正确处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在这个阶段,毛主席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重要著作。随后在六十年代,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公然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提出“全民国家”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时候,毛主席发动了强有力的理论反击,即众所周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

    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实践来确保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最广泛和持续地参与,是防止官僚蜕变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反映在毛主席的下述主张:“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我们连帝国主义都不怕,又何必怕大民主?为什么我们要怕学生上街?现在我们还有些党员害怕大民主,这是不对的。这些害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改正他们的错误。”

    毫无疑问,毛主席领导下的1966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造反有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革命口号的广泛传播;按照巴黎公社的典范、由非党群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履行国家职能;通过组建千百万的红卫兵和民兵来武装群众;确认国营企业工人的罢工权利,等等。

    然而,在毛主席1976年逝世后,中国在国家体系内部发生的反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复辟,使得新一代革命者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在这里,我们必须吸取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显然,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被迫局限于一个国家时,没人能否认革命后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尽管如此,面对20世纪在十几个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曾几乎占世界的一半)中发生的相对容易的并且是和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复辟,如果我们对此背后的主观因素(即这些国家内部本身的原因)不作出科学的与合理的回答,我们将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将不能带领他们完成革命、捍卫和发展同样的国家走向共产主义。

    同样,由于阶级社会中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不断斗争,我们必须小心反动派的心理战,他们否认反革命过后发生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导致革命阵营内悲观主义、合法主义、不可知论、虚无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为此,我们应该正确地掌握机会主义在不同情况下以不同面目出现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作的那样。例如,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时代由于需要与要求立即取消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国家的必要性。当这种必要性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所片面强调,并寻求通过内部改良使资产阶级国家永存时,列宁为反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顽强的理论斗争,并通过十月革命发展了新型的国家政权。列宁逝世后,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被从教条派修正主义的角度予以了机械的强调,继续革命和国家消亡的问题被打入了冷宫,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自己被扭曲了,并最终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即极权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修正主义和教条派修正主义都受到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国家消亡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正确的强调。由于毛主席的尝试时间还比较短,使得其结果仍然是很不充分和很不完全的,因此,当代的革命者应该敢于超越过去的一切经验,坚定地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原则,去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政权。

B.国内现实背景  

    由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建立的尼泊尔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已有25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1951年和1990年进行了小小的变革,尼泊尔依然保持了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的政治形式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基础保持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于中央政府建立期间成立的常备军以及1951年以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忠实于专制君主,从1951年到1990年的政治变革,几十年间他们引进“君主立宪政体”的企图一直未能获得成功。由于1996年以来,以人民战争为形式的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最近的“君主立宪政体”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尝试实际上已宣告结束。自从2002年10月4日以来,旧政权再一次穿上了赤裸裸地君主专制和军事独裁的外衣。

    就封建政权的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的结构而言,尼泊尔旧政权建立在Arya-Khas高贵阶层沙文主义的基础之上,是一个一元制的非常集权的类型的国家。结果是大多数Tibeto-Burman和Austro-Dravid民族以及Madheshis人(特赖平原上的居民)和遥远的西部地区的Seti-Mahakali和Karnali人就受到了这个一元制的封建中央政权的极端压迫。而且,在所谓的印度教制度(即等级制度)下,被压迫者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妇女要受到家长制的统治,他们自然在封建政权的压迫中处于最凄惨的境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的尼泊尔政权就意味着一个过渡政权,它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后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和这一客观事实相适应,尼共(毛泽东主义)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建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新民主义义政权的最低纲领和通过继续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必须看到,在尼泊尔的具体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形式是各个不同的被压迫阶级、民族、地区、性别和团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专政。联革委(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75点“最低共同政策和纲领”勾画出了革命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或人民民主政权的大致轮廓。这个最低纲领力图把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许多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特征(即群众监督政权、对公众对国家官员的批评,等等)集中在一起。

    考虑到人民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如许特征,国内革命民主力量、议会力量和君主专制力量三方的激烈争论和我国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地理位置,我党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远见的通过和平谈判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低政治解决方案的提议。我党在2003年8月27日最近一轮谈判中提出的《尼共(毛泽东主义)关于谈判提出的实施要点》中勾画出了离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政权只有一步之遥的过渡政权的蓝图。我党认为在当前尼泊尔的具体情况下,接受产生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上的尚未达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过度政权的概念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适当的。

    虽然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概念从总体上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但尼共(毛泽东主义)根据近些年来反革命的教训和国内、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认为必须对民主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以在公共中进行讨论的一个决议中指出:“在某一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党,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在另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会演变为反革命。很明显,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综合起来看,在当时的处境下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好象这个党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权一旦建立,这个特定的共产党能够永远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似的,人民群众没有机会或没有准备或禁止与之进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竞争。结果,由于这个执政党不需要同来自人民群众的其它政党进行竞争,它就逐渐演变为机械的官僚的政党,在它领导之下的国家也演变为机械的官僚机器。相应地,人民群众也就成为这种外表上民主的受害者,他们有限的创造性和动力也衰竭了。可以从历史上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强调依据继续革命的原则,通过灵活的、科学的方式组织起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监督和干预。这里的问题再次成为辩证地建立起这一科学事实: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取决于在人民中间实行有效的民主。

    “为此,必须在反帝反封民主国家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组织起政治竞争,以创造出一种情形保证共产党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如果执政党不能使自身继续革命化,反革命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只有通过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建立另一革命政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权利。在接受宪法条款的不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各政党、组织和机构之中,他们同共产党的关系不能机械地局限为合作的关系,而应当强调他们在为人民服务方面的民主的政治竞争的辩证关系。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违反了民主国家宪法规定的限制,他将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镇压。”

    毫无疑问,上述决议提出的关于发展民主的问题不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因而,只有正确地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建立新型的政权。

II 建立新型政权的重要问题

    根据上述历史经验和时空发生了完全变化的新需要,对建立新型政权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A.粉碎旧政权的问题

    建立新型政权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完全粉碎旧政权。旧政权被粉碎得愈完全彻底,建立稳定的彻底的新政权就愈有可能。这是被历史经验和事实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其主要原因是“新”“旧”政权具有相互排斥的理论和基础。从原始的阶级国家到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旧政权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为了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通过利用暴力对大多数劳动阶级实行专政。于此相反,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特征是为了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利益,利用暴力对少数寄生阶级实行专政。由于两种类型的政权所具有的极端相反的性质,通过一般的改革把旧政权转变为新政权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和官僚机构(他们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代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不首先粉碎旧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强调粉碎旧政权的原因。在颂扬巴黎公社的时候,他们说:“公社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即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1871年4月12日,正是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进一步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

    列宁在他的开拓性著作《国家与革命》中着重地引用了这一点,并对它加以强调。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基本原理和基础也是自下而上、一点点地粉碎旧政权并在广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乡村地区建立新政权的革命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破坏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俄国、中国和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的经验,旧政权被破坏得愈猛烈,新政权就愈能相应稳定地建立起来。在俄国,由于革命是从城市开始的,革命在农村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小,所以后来,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就比较困难些。甚至列宁也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还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革命后从旧政权中吸收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愈多,新政权就愈加容易和迅速地改变它的颜色。因此,马克思说工人阶级要能够经营新政权,必须经过15、20或50年的激烈的内战。

    当然,旧政权的一些机构如金融系统,邮政系统、通讯系统、运输系统等等可以为新政权所采用。但它们不是主要的国家机关。常备军、官僚、司法等等是国家的主要的决定的组织,要建立新政权,必须对这些强行加以粉碎。与此同时,还必须系统地摧毁旧政权的思想宣传和文化机构,以奠定新政权的思想文化的基础。综上所述,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关于从旧政权“和平过渡”到新政权的幻想,这不仅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而且具有战略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 

B.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在建立新型政权的过程中最重要和基本的问题是阶级的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 '国家”就其字面和本质意义意味着一个阶级把自己的意志或专政强加于其它阶级,离开了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它“失去的只是自己的锁链”——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一个国家就其真正意义来说是“新”的。实质上,“新”在这里意味着新的形式,它最终也将消灭无产阶级本身。

    “专政”一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正是由于这个字眼的使用,资产阶级至今仍然最凶猛地强烈抨击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种抨击,全世界修正的“共产主义者”,包括那些尼泊尔修正主义者力图从他们的政策和纲领中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字眼,徒劳地讨好反动派。然而,正象有人闭上眼睛并不能阻止太阳放射出光芒一样,即使有人停止使用“专政”这一字眼,任何国家所固有的阶级专政的性质并不会改变。剩下的问题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在象我们这样的多阶级社会里,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那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封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或其它某个或多个阶级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无政府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人民国家”或后来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痴呓的“全民国家”是不存在的。

    为了强调这一问题,恩格斯在1875年致倍倍尔的著名的信中说:“因此,由于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暴力来镇压敌人的过渡机构,谈论所谓的自由人民国家就完全是胡说八道。只要有可能谈起自由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不存在的。” 

    作为两个斗争着的阶级在处于僵持状态时的特殊情况下的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国家会暂时地采取无阶级或中立的状态,并提出了拿破仑-波拿巴(1798-1815)和路易-波拿巴(1848-1871)统治开始阶段的情况作为例子。然而革命者应当毫无疑问地明白:这种例外的情形只是暂时的,历史的规律是国家最终将采取一个阶级对其它阶级实行专政的形式。

    因而,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革命者应当首先就以最大的努力和清醒的头脑确定这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对那一个阶级实行专政。在象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多阶级社会里,必须牢牢把握在开始阶段,新政权应当是各反帝反封力量的联合民主专政,或除封建、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外的来自无产者(还包括从农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进步团体的联合民主专政。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政权的性质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形式的专政都将消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消除对专政的一般误解: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和对非敌对阶级与普通大众实行法治与“民主集中制”不是同一个事物。专政是用暴力和镇压(这些主要是通过武装部队的和监狱来实行)消灭敌对阶级的方式,相反的,在非敌对阶级的人民群众中实行非对抗的斗争和惩罚,以改造他们,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为阐明这一点,毛泽东讲道:

    “在人民内部不实行专政。人民不能对自己实行专政,人民中的一个阶层也不会压迫另一个阶层。人民中的违法者会依据法律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在原则上与镇压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区别的。在人民中间实行的主要是民主集中制。”

    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办法和过程也需要依据时代的要求而发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反动统治阶级除了通过利用国家暴力还通过文化和思想的方式建立起人民群众对他的认同,并以维持其专政(用他的话说是“霸权”),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并不完全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对心理力量的利用,是主要的、最终必然会使用的暴力形式的补充形式,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专政。然而,鉴于近些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政权应当更加注意利用文化和思想武器以维护自己的专政。

    尽管资产阶级非常狡猾地在议会“民主的”外衣下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实行自己的专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无产阶级实行对国家领导的具体方法还是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考虑到20世纪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地方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当今的无产阶级应当从这些经历中吸取适当的教训并敢于实行和发展新的模式。依据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一种发展起来的普遍共识是:无产阶级应当通过其组织起来的先锋队共产党实行领导。专政应该依照巴黎公社的模式通过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来实行。列宁在1920年对其作了具体的表达,他说:

    “……专政由组织成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由共产党领导……”类似地,毛这样规定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十月革命后,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通过苏维埃来实行,他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如果不通过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发挥作用”的表述后来遭到了机械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结果到处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一切区别。今天革命者应当敢于明确地纠正这一点。吸取党与代表机构逐渐混为一体、共产党逐渐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成为独裁这一教训,我们应当发展出一条新的阶级专政和实行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领导的正确的新方法。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专政不是党或某个人的专政,而是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当为专政而专政,而是通过革命实践来赢得专政,民主地实行的专政。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结束这一矛盾的现象:具有反动性质的资产阶级专政以具有吸引力的方式误导人民,而具有革命内容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却由于丑陋的外表而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为此,从一开始就应当在实践中确立:共产党不能把领导权作为“独裁”的手段来取得,而应当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得到领导权。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可以拒绝和抛弃一个丧失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类似地必须牢牢把握并在实践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或它的高层领导的专政,而是通过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实行的阶级专政。即使专政的“内容”是主要的,辩证法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形式”不正确,它最终将妨碍“内容”的正确把握和实行。未来建立新型政权主要就取决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C.民主问题

    这种新型的国家的主要本质是对反动阶级的专政和对占绝大多数的爱国和进步群众的民主。因此在实施对社会的一个特定部分的专政和对另一部分的民主之间就有一个复杂的辨证的联系。只有在建立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才是可能的。如果友人企图割裂这种联系或者混淆这二者,将产生严重的问题或意外的事件。这已经被上一个世纪建立新型国家的痛苦教训证明了。

    民主和专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对一个阶级的民主就是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对一个阶级的专政就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民主。所以在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一小撮剥削阶级施行专政就是对绝大多数的群众施行民主,对群众扩大民主的范围就是对反动阶级的专政收紧绞索。在这种意义上讲,民主也是国家的一种形式,并且,当无产阶级专政不在必要时,民主也没必要了或者逐渐消失。

    因此,革命者应当摆脱资产阶级散布的“绝对民主”和“所有人的民主”的伪善幻影。资产阶级民主,或者形式民主,诞生于同绝对君权的斗争中。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意义和作用,但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它变得落后了,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也会被否定掉。在列宁的论述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发展的辩证法(过程)如下:从君主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民主消亡。”

    在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语境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怎样使无产阶级民主,或者在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的人民民主,更生动,更有活力,更广泛。这意味着,又一次,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来对反动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另一方面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因为民主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结果,仅仅是达到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在讨论当前环境下的民主时否认这个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因此我们的最初民主任务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来实践对我们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内的亲封建,亲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人民民主专政与此类似,我们下一个重要的民主任务应该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思想斗争和法律补救法解决人民中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反革命的主要的主观因素是没有持续地发动最广大群众来实施对敌人的专政和实践人民中间的民主集中制以及群众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反抗的组织的缺失。对我们来说迫切的是承认这一点,从一开始就用一种新方法实施无产阶级民主。

    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实行有上述明确目标的民主的合适的方法和制度性的步骤。就象资产阶级的伪善的形式民主一样,我们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通过订立某些公式局限于公式主义。然而,鉴于从俄罗斯苏维埃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的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和归纳无产阶级民主的特定的方法并且必须根据二十一世纪环境的新的需要敢于采取更多必要超越它们的方法和原则。

    所以,巴黎公社实施的直接民主模式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效仿。引用马克思关于它的描述将是很有用的:“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 ,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於工人工资的报酬……” (《法兰西内战》)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兰西内战》)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 (《法兰西内战》)

    “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法兰西内战》)与此相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这些办法象保证群众表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罢工的自由等。对于群众来说,对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公众的批评和群众运动等应当制度化。

    从过去举行有组织的反抗来反对反革命的群众痛苦的失败的经历中总结教训,我们应当在新的环境下确保一个制度,据此制度政治党派可以被允许组建起来,并在已经确立下来的进步与革命的宪法框架下得以保持,可以鼓励他们不但扮演合作的角色而且与扮演与正式共产党竞争的角色。

    对于声称自己是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的共产党来说没有客观和逻辑的理由去犹豫参加一个明确宪法框架内的政治竞争,因为封建及资产阶级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与对职业雇佣军的军事垄断,那些作为其政治霸权的源泉已被彻底摧毁。我们应该认真的承认这不是拥护资产阶级多党制,而是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客观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在社会中还有阶级存在。虽然过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被实施,毛泽东他自己在这个方向上的思考及其事实能够从他如下话语中推断出来:“一个党和几个党哪个好?就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有几个政党更好。”“这些过去是对的将来也可能是对的,那意味着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 

    无论它会是什么,我们都应当谨慎大胆地发展无产阶级民主或者人民民主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新需求。这是我党在普拉昌达同志的领导下,制定新决定的根据,它是与发展民主有密切关系的。此外,考虑到我们那独裁的君主政体,连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没完成的具体形势,我们不应当排除从独裁的君主政体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混合或过渡形式的民主。

D.武装力量问题

    武装力量或者军队是历史上任何国家的脊梁。设想一个国家没有武装力量就像梦想没有光的太阳。在这种意义上说,新型国家的主要机构理所当然是武装力量。马克思的观点的含义也是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这个军队在什么意义上“新”,“新”到什么程度,将决定这个国家有多“新”。

    旧国家的职业常备军,一般来源于极端独裁阶段,现在变成了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下的历史上最大的和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它为小数剥削阶级服务,镇压广大被剥削阶级,它同群众和产业劳动者是没有联系的,因而它常被缩编为雇佣军,反动的常备军队固有的特性是极端残忍、反人民和反革命的。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的先锋们总是强调摧毁旧常备军并武装人民,保卫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在赞扬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说:“公社的第一条法令…是镇压常备军,并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

    同样地,1918年1月12日,也就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起草的红军组建法令中,写到:“旧军队是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随着政权转入到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手中,迫切需要建立新军队作为当前苏维埃政权防御之用并在不久的将来提供替代常规军队的人民武装的基础,并为迫近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支持。”

    然而,由于如前引用的不同因素,俄国红军没能完成布尔什维克们的梦想——“它将在不远的将来提供代替常规军的人民武装的基础。”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本身变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军队并最终变成反革命的工具。与此相似,中国红军,经过22年的时间里恶劣的人民战争的锻炼,仍然逐渐改变了颜色,在革命后成了常备军最终成了为反革命服务的武器。在这些痛苦教训的基础上,在马列毛主义关于军队和国家的科学思想指导下,我们应当努力建立一个新型的军队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捍卫者和继续革命的工具,它是用革命和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密切联系不同群众能够组织人民武装反对反革命的。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当严肃地完成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下列决议:“……应当保证21世纪的人民军队不是夺取国家政权后用特别武器和专门训练,局限于兵营的,打上现代化标签的军队。而是群众军事化的革命启蒙者和人民勤务员。只有通过从观念上和行动上发展群众武装才能抵抗外国干涉和反革命干涉;这个事实必须在一开始武装部队之前就搞清楚。-对21世纪人民军队的主要工作的关键点是完成发展觉悟的人民武装的历史使命以使他们能够学会使用他们的权利来反抗。”

E.统一战线问题

    建立新型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政策。在现实世界中无产阶级和封建、资产阶级之间还有几个其它的阶级,尤其在像我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除了阶级压迫外还有国家的、地区性的以及其它形式的压迫。因此,在过渡期内,肩负所有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领导的历史责任,无产阶级应当能够正确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并建立一个联合专政的国家。统一战线问题是正确实施民主和战争的基本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正确掌握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巴黎的工人们没能与农民及时结成统一战线。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能正确处理农民内部矛盾。尤其在像我们这样的半封建环境下,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主要基础之一应该是对不同阶层的农民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革命者应当深刻的了解这一点。

    与此相似,过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时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与正确处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有关。鉴于所有那些历史经验,我们应当坚定地掌握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方法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新的国家应当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本着列宁的下列分析精神:“正如人类只有通过被压迫阶级的专政的过渡期才能达到消灭阶级,只有通过完成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过渡期才能消灭民族,例如,允许他们自由脱离”。

    受夫权压迫长达几个世纪的半边天——妇女解放问题是新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列宁如下劝告的基本点:最明显区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妇女在其中的地位如何。因此,新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的任务应当是保障在一段时期内妇女的特别权利,保障他们与男人在各个领域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

    与此相似,在南亚的特定环境里,新的国家应当科学地解决贱民的解放问题,根据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被认为是不得触碰的。其它少数民族社区受着旧国家不同形式的压迫。 总之,新国家的真正的精髓和挑战是解决被压迫阶级,民族,地区和性别内部的非敌我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不是通过“专政”而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并且把所有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对反动阶级的联合专政。

F.经济基础的建设问题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然而起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上层建筑的持续干预给经济基础带来冲击。因此,为了在建立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比如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国家后朝着共产主义前进,建立相应的经济基础是迫切需要的。

    事实上,国家起源的最初原因以及阶级国家生命的主要基础至今为止一直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状态。这就是恩格斯所说:“伴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也将消亡。”

    于是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最典型的任务就是结束源自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生产混乱的经济制度,建立大规模有计划的,平衡的有组织的有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此外,没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不具备。因为社会没有充足的生产量来保证“按需分配”,是不能设想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的。因此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应当快速扩展教育和文化来提高劳动能力并最大限度利用科学和技术和组织大规模生产来提高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

    然而在过去,尤其在俄国的斯大林时代,有一个机械的形而上学观念,这个观念是:生产力自己的发展就会导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观念非常流行,国有就等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盛行。这些,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证明是错误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它们自己并不充足和完全。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机体组织包括国家以及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毛泽东的中国,尤其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展了一种新的基于“抓革命,促生产”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制度,对此,当前革命者应当效法并根据具体情况努力发展之。我们应当牢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在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斗争,解决了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和国防之间等的矛盾后才能具备。

    在一个我们这样的最落后和以农业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环境下,从人民民主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当是更加漫长、艰苦和复杂的。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合作化、集体化和社会化努力将落后的农业经济改变为先进的工业经济并不断将革命政策付诸实施,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打下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新型国家才能建成并继续前进。

G.国际关系问题

    在现在的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固有的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的性质,在世界的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也会产生无产阶级(例如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由于整个世界正在日益连接成一个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文化上的绞索,国际关系将是在单独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非常复杂和重要的空间。

    下面一段,列宁论述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年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国际关系,这可能与我们当前的环境一样或者更加贴切。“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因为从此世界上所有国家正在被帝国主义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系统,或者说,形成一个肮脏,血腥的一团;而且还因为在单一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

    上个世纪,尽管世界上十几个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国家夭折主要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原因,毫无疑问世界帝国主义阴谋颠覆和干涉发挥了重要的次要作用。因此,即将建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迫切需要从一开始就采取一边前进一边抵抗帝国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为此,一方面,有必要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略性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另一方面,与所有国家基于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维持外交关系,争取战术性地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获得最大的优势。

    在这个总政策内,在尼泊尔这个特定的地缘条件下,我们应当努力与最临近的两个大邻居基于不结盟和互利原则保持外交关系,然后继续前进在完成整个南亚革命后按我党预计的在2001年举行的我党第二届全国大会上建立南亚苏维埃联邦。

H.继续革命和国家消亡问题

    无产阶级国家或者无产阶级专政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在本来的字面意义上说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象传统阶级社会一样是一个保持或者保护阶级矛盾的工具,而是一个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的工具和在这个进程中实现自我消亡的目标。因而,这种新型国家的本质和特异性就是,首先,它是对残余的和新生阶级继续革命的手段,其次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消亡。这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个统一的的互相联系的过程。

    而且应当正确掌握的是“逐渐消亡”并不意味着从实体上清除国家,而是,象恩格斯所说,从一个“人的政府”的工具转变到一个“事务的政府”的工具。因为,随着共产主义中阶级矛盾的结束,只有国家的“政治”的作用作为一个“专门的强制力量”结束了,但是社会中处理必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志愿组织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

    然而,痛苦的事实是——在过去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是为群众服务和作为继续革命的工具而是变成人民的主人和反革命的工具,不是导入逐渐消亡的方向而是转变到极权主义官僚机构和压迫的工具。今天,革命者应当从这里吸收教训,努力为新型国家从一开始就奠定好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应知道并且加以实施的事,正如列宁首先提出,后由毛泽东继续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设想。因为被打败的反动阶级会再次以一个新的方式抬头,而新国家政权本身的物质条件会产生一个新的来自反动阵营的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在上层建筑和国家的各个领域建立一个由广大群众参与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继续革命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换句话说,在中国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我们应当寻找新的办法来对新旧反动阶级实施全方位的专政并持续这个进程直到所有的阶级在社会上消亡。

    下一步,把曾是人民主子的国家政权转变为人民的服务者,并使其最终消亡,确保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大事同时在社会上扩大民主的办法应当被制度化。因此,牢记值得牢记列宁如下的教导: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国家与革命》)

    因此,对残余的“旧国家的痕迹”与新出现的阶级加以继续革命,同时让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到这样的继续革命中,这是一个使国家消亡的办法,这个办法最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设计,后来列宁和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消亡,既不象无政府主义者坚决主张的在革命后立即废除国家,也不象老修正主义者或当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先向资产阶级旧国家一样以官僚主义形式先发展然后在遥远的将来某一天奇迹般的崩溃掉。这个消亡仅仅意味着国家作为强力统治工具的“政治”功能的终止,它开始于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但只会结束于通过继续革命彻底摧毁旧国家残余和新生阶级并将国家最终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新的无产阶级(包括人民民主)国家应当正确地抓住和完成此项任务,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新的国家才是与旧的国家有所区别,并当之无愧为“新的”国家。
 
III 结论

    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反面宣传,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里将要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者国内战争来夺取全国政权。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政权问题,这是历次革命的核心问题。任何国家政权都是对特定阶级实行专政,对同类阶级实行民主的斗争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同一国家内的专政与民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谈论一个国家只有民主或者只有专政是可笑的。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是:本质上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而对广大被剥削阶级实行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被指责为独裁;本质上在一小撮剥削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而对最广大的劳动阶级实行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却被捧为普遍的、永恒的民主理想模式。除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与帝国主义的舆论攻势,过去无产阶级国家在实践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应当对这一悖论负责,例如实践中的党政不分,人民代表机构的逐渐失效,职业化常备军的不断扩充取代了人民群众的自卫武装力量,选举体系和舆论自由被阉割,用国家暴力来解决党群矛盾,人民对于国家事务缺乏参政权、管理权、监督权,官僚主义倾向的不断滋生等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敢于发展无产阶级国家的新模式,在马列毛主义以及普拉昌达路线的指引下,注意把巴黎公社、俄国苏维埃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革命相结合。

    我们有必要牢记列宁的教导: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

    换而言之,在粉碎旧的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之后,过渡性的革命政权在本质上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被压迫人民的民主专政。但这一过渡性革命政权的政体形式则因时因地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充分发挥革命的创造力,实践并发展新的政体形式。尤其是根据历史经验,过去的无产阶级国家很容易蜕变为极权的官僚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更应该努力找到过渡性国家的新政体形式,这个“国家”不能从一般字面意义上理解。在落后的尼泊尔,这一过渡时期内,将发生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自然会带有更多的差异性与复杂性。然而,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对一小撮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一专政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锻造一条所有被压迫者,阶级的,民族的,地区的,城市的,性别的统一战线,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建立没有剥削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重要的是端正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观与确立人民大众持续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我们党从新视野提出民主问题的合理性所在。无产阶级革命应当牢牢抓住民主问题,而新型国家则与之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革命者应当推动国家消亡的历史过程,将过渡性的国家置于群众大民主的海洋,正如列宁所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有关否认过渡国家必要性的主张;反对老修正主义者屈服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变为极权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恶劣行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下通过不断革命,通过在大民主框架下国家的不断消亡,步入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在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步伐,我们必将沿着“继续革命”与“国家消亡”的道路迈步向前。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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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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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 《狱中札记》
列宁: 《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
列宁: 《远方来信 第三封信》
列宁: 《论两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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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国家与革命》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列宁: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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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 《俄国革命》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 《论十大矛盾》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