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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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


刘宇凡
(1994年5月8日)



  中国大陆上的贫富悬殊、官僚贪污腐败之猛烈,不断使最高领导人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号。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亿(是教育经费的三倍),公款旅游,公款购物,“三乱横行”,借检查、编书、办学习班、评比、考察、考试之名向下级摊派搜刮--这是人尽皆知了。

  但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指出来。那就是随着走资的“改革”日益大胆,各级官员种种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就更厉害,以致大大冲击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级限制。从前等级森严,什么级可以坐飞机,什么级可以坐车子,甚至车子本身也分等分级--那是人所共知的。这种规定自然令人作呕,但是多少对中下级官员的私欲作了一点限制。但是,在官员普遍经商谋私、或权钱交易的情况下,即使小如一个镇长、乡长、也可以坐奔驰、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结果是越改官僚越贪污,胃口越大。

  从前的官员只能把追求物质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发财。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档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胆试、大胆闯”,于是权力再加上买卖自由,各级官员便可以随时变着戏法去化公为私,大办公司,大炒地皮、外汇,大搞投机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产,令本港楼价步步高升。

市场弱化国家论


  对于这种普遍腐败,不少人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场改革,通过市场力量去弱化国家职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会”。新的口号就是:一切商品化,货币化。权力万能由金钱万能代替,据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一位经济学家说:旧时代的“特权阶层”,因为其“消费特权受到(货币)冲击”,所以“往往设法限制”货币的作用。例如“我国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购飞机票的关于身份证明的介绍信(局级以上干部或高级职称科技人员);过去红旗牌轿车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钱万能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这又引起了另一种不平等,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较利弊得失,钱带给全社会的利益远大于它的弊端”。(注一)

  这种观点同一些所谓民运人士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人不应走东欧、苏联的路,也不应走八九民运的路,而是应当跟着中共走和平演变的路。

  不论“东欧苏联的路”与“八九民运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公开争取民主化。这个人所说的,就是反对再从事政治抗争和民主抗争,主张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经济自由去经商,逐步扩大市场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同时逐步弱化中共专制。据说这就是最保险的道路。我们姑且把这种路线称为“下海救国”论。

外国的经验


  笼统地说“市场经济弱化国家权力”,本身就大有商榷余地。我们看看外国经验,便不难发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竞争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家权力都是增加而非减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预算通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7%,但是战后一般高达 20%~35%,即使经过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业国的政府支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9%,这事实究竟算是国家强化还是弱化?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能一般成立,也丝毫证明不了单凭市场的自发力量就可以解决国家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论断并没有告诉我们,市场能把国家权力弱化至何种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样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种?如果说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据?其次,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市场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国家权力?是弱化它最坏的部份,例如它的镇压功能,还是弱化它比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负起社会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对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等方面的监察?

  回头看我们的神州大地,就不难发觉,虽然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确有弱化国家的一面,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它也有强化国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认,往往是不该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该强化的,它却大大强化了。

  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各个部门,中上级别的官僚,都实际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资权、引进外资权、输出资本权、甚而是借债、集资权。一些地方(上海等),连官员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级的、有关系的官僚,自然实权更多些。这种状况,是“改革”前所绝对没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开花,不正证明,国家权力在经济活动上的强化吗?同过去所不同的只是,从前(四九至七八年)国家权力的强化主要是表现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强,而现在则表现为国家机关率先经商致富,各级官员拼命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大肆搜刮。从前是权力万能,条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现在呢,则是权钱结合,官商一体。中共官僚通过市场--畸型的、受操纵的、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剥削去最大部份的国民收入。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强化还是弱化?随便一个小官,甚而一个警察,都可以乱罚钱乱收费,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弱化还是强化?

市场化与国家强化并驾齐驱


  事实上,市场化改革越深入,国家机关的规模不是越缩小,相反,而是越来越扩大。一九八○年中国干部人数已达1476万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跃升为3400万,增幅达130%。为此,每年需开支一千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单就中央政府而论,其机构规模据说比美国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机构日益臃肿,结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条块分割更严重、互相扯皮、文山会海。而尤其荒谬的是,越是贫穷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国有六成半的县入不敷支,需要国家补贴,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关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区的一个县,人口不足七千,但供养的官已近九百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8%,造成财政入不敷支。

  由于机关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费年年突破预算,会议费年年创新高峰。一个不断侵吞更多国民收入的官僚机关,能够说不断弱化吗?

放弃对社会保障的承担


  不该弱化的国家权力,却在“一切商品化、货币化”的口号下逐步削弱。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逐步放弃对人民负起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的责任。在“砸三铁”的旋风下,失业被宣称为企业改革的灵丹妙药。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广大职工丧失了泰半的医疗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规定工人要供款(从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当的保障),而在低工资政策下,这如同是剥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渐成过去,而工人又没有钱买商品房。至于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安全、儿童妇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监管,就更加日益松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强化,这也是市场改革的后果。然而,这样一种变化,也不见得就有利无害。这种局面使各地官僚为了争学四小龙而大上项目,造成投资过热,经济混乱,浪费资源。对于官僚和那些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情况自然可喜可贺,但对于饱受通胀之苦的普罗大众来说,这种中央政权的弱化,不见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国”对谁有利?


  诚然,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多少减弱了国家专制。但是,能够真正大大利用这种经济自由的,主要还是官员和新生资本家,普通人无钱无权,“下海”简直是梦想。他们顶多能利用一下兼职自由、摆摊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关部门的官僚剥削、刁难为前提)。然而,对人民来说,经济自由化同时也意味着有“自由”失业,有“自由”吃通胀之苦,有“自由”丧失住房权利,有“自由”买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总之,我们所目睹的,就是市场并没有那种神奇力量,能够真正弱化中共的专制国家。相反,在政治上,国家的权力和压迫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强了。自从八九年六•四以来,中共五年来都在释放部份民运人士的同时,又不断搞新的逮捕、新的监禁。最近更在美国国务卿访华前后大举逮捕民运人士。尤其讽刺的是,这种政治上的镇压,是同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并进的。“市场弱化国家”论又作何解释?

  那种拿“经商救国”来代替民主奋斗的路线,固然反映一部份民运人士的消极情绪,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会上的新生资本家的真正愿望。对于那些只顾发财,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来说,“下海救国”论最合他们的胃口。而所谓“金钱制约权力”论,其实也只适合资本家的口味。因为,普罗大众根本没有多少钱可以去制约权力;何况,也不是任何一个铜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当金钱能化为资本的时侯,才能多少起到对权力的制约。而一旦这样一种制约出现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处,而坏处却有不少。因为,现在广泛流行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将会以十倍的丑恶出现于神州。事实上,从“领带大王”当选人大常委,从无数港澳大小资本家与大陆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现况看来,说“金钱制约权力”,不如采用流行语更适合,那就是:权钱交易,权钱结合。对于资本家来说,那的确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陆上的)资产阶级,五十年代以来用尽一切政治,军事手段都无法使中共恢复资本主义,而现在呢,却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变了(指经济上的和平演变,那就是走资)。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达到目的,那么,还需要什么抗争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还来不及呢!

结语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才是对症下药。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须使用政治抗争的办法,把这个官僚集团根本铲除,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才有可能拯救中国。

  那些主张跟着中共和平演变,反对进行集体的民主抗争的人,无非是害怕牺性,害怕流血,害怕动乱。他们也像中共那样,把“稳定压倒一切”挂在口边。但是,一天腐烂的中共政权仍然存在,一天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长治久安。官僚日益通过经济自由去侵吞更多国民收入,这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达到长治久安,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民必须打破那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气概,大胆进行民主抗争,才能打开出路,才有可能最终得到长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国的状况,使政治抗争不易,但不易为不等于不能为。事实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争的空间并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开的、集体的政治抗争现在很困难,但是分散的、隐蔽的,尤其暂时限于探索、学习、研究、宣传的政治活动,却不算很困难,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总结的,就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东欧苏联的经验。要研究:这些经验是否真的证明,公开的民主抗争与群众运动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变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来在各地出现的零星的群众性经济抗争(农民抗税,工人反对失业、反对剥削),既反映社会矛盾已经高度尖锐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觉悟都比过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奋斗为职志的人,都有责任同群众这些正义的自卫反抗结合起来,并且逐步将他们引导到更高的民主抗争的目标上。如果有了正确的目标,群众运动就是一个最有力,最有建设性的力量,是新社会在腐败的旧社会中的真正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