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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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


刘宇凡
1989年11月10日



  今年三月,正当国内知识分子发起签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思索民主运动要依靠谁的问题了。当时已经有人主张,知识分子要同企业家集团联盟,中国才有前途。当时我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所谓“企业家集团”根本不是民主动力。民主运动要依靠的是民众,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业家集团”。

  不久,八九民运爆发了,两个月之后又被残酷镇压了。尽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惊叹的。然而,曾经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业家集团”,究竟在八九民运中起过什么重大作用呢?没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无数市民、工人,最初还只是热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后来居上,坚决支持民运,堵截军队,成为民主先锋。

  可是,八九民运的经验并没有使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热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于“中产阶级”呢。

  他们所说的“企业家”,包括了新兴的资本家,也包括国营企业的经理;然而,在他们眼中,二者并不是等量齐观的。他们所寄望于国营企业经理的,就是他们赶快向新生资本家学习,赶快转化为真正的独立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谓企业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至于“中产阶级”云云,指的其实也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一词,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资产阶级,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急剧发展的白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白领阶级”,所以“中产阶级”不可能指的是白领。中国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个体户和农村农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识分子指的并不是他们,至少不是以他们为主体;所以,“中产阶级”云云,其实也是指资产阶级。

  中共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谴责,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觉得资产阶级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们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们的意见恰恰是:资产阶级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争取民主,不能依靠资产阶级。

经济自由与民主


  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个重要论据,是:私营经济越发展,就会使越多的经济活动脱离中央控制,从而削弱了集权官僚制,促进了经济多元化。这又会剌激起政治多元化,并对集权官僚制起着制衡作用,逐渐达至民主。

  这是一种无比机械而且错误的看法。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的。一个社会阶级会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种怎样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争取民主——这些都是由许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经济的作用。就私营经济而论,情况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许多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可是他们有成为民主先锋吗?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决心和力量吗?大多没有。香港的资产阶级又有要求民主吗?可以说,有些资产阶级(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曾经是民主先锋,但越是往后的资产阶级,更多并不是民主先锋,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说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并非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政治要求,这还是有的。在法律上,它们天然地要求保障种种经济自由(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买卖自由);政治上,它们天然地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如果市场调节的机能足以自我调节的话;早期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预的话也是在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干预(如果市场机能出现问题的话,后期的自由主义多数都有了这个转变)。如果它们已经有了相当实力,它们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权的。这一切才是资产阶级所或迟或早要追求的东西。在这些要求中,也并非没有进步的要求,并非没有多少能促进人权的东西,尤其如果我们拿一个像中国那样高度官僚集权的国家作对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显得文明和进步了。不过,这些要求还非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实现了,只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上升,并不表示民众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会因更多人成为雇佣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满足这些自由主义的要求,并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当家作主的民主。经济自由本来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赋予不行的。中外历史上,由一个开明君主承认和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比由一个民主政制去赋予这些自由,来得更普遍、更正常。总之,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一个开明专制政府就已经足够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国是这样,早期英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以前的中国以致现在的香港都莫不是这样。

对分权的美丽的误会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很迅速就学会了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大谈权力制衡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分权、权力制衡等等,从历史上看,的确也是天然地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权看成为民主。从广义来看,这当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种怎样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种古老的、过时的、非常狭窄、非常低级的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分权原则只是反对绝对集权;它并不一定根本反对不民主的政体,因为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选权。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严格分权,同时又可以实行高度受限制的选举权(例如规定有产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种“功能团体选举”)。所以,一个实行分权的国家,固然一定不是绝对集权的国家,可是,同时它也并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事实上,三权分立的最初设计的原意,并不是要建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国家,而是建立开明君主制。那时候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君主制,只是认为君主不应集中一切权力,认为立法权应当分离出来,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议会掌握。至于行政权,资产阶级认为那是君主的专利呢。总之,古往今来,许多实行分权的国家往往并不很民主,而许多民主政体也并不是实行分权。所以,单就分权本身而论,那是一种过时的、低级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三权分立这个旧范畴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权,但反过来,分权却不能包括现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权,并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现代民主。勿宁说,光是要求分权,顶多不过是稍为改良一下专制主义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对专制主义。

  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求的不是权力归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权——这,对于人民来说是危险的。这样做客观上等于叫人民承认专制政府的权力;所要求者不过是把它的一部份权力转移出来,再分给另一些人。这样的结果,顶多不过是产生开明专制,或者出现社会的上层阶级、“精英”与原来的统治集团联合专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分权基础上联合专政一样。人民始终没有获得权力,始终沦为被统治者。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旗帜鲜明地高举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而是大谈什么分权,什么权力制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们看来,人们应当要根本废除专制者的全部权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权。

  有些人承认,分权还不是充分的民主,但是,他们认为,第一步总不能就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权那样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才是更现实的。

  其实,他们所说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不是包括了民主与专制的全部力量对比的现实,而是仅仅着眼于专制统治者,着眼于他们的“承受力”。他们无非是说,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纳的。这里所暗含的最大谬误,就是以为,较低要求(像分权)中共就较有可能采纳。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不论要求高低,都是对它有害的东西,都要加以反对。八九民运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权更低得多,但结果又怎样呢?总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于它能接受的程度,那么,不要说真正民主,就是连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迈出的。唯一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就是群众力量。如果群众还没有力量,不论要求多么谦卑,统治者也不会答应。反过来,如果群众有了力量,并且直接向统治者挑战,最顽固的统治者都要作出惊人之举,作出巨大让步。最近波兰和东德的例子都一再证明这点。所以,关键其实在于怎样积聚力量。我们当然不能预先排除,在特定局势下会提出一些较低要求;但同样地,我们更不能预先就为自己穿上紧身衣,不管将来局势如何,不管群众的力量发展得多快多大,都预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分权要求。只要时机来临,只要群众已经有了觉悟,我们都应当随时准备争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吗?


  其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权来当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顾现实”的借口来反对争取充分的民主制,说穿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从头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资派的路线所赐才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现成利益,需要这个现成的统治集团的保护(尽管为此要付出不少“保护费”)。根本推翻中共统治,这样会带来动荡、不稳。新的政府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吗?这是没把握的。所以,他们现在不会根本反对中共,只会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万润南他们这样赞美赵紫阳,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反对推翻中共,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何况,在一个宪法上明文规定工农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如果要发展起来,就要公然违反宪法,就要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政府贯彻而不是违反宪法;而资产阶级能够依靠什么人保护呢?除了中共,他们现在没有其它更可靠的保护者了。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处于政治无权的状态中,换言之,只有在维护现成的(但经过改良的)政权中,才能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经济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处于不利条件;在国内,他们要在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的夹缝中,尤其在官僚压迫的夹缝中求存;在世界市场上,他们有强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术装备更先进的资产阶级作为竞争对手。在这个情况下,土生资产阶级要发迹,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团拉拢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不可(近年私营企业中工人超时工作、童工、工伤严重等问题时有披露)。所以,资产阶级并不愿意争取让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民主制度,并不愿意中共政权被一个真正民主政权所代替。他们并不是民主运动的旗手,而是一个依附权势的无力的忠实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