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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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


刘宇凡
1989年7月20日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运动暂时失败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未曾解决,反而因大屠杀而更形尖锐了。矛盾的再度爆发,只是迟早问题而已。那时候,民主运动一定会再度兴起。一切民主派从现在起就要为第二次的民主运动作积极准备,其中尤以思想准备为要。现在第一个大问题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国应当走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革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改良主义还是革命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规模庞大,而且民众下了极大决心去争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并不高(最有挑战性的要求不过是新闻自由罢了),而且一直采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从头起就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甘地主义。所以,这个运动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反对采用武力,更反对推翻中共(这个立场到六四以后才多少有了转变),只是企图用压力迫使中共软化,使之最终能接受民众的要求。这样的一个运动,本来不会根本威胁中共的统治。然而,中共却居然以大屠杀来回答民众!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吗?

  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亮相之前,人们都一直寄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能够扭转乾坤。事实证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不仅不能阻止屠杀,而且自身难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这说明了,中共的顽固反动势力是占了多大的压倒性优势!要知道,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其实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过是官僚层中的温和派而已。称之为官僚温和派比称之为“改革派”更适合。(事实上,赵紫阳同邓小平并没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坚决捍卫官僚层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统治方式略有不同罢了。他从来没有赞成取消一党专政;他甚至不曾支持过学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点,也不过是愿意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反对四.二十六社论罢了。而且,即就这点而论,他也不过是表了态而已,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更没有公开号召全党党员起来反对邓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连这样一个温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还要除之而后快。现在,中共已经宣布清党了。党内那些已经不多的富于独立批评精神的党员一定会被清算。换言之,今后中共在朝向更腐败更堕落的官僚党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后中共官僚党同人民的矛盾一定会更尖锐;它阻碍中国继续进步的坏作用更明显。在这个情况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丢掉改良主义幻想,下定决心,起来革命,推翻中共官僚党的统治。

  我们并不排除中共将会在压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统治危机再度爆发,或者群众运动再度兴起,在这些情况下,都有可能使中共党内温和派再抬头。如果邓小平一死,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许多倍。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暂时在行动上放弃革命的鼓动,可是,这丝毫不代表要在原则上放弃革命路线。因为,中共有可能在压力下暂时局部改良,但这并不代表它会自动放弃特权,相反,它定会坚决捍卫它的统治。要知道,“温和派”和顽固派之间并非隔着一条万里长城;它们彼此间可以随时互相转化。温和派可以变成顽固派,顽固派可以变成温和派;客观地看,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补充的一面。统治者这样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才能达到痳痹人民的目的。邓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后复出的时候,他不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吗?他不是为了打倒华国锋和缓和危机,而曾经支持过西单民主墙吗?在他统治下,中国不是进行着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宽松”了吗?后来又怎样了呢?这个“改革派”的急先锋不是一变而为顽固派的总舵手了吗?如果将来赵紫阳能够再上台,难道他不可能变成第二个邓小平吗?有什么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证足以有效监督他呢?统统没有。只要中共仍然一党专政。那么,它随时可以单方面作改良,也随时可以单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远只能俯仰由人,永世为奴。所以,仅仅在最高统治集团中拿“温和派”代替顽固派,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采取革命路线,根本推翻官僚统治,才能使中国有真正的进步。

革命的结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经过了几十年中共式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再加上文革这种假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不仅怀疑社会主义,而且怀疑革命。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发生过许多次革命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最后总是以暴政重新建立为结局呢?这是不是说,中国的革命总是跳不开所谓“皇朝循环”,永远只能在专制——革命——专制之间往复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作深入探讨。我们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种革命都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的确只能形成皇朝循环。但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却建立过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从近代社会化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中国早就和世界市场结合,早就有了初步工业化,它近百年以来的革命早就不是农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农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工农革命都能够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过来证明任何这样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为结局。有些革命是这样,有些却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点进步作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推动民主。人类历史常常都是充满曲折、充满反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经历一次革命就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过好几次革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它立即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么?都不是。不到几年它就演变成专政,以后就变成拿破仑称帝。法国以后要再经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们可以说,法国共和政体是一八七一年之后才稳固地存在的。而这个成绩是纯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吗?不是。如果没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没有它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作根本性破坏,王权就不会如此急剧衰落,民主力量就不会得到壮大。有些人认为,中国如果要革命,也应当学习英国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实质上的宫庭政变。固然“光荣革命”多少推进了民主,可是,如果没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经大大破坏了王权,大大提高了国会的权威,往后的“光荣革命”能够成功吗?前人耕耘,后人收获;这在革命的历史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决不能如此短视,如此忘本,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统治者或别的什么戏法而换来的。

迎接中国第四次革命


  事实上,今天中国革命能够最终争得民主,这种可能性,已经比过去大许多倍了。这是因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尽管还是重建了专制,可是它毕竟建立了中国初步的工业化的基础,毕竟多少推进了历史进步。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他们掌握了现代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比农民更有力量争得民主——人数尽管多么不足,毕竟比几十年前多了许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说,中国无知的农民仍占多数,怎能争得民主呢?这些人忘记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农民不是比现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例更大许多吗?知识分子不是更少些吗?当时不是差不多完全没有现代工业吗?为什么它们终于能成功呢?其实,关键不在于农民是否占多数,而在于那最先进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学生、工人,能否对人民进行正确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条正确的奋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