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往何处去?


刘宇凡
1988年6月



  中国人大最近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正式保护私营经济和允许土地的转让。这个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途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到今天为止,官方理论家仍然矢口否认它在走资本主义。它始终认为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于那种认为中国四九年革命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现在非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不可的“补课论”,一再表示了愤慨。

所谓公有制的商品经济


  但是,至少从一九八四年中共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的文件以来,中共就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了。这份文件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公式,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为主,市场为副”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还是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它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所以现在要来补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共如是说)的课,要“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它认为充分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特有,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一种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同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传统观点就一定适合中国。我们在此不谈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中共在理论上是否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是由于盲目竞争而造成的无政府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只会有利于资本家,而对于工人阶级却非常不利。社会主义就是要结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计划地管理社会生产。在这种体制下,不仅资本和雇佣劳动已基本消失,而且调节生产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场,而是主要依靠计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避免企业纯粹为利润而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而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范围不能不大大缩小。(要指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能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它认为要取消的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小商品生产——小农、城市个体户等——则仍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部分商品生产才会逐步缩小。)到了整个社会已经达到了全部大生产的阶段,生产力十分高,那时才谈得上商品生产的消亡,而代之以实物计划分配。所以,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虽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缩小。

  现在中共却宣布,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充分发展。这样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商品生产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可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义特有。更确切地说,“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就必然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都不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所以人们叫它做小商品生产。一种商品经济如果称得上是充分发展了的,至少要社会各个经济部门(工业、商业、农业……等等)都已纳入商品生产的范围。小商品生产之所以是“小”,正因为它在整个社会中只占极少部分,主要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中,而广大的农村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要到商品经济完全征服了主要经济部门,才有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商品经济。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成这样的呢?它就是依靠货币转化为工业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两个条件。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小生产才有可能扩展成大生产,从手工业工场发展为雇佣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厂。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改变的,不可能使商品经济具有这样强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起来,就非要让企业自由为市场生产不可,非要让劳动力自由出卖不可。而这两个条件恰恰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了。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商品生产


  为了表明中共所主张的商品生产是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招牌,所以在《决定》中特别规定,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谈怪论!企业本身是商品生产者,但同时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自由流通,那么企业从那里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国家分配吗?如果这样,企业本身怎能有充分自由去为市场而生产呢?怎能保证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的不断波动而调整自己的生产呢?怎能真正让企业自负盈亏呢?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国家的计划支配,同时又要它自负盈亏,这岂不是自打嘴巴?中共这种又要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又不许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品的理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个社会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都极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根本不必使用雇佣劳动。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一方面既是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劳动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消说,这种社会即使存在,也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规律很快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最后还是发展为资本主义。如果在小生产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实行“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只会毕直地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国营企业的平均规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万,在这个情况下,要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就非要让它在市场中自由聘请工人和买入土地不可。在大生产的条件下,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商品经济。如果实行前者,就不能不压缩(而不是根本废除)后者;相反,如果实行后者,便非同时要求实行劳动力自由流通不可,而这就等于基本上恢复了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所以,一个不容许劳动力和土地成为商品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这样的模式根本上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径直的欺骗的话。

  《决定》通过后,四年过去了。在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没有落实它的决定,不许劳动力流通呢?没有,因为这压根儿是不能落实的。《决定》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这四年中,劳动力和土地都日益成为商品。私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到现在已雇佣了差不多二百万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资本家所雇佣的一百多万,数目就更多)。在国营企业方面,越来越多呼声要求成立劳动市场,打破统一分配制度。事实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关方案,基本趋势是让劳动力充分流通起来。合同工现在已代替了传统的终身用工制。土地的转让,目前也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到了最近,中共也终于决定要修宪,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和土地转让,也等于承认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了。事实证明,不过四年,中共就已经放弃它那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空想了。对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资产阶级,非常欢迎。这表明什么呢?不过表明中共决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不过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已。

商品生产能真正加以计划吗?


  官方理论家会反驳说,不对!我们的商品生产始终不同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决定》是说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骗!按照定义,商品生产就由彼此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马克思对此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里决定生产和投资的最高决策者,是市场而不是其它。每一个生产者,生产什么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后能否卖得出,却决定于市场。任何事先的估计,计划,在商品生产里要服从市场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商品生产是一种事后调节的经济模式。相反,计划经济则是一种事前的调节,预先把生产因素分配给企业。在这里即使仍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成份(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最后决定权仍在计划者手里。这两种方式当然不是绝对对立、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相容(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与马克思无关),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两种方式同时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说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然是幻想。你可以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你可以认为中国应走资本主义,但你不能歪曲马克思主义,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而行资本主义之实。

  官方理论家这时候就会义愤填膺,抗议说:你一味鸡蛋里挑骨头。你完全抹煞了我们维持社会主义的诚意。就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不妥当,就算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就是向资本主义让步,但是党和国家始终要维持公有制为主导,始终认为私营经济都不过是公有制的补充。国有经济始终要占多数。有这一条,就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明证。

“公有制”本身的蜕变


  我们不怀疑中共保持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诚意。毕竟,这是它统治的物质基础。但这点本身不能保证中国不会滑向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单靠它还不能就定性为社会主义。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有些国家的国营经济成份也很高。在中国,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全民财产,但是实际上人民一点不能过问,因为它是中共的禁脔,完全受中共一党支配。在这个情况下,中共要把国有经济出卖给私人,障碍是不会很大的。当然,像中共以前那样完全以国有制压制市场和个体经济,强迫各种经济成份一律向国有经济过渡,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国有经济当然具有非资本主义成份。那时中共当然不是走资本主义。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它却公开保证香港资本主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公开保障香港资产阶级长达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对国内的新兴的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作出保障(尽管条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一国两制和最近的修宪,已经使中国的国家性质开始变质,从压制资产阶级一变而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这个倾向发展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完全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那时即使国营经济仍占多数,也无补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本身也一定随之而变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有经济。

  现在这个倾向当然未完成。但是这个倾向越来越压倒非资本主义倾向。国营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改革。传统的官僚计划模式已经完全破产。八年来中共对国营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大胆,每走一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赁制本身就是一种准私有化,因为在租赁期内,租赁者对企业有极大的支配权,而且分享相当部分利润;租赁者本人就是大半个资本家。承包制自然没有那样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润一个很少部分,而且通过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但是这只是目前状况;国有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伦不类的管理方式,正强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经济要发展得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财产的所有者有充分权力密切监督实际经营者,因为只有所有者才是这份财产的最关怀备致的爱护者。私人经济如是,国有经济也如是。在资本主义,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往往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并不等于大资本家丧失了权力,而那些受薪董事、总经理可以与资本家平起平坐了。两权的分离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分离而不是根本分离,最后决定权始终操在资本家手里。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追求最优化。在中国国有经济方面,法律上它属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但是中国的根本矛盾正在于:人民对自己的财产完全不能过问。中共以全民的当然代表者的资格篡夺了财产的支配权,可以对之任意处置。但由于它还没有正式连财产权也篡夺过来,所以它支配的始终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专横来对待这些财产,任意浪费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于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负丝毫政治责任。在这个情况下,国营企业不能不以极低效率运行。

症结在于国营经济的所有权归谁


  过去所实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国营企业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为那些政治官僚对待国有财产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现在中共宣布,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应当读作“中共”)作为全民财产所有权的当然代表,不再干预企业,企业的厂长、经理可以享有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实在中国所有权与经营权从来都是分离的。现在新旧体制的区别只在于:旧体制下由主管部门的政治官僚控制企业,现在则削弱政治官僚权力,大大增加企业官僚的权力。但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终无权过问。所以,说现在体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如说是政治官僚与企业官僚分离。)在这个名义下,现在已经有七成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由于企业厂长有专业知识,而且改革后厂长同企业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所以效益无疑比以前好了些。但问题未根本解决。由于这些改革未曾触动所有权的问题,那些厂长、经理始终在吃全民财产的大锅饭,始终并不真心爱护国有财产。承包制最大问题之一,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内拼命耗尽企业的生产能力,纯粹追求短期效益,牺牲企业的长期效益。企业这种“短期行为”到现在为止仍根本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又有人提出实行资产经营负责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式的股份制),以便让经营者能多少取得一部分所有权,企图使企业厂长能对企业有更长期的计划和真正的爱护。但这些模式始终是不伦不类的,厂长经理从这种模式中所有的权力和利益始终不能大到足以使他们真正全面关心企业。其实,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到财产所有权(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由一个党去作所有权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种)与管理权重新结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这里有两种选择。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真正归由全民支配,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直接或间接管理国有经济。另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转给私人,首先转给所谓企业家。第一条路中共是决不会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关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欢迎。所谓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只是一个政治花瓶,在企业全无权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质上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连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论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条路是更现成、更有利于官僚的办法。现在它仍未正式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如此国有企业始终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结果始终还是无法提高效益。但生产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长期生产效益停滞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实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会比传统的模式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将会日益强大。事实上,现在有关要改革所有制的呼声越来越大了。许多人都指出,不让企业经营者同所有权挂钩,很难使他们真正关心企业。不过,如此一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不又破产了吗?当然,私有化的阻力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官僚。不过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决。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继续分得利益,他们就不会根本反对。私有化后的企业,仍不得不去拜这些政治菩萨,不得不与他们瓜分利润。以前政治官僚是通过直接支配企业来得到利益,私有化后它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同样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时代封建主从榨取力役租转变为榨取货币租一样,形式变了,压榨可没有变。最近有一篇报导,说有个厂长埋怨政府一方面放权,但另一方面各个部门经常下达摊派。有个官员答曰:放权有必要,摊派也有必要。这最能反映这些政治官僚的心态。有些人以为中国如果恢复资本主义,那就会跟西方那样自由,那样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官僚政府大大侵夺人民的利益,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负盈亏和计划支配的两难


  私有化的压力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中进一步暴露出来。现在中共自己在对待企业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不能再让企业长期亏损和低效益运行下去,因此它要企业自负盈亏,不许它再受国家补贴。但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各方面,始终要维持计划体制。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业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让企业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这样才能让企业充分适应和利用市场的波动。相反,如果在产、供、销各方面始终或大或小地支配着企业,企业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二者必择其一。中共今后会选择哪条路呢?集权计划之路吗?机会很少。(中共眼中的计划,就一定是官僚集中的计划,民主自治的计划这种模式它想也不曾想过)。官僚集中的计划,现在名声都很臭了,不会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规模的市场化了。到了那时,所有企业都是各自为利润而生产、而彼此竞争,即使它们名义上仍是国有企业,但本质上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共说它仍实行指导性计划,用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所以仍是社会主义性。这完全是掩耳盗铃。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结语


  本文的目的不是论述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公式,如果实行起来,结果一定走向资本主义。最近的修宪代表了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路途上新的一步。当然现在还未完成。日后的发展还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结果。可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共整个领导层走资本主义(不管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来作掩饰)的倾向是压倒其它倾向的,客观的社会矛盾大大迫使它这样做;主观的利益也引诱它这样做。许多人认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证明中共仍有相当多人坚持社会主义。这纯然是幻想。到目前为止从没听说过所谓保守派中任何头面人物是根本反对目前路线(“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就算他们是“保守”罢,但他们“保”的和“守”的是什么呢?果真是社会主义吗?不!他们要保守的,不过是政治上的绝对专制主义,对于邓小平的开明专制不以为然而已。他们的言论事实上也主要归入这个范围。对于真正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多党制、工人监督生产——他们从来都是粗暴地践踏。他们所一直坚持的,其实只有国有制和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只有国有制还可算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可是,现在国有经济已经千疮百孔了,连他们自己对它也已经大失信心了。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场连他们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们的真正的底线,就只有一党专政这一条了。以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忠诚”信仰,以为因此他们会根本反对走向资本主义,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们来说,一党专政是体,主义是用,只要能够使他们的统治更巩固,改换主义是不很困难的。当然以后如何仍须拭目以待。但是,现在中共每走一步,都往往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更其尖锐,而不论采取什么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结果都只能更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背信弃义和前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