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中国私有化


刘宇凡
1997年4月



  当邓小平逝世时,官方言论以致世界资本主义的报刊纷纷向这位总设计师致敬,因为他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如果拿苏联、东欧的经验相对照,就好像更显得中国经改的成功。

  不过,问题在于,那些急剧增长的财富,究竟主要落在谁的手里呢?

  中共一直认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2年中共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公有制”已经失去优势,而资本主义经济已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资本与中外私人资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可视为一场大规模而又隐蔽的私有化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有多大实力?


    从表一看来,似乎大陆公有制还真的占主导地位,因为集体与国有经济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经济”中,虽然包括资本主义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个体户,所以私营经济的数量似乎还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营企业共43.2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约占10%(个体经济则占8.4%)。

  表一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 (预计)  41.5%     43.9%     14.6%


  (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了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来源:《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6年第8期)

  资本主义经济(大陆忌讳这个词语,所以改称“私营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以雇佣工人来增殖资本的经济成份。按照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一定远超官方的统计。首先,在所谓个体户中,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中共把个体户的定义一开始就定得太宽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业主都列为个体户。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个体户,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雇工的小资产阶级。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数达到六、七人,那其实已经是小资本家了。何况,在名列为个体户的企业之中,多年前已经有调查显示至少有10%其实雇工八人以上(注一)。所以,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一定远远超过43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也一定不只占10%。

  除了假个体户之外,还有假集体。集体经济包括了城市和乡镇两方面。乡镇工业在1994年的产值已经占全国22.6%,雇佣了1.2亿工人。这个举足轻重的“集体经济”,恰恰也是最多假集体。大陆有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乡镇企业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注二)许多其它报导都大致反映这个情况。由于乡镇工业比城市工业多,在集体工业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数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过半的集体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企业。有位学者也指出,若按这个数字推算私营经济,那么,“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将会引起各层人士的震惊”,因为单是工业,1993年非国有工业的产值(1.7万亿元)与国有工业的产值(1.8万亿)已经几乎平分春色(注三)”。而所谓非国有工业,主要的还是中外私营企业,或至少是混合经济(例如参加了官股的私营企业)。(参看表二及表三,注四)

  从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4年国有商业也下降到只有31.9%。资本主义成份占多少?国有、集体、个体之外的那个“其它”,如果不是私营经济,又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在集体与个体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业中的少许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表二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    54.4
  集体    16.4
  个体    12.8
  联营经济   0.6
  股份制    4.3
  外资     7.8
  港澳台    3.4
  其它     0.3

表三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工业总产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工业总产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国有    34      29.8
  集体    36.6     19.3
  个体    12.9     30.3
  联营经济          0.4
  其它    16.6     20.2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为中共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说明它今天的雄厚势力。(注五)有人认为,在民间的一万六千亿元金融资产中(1992年数),约有六千多亿元集中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员手里。这些人约为三千万人,占人口数的2.8%,但拥有的金融资产占40%。(注六)这三千万人可被视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等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三成多。

  隐蔽的私有化


  中共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在过去十八年中经历了如下变化,最初是禁止,然后是默认(1983年中共一号文件说对私营企业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于取缔”),继而是在1988年修改宪法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最后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央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发展比例、速度、规范与经营规模)、“五不限制”等等大开绿灯。对于外资也是这样。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无限制地发展了,只差那个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妾士身份还没有正式甩开而已。不过,这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急速发展,不仅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质上的赞助。谁提供物质支持?就是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改革之前,全国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差不多都在集体与国有经济手中,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向私营企业提供劳动力与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私营企业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据报,私营企业的多数创业资本都来自国家银行或信用社,他们的四成原料与进货来自国有企业,销售对象中也以国企为主要对象之一。(注七)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夸张。不过,这没有妨碍上述的一般原则是成立的。

  集体与国有经济在向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劳力、土地、货源等等的时候,是否都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不少时候资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代价,其中包括贿款。但有更多时候是以低于价值来换取劳力与生产资料及资金的。(有人估计每年因官员贱价卖地而令国家损失200到300亿人民币)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运动可以追朔到农村改革的初期。当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少集体财产,例如农业机械,都被干部们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种种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变成自己的准私有财产。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体财产是如此被化公为私的,因为官方绝不披露。但从各方面看,这个现象并非不普遍,尤其在较先进的公社。从这里产生了第一批的农业资本家。

  不过,最发财的恐怕不是农业资本,而是工业或商业资本。这是为什么后两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同时也意味,他们很可能比前者从集体与国有经济中转移到最多财富。尤其是那些得到当地官员保护的“假集体”,不仅在申请土地、劳力、借贷各方得到额外的协助,甚至是贱价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种额外减免税收的方便(自然包括减少受到其它部门官员的渔肉)。额外减免税收属于一般假公济私行为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但是种种把集体与国家财富贱售或干脆吞并则肯定是私有化。有人报导一个例子:

  “权力股就是政府以权力作为资本对企业投资,按股分红。邵东县铝制品厂是一个合伙企业,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为自己保驾护航、为企业在扩建厂房批地时给予便利,给企业争取贷款提供后盾和为企业在社区内提供安全保障。该厂的厂长说:‘厂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跟乡里搞好关系,它就会动不动拉电。要扩展规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难。乡里成为企业的股东,每年企业给交10万元,占乡财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们也办事方便,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注八)可见,只要让政府部门入股,批地自然就没有“困难”了!

  集体与国有经济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种种间接的物质支持。中国很多上游产业(煤、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都是国营而且多年来维持低价制度,这等于间接津贴了私营经济。在税率上,中共也一直优惠中外资本而刻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税率为33%,私营企业率税为35%,比国有企业的55%低很多。税负的不公平是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中共在政治上加紧对工农阶级的专政,尤其是坚持那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使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的失业农民与城镇的失业工人)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最起码的合法权益,成为资本所残酷剥削的贱价劳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比苏联、东欧好得多的经济表现,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急进,一个缓进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中国一个独特地方,就是比苏联、东欧落后很多。但这种落后性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变成优势(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优势)。中国国有经济从来都很薄弱。从1949到1978年,三十年的高速而代价不必要地高昂的工业化,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主要的还是依靠人力与畜力。集体与国有工业始终无法满足农村人口对工业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需求。国有经济之无力改造农村,尤其可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比例中看到。三十年工业化并没有促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到1978年农村人口仍占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两个百份点。农村还是一片披着集体经济的外衣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过,一天命令经济仍束缚着农村,国有经济还是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的。可是,命令经济崩溃的一天终于来了。分田到户使小农经济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体经济的束缚。外衣丢弃了。小农经济从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力。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农产品市场之局部开放,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在在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个体经济之全面恢复,大大提高了农民中的强势户的致富冲动。私人资本的原始累积开始了,而且在扩大了的市场中开始壮大起来了。就这样,乡镇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在竞争中压倒国有企业。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农村壮大起来,然后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尽管国营企业只有三分之一是营利的,中国经济还是能较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有经济本来就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只要有其它经济成份(个体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填补空白,那么即使它大多亏本,也不会实时拖垮整个经济发展,甚至还能有增长。

  官僚资本如何侵吞国有财产


  上面谈的主要是私人资本怎样在中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而且主要是谈国内的私人资本。不过,私人资本之受益于集体与国有经济的程度还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谓官僚资本,包括了官员个人的以增殖为目的的资产,也包括了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由官员自由支配并且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

  如果把私有化仅仅了解为把国有企业售出或无偿分配给全体公民,那么,的确,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不久。大概几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规模拍卖、租赁一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

  在今年刚结束的八届人大,李鹏又宣布要把二十四万家国有小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劲头十足,例如山东诸城,竟然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个做法还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赞赏呢。但是作价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怀疑,因为贱售国企非常普遍。(注九)

  不过,那种隐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缔造出官僚资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疯狂进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国企或集体企业股份化,中外合资企业,官商合营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体与国有经济的企业,官员也通过种种方式化公为私。

  官员热衷于搞股份制改革,是因为他们借此可以明目张瞻地化公为私。最明显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划出一大笔变成“企业股”、“法人股”。即使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为小公。不少人更进一步,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业股再私分。

  就这样大笔国有财富以变戏法的方式转到干部手中。虽然有时职工也得到一点股份,毕竟同干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饭残羹而已。至于采取种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钻空子的方式化公为私,就更不胜枚举了。这包括了低估资产值,对种种无形资产(商标、专利、商号、销售渠道等等)不作评估或低估,国家股与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等等。(注十)

  中外合资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现时全国已有一万六千多家合资企业。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资产应评而未评的约占应评总数的九成。在一万家合资企业中,有六千多家国企未经资产评估而以862.6亿元的出资额与外商合资,估计因此损失六百多亿元。至于无形资产,竟然只有60家是有计算无形资产的。

  这种化公为私行为,外资自然得益不少。但有关官员也得益匪浅。各地官员不惜贱价以求合资,最直接的利益当然是这样可以提供外汇、出国机会、以及其它贪污腐化的勾当;可是还有其它。要知道,在那一万六千家合资企业中,有部分根本就是假合资,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资(例如随便找个老外挂名合作,或是请那些拿了本外国护照的同胞挂名合作),纯粹办来骗国家,其中包括化公为私。

  另一种私有化方式是官员个人或其亲戚朋友经商,或者是政府部门同私营企业合股办实业。

  “一些握有经济实权的人,多乐意与私商交铁哥们,或者让五亲六戚去经商,自己在台上给予关照。权力与关系密切的私商形成一个‘土围子’——利益共同体。……权力给‘土围子’以政策、物资、贷款、减免税、外销配额等方面的照顾。”(注十一)

  “为了避免因电力供应非常紧张造成拉闸停产现象的发生,一些厂不得不拉电力部门入股。

  邵东某生产出口铁锤的刀具厂,电力部门就投资30万元,年利4分,这是明利息,实际回报要大于这个数。当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的。拉一些政府部门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否则很难如愿。”(注十二)

  究竟官僚集团在过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这几年有一个许多人使用的数字:1982至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累计5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亿元。(注十三)不过,去年十月号的《中国工人》披露了一个新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高达500亿元,到目前总共“流失”八千亿元。但“据有关专家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官员化公为私当然不始于改革开放。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化公为私同邓小平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化公为私,主要不过是占有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后一个时代,官员之化私,占有消费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润的资本(不管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实物形态),这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功业不仅在于缔造私人资本,更在于缔造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一点情况:

表四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来源比例(%)

1978   1994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3.2    3.1
  国内贷款     1.7    22.4    21
  利用外资     4.2    10.7    11.5
  自筹投资     --    48.3   53.2
  其它投资     31.9   15.4   13.8


  所谓自筹投资,首先包括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乱收费,尤其通过各种化公为私以及办公司经商的方式,自行“创收”所得来的资金。这是各部门自己的“小金库”,不受中央约束。它除了用来满足官僚自己种种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的消费之外,主要的就是用来投资于高利润的行业。表四告诉我们,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的是少得那么可怜,而自筹投资从零发展为过半。历次经济过热,历次盲目投资、重复投资,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产)(注十四),都同各部门这些自筹投资有直接关系。这些由各部门官员支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金,(而利润又首先落在官员手中),就是官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加上中外私人资本,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恐怕已经具有主导地位了。

  官僚资本具有投机性、买办性、垄断性几个特点。投机性不仅表现在盲目投资加工工业,而且现已转向炒卖种种有价证券及房地产,其中包括国外(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大陆每年有100亿美元流向香港。)的证券与房地产。买办性表现在同外资合资、合作中经常以贱售本国资产或资源为代价;垄断性表现在官员利用权力霸占市场、拱抬物价、强买强卖。所谓诸候经济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资”


  近年中国的三资企业达到十七万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内,外资现在已经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了12.8%,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了10.4%。不过,外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超过这些数字所能显示的情况。

  近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同中国国企合资,通过这个方式吞并了中国国企,连他们的名牌和市场份额包括在内。这同样也是一种私有化,而且是一种把民族工业拱手让与外资的私有化。

  现在国内的洗涤用品行业,已为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所支配。15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但卖的都是P&G、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的牌子,而中国的名牌如熊猫、双猫等俱已销声匿迹。(注十五)

  啤酒行业更厉害。中国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已有70%成了合资企业。而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弃自己的品牌,改采他们的品牌。结果中国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鹅等等逐渐为丹麦的嘉士伯、美国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讽剌的是,中国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给。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必在这方面搞合资企业,更没有必要让外资控股(注十六)。

  在彩电行业,原来的国产名牌如长虹、熊猫、飞跃等等,一旦合资之后便失去踪影,被外国名牌取而代之。

  在医药业,三资企业已达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资企业是医药业中的十大企业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现在,在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是合资企业的洋药。(注十七)

  自行车业,三资企业达200家,已经吃掉了国产的飞鸽、永久、凤凰等九个名牌。

  造纸、轮胎、集成电路、家电业等等也纷纷陷入同样境况。

  这可是中共官员自觉选择的结果。为贪小利而出卖国产名牌固然如此。(注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励各级官员继续出卖经济主权的。许多国家都规定外资股份不能超过合资企业的五成,然而,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却相反,在《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外资股份不得低于25%,却没有规定上限,直接帮助了各级官员把国企连同品牌卖给外资。

  有人指出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45%(金融资产达一万六千亿元),依靠国内资金就足以支持7%到8%的经济增长,根本不必继续那种严重依赖外资、优惠外资而令自己吃亏的政策。实情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继续引进外资,也没有理由是这样一种引进法。

  护短经济学


  中共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可是,眼见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中共的辩护士又怎样自圆其说呢?那些官方经济学家忙着解释:其实“优势”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终扼控国民经济命脉便可。对于把盈利国企卖掉或出售国有股权,他们也辩说:我们卖掉了国企,但换回了资金,这只是使国有财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国家拿了钱还是可以再投资建厂,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这完全是诡辩。且不去说,在实际上这些交易,在一党专政下决不会是真正等价交换的。退一步说,即使那是等价交换,那顶多只能说,国家作为卖者没有交换价值上的损失,却不能说国家没有其它损失,更不能说那不是私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明明转到私人手上,怎么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厂子,为什么还要卖?是否就绝对没有别的方法筹措资金?卖了这些盈利的厂,能保证新的投资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吗?如果相同,又何必要为买而卖?岂非除裤放屁多此一举?如果盈利更微些,岂非一大损失?虽说盈利高些不是没可能,可是风险总是存在而且不小。干么要如此犯贱,好端端有安乐钱不享,去作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显浅的道理,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说穿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在最初搞农村承包制的时候,中共赌咒说不是恢复个体经济,更不是允许私营经济,而只是把家庭经营结合到合作经济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农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它还这样说;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更离谱。在第一阶段,官方理论家力证,只有把经营权从所有权那儿分离出来,也就是政企分开,才能搞活国企;到真正实施两权分离之后(虽然并非没有打折扣),他们又忽然改口了:国企要改革,得要明晰产权,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当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主的时候才能搞活国企。这时候他们又主张两权统一了,只是不是统一到政府手里,而是统一到企业官僚手里。于是明晰产权就变成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时,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国家股份会被化公为私的意见,他们又说,不要紧,不让国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吗!到了官僚资本强大到已经开始要把国家股出售或把国企出卖的时候,他们又出来说:哎哟,卖了也不要紧嘛,反正国家财产只是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

  当年在开始局部市场化的时候,官方理论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开放消费品市场,而决不会开放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市场。到了资产阶级崛起,劳动力、土地与生产资料都事实上可以成为商品之后,他们又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生产,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搞的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好了,到现在,连这点也开始动摇了,他们又改口啦: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百份比上!邓小平大概感到理亏,所以索性禁止人家问“姓资姓社”。其实,你们不如干脆认为,“我们共产党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这不就行了!上述那种辩解只会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过,中共同那个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个骗局的得益人。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有了先富,就不会有后富,因为先富的一定会胃口日大,妨碍着普通人也跟着富起来,尤其当这先富起来的是操纵了国家机器的专制官僚。普通人民不仅完全被挤掉,而且成为这批先富的剥削对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国家主权窃夺过去,变成自己的私产。国家财产呢,尽管它也视之为禁脔,毕竟还没有将之完全变为自己的财产。况且,同时他也禁止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勉强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但是,至迟到1988年修改宪法,中共政权就已正式变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了。虽然,在社会经济上,当时还谈不到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到了今天,很有可能连这点也已经完成了,或至少正在处于完成阶段。计划经济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为利润生产的。要完成在社会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需要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一切领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这样。它只需要使利润率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调节器就行了,因为这就足以让它支配其它经济成份。今天中国即使还未达到这点,至少也是快达到了。根据胡鞍钢的推算(参看表五),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商业及投资的市场化指数大都超过一半,甚至是达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过半,也接近一半了。(注十九)此外,由于市场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多时了(参看注十四)。这是利润率起主要调节作用的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本,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角了。十多年来一直推动中共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知识分子们,你们所极力争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你们眼前了。

  “不!我们所要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不,这的的确确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东西。

  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你们眼前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医生,你已经成功使死人复活了。承认科学怪人就是你所要的东西吧。

  “难道你们主张走回头路吗?”

  我们也不主张走回头路。我们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共怎样把中国私有化等等。应当走什么路并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笔者不掩饰他的反感与反对,而且深信劳动人民也同笔者态度一样。各种局部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虽已基本完成,却不表示它能够安安稳稳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表五 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其它四项市场化指数变化 单位:%

   年份  市场化  价格市场  生产市场 商业市场 投资市场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1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变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21页,第93页以及《财贸经济》1992年11期的数据计算。。




注释:
注一:《大分化新组合》,朱光磊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页。
注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3页。
注三:同上,64页。
注四:1987年1月18日的信报发表下面的一个表也能说明问题。大家不难解读“集体拥有”的真意吧:

  中国工业总生产中企业拥有权分布权%

年份  国家拥有 集体拥有 个人拥有 其它

1978   77.63   22.37   0     0
1979   78.47   21.53   0     0
1980   75.97   23.54   0.02   0.48
1981   74.76   24.62   0.04   0.58
1982   74.44   24.82   0.06   0.68
1983   73.35   25.74   0.12   0.78
1984   69.09   29.71   0.19   1.01
1985   64.86   32.08   1.85   1.21
1986   62.27   33.51   2.76   1.46
1987   59.73   34.62   3.64   2.02
1988   56.8    36.15   4.34   2.72
1989   56.06   35.69   4.8    3.44
1990   54.6    35.62   5.39   4.38
1991   52.94   35.7    5.7     5.66
1992   48.09   38.04   6.76   7.11
1993   43.13   38.36   8.35   10.16
1994   34.07   40.87   11.51   13.55


注五: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况。他们估计,从事实业的私营经济的总资金为708.6亿元,私人占有的股份约为417亿元,外资直接投资项目为1114.4亿美元,三者相加,约在一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有资产的1/4。见《私有制与私有化》,胡培兆,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2期,49页。
注六:《狂飙下的中国》,四川大学出版社,31页。
注七:《1979—1993年中国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补关系的实证分析》李洪斌,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11期,35页及41页。
注八:同注二,302页。
注九:西安市在深圳创办的一家国有企业—西有公司—资产价值六千万元,竟以385万元出售给一家私营企业。不少地方对出让的工业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成本价,甚至是象征式或全免地价。有一家印染厂以一百万元人民币卖给港商,但一百万只是固定资产价格,对于印染厂的全部无形资产未作价,至少值五百万的土地也丝毫未作价。见《中国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1996年第十期,页5至6。及《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王保喜,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八期,65页。
注十:山西太原市有个批发市场在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中,将一千多万国有资产无偿划给个人。《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期,6页。
注十一:同注六,115页。
注十二:同注二,302页。
注十三:《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10期,24页。
注十四:1992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机床利用率仅为55%左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塑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一半闲置。这是各地盲目投资的结果。
注十五:《瞭望》新闻周刊,1997年第3期,7页。
注十六:《国产啤酒名牌难见踪影》,李敏仪,信报,1996年6月24日。
注十七:《‘卖牌合资’现象扫描》,黄欣晔,《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页。
注十八:“前不久,我国著名的冰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杨子集团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公司签订了合资组建”安徽博西杨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杨子集团使用的“杨子”商标以9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资企业,转让期为50年,50年后再无偿转回杨子集团公司,50年后“杨子”商标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美加净”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万元的价格把名牌“美加净”卖给美国庄臣,有效期三十年。后来发觉吃亏,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万元买回牌子,有效期也是三十年,总计要付出3亿多元。俱见《中国工人》,1996年十一期。
注十九:胡鞍钢是这样解释他所谓的市场指数的:“我们于是从投资、价格、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选取统计资料来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以求适当地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变化特征。有关数据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资市场化指数是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它投资”三项投资的比重;价格市场化指数是指农产品价格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生产市场化指数是指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商业市场化指数是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中国市场化指数是由上述四项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的。”见《挑战中国》,胡鞍钢,新新闻出版部,台湾,1995年,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