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
——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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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
——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刘宇凡
1994年2月



  追求一个平等社会,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然而,几十年来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似乎证明平等社会只是乌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从经济学家到政客,都差不多这样看。人们认为,中共坚持了几十年平等主义,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将之抛弃,改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似乎就是有力证据。

  中共口头上虽然还没有正式向平等主义宣战,但是,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向“平均主义”宣战,指责平均主义要为中国企业效益低劣负责。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工资分配中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这在城市经济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不分经营好坏,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职工不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吃企业的‘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和集体组织缺少搞好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创造性,职工个人缺乏生产积极性。”(注一)

  所以,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义。一九八五年开始实行结构工资制,工人所领工资,要同劳动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规定完不成劳动定额的要扣一半工资。这种制度据说可以拉开工资档次,达到奖勤罚懒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越到后来,尤其自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那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面具终于撕开了;一种赤裸的资产阶级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密锣紧鼓地进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干部的铁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铁工资与铁饭碗却是货真价实的。有些官员公开宣称,为了推行破三铁,一定要实行“新三铁”──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使工人“上岗有危机感,下岗有饥饿感”。(注二)很明显,打破“平均主义”,最后归结为针对工人阶级。

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平均主义”


  但事实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什么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完全谈不上要拿平均主义当作是企业效益差的原因。

  什么是平均主义?大陆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告诉我们:“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表现为对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享受同样待遇;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不管经营管理好坏,经济活动成果大小,要求给予同等的物质利益”。(注三)

  关于企业之间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谈,而主要谈工资问题。

  中共建国以来,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消费品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采取“绝对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资制度的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实际不遑多让。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工资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大概相差三倍左右。这个差距不算高,但也绝不是“绝对平均”,而是按照技术高低而给予不同报酬。何况,我们不应把目光只集中在工人的八级工资制上面。中国的工资概念从来都涵盖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以致事业单位的职员等等的工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收入差距是惊人的。“把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朝鲜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2.4,南斯拉夫是1:4,罗马尼亚是1:5.5),我国现在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13.5,显然差距偏大。”(注四)这里所指的大陆工资差距,大概是包括党委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与工人。事实上,一谈到工资,就一定要包括官员工资;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至少根据官方哲学,应当作如是观),而且更因为在大陆,企业内也有为数众多的官僚──党、政、工、青、妇等办公室一应俱全,官僚众多。至于企业内的技术干部──例如工程师──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党委到政工干部,虽然他们对生产的作用消极多于积极(而且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谈到工资的时候,一定要包括他们。

  行政干部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最厉害的时候(五十年代)相差31倍(注五),最小的时候(尤其文革以后),也达到14至19倍(注六)。这不仅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差距大,而且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遑多让了──香港现在的公务员,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大概二十多倍(不要忘记,香港工资差距,要比欧美资本主义的为高)。工人阶级虽然被宣布为社会主人翁,是“领导”阶级,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最高级的官僚工资是404元,而一个最低级工人是30元,二者相差12.5倍(注七);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一个厂长与最低级的练习生的工资,相差8.5倍(注八)。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超过500人的工厂(在香港已算大厂),厂长与练习生(最低一级)的工资差距只是7.5倍(注九)。

  当然,这种数字比较总有欠准确的地方,因为两种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职务性质太不相同。但总之,至少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工资分配上的“绝对平均”,相反,它的工资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再把福利差距一并考虑,那么,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还更大些。干部级别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连许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国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资用于生活,而普通工人则连一套房子也不易获得,全部工资仅足糊口。

  另一个“平均主义”的“罪证”,是奖金。虽然中共发放奖金的目的,总是为了表扬先进,奖勤罚懒,但结果总是平均发放,人人有份。这本身大概是事实。然而,要知道,这个事实顶多只说明奖金是平均发放,却不说明整个工资制度是平均主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共就没发放过多少次奖金,而且数目只占工资一个很小份额。至于“改革开放”后,奖金发放的次数多了,但是,由于要反对“平均主义”,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再是平均发放──尤其近一两年。改革的早期虽有平均发放的现象,但不能将之夸大为整个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且那个现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制或奖金制(下详)。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有人认为,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整个前改革时代(四九至七八)都实行平均主义,但至少应当说,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时代,的确实行过平均主义,或至少朝这个方向发展。毛泽东,或毛派,在这个时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资制度差距太大,认为要大大缩小,甚至开始恢复推行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平均主义。

  这是大错特错的结论。把供给制当作是平均主义,可算是中共一大发明。所谓供给制,就是中共在未夺得全国政权前,向军政人员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它最多只发放少量零用钱,基本上不实行货币工资。然而,至少从延安时代起,供给制就分为“小灶”和“大灶”,二者有相当差别,包括伙食、日用品、个人服务。高级官员有厨子、保姆,而下级完全没有。这种差别,以今天看来尚不算很严重,但以当时经济之极度匮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实味都曾经批评过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实味更指责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斗,王实味更因此被枪毙(或杀头?)。以后,到了一九四五年,这种差距又因增设“中灶”而进一步拉大。所以,供给制并非平均主义。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我们稍为仔细分析一下毛派的理论,就不难发现,它既非主张平均主义,更非站在工农立场上去维护平等原则和反对官僚特权。

“政治挂帅”、“精神刺激”是什么货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张春桥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责按劳分配既是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在一片反按劳分配,反差别过大的口号下,计件工资制被废除。但是,仔细读读下面几句话吧:“工人不计个人得失,为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计件工资制度,实行更合理的工资制度。这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为,正是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表现”。(注十)“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加强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应强调物质刺激。”“强调物质利益等等的‘钞票挂帅’,是把人们培养成为‘按酬付劳’的、孜孜为利的庸人”。(注十一)结论就是,要工农阶级“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其实,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过高收入的攻击,对特权的攻击,统统不过是幌子。他们所反对的,主要的还是工农本身,工资本身,按劳取酬本身。他们要工农只问拼命劳动,不问报酬;最好人人都学那些劳动模范那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公而忘私,即使过劳而健康崩溃(例如,一九五一年,在192个劳模中,有76个因过劳而崩溃,90个有其它问题──注十二),也不会计较工资多少。

  当时一位海外托派这样评论道:“现在我国许多工厂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不是嫌这种制度驱使工人工作过度紧张,或者干得太多而工资太少,而是嫌它让工人在紧张地劳动了(这算是它的好处)之后,还得到比较多的工资(这点才被认为是害处)。这个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样紧张或者更加紧张地工作了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得一些工资。正因为这个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与它同时,又实行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许多任务厂改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加班不要报酬。”这就是所谓“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毛泽东集团……在农村实行公社化,主要为的是在农业增产的时候尽量限制农民收入的随之增加,特别是限制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同样,在工业中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且准备实行供给制,目的就是在增加产量和增加投资的时候尽量限制工资基金的随之增加,减轻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力。换句话说,这一切新政策,都无非是为了摆脱那种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的群众压力,让统治集团在分配社会生产品的时候享有绝对的自由权,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可以完全不顾群众的要求而独断独行。”(注十三)

  表面上,毛刘之争,好像一个要政治挂帅,一个要物质刺激挂帅;因此一个要实行平均主义,反对特权,一个要照搬苏式那极不平等的工资制(甚而过之);其实,这种描述是肤浅而又片面的。刘少奇那一套虽然明显代表官僚(特别是技术官僚)特权;但毛泽东那一套也同样代表官僚特权(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只是前者比较实际一点,在骑在工农群众的头上之余,比较愿意承认工农群众的某种消费选择权,承认市场关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则要把国家主义发挥到极致,取消市场关系,实行供给制,把工农群众像养牛养羊一样养起来,不许他们有一点经济自由(这银币的另一面就是官僚的绝对自由,以及享尽特权)。这样一种把人民降到奴隶地位,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而又给什么吃什么的极权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平均主义,更不能称之为“乌托邦”吧?──除非你把空想而又丑恶至极的这样一种社会也称之为乌托邦吧。

  文革时期虽然也大肆攻击八级工资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一直没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资改革,更没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权,连文革中被扣发的一部分官僚薪水,文革后也补发了。不过,对官僚而言,反特权虽是空话,但是,对于工人而言,那种铺天盖地的“政治挂帅”,却别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钳制方法。政工干部往往根据政治表现(开会时有没有发言,有没有向党交心……)而非工作表现来评定工资(注十四)。在这个情况下,谁还敢不紧跟毛主席?

借“脑体倒挂”做档箭牌


  附带一提的还有“脑体倒挂”的问题。中共的御用文人总是把“脑体倒挂”(脑力劳动的报酬少于体力劳动)现象当作是平均主义的罪证之一。这当然不值一驳。既然是“倒挂”,既然是脑力劳动报酬高于体力劳动,哪里还是“绝对平均”呢??

  其实,这些人的潜台词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要说的其实是:过去讲人人平等讲得太多了,搞过了头,以致让工人骑到知识分子头上去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拨乱反正,使知识分子工资超过工人。

  这个见解的最后结论不一定错,然而,问题根本不在脑体关系。我们姑且不说,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个概念,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与工人,本身是多么错误(难道现代企业中,没有从事脑力的工人吗?)这里只限于指出:专门突出脑体倒挂这个不合理现象,而避而不谈另一个不合理十倍的现象,即官僚特权问题,客观上不过是有意挑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以便转移二者对官僚特权的视线罢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一时以重酬收买知识分子,一时又以工人名义去打击知识分子及其高收入。到了工人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的时候,又拿“经济主义”的大帽子扣到工人头上。总之耍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过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权势。

  有些人说,平均主义不应只限于工资级差有无的现象,而应当将之联系到劳动本身。中国工人多年来都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至少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平均主义。

  这种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义往往与另一个名词──大锅饭──通用。什么是大锅饭?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吃大锅饭就是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责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拯救的办法,就是:破除平均主义!“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注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们自然要承认一个事实,即今天工厂工人的劳动纪律很差,也承认有需要实行某种奖惩工资的制度。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至少在国营企业里面,中共对工人实行再严厉制度,也不会使国营企业起死回生。因为,劳动纪律差的根本原因,本来就不是惩罚制度之缺如,不在什么子虚乌有的平均主义,不在工资制本身。我们认为,企业管理,尤其是劳动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这首先因为管理混乱,官僚无能。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官方报纸告诉我们:“有七成企业的标准化、计量、定额等基础工作不健全,有一成半至二成是没有这些基础工作的(!)(注十六)工人其实并非不想工作,而是因为企业官僚管理颟顸无能:

  “在一个长时期中,企业一直没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定额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统计、监督、检查、验收、考核等基础工作,因而造成了职工升级无考核、奖励无标准,只好按‘年头’升级,按‘人头发奖’。”(注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责归咎于“养懒工人”呢?

  不过,企业管理混乱,本身也不过是中共对全国经济的宏观管理混乱无能的反映罢了。在传统的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企业的投入产出完全由中央统收统支,几十万个企业只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盘算珠,拨一拨,动一动。企业全部的人、财、物,产、供、销都受中央计划支配。然而,由于中央无法真正做到把各个企业的投入的各种比例计算无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无数混乱现象,不是短了电力,就是缺了钢材。再加上中共长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积累,所以实际上总是无法供应足够生产要素给企业,“三八制”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三八制”,就是物资局按企业申请数只供八成,订货会议中又再按供应数只供八成。到领货时又再打八折。在这情况下,企业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炊”,总是停工待料,停工侍电。这才是劳动纪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陈子明告诉我们:

  人们“偶然到工厂里去走一走,看到工人不干活、打扑克、织毛衣、聊大天,就认为工人缺乏劳动干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大多数场合,并不是工人不愿意干活,而是无活可干。……我国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首先决定于宏观经济计划,其次决定于企业生产管理,至于工人劳动干劲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视为生产涵数中的一个常数。当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或者企业中最起码的管理制度(例如质量检查、劳动定额等)遭到人为的破坏时,工人的劳动表现更多地是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业生产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人是不公平的。”(注十八)

  全国经济由中央级和地方级官僚瞎指挥,而各个企业内部则由企业党委及厂长瞎指挥,这,才是工业搞不上去,劳动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工人,实际上是推卸责任。

毛刘之争的后果


  企业混乱的第三个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责刘邓派在企业内实行的“白专”路线是卡压工人,批评一长制是搞独裁。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捏造。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业管理体制都是照抄苏联那种高度压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虽然满口革命,但实际上是在打倒原有规章制度的口号下,建立另一种无法无天,人人动辄得咎的企业专制。在文革时期,不少工人连学技术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毛派这种路线真正是搞乱天下,乱中夺权,以便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由一人专全国人民之政。不过,毛泽东(以及人民)毕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企业的内部从此元气大伤,管理混乱,漫无标准,无数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夤缘而上,当上党委、政工干部,使企业在他们瞎指挥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还可以说,由于长期实行党委与厂长的双头领导(有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时又是“党委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总之名目不断变而实质不变),不像苏联那样长期实行一长制,所以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出现两个“领导”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时期毛派对规章制度的扫荡,凡事“政治挂帅”,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所以中国企业之管理混乱已经成为死症。可耻的是现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负上罪责。

专无产阶级的政


  干与不干一个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企业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倒是最为贴切的。他们实事不干,专以整人为乐,而薪水津贴外加特权,却大拿特拿。至于厂长,由于中共长期强调“德才兼备”(实际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实际上往往要看听话与否来委任厂长(至于任人唯亲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工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尤其因为,干部与工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终身身份,一旦荣升干部则鸡犬升天,所以工人对于这些寄生虫怀有义愤。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就只有消极怠工。这就是劳动效率低的第四个原因。

  “一个调查表明,有一半以上职工说,倘若条件具备,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再提高一至三倍。职工不满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中的不公平。个人在企业中成功的第一位因素是与厂长个人的关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会关系,而很少依赖个人的努力程度。”(注十九)

  “领导可以加一级两级(工资),而有的工人加半级工资还得求人情。奖金分配,许多企业行政领导不论贡献大小,月奖、季奖比工人多拿,年终还要拿承包奖励上千万;反之,企业亏损,职工工资打折扣,行政领导却毫无损失。……工作失职,最多调个单位,易地做官。”而“工人违反纪律,行政领导可以给工人以各种处分。”(注二十)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本身并不错。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吗?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过是苏联的斯大林,为了把官僚特权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为的是丑化列宁时代的平等原则)。在俄国革命早期,虽然很重视而且实际贯彻平等精神(例如规定公职人员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斯大林后来将规定废除),但是却同样重视和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政府规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额完成工作,会减扣工资(最多减三分一)。大陆要实行类似奖惩制度,原则上也并不错。然而,从头起要记住,这种奖惩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仅牵涉工资分配问题,而且首先牵涉工厂管理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定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工人是否有监督权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集体工人(不仅是企业集体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工人)的监督,就难保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不会变成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厂长可以一人说了算,把劳动定额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只有确保工人的监督权,确保劳动定额合理,才真正谈得上多劳多得。俄国革命时期,就是这样规定的。工人不仅有民主权利,而且可以监督工厂管理。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官僚化是二十年代之后才广泛出现的),工人对一切切身问题,从劳动定额、劳动管理到工资福利、劳动纪律,雇佣与解雇等,都有权监督,而且参与决定,也有权罢工。只有承认工人这些权利,才能一面奖勤罚懒,一面防止工人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反观中共,只晓得大谈如何加强劳动纪律,如何惩罚工人(在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却完全不谈如何保障工人作为主人翁(!)的起码政治及经济权利,甚至连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缺如,厂长和党委皆可随意提高定额,克扣工资和开除工人,在这个情况下,所谓“奖勤罚懒”,拉开差距,实际上同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没有分别。事实上,中共对待工人的态度,从来就不见得比资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计件工资制时期,还是大批计件工资时期;不管是工资差距大为拉开时期,还是相对缩小(但从来没有缩小到像列宁时代那样小,更不用说绝对平均)时期,中共对待工人的态度始终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劳动。所分别者,只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劳动之余,最好少拿报酬,而邓小平现在则完全同资本家看齐,拿小恩小惠再加铁的纪律来迫使工人拼命劳动。邓派这些东西决不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是按资分配,工人多劳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传一句话:“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说,既不能罢工,但也不努力干。这是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抗议,是对一种把工人视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议。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都视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为属于国家所有。正是根据这种“劳动力公有说”,中共建立了一种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工人完全听任官僚分配工作,绝无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企业的权利,更不能自由脱离单位。这就是“人才单位所有制”。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人变为工奴。古时候的奴隶为了抗议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劳动时总是拿工具出气。现代中国的工奴,也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而经常消极怠工和破坏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们像古时的奴隶一样,用这种办法告诉现代奴隶主:他们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人。

  虽然从八十年代起,这种工奴制度开始随计划经济之瓦解而稍有松动,可是,起而代之的,却是工人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可以随意被开除、被扣减人工。官僚的一切罪责都说成是工人的罪责。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铁”变成“砸民不砸官”,“只动身子不动头”(注二十一)。怪不得近两年发生无数自发罢工,以及工人谋杀厂长的故事。工人这些行动,其实是要告诉官僚:他们不是资本的增殖机器,不是物,而是人。


注释:
注一:《新中国工资史稿》,庄启东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注二:《九二──九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P.168-P.169。
注三:《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人民出版社,下卌,一九八一年,P.170。
注四:《工资改革与结构工资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P.15。
注五:同注一,P.58。
注六:The Chinese Economy,by Jan S.Prybyl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P.120。14倍一说与注四所言大致吻合。但 The Chinese Economy 一书谓,一级行政干部工资,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有谓是400元,有谓是540元。若是后者,则相差19倍。未知孰是。
注七:同注一,P.121。
注八:同注一,P.69-P.73。
注九:Salary Trends & Fringe Benefits,1981,Productivity Council,HK.P.35-6.这个数字同大陆一样,不包括奖金、花红。
注十:上海《解放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转引自《新中国工资史稿》P.86-P.87。
注十一:《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解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皆转引自《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经济研究及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P.314 -P.315。
注十二:Wage Pattern & Policy in China, 1919 - 72, by Christopher Howe,Cambridge,1973,P.133。
注十三:《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向青著,新苗出版社,香港,一九九○年,P.120及P.126。
注十四:同注十二,P.112。
注十五: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
注十六:《新华月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98。
注十七:同注一,P.16。
注十八:《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陈子明著,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P.118-P.119。
注十九:《新华文摘》九二年二月,P.44。
注二十:《工人日报》,九三年九月六日。
注二十一:《破三铁:问题、背景与政策》,王晓明著,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