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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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


刘宇凡
1992年8月21日



  深圳骚乱平息后,不少人出来分析前因后果。有些人认为事件肇因于有关方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经济,有些则强调大陆资本市场供不应求;至于官员贪污,激化矛盾这个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对的了。

“先搞股市,后搞立法”


  我们先谈谈第一个问题。按照这种见解,深圳股市发生疯狂抢购,以及其它种种弊害,是同有关方面包办、干预股市分不开的。市场经济应当由供求关系自行调节,但是深圳不是这样。股市本身从头起就是政府包办,而更坏的是,政府往往无理干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于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政府曾经一度采取“涨跌停牌”制度,人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则包办发售认购股票表格,更直接导致骚乱。这一切都被视为政治干预经济,是不合理的。政府应当放开经济,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办股市,最多只起监督作用就够了。

  上述说法自然有相当道理;我们的确很容易找到种种不合理干预的例证,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对那些无理干预的结论。但是,倘若从中再得出结论,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认为只要做到这点,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骚乱,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场经济是否就是中国的真正出路,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假定,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出路,也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只要政府无为而治,放开经济就行了,而在股市问题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举办,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完全低估了一个原来是实行官僚计划和国有财产制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杂性。事实上,如果这样一个国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欧美还是像香港的市场经济,这本身就一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干预,而不是不作干预,只是干预的目的和方式与从前的大不相同罢了。至少,在制订有关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应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任何发达的市场经济都不能没有相应法律的保障。但是,中共的做法从头起非常错误而且启人疑窦。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关法律(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以及其它有关股票发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订前便匆匆让股市上马的。这样,在一九八六年设立股市之后的一段长时间,不论是股票发行还是交易,不论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还是对股民的保障,差不多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况,也就是给予各级官员趁乱打劫的好机会,而事实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贪特贪。虽然,近年来有关方面开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只是制订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规,深圳也只是制订了几十个,而且大多未付诸实行(香港有关法例达二百五十个,附属规则三百多个)。何况,在开市的头几年,早已让官员大贪特贪,现在才来制订法律,意义已经少得多了。这种做法,同无法无天,其实相去不算很远。清本溯源,我们不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为什么上海深圳两地官员非要“先搞股市,后搞立法”不可?为什么不可以等到有关法律订立之后才搞不可?为什么中央容许他们这种做法?这不是明摆着让官僚贪污吗?请看:“由于……有关交易无法可依,市场管理和过户手续极为落后,个别证券从业人员以权谋私等,引起了场外非法交易的大爆发”(注一)“上市公司中符合国际上市规范的公司寥寥无几。……既没有可行的会计制度来表现公司的营运状况,也没有向社会公布公司财务责任的制度”(注二)。这些不法现象,都同无法可依有关。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规不全,就更不问可知了。因此,与其指责他们干预太多,不如指责他们不该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应当由他们去管的,却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为私


  问题的症结更在于,一个现成的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还有待建立,所以从头起就谈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还没存在的“市场经济”自行调节。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士主办,也并不使问题变得容易解决,因为问题不仅在于抽象的股市,而且在于上市公司本身,在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难道国有企业上市,作为所有主的政府应当撤手不管吗?这里面牵涉到如何挑选适合公司上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上市后与原属政府单位的种种税收、利润、监督等关系,如何产生足以无私地代表国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它职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后被人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财产,等等。上述一切工作都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负责(虽然不一定要具体包揽一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职,而非功德。而事实上,深圳和上海两地官员,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评估资产时一些企业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价值往往高出其面值。这样,股票所有者不仅没有风险,还可以分到较高的红利。二是股票买卖缺乏公平交易原则。……不少买股票者须凭‘门路’、‘关系’才可买到。”(注三)虽然这是一九八八年的报导,但跟现在没有根本区别。月前一位国内经济学家指出,土地、资源及商标的价值在现阶段很难评估,从而给官员在评估资产时恣意妄为制造机会(注四)。“股份制企业……有的未按股份制企业设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办事,有的过低评估国有资产”。(注五)总之,在保障上市国有企业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时要受到八个部门共同管理(注六),那样的一种“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对。但是,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什么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如果真这样,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种种不必要的干预,但另一方面却一定会大大助长那种该管不管的趋势,从而更方便各级官僚化公肥私。

  其实,即使像欧美那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实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干预自然程度上不及计划经济,但另一方面,尤其在企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更是必不可少的。问题不在于干预不干预,而在于干预什么、怎样干预,尤其是由谁干预——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如果中国股市始终由专制政府去搞,那么种种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陆股市的升跌,同企业经营是否得法很少关系,而同中共党内斗争,尤其同邓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关系。今次股民疯狂购股,就同什么邓旋风很有关系。所以,要解决股市种种弊害,与其仅仅着眼于经济(甚而把政治和经济割裂),不如多着眼于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长制和人治政府。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确保一种人人有公平机竞争的社会,才能谈得上有一个健康的市场。自然,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主张,在“邓旋风”之下,根本不用再过问政治,只要利用现有经济渠道发家致富,让私有制天天扩大,国有制天天缩小,则中国也迟早会和平演变为人民资本主义了。这种见解其实同上述那种主张政治不干预经济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其实,深圳骚乱告诉大家,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你们平民百姓的和平演变尽管也可以搞,但是,无论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变——从工人的官僚变成资产阶级的官僚——那么强大,那么占上风。所以,如果不加紧争取民主,那他们迟早发觉,他们所梦想的人人有发财机会的资本主义没有到来,而一种官僚腐化的资本主义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注释:
注一:《深圳股票市场知多少?》陶凯元,信报月刊,九二年四月号。
注二:《股票市场投机过热能使改革失败》千家驹,信报,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注三:瞭望(国内版),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四:《“股份制”披甲上阵》,许沛及徐宝庆,中港经济,一九九二年五月号。
注五:文汇报,九二年三月六日。 注六:包括了市政府、市人民银行、市体改委、市投资管理公司、市工商局、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等。同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