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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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


刘宇凡
1992年8月



  不少人认为,导致深圳骚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供不应求所致。一方面民间存款极高(一万亿),另一方面可供投资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场规模也太小。针对这一状况,他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股市规模,同时增加种种资本市场,包括地产、货币等等市场,以便吸收苦无出路的闲资。

  这种办法无异可以暂时纾缓供求矛盾,但是,总的趋势固然是全面资本主义化,而且更是一种迎合投机的资本主义化,而这绝非中国之福。

人治社会与投机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一大批官僚、个体户和资本家发了财,累积了巨额资本;其中由于从事生产性投资而发财的,只占少数;大多数来自非生产性投资,甚或纯粹来自官员贪污。事实上,十年改革令各个单位私设的“小金库”盆满砵满,而其来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贪污、投机。如果说一般资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润为目的,那么,上述那种资本就以十倍热情从事投机。尤须注意,在人治的中国,尤其在邓小平统治的中国,所谓“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谁都不知道邓小平百年之后会不会政策大变,谁都说不准陈云会不会有朝一日压倒邓小平路线。在这个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果说一般资本家不会轻易作长期的生产性投资,那么,上述那一类资金,就更不会这样做,相反,只会更疯狂从事投机,挣取最大利润。在存在这样一种资本的情况下,扩大股票而致整个资本市场,就等于进一步迎合投机资金,进一步让他们壮大起来,进一步把全国更多资金吸引到投机上去。正当中国广大内陆地区贫脊不堪,正当中国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农业、基础工业等等部门仍非常落后,非常欠缺资金的时候,以亿计资金却涌向股市、楼市、债券,疯狂大炒,巨额资金在赢家与输家口袋之间团团转,既没有创造财富,也没有促进生产,等于是纯粹浪费。甚至可以说,它比浪费还坏,因为让投机资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使之朝着“泡沫经济”的方向前进,鼓励投机,鼓励非生产性投资,鼓励奢侈消费。这当然可以造成一时一地“富起来”,但不能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有人说,股票市场投机只是事情的一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一面,即股市有助于国营企业集资及发展生产,鼓励企业自负盈亏,多为国家赚钱,克服过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们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进行的是什么生产,就能够知道事情决非如此简单了。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经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电、印染、罐头、电子等等。前文已经多少谈过,今天中国最需要资金的,不一定是轻工业和商业,而是文教卫生、农业、基础工业等。所以,让轻工企业或商业企业上市集资,很有可能造成一面是锦上添花,另一面却无人雪中送炭,从而使不平衡加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玻璃彩电,不过是那些上市公司原来的经营项目;到了今天,这些企业的经营项目已很杂,而地产投机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趋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体制也是一个原因。谁也不能规定上市公司在集资后如何使用资金,也谈不上能监督它们非投资于生产不可。所以,把股市一分为二,指出既有投机一面,又有促进生产的另一面——这并不一定成为事实。

股市无助改革


  至于说股市有助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效率,政企分开——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

  所有获挑选上市的公司,必须本身已经是有盈利的;亏损企业根本不被考虑(这也是股市应有之义)。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让盈利企业获得更多盈利,却不能使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也就是说,无助于克服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业,由于中国价格制度扭曲,税制混乱,根本很难确定盈利主要是由于企业自己经营得法呢,还是外部条件促成,所以能够上市的公司不一定就是经营得法,因之也谈不到股市一定能起奖优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疯狂投机,实际已经同企业经营状况好坏毫无关系。人们根本不是看好某个行业或某个企业而投资,反而更多是看邓小平什么时候讲话,南巡北巡到什么地方。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吧。唯其如此,就谈不上可以督促企业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发发股份,便可以轻易赚大钱,根本不需要辛苦经营。

  至于说什么股市有助解决“所有主缺位”问题,那就更是笑话。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国家掌握的股份),作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亿人民)不论从前还是现在都始终丝毫不能过问自己的财产,从来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于公有股占多数,而且更由于官僚体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强没有削弱,所以企业不论搞不搞股份制,不论上市不上市,始终都是受到原属政府单位强烈干预。所以,种种旧体制的弊害——负盈不负亏,政企不分,对国有财产肆意浪费——并没有真正减少,反倒新问题则层出不穷。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东而言,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股东也很难真正过问企业管理权,那么,在迹近无法无天的中国,说什么能够让小股东真正体现主人翁权利,那只能是笑话。

为何官僚对股市情有独钟?


  我们这里不打算整个地来评价股份制,而只谈股市存废问题。今天(八月二十一日)报上报导,国务院鉴于深圳骚乱,已决定对股市作出“继续试验,放慢速度”的决定。朱镕基更说,该热的(指企业改革)没热起来,不该热的(指股市)倒太热了,有可能导致大陆经济“空心化”。其实,官僚们厚此薄彼,绝不是偶然的。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利之所趋。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员贪污的聚宝盒,又是官员赖以洗黑钱的好地方。

  我们却认为,从头起中国就不该设立股市。理由总括如下:

  第一,开设股市实际上令资金流向不事生产或投机部门,从而令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更为严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开设股市实际上等于鼓励各级官僚放开生产部门的切实改革不管,一窝蜂跑到流通部门去淘金,也就是说,不是搞国有资产增殖的改革,而是搞价值转移(从人民口袋掏钱)的“改革”。

  第三,实际上培植了以官僚资本家、个体户、黑帮、投机家为主体的“流氓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继续下去只会让他们更大胆地化公为私,成为国民经济的大毒瘤。

  本来,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即由利润率支配生产和投资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剧,令资金从最需要发展的部门(农业、基础工业等这些部门多数利润率偏低)流向本已较为发展的部门(轻工业、服务业、商业,因为它们利润较高)。再加上由一个腐败不堪的政权去实行市场改革,那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他们放着欧美资本主义中好的东西不学或少学(如企业管理,法治和民主),对于资本主义种种不事生产的东西,又或种种统治技俩——跑马、赌博、投机、压迫工人的种种技术,却大学特学。这正正就是邓小平那种“政治收紧、经济放松”的路线的本质。邓小平比陈云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让官僚和资本家大大发财的情况下,才能多少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多少延缓统治危机。但是,凡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深圳骚乱告诉我们,邓小平路线一样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谁若以为邓小平路线保证了中国走向稳定,那只是空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