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大倒退
——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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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
——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刘宇凡
1989年2月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共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并不能真正剌激生产效益,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倒退已经非常可怕了。这场被称为一次“革命”的大改革,实际上不过使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变成官僚资本家,不过使新生资产阶级日益兴旺,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说,改革越来越意味着连过去所获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将丧失。妇女,又尤其是农村妇女,其社会地位随着改革深化而不断下降;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压迫上稍为“宽松宽松”,但是棍子还是要打;何况,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简直没有任何真正改善。至于工人阶级——它在宪法上号称为中国的领导阶级——现在也终于到了全面丧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后关头了。前几年所进行的工资改革,固然早就已经走向极端,早就已经把一种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移植到中国。到了一九八八年,改革又进了一步,这次就是要打破充分就业的原则,大规模地制造失业了。几十年来宣称社会主义不会有失业的中共,现在又承认,毕竟失业是有用的、是初级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了。

  工人的悲惨命运


  其实,从经济改革开始以来,对于那九百万农村乡镇企业的工人,一千万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几百万为港澳及外资工作的工人——对于这加起来为数达二千多万的工人来说,不仅完全没有就业保障,而且没有任何年资、福利、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条件、工时等等任何保障。对于为数近千万的合同工人来说,虽然还有福利津贴,但也早就失掉了就业保障。一直享有就业权的,就只是占了国营企业工人的多数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开除了。在“优化组合”的名义下(中共从来都是爱发明新名词的),越来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国,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在资本主义大许多倍。要知道,在中国,工资一直非常低,只勉强够吃穿,其余全部物质生活,都是由他所属的单位所负责。他住的是工厂盖的廉价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种种票子,往往都由工厂发;他的医疗费、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经假、子女津贴,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厂所负责。甚至在一些大企业,理发、育婴、儿女上学等等,都是由厂办的理发店、育婴院、学校等等负责。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权也是由所属单位来赋予。一个人离开了所属的单位,就简直无法生存。而对于工人来说,这尤其如此。他一旦被开除,不仅意味没有收入,而且意味着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没有意外保障,甚至儿子没有书读。

  “上海一家纺织厂一名被组合下来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预交五千元钱,她厂里拿不出,……她原来的工厂说,按规定,她失业后已经和厂里断绝了联系,我们管不着;劳动保险部门说,她不属于终止合同或被辞退者,不在我们救济之列;民政部门说,她不是孤寡残废,我们管不到;市总工会说,她是工会会员,也许我们该管。可是拿出很多钱,我们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病情一天天恶化。”(注一)

  这种绝望情况使许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一个被开除的工人“闯到厂长办公室,把刀架到厂长脖子上,叫着:‘你凭什么砸我的饭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饭!’”(注二)这种事例在中国并不属例外。中共现在打算向那一千五百万工业冗员开刀,所以今后失业人数(其中多数是女工)将会很大。因此,今后的冲突也同样会不断增加。

  一位工人说:“共产党从一开始闹革命就许了诺言,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怎么现在又变了卦?”

  社会主义应当否定全民就业?


  中共自然有许多文胆文棍为它作解释。一年来瞭望周刊就经常撰文宣传制造失业的好处。中国工业企业有冗员一千五百万,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充分就业的原则所造成。“失业现象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经济不发达,期望给每一个进入劳动年龄的公民都安置一个‘铁饭碗’,消灭失业现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建国后为此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结果是以企业内大量的隐形失业代替社会上的显形失业外,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百分之二的‘待业率’。”(注三)“企业不再是职工的‘安全岛’、‘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今也遇到挑战——社会主义不再养懒汉。”(注四)

  我们可以把上述引文简化为四个结论:

  1.社会主义根本不包括充分就业的原则;
  2.充分就业等于养懒汉;
  3.目前的企业冗员是由于实行充分就业所造成;
  4.目前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做到充分就业。

  我们现在逐点作评论。先谈第一点。

  “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充分就业的原则”——这句话不一定错。要看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李光耀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北欧式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包括真正的充分就业的原则。可是,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李光耀或别的什么的社会主义吗?不是。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共要坚持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就坚持: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失业现象。马克思那部《资本论》,就充分说明过,失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才成为纯粹的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旦资本由于市场不景而不能增殖,资本就不需要劳动,就需要开除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劳动是为统治者增殖财富而非资本,劳动力越多财富就越多,所以那时不会有资本主义式的失业;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统治,劳动再次成为纯粹增殖财富的因素(只是财富都归劳动者支配而非归剥削者支配),所以同样不会产生结构性失业。

  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统统是空想!”朋友,你自然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这样说也毫不稀奇。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为社会主义辩护。我们要指出的只是:你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一面在宪法上声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本不主张充分就业。这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事实,违反宪法!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共一面经常拿“四项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校者注)来压人,另一面它自己却加速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加紧违反宪法,这难道不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毫无原则的自相矛盾吗?或许,你们会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所以是不同的!”可怜!不管你叫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中级、初级还是幼儿园级,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就应当具有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正如小孩虽然幼稚,但毕竟也是人一样。你顶多只能说,初级社会主义,要落实全民就业需要一段时间,而不能说社会主义根本要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现在谈第二点。

  全民就业等于铁饭碗?


  我们承认,过去那种工厂不能辞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励懒惰和冗员的。如果就把这个制度称为“铁饭碗”,那么我们也并不赞成所谓“铁饭碗”制。可是,这种制度同充分就业的原则根本是两回事,是不能把它们混淆一起的。“铁饭碗”本身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反过来,充分就业也不一定等于“铁饭碗”。“人人有工做”——不过是说国家应当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保障一切愿意做工的人,都一定有工可做而已。它并没有说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并不一定包括“工厂不能辞退工人”这个原则。人人有工做,这是一个大原则,是计划经济的其中一个目标。至于这些工是怎样做的,是按照奖勤罚懒的标准还是按照“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标准去做;是按照工厂有权辞退工人的原则还是按照“铁饭碗”的原则,这是经济管理的具体方式问题,与全民就业这个经济目标并没有一定关系。可以采取“铁饭碗”的手段来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这种手段,根本采取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应让工厂有权辞退工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经济计划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训练,让那些暂时失业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业(这种临时失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业。临时性失业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全民就业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容许个别人失业。单是技术革新这个因素,就一定会造成临时失业)。在一个经济资源和生产手段都已经收归全民集体所有的国家,要做到这点并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造成今天企业的种种问题?


  其实,今天中国的工业危机(冗员太多,劳动纪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业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机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铁饭碗”在内的一种最落后、最野蛮的劳动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可以称为现代工奴制度。说全民就业造成懒惰固然荒唐;单单说“铁饭碗”造成懒惰也同样是不合理的。毕竟,“铁饭碗”只是整个工奴制度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按照这种制度,工厂固然不能开除工人,反过来工人也绝对无权辞职,绝对无权选择职业、选择工作单位。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工厂,他就永远属于工厂,永远受工厂的“领导”统治。农奴受束缚于土地;同样,工奴则受束缚于工厂。这样一种制度,连中共也承认是一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其实也同全民就业毫无关系)。这样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当然绝对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许多工人用非所学,根本对分配的工作全无兴趣。这样,工人那会有生产积极性呢?所以,今天中国企业的危机,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责任——他们几十年来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而是制定这种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责任。

  这样一种荒唐的制度为什么居然维持了几十年呢?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共早就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党,它根本无视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种绝对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头起就强调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强调的却是官僚集权。到了毛泽东就更登峰造极。按照中共模式,“一枝竹杆插到底”,全国一切单位,全国所有工人,都应当属于中央的计划范围以内,都要服从中央的分配。因为,在中共眼中,不仅全国工厂,甚至全国工人都属国家所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劳动力公有论”。(关于这种理论,读者可参阅本文集《就业自由与社会主义》一文)如果说“铁饭碗”不过是工奴制的一个部分,那么,工奴制(或“劳动力公有”制)就是整个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这种制度,每间工厂和每个工人都原则上由中央控制。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会有效率。所以,造成企业的积弊,原因不在于毫无选择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这种官僚集权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负起管理不善的重担,是最卑劣的官僚统治者的表现。这样做固然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提高效益产生真正作用。面对失业的威胁,工人会被迫卖命工作;从这方面看可能会提高个别工人的劳动效率。可是,提高个别工人的效率,不等于就能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更不用说就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如果企业仍然由官僚管理,开除再多工人也绝不会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现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吗?不是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吗?如果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又进行放权改革,不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这样仍很难根本解决问题。要知道,不论现在的改革幅度怎样大,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始终不曾触动过。这就是国有财产发生了官僚寄生的问题。全国绝大部分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夺了国有财产的控制权,变成了中共的禁脔。而问题在于,中共还没有连财产权也正式夺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别人的、全民的财产,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它们绝不关心,浪费最大也无动于衷。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效益奇低,固然不仅是由于“铁饭碗”,也不仅由于工奴制,也不仅在于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也更在于官僚寄生在国有财产上面。几十万个国营企业,一亿三千万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挥,但官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权力,但官僚对国有财产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更为尖锐。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官僚拿谁的钱经商呢?拿国有财产。在企业方面,情况也一样。企业财产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无主”的财产。企业经理对它也根本不像一个资本家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关心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化改革,开除工人制造失业等等,除了为经理带来奖金外,不会真正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谁若以为,只要牺牲工人利益,中国经济就能解决其危机了,这纯粹是幻想。

  国有财产要物归原主


  中共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了解到非触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当然不是把国有财产物归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一个劲地走资本主义,越来越大胆地把国有财产用种种名义(如股份制)化公为私,从政治官僚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僚资本家。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决心要把全部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

  到了现在这关头,中国工人应当这样正告中共:你们根本无权这样做!这几十万个企业,几千亿元资产,是我们所创造的财产!(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资本家所拥有的工业只有极微小的资产。)宪法上明文规定财产权属于人民所有,你们固无权垄断支配权,更无权篡夺,化公为私!你们几十年来剥夺了我们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搞成烂摊子,到最后却竟然要开除我们,我们决不答应!我们现在告诉你们:把工厂、矿山交还我们!把政权交还给我们!不用你们操心!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我们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业!我们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政府来实现全民就业的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能否实现全民就业


  至于第四点,更完全经不起推敲。首先,怎样的经济水平才能做到充分就业呢?标准何在呢?我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确实答复。其实,在一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业已基本上消失了。而那时的工业效率就因此大为降低吗?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国的工业效益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而当时的经济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吗?为什么那时候实行全民就业并没有降低效率?这难道不也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与能否充分就业没有必然的关系吗?诚然,经济水平越低,同时做到充分就业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难会较多,但那并不表示不可克服,顶多是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应当说要根本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毛泽东式的铁饭碗制度本身固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同样是一种最大浪费。资本主义所重视的效益,一直都不过是个别企业的效益——用最小的劳动增殖最大限度的资本。可是,以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本家因为赚不到钱而把工厂关门,把工人开除就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这些工人和工厂从新开工,这不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吗?从资本家的角度看这是浪费,因为越多产品只会令市场过剩,价格下跌。但是从实际使用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多数的人的利益看,更多产品就可以拿来更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所以,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中国根本不应当把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当作是一种优越制度来引入。

  两条道路的选择


  中国企业当前的确有惊人的冗员,各个工厂必须逐步淘汰冗员。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益就一定要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是通过制造失业来淘汰工厂冗员,还是通过民主地有计划地重新整顿国民经济、创造更多就机会的方式来一面裁汰冗员,一面安排暂时失业者重新就业?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前一条道路是根本违反宪法,违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后一条道路才是工人所应支持的。


注释:
注一:瞭望周刊,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注二:瞭望周刊海外版,八八年九月五日。
注三: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注四: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