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功过与邓后中国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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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试论邓小平功过与邓后中国政局


刘宇凡
1997年4月



  邓小平死后,舆论一般都是对之称颂有嘉,即使略有批评,总的来说也不超出邓对自己的三七开的评论,不超出他功大于过的评论。

  所有那些从经济改革中发了财的大大小小官僚可以这样说:所有充满奴才心态或者顺民心态的人可以这样说,但是,站在普罗大众立场上而奋斗的人却不能这样说。

官僚资本的缔造者


  说邓小平搞经改有功,不搞政改、以及六•四屠杀有过,虽然比一味歌颂邓好些,可是这种分析把邓的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好像邓当年反脸消灭北京之春、关押魏京生、八六年及八九年镇压群众运动,统统都与经济利益无涉。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把邓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貌似相反的表现当作是某种政治人格上的分裂──“他是开明的,只是开明得不够”,而完全忽略上述两种貌似相反的表现,实质是相成的,是互为表里的。连邓自己也是这样看的。所谓“双手都要硬”论就是明显例子。之所以要在维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恰恰就是为了在进一步摆脱人民监督的条件下去发展首先有利于官僚集团的物质利益的“改革”。只有在消灭了人民一切批评的声音之后,在掩尽人民的耳目之后,邓才会放心搞经改,因为他的经改的实质,就是让各级官僚通过经商而化公为私,或是通过经商搜刮民脂。可以说,邓小平对官僚集团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官僚资本之复活缔造了条件。大家知道,官僚资本自晚清发轫以来,到了民国时代曾经发展到大大阻碍正常经济活动的地步。中共的建政消灭了官僚资本,可是,当初谁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它竟然在邓小平手中复兴了。在改革初期,中共官员的贪污大抵只是以索取消费品为限,然后,就发展为索要金钱。到了80年代中之后,官员早已不满足于被动的受贿,而是自行投资创收了。于是官员经商,遍于大地。从中央大员到九品芝麻官,从公安到解放军,莫不兴办公司谋利;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主要形式自然是以部门名义兴办实业,实行“国有私营”,亏了是国家的,盈利是自己的;也有官员私下经商,或者掇使亲戚朋友经商的,总之都是实行权钱交易;也有政府部门向“挂靠”的私营企业提供保护而获得企业赠送无偿“官股”一份以致几份的;还有利用批文、双轨制等倒卖倒买的官倒。总之,今天中共官员是无官不商,无官不贪。邓小平的子女、女婿就有好几个是头号官商。

  这个日益庞大,日益不知厌足的官僚资本集团,以更高速度吞噬着国有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官方刊物也承认,从1982到1992年,多达五千亿元国有财产流到私人口袋。至于通过垄断市场、不公平竞争、摊派等等方式刮去的民脂民膏,谁也不知道多少。

  在任何的公开文件中,在任何冠冕堂皇的领导人讲话中,都只字不提的官僚资本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欺行霸市,而且实际上左右了经济改革的一切实际措施。任何重大改革举措,都打着人民利益为幌子,同时又都以满足官僚资本的特权为其核心。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迟迟不取消;优待外资而歧视本国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之所以拖到最近才开始改变;明晰产权的改革,一变而为搞股份制、再变而为以搞股市投机为主;发展第三产业结果变成以发展娱乐、商业、饮食为主、而完全忽略被中共也视为第三产业的教育、科研事业、医疗卫生;整顿市场变成为政府官员大搞翻牌公司等等,这无一不说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究竟是为谁而改,为谁而革了。这一切也说明,为什么邓小平非要屠杀任何敢于批评与揭露的人民不可了。毕竟,政治专制,是为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改革而服务的。

两极分化下的经济增长


  邓小平的政治资产,在于他统治下的中国,近20年来都有平均达9%的经济增长率;有人因此说邓缔造了经济奇迹,说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毕竟是功劳啊。

  大量事实证明情况绝不那么简单。

  在80年代上半期,大概可以说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是自从8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就开始逆转了。社会财富无异是急剧增加,可是,真正得益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而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没有改善,就是改善得很少。贫富悬殊日益严重。这很容易从基尼系数中得到印证。它从1979年的0.31急升至1994年的0.434。不过,这个官方数字是不可靠的。有国内学者估计现在已超过0.5了,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高得多。1994年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银行存款总额的3%,而10%最高收入者却占了40%。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实际收入近10年来都增长很少。至于工人阶级,仍然在岗的工人,工资增长一般比农民的收入高一点,但同时,那为数达千万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下岗”工人或失业者,就已经陷入赤贫了。至于地区差距,也日益拉开。以广东与贵州为例,二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倍扩大为3.62倍;珠海与最穷的一个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竟相差17倍。已经有人指出,中国的地区差距之大已经同前南斯拉夫差不多了。

  两极分化之特别引起人民的深刻反感,是因为那些发了大财的往往并不是纯粹靠自己的本领,而是依靠关系;而那些赤贫化的工人和农民,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致贫。

  只有能兼顾缩小贫富差距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才真正值得人民拥护。如果邓小平能做到这点,兑现他在1985年的诺言(“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人民就真正值得纪念他了。相反,两极分化既然发展到如此严重,既然事实证明共同富裕是假,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才是真,凭什么再叫人民怀念邓?

哪一门子的经济发展


  其实,就算所谓经济高速发展本身,也并不像中共所吹捧的那么伟大。10多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举债(外债一千亿美元、内债二千多亿人民币,再加上连年赤字),依靠对工农的超级剥削,依靠牺牲其它部门(农业、基础产业、教育科研等等)、其它地区(西部及中部)、依靠贱售经济主权及牺牲民族工业来吸引外资,依靠粗放经营(以大量投入来换取产出),而不是依靠提高管理及技术效率,不是依靠大力发展教育科研,不是依靠均衡发展(这意味要优先发展那些滞后部门,例如农业),不是依靠提高人民的文化及生活水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创举,更谈不上伟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西、墨西哥等都实行过了,而且都在尝过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纷纷爆发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在过去爆发过,在今后也会爆发,其严重性也只会更大。

  自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毛式的命令经济及闭关自守当然是死路一条。而邓的改革路线在一定限度下也有正确的一面,例如容许个体户的发展,恢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企业经营权,发展对外贸易等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可是,大概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邓实际上就不仅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走一种恶质的官僚资本主义路线,结果使权力及金钱势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坐大为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可笑的是,中共的悼词还宣称邓是“共产主义战士”。人民早就心中有数了:“社会主义只说不做,资本主义只做不说”“赤裸裸的封建主义,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其实,越到后来,邓小平就越无法自圆其说。“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本身没有错。但请问,哪究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分别呢?如果一个社会在基本经济规律上都同资本主义看齐,哪为什么不干脆叫做资本主义呢?“一国两制”──可是,如果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何不干脆让大陆走资呢?反之,如果后者比前者优胜,为什么不叫香港也走社呢?

  许多人认为,邓小平这种猫论恰恰是一种值得拥护的务实主义──不是问姓资姓社,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经济便行。

所谓“实事求是”


  我们倒要质问,这样一种所谓“务实主义”,究竟有利于谁的经济发展?是有利于官僚资本的经济发展,还是全体人民都得到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是前者。既然国家正式规定的路线是“大胆闯,大胆试”,而有关改革究竟是什么社会属性的问题,不仅要自觉地拒绝考虑,而且不准人民讨论,既然这样,就等于替各级官员解除了一切道德及政治约束力,等于放任他们实行各种经济冒险政策,放任他们借改革之名横征暴敛。这就毫不奇怪,越是“大胆闯,大胆试”,改革越是“深化”,原本被禁而且也应该被禁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合法化了,或至少是正当化了:先是剥削合法化,接着,回扣啦,官员经商啦,“创收”啦,各部门的“小金库”啦,股市投机啦,国土贱售啦,赌马啦等等纷纷获得平反。大概下一回就会轮到“摊派”、“三乱”的平反了。官僚这样一种“大胆试,大胆闯”,自然最反对人家过问“姓资姓社”了。

  “左王”之要问“姓资姓社”,当然是居心叵测。然而,那并不表示邓小平那种说一套、做一套,那种拒绝考虑改革的社会属性、甚至是禁止人民讨论这个问题的主张,真正值得人民拥护。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是真正实事求是,那只会使有关改革性质的讨论更为必要,而非相反,因为任何“实”,都同一定的“名”分不开的,除非人人都变成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禅宗信徒。问题只在于那加诸于“实”的名,是真名而不是假名,而不在于幻想使“实”摆脱“名”。好比有人卖“羊肉”,然而当人家怀疑地问“真是羊肉吗?不会是狗肉吧”的时候,那汉子不去正面答复,反而胡说什么“不要问什么姓羊姓狗了,反正吃得饱就是好肉”,难道能叫这种做法为“实事求是”吗?同样,邓一面指天誓日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面当改革日益变成官僚资本全面复辟的时候,却宣布“不要问姓社姓资”,人民能相信这是“实事求是”吗?能不怀疑邓在欺骗人民吗?

  站在人民立场上,理应考虑目前改革的社会属性──它有利于哪个集团?它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而不是相反;只有充分考虑到这点之后,人民才能理解到改革对自己的全部利害关系。“左王”的错误不在于要求考虑改革的属性,而是在于他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充满专制与封建意味的假社会主义(其实,“姓”资“姓”社的提法,本身就充满封建味。所以叫他们为极左派,不如叫他们右派更恰当),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也只会把这种假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绝不会让人民真正有独立思考和讨论的自由。要对付这种假社会主义、真专制主义,不能靠禁止讨论,相反,只能通过真正自由的辩论,才能揭穿“左王”。邓小平采取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他自己的立论与居心同样是见不得光的。这样一种专卖假货,而且对于任何关于真假的讨论都要棒杀的官僚奸商作法,居然还有人吹捧为“实事求是”的典范!

邓后的政局


  盖棺论定。1979年邓小平以人民救星的角色重登舞台,1997年则以屠夫、骗子、官僚资本缔造者的恶名踏下舞台,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这点。至于邓后政局,人们纷纷猜测,究竟那个终于摆脱儿皇帝的身份的“江核心”,能不能坐稳江山呢?他会不会坚持邓路线呢?整个政局是否稳定呢?

  江泽民自然在不少地方比当年华国锋有利得多,不过,谁若以为,单靠邓小平的扶持,以及其它元老们的凋零,就能令江稳坐江山,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不仅党内人事派系的矛盾仍然起作用,而且整个统治集团、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矛盾也在起作用。在统治集团内部,各个官僚资本集团、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僚,为竞逐市场、利润、地盆而发生的冲突日多;同时,尽管整个官僚集团都以走资为乐,可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谁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谁都不服谁,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之,统治集团的内部离心力空前膨胀。在社会上,由于官僚腐败、两极分化所引起的阶级矛盾及对中共的反感也在继长增高,同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冒进政策也为危机之爆发预埋了炸药。各种各样矛盾所交织而成的力量远超过江泽民恋栈的力量。一句话,江泽民的禄位还是要由斗争来决定的。

  不过,不论人事上的变数多么大,大体上不论中共哪一派当权,都不会根本改变走资本主义的路线,预多是略加修改而已。据说,邓死不久就有“左王”的第三份万言书流传了。其实,只要对前两份万言书稍加分析,便不难知道,他们怎么“左”,他不会“左”到回到毛时代的路线。他们很起劲地攻击私营资本家,但对于官僚资本却刻意隐瞒,曲线回护,请问这难道是那不断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篡党夺权的毛泽东主义阴魂的证据么?不论是从前的陈云与邓小平,还是现在的邓力群与江泽民,大家都很起劲的捍卫一党专政,包括捍卫中共党政官员在市场化改革中大捞一把的特权。所分别的只是在对待私营资本及外资方面,一个比较严苛,一个比较宽松而已。

  自然不能排除当权派会在日后稍为放松政治控制,但大体而言,要平反六•四,如果没有来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单靠统治集团内的为数极少的开明官员的努力,也是不大可能的。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就更不用说了。

  经过八九民运的失败,群众性的政治民主运动恐怕不一定能很快兴起。但是,农民与工人的局部性经济抗争,不仅过去几年一直持续,而且今后一定会继续发展,有可能发展为局部性的民主斗争。不过,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民主力量并以取代中共统治,这样一种局面,现在还远远谈不到。主要的障碍不是群众本质上缺乏政治热情──八九年已经证明群众是能够广泛而不怕牺牲的参与民主斗争的──而是群众思想上还很混乱,没能提出一条真正指向解放的道路。而那本来比较有条件从事这种探索的知识分子,却普遍接受了“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也普遍地疏远工农群众,同时加紧靠拢新生资阶级,尽管后者从没表现出任何民主抗争精神。虽然近年开始有人对此作出反省,可是毕竟呼声微弱。在这个情况下,坚持一条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并且让人民能普遍提高生活及文化水平的仁人志士,还要作长期艰苦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