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还是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

──介绍西方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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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还是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

──介绍西方一场争论

刘宇凡

新苗双月刊  4 / 1987 10

前言

八十年代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反动。六、七十年西方围绕着反越战运动所造成的激进化,在青年当中引发起对社会主义热切响往的潮流。七十年代末,这一切都改变了。不仅西方青年的激进化消退,连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从中国、苏联到波兰,无一不陷于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中,并力图从僵化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同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却好景不常,自从一九七四年的衰退以来,尽管有间断的复苏,但是已无法恢复战后的黄金时代了。如今西方的三千万失业大军,在相当时期内仍毫无迹象会大为减少。无家可归,靠社会救济为生的人,一直在增长。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问题,已争论了接近大半个世纪了。在张五常眼中,那个问题根本不值得争论,因为市场经济是天然地优越的制度。不过,新自由主义学派尽管在香港吃香,毕竟在世界众多流派中占一席而已。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从凯恩斯到新左,从马克思主义到托派,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以来,根据许多新的经验,这方面的论争又推进一个新阶段。这次论争的时代背景,和过去最大不同,是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

英国一位苏联经济专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根据他对苏联经济的分析,最近写了一本《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提出了一套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确有很多问题。他主张社会主义,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社会主义采纳市场调节,才是出路。

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利时的曼德尔去年在新左评论上着文反对诺夫,题为《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辩护》。(另一位经济学家Roland Lew)也参加论争,但此处暂时撇开)诺夫不久写了《市场和社会主义》一文反驳曼德尔,本文主要是介绍二者的这一次论争。后来曼德在最近出版的一部书《在廿世纪末叶的时刻再重申社会主义》曾再反驳诺夫,但此书未运到港,无从介绍。

对计划经济的挑战与响应

诺夫赞成社会主义,但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货币、商品、市场,在社会主义将会逐渐消亡,慢慢由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民主自治所取代。诺夫直指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诺夫明白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根本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应由全体公民以高度的民主自治去管理经济。但诺夫指出,这个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社会的产品上千万种(在苏联至少有一千二百万种产品),生产这千万种产品的各个单位,彼此在投入产出的比例都会不同,它们的总和构成无数的极其复杂的生产公式,不可能由一个社会民主机构为各个单位制定计划,并为它们提供真正合适的原料、人力、机器等。这无数的生产公式,只能由市场调节;任何计算机,任何一种民主机构,都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曼德尔并不从马克思的模式出发来反驳诺夫。他认为,要判断社会主义该实行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不是根据马克思的主张,因为毕竟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只是一种预测。应该根据的是现实生活,首先是要根据资本主义本身的趋势。究竟资本主义本身有甚么趋势?那就是劳动的社会化。甚么是劳动的社会化?它就是社会分工、大生产代替小生产、生产专业化等等所造成的生产过程和消费的彼此依赖。与社会化相对立的是自给自足。在十四世纪欧洲各国主要是自然经济,彼此依赖的社会化劳动(主要是手工业)不过包括几百人。到了今天,整个社会分成为许多经济部门,彼此间在技术、原料、机器、人力等各方面互相合作和依赖,进行这种合作的人上千万计,这就是劳动社会化。劳动社会化本身正好带来甚么呢?那就是在生产方面越来越有计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在规模上也越惊人。在那些拥有几十间工厂十多万员工的巨型企业,它们内部就正在实行计划经济。所以计划根本不是到了社会主义才突然出现;它不过是继承并发扬资本主义中早就出现了的趋势而已。

企业内部的有计划生产意味甚么呢?那就是由市场分配的劳动急速地下降,而直接分配的劳动急促上升。通用车厂辖下有许多分厂;当零件厂输送零件到车壳厂的时候,二者之间并没有买卖关系(只是在簿记上用货币形式记帐,但这不意味有真正的交易)。各厂之间的物资分配,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总厂有计划的调节。生产越发展,企业规模越大,越多产品(主要是中间产品,而不是一般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要由计划来调拨。

诺夫其后在《市场和社会主义》一文中反驳曼德尔。他说,诚然在企业内部是有计划地分配产品的,但是,这种计划性本身是决定于市场的。通用辖下的车壳厂把一千架车壳直接分配给装配厂,既不多些也不少些,是因为市场需求通用生产一千架汽车。在这里诺夫要证明资本主义虽然有计划成份,但这个计划成份只有立足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才行得通。

(笔者认为,诺夫的批评并不正确。目前资本主企业的内部计划调拨,是建基于外部的市场调节,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包含「计划只能以市场为基础才能发挥效益」这个论断。无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内部怎样有计划性,它到底是依赖市场的,否则早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私人企业的计划性是否最终依赖市场──这事实没人否认──而是在于计划性依赖市场,即最终仍由市场调节,这本身能否真正发挥经济效益。对此诺夫恰恰没有证明。曼德尔将怎样反驳,笔者现在还不知道,但从他已发表文章,可推论出他的看法。他认为,私人企业的内部计划,和市场的外部调节,在资本主义下既有统一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另一面。而且,企业规模越庞大,因而越有计划性,它的生产力就越大;而这又反过来使市场更易由于盲目竞争而造成周期性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本身就是最大浪费。所以,从资本主义的计划性以市场为基础,这个事实根本不能推论出市场比计划更可行。)

诺夫所谓上千万种产品使计划经济无法运行,是经不起推敲的。曼德尔指出,在千万种产品中,相当多是属于中间产品、半制成品等等,而这类产品消费者是不会购买的,它们只在工厂之间流通。而企业越大,它辖下的分厂的产品就根本不经市场调节。还有,许多大型的建设──电站、水坝等等,它们往往不是由市场调节的,而是预订的。就算是公开招标,那已经不是纯粹的市场调节了,因为在公开招标中,各个企业还在竞投时,生产还未进行。当中标者进行生产时,又已经没有了市场竞争,因为产品最后只有一个,而且最终一定会被使用。这大大不同于一般市场,在一般市场各个工厂是拿着已经制成的产品互相盲目竞争。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决不是一切产品都经由市场调节。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多产品经由计划,直接预订等方式调节。

计划、市场和消费者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甚么是计划,甚么是市场。一般人以为,计划经济就等于一切统制、官僚集权、配给,而市场经济就等于自由民主。曼德尔指出这是完全误解。市场经济曾经长期同法国专制皇朝、俄国皇朝、德国皇朝和平共存。直到今天,在全球奉行市场经济的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中,只有二十多个欧美各国有自由民主。所以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在于自由。反过来,固然有不民主的计划经济,但也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在一些原始农业公社中,更有由习俗、宗教、巫师等作为调节工具的计划经济。所以,计划经济的定义也不在于官僚集权。其实,曼德尔指出,二者的分别在于,计划是一种事前分配劳动的制度,而市场则是一种事后的分配制度。饮食部门由于需求增加(例如人口增加),利润率就提高,其它部门的资本及其它闲散资金就会自动流入饮食部门,直至这个部门饱满甚至过剩为止。这就是事后的分配。计划经济则事先估计需求增长多少,然后自觉地增加分配劳动到饮食部门,不依靠利润率的调节。

诺夫提出计划经济不可行,就等于说,一个社会永无可能自觉地调节自己的经济运行。他上文已提出过一个论点。现在再介绍他的第二个论点。这次他是从消费者着眼。他说,消费需求是极其复杂,难以预测的。而且,随着生产发展,消费的花样越来越多。同是洗洁精,会有十多种流行牌子。我们很难预测消费者的偏好。

曼德尔不否认消费需求有难以测定的一面。所以他再三强调,不能排除在某些方面继续容许市场。但是,他指出,消费模式也有它可以预测的一面。早在一个世纪前,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格尔就对需求模式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到了今天这个方面的研究更越来越精密。根据种种统计,我们可以把消费品分成三种。一种是基本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水、电)。第二种是提高文化所必需的产品,例如教育、文化、家庭电器、较精细的食物、娱乐、渡假费用等等。第三种是奢侈品。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社会已经富庶到一般人的第一种需求已能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会转而追求第二种消费品,因此随着第一种需求得到满足,用于第一种产品的家庭收入越来越减少。这意味甚么呢?对这类产品,消费需求的弹性是趋向于零的。也就是说,即使这类品的价格再下跌更多,只要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人们也没有兴趣去多买些。没有家庭会因为米价下跌而大量购入米。换言之,第一类产品的需求基本上是稳定的,大可预测的,因为它们是同收入增长形成一定的比例的。这类产品本身大可由社会直接而且免费供应给人民(当然只在富裕社会办得到。毕竟,计划经济只能在生产力相当高的情况下才是可想象的。曼德尔并没有说在像中国那样贫困的国家可以实行)。事实上西方早就有这种直接免费分配的萌芽了。某些国家一直实行给学童提供免费早餐,给婴儿提供免费牛奶津贴等等。当然,如果货不对路,人民就没有消费选择了。但是,曼德尔认为,在社会主义中,消费者根本就不应当只是纯粹被动地在产品之间选择。计划经济应当由包括消费者在内的人所控制。在资本主义中,消费者的所谓自由只是被动自由。计划经济要令消费者能真正有份参与生产决策,使消费者能真正监督生产,避免货不对路的现象。如果能做到这点(民主选举消费者委员会,并由它参与经济决策),人民所获得的产品就会是最适合他们的需要了。例如,对洗洁精的需求估计并不困难,而只要供应充足,一个在富裕社会过生活的人不会因为免费供应而大量霸占,正如让盐免费供应不会有人大量霸占盐一样。

第二类产品中有不少也可以像第一类产品样直接分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将会越来越多产品的成本越来越低,需求弹性也更低,因而以有更多产品进入免费直接分配的范围。只有奢侈品及某些特殊产品仍需以货币交换。

诺夫认为,只有当消费品分配是通过货币时,才能确定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一个人愿意花廿元买一张戏票,但如果价格上升到卅元他就放弃看戏,宁愿花在一件衬衣上。每一个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的价值观,它只能通过货币来向市场传达他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计划者是不可能确知每一个消费者对产品的不同需求程度的。

曼德尔不认为这是甚么严重困难。首先,对许多必需品,消费者根本没有多少选择。在住房和购买一辆劳斯莱斯之间,人们的选择很少,除非他用不着房子。自然,房子的种类也很多,但要知道人们的一般喜好并不困难。只要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充足的沟通渠道,让消费者直接向生产者反映需求便可以了。曼德尔不无讽剌地引一个例子:一个人不会因为手上有钱并且恰巧看到一间餐馆,才会想到他原来十分饥饿。这例子说明:只有使用货币,消费者才能区别自己不同需求偏好,这个说法,是过于夸张的。

对市场的批判

诺夫坚持社会主义应实行市场经济。曼德尔指出,市场经济论者强调市场能保障消费自由,但是他们没有顾及市场同时却大大缩小既是消费者但更是生产者的工人的自由。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尽管没有了资本家,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投资、交换和分配,仍是由市场即利润率调节。这样,对每一个企业的工人来说,他们生产甚么,生产多少,工作时间多少,收入多少,产品是否卖得出,他们完全无从过问,一切都要由市场决定,一切由市场来惩罚或奖励。竞争的逻辑一定要使那些较为小规模企业破产,也一定要使周期性的生产过剩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就业没有保障、失业、贫富悬殊、劳动强度提高、异化……──就会重现。对于工人来说,为了所谓消费自由(其实计划经济也一样能保障消费自由),而要牺牲他们在生产上的自由,要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奴隶,这又是否值得呢?究竟谁才有权决定呢?是官僚、精英,还是工人自己?如果由工人决定(否则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那他们怎会选择市场经济为主,大大牺牲自己在生产上因而在社会经济上的自主权?尤其是毫无证据证明计划经济一定取消消费自由的时候?

智利一个天主教神父说,最近一次披索贬值,使占圣地亚哥一半人口的贫民,他们所赚到的收入连买面包也不够。如果弗利民要他们相信自己比东德一个生活无忧的工人更为「自由」,更有「消费选择」,恐怕他一定会彻底失败。

诺夫认为,如果不采取市场经济,就只能实行由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曼德尔指出,今天我们在资本主义见到的经济效率,不能全归功于市场。他说,如果没有人们无数的日常的非正式合作,市场经济根本不易维持。新自由主义派把市场夸称为万能。在他们眼中,市场的价格讯号就是调节一切经活动的杠杆。但是,事实上消费者一般并不是眼睛永远盯着价格的浮动,永远选择最便宜的商品购物。相当多人是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商店购物,不大理会价格浮动。他们宁愿去自己熟习的商店购买,不会跑遍区内所有店铺打听价格,这不仅因为时间上不化算,而且因为人们总爱按照习惯办事,以及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打交道。这就是曼德尔所说的日常合作。社会上相当多产品,既不是依赖市场价格,也不是依赖官僚的计划调拨去分配产品,而是通过大家的非正式日常合作的渠道,这对于生产数据的流通也是如此。除非价格变动太大,否则一般商号都会向惯常的供货商订货。这意味着,相当多社会产品,乃是由于人的日常合作、习惯等的协作而变使得市场经济或中国、苏联式的官僚集权制能够运行下去。反对计划经济的人时常以「计划经济不可能要同时解决千万个生产和流通的公式」作为主要论据;他们忽略了相当多的所谓公式,已经由人们自己在日常生中解决了。如果这种日常合作能够自觉地发展起来,以致同整个社会的民主自治紧密结合起来,成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份,那时候就会使经济运行得更顺利。

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

诺夫提出,人们只能在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作选择。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空想。曼德尔则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以及人们的种种日常非正式合作,指出这已经构成了计划经济的成份。随着生产力的更迅速提高,一种民主自治的计划模式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一个由定期民主选举的会议将会掌握国民经济的最高决策。每次大选时应对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在全民中进行深入讨论。会议只限于讨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问题,例如平均工作时间,决定各大经济和社会部门发展的先后次序、经济增长率、‘积累率’、直接分配的产品和经由市场分配的产品的比例如何等等。一旦这些问题作了决定,会议就会写出一份总体计划,利用投入产出表和物资平衡表,根据现有生产条件来决定各经济部门和社会基本建设所应该得到的物资及劳动供应数量。这时国民会议的决策只限于宏观决策,它不会直接指挥各经济部门。

各经济部门的具体计划,不是由上述的会议决定,也不像现在苏联那样由各中央部委决定,而是由各经济部门(食品业、电子业、五金业、采掘业……)民选工人代表会议民主自治。部门工人代表会议根据总体计划所决定调拨的资源,和部门自己现有生产力,现有的各生产单位如何分配工作,它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多少等等。

消费品工业的自治组织,将会经常同民选的消费者委员会共同协商生产计划,以便使消费者更能积极地、直接地影响生产者。有关方面将会大量利用展销会、民意调查等等来不断接收消费者的种种讯息,使生产更符合消费者需求。比方说,如果每人都有权每年取得六双鞋子,那么有关方面就会印备开列了一百至二百种式样的调查单张,让人们自由选择六种。这些调查经过总汇和分析后(在一个相当计算机化的社会这并不困难:像中国这样落后自然暂时不行)将会由生产单位折算成生产计划。(笔者按:自然不是所有消费品都需要这样。有些产品,例如大米,由于需求量很稳定,品种又较简单,流通方式可以更简单得多。一些日常小产品可能需要另一种方式。奢侈品仍需经由市场流通。)

生产单位如果提早完成计划产量,它们的工人可以提早休息。这样,生产者就会有一种内在动力尽量减少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质量的方式去蒙混过关的事不会普遍出现,因为生产单位将由其它社会自治组织──各级消费者委员会、地方自治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等──的密切监督。

诺夫说,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由一个民选机构去决定十吨的皮革应调拨到何处,或者应否增产一百吨的硫磺。因为计划经济为了在各部门、各工厂间调节物资流通,无可避免要时时对计划作出调整,而调整的逻辑最终一定要求由中央干预。结果最后还是要集权中央。(一间电子厂(甲厂)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缺少零件。但零件供应厂的所有货品都已按计划有了货主;这样电子厂就必须求助于上级。上级如果要满足电子厂的要求时,就要对整个计划作出修正,例如削减另一间较不重要电子厂(乙厂)的供应来满足上述电子厂。但是,乙厂的投入既减少,产出就跟着减少,另一间需使用乙厂的产品的工厂接着也由于乙厂供应减少而出现投入不足,造成困难。连锁反应最后都要由中央解决。但众所周知,中央远离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把问题处理得好。)

曼德尔并不主张由一个民选机构去决定一切问题。如果由同一机构决定皮革和硫磺的流通,那是不可能的。曼德尔的模式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据总体计划的一般规定,去决定如何将自己部门的产品调拨给需要使用它的产品的其它生产单位。总体计划一旦决定了皮革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有多少需要使用皮革的「客户」之后,具体的分配计划就由皮革部门的自治组织及其下属各级组织主持,并时时同客户保持紧密联系。(笔者按:当然,在这里要预先作两个假设。一,是皮革部门的生产能力,以致全部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都已相当富足,都有富裕生产力,可以随机应变。诺夫上述所据的是苏联的经验,但在苏联之所以如此,正正是因为它还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物资长期紧张,才会出现上述左支右绌的情况。第二个假设,曼德尔多少有提及,即企业规模已相当巨大,这样,可能只是全国十多个皮革制造厂和十多个「客户」之间的流通。)

自治的计划经济中一样存在错误,但同市场经济比较,错误的规模会小很多。资本主义调节生产,是以经常性失业,环境污染,发动侵略战争以争夺市场等等为代价的。曼德尔举例说,西方制造商为巴西一条堤坝工程初步估价时,建筑费用只是五十亿美元,但现在工程未完成,数字已上升到一百八十亿美元。

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要解决上千万个复杂而又相关的问题。这是事实,但问题在于,这千万个复杂问题并不是由一小撮官僚解决,而是由同样是上千万计的人,通过各级、各地的自治组织去协作解决,一同自觉地管理社会(配合着像西方那样的生产力,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想想,一座计算机的运算现在每秒钟达一亿次便行了)。

诺夫认为,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只能在一个细小的社区中实行。要扩及整个国家以至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组织越庞大,需要处理的问题越多,越需要一个中央担任综合平衡的角色。曼德尔则认为,任何一个庞大的组织,它不是凌乱地凑合的,它是由许多细小的社会协作的单位组成的。大工厂、银行、医院……莫不如此。它们内部由无数车间、小组、办公室、部门、委员会等等组成。为甚么这些小单位不能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自治呢?为甚么整个组织的各级单位,直至到它的最高决策机构,都不能由各级的单位民主选举产生呢?

结语

    最后,曼德尔认为工人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还具有一种明显优越的内在机制:那就是它有自动并及时改正错误的机制。在市场经济和官僚集中的计划中,就不是这样。

一个大资本家犯了决策错误,他本人固然会受到损失,利润减少了。但真正灾难性的损失却不是由资本家负担,而是由工人负担。由于工厂倒闭而造成的失业,令无数工人生活陷入困难。每一次经济衰退期,都是由资本家把危机转嫁给工人,令工人承担其决策错误的后果。同样,在苏联中国,一个官僚犯了决策错误,对他不会有多大影响,只是千百万人受到无情的经济打击。但一个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中,决策者就是一般民众。民众决策正确还是谬误,其最后结果都是由民众自己来承担,因此这就赋予民主计划经济一种能及时改正错误的内在机制。既然决策错误而遭到损失的是自己,民众就会很热切地注视经济的运行,留意各种讯息,并及时地作出补救。这正是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所能做到的其中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