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知识界的大论(混)战及其现实意义
 

大陆知识界的大论(混)战及其现实意义
刘宇凡

2000年11月3日




前言

  1997年开始的有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发展到今天,不仅越来越热烈,而且其现实意义也日益重大。香港报刊上曾经有过介绍。但是这些介绍的缺点是不仅语焉不详和有时过于学术性,而且评述争论的基本性质过于偏颇。本文的目的是比较多面地介绍争论双方的主要论点,希望读者看完之后多少了解这场争论及其现实意义。至于对各派的评论,则有待另文分析。
称这场争论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并不恰当。因为许多被列为「新左」的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名称,而且若是循名责实,许多人都事实上算不上「新左」。甘阳自称为「自由主义左派」,并且把争论描述为「自由主义右派与自由主义左派」之间的争论。这比较符合多数情况,但也嫌过于简单化。而且他这样说似乎主要是为了洗脱自己的「新左」嫌疑,为了与像韩毓海之类的「新左」区别开来。我们身处大陆以外,了解这场争论自然难免有失当之处(欢迎纠谬)。但是,即就已经看到的材料,就知道局面混杂得多。如果勉强要给这场争论一个名称,不如说是各种右派与各种各样反右派的争论。无论是哪一边,都很杂乱。有时杂乱程度叫人怀疑是两阵对圆还是各派混战。就右翼而言,似乎既包括了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吴稼祥、萧功秦,即主张那种加强国家机器以便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派,又包括了奉海耶克为宗师,即贬抑国家而独崇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一派。自然,这两派也并非根本对立,而且已经有人指出两种思想在共同敌人前(新左)合流——毕竟,新自由主义也不是不要国家机器,而只是要一个对各种资本家而言要足够小、对劳动人民而言则足够大的国家机器而已。至于同右翼思潮对垒的一边,就更加混杂得多,谈不上一个统一的派别,其中有左翼自由主义者、「新左」、老左、毛派;但更多的是无法归类的模糊派。这一面的阵势将来更难免会发生进一步分化。
  自由主义本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这儿不打算就其本身作探讨。为了方便了解这场争论,这里只略嫌简单地指出;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今天右翼自由主义可说是主张一种赤裸的、少受国家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左翼自由主义则主张一种改良的、其资本对人民与生态的剥削自由多少受国家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争论已经溢出自由主义的左右翼范畴,但它毕竟在争论中起着一种坐标作用。
老左、「新左」、毛派等等则以不同方式走得比自由左派远。「新左」之所以被称为「新」,是相对于以中流杂志为代表的老左而言。老左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既痛骂了走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官员,但也痛骂了任何争取正当的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新左派」不会这样。他们同样批判「市场经济拜物教」,但是至少目前还不致于像老左那样根本否定个人自由。当然,「新左」本身也是同样杂乱,当中就有不少人同时又具有某种毛派倾向。虽然他们还不致于像某些正统毛派那样实际主张回到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去,但是他们对毛的过份颂扬本身也使人们看不出他们与正统毛派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新左」就不那么新了。
不过,不论当前的思想分化多么混杂,还是多少可以看到一条界线的。这条界线,最终来说不是奉谁人为宗师,而是关乎怎样评价20年的「改革开放」,怎样看待中共官僚的历史规模的化公为私,怎样看中国社会及国家性质,尤其怎样看待劳动人民。即使表面上是纯粹抽象的学术争论,最后都可以还原为现实问题。
在90年代中之前,知识分子中的这种分化尚不明显。廿年来,不少知识分子都成了自由主义信徒,有些甚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是非常右翼的一派的信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明显分化要等到90年代最后几年,随着中共的改革日益变为官僚化公为私,贫富悬殊及社会风气败坏,才开始出现。首先值得注意的争论,是怎样看待各级官员化公为私的腐败。

腐败有利论

右翼经济学家干脆认为,经济学不谈道德,不必去管什么腐败不腐败。樊纲说:
「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第一,它不对一种(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十分谦虚的:它不打算改变『人性』,而只满足把现存的『人性』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经济学家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制度,说到底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级』,相反,是因为它的『低级』,……是一种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的制度;」
(《「不道德」的经济学》)
另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说「如果腐败不能从体制上根治,那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属次优》)
写了《告别革命》的哲学家李泽厚或多或少也参加了这场论争,他早在该书强调,中国发展道路要严格按照四个程序:(一)经济发展;(二)个人自由;(三)社会正义;(四)政治民主。目前的阶段只能争取经济发展,其它三个目标都得靠后。所以,他为文表示很欣赏中共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任何人想把「社会正义」放在「经济发展」之前,都只会引起革命,弄巧反拙。
吴稼祥则说 : 
通向天堂的道路,都是用追求自由的砖块铺成的;通向奴役和地狱的道路,是用追求平等的鸦片铺成的。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切灾难,不都是对平等的疯狂追求造成的吗?造成中国目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基本政治制度的不自由。在没有自由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经济平等的过份强调,只能导致罪恶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 ......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是长期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让新左派某君满意的文革时期平等的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官方语言);让新左派激愤的有了一点经济自由的今天的中国,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
持有这种立场的人,自然不会对当前的化公为私、贫富悬殊加以严厉批评了。
但是,凡是稍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采取这种麻木不仁的立场。何清涟的主要功绩即在于批判官员化公为私,呼唤经济学家要有「人类关怀」。她在《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一书中说——: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在各种阵痛中行进了整整20年,目前正经历着『边际效益递减』的痛苦历程。……
反思我国改革的全部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结果不公正,其实就源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一个在银行掌握贷款权的银行职员或在国有土地部门掌握土地资源分配大权的公务员,在致富的竞争起跑在线已远比一般平民百姓遥遥领先。可以拿到各种批条的特权阶层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远非普通公众可以相比。……
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类问题,正确的选择可能是,也只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把何清涟目为新左派。甚至「自由主义左派」也大概谈不上。但她又事实上在批评腐败及揭露改革的黑暗面,认为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现在就要确立,不能等到经济充分发展之后。

腐败根源何在?

不是每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都那么公然地为腐败涂脂抹粉。但是,右翼与「左翼」之间的显着界线,是对腐败根源的分析。右翼认为,腐败根源不在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本是好的,坏就坏在国家对市场的干涉,尤其坏在国家经营许多民生事业;国有企业本身正正是腐败源头。樊纲说:
所谓腐败,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 我们这个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恰恰在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了一点。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产、供给与分配,“公共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决定”的事情,“计划分配”的事情太多,进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人数太多。 ......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腐败的经济学原理》)
朱学勤(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说得更形象化:
在为市场机制辩护时,似应分清什么是市场机制能够负责的,什么是它不能负责的。这一混乱一开始由新左派朋友带入。当他们在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市场经济造成多少人间不公,并由此还迁怒于跨国资本入侵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他们忘了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它还更多地受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它若肮脏,还称不上马克思当年批判的那种"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资本的肮脏",而是"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权力的血腥",表面上是市场经济肮脏罪恶,其实是后面的权力机制在作祟。因此,那些被新左派谴责的人间不公,包括被他们谴责的资本与权力合谋,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更多地是应归咎于那只蛮横的"脚",而不是归咎于那只肮脏的"手"....... (《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何清涟在这点上其实与右派没有分别。她甚至认为,从腐败到生产过剩,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国家继续作为投资主体」的错,是公权太大,因而起着「反市场作用」。
被称为「新左」的韩毓海、汪晖等人则同右派相反,他们认为腐败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本身。他们反对右派的市场观。右派把市场经济视为能天然达到经济均衡及使所有人受益的机制,把市场当作不具有像国家那样的强制性的机制、相反是最自由最维护个人意愿的「看不见的手」。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批评最值得注意。他是比较象样的左派。只有他最公然地大量引述马克思的文章及评击资本主义。右派不仅大大夸大市场的优点,而且认为它能够慢慢促进专制的瓦解。韩毓海这样批评:
他们一般地说,市场经济可以代替和摧垮一个全能的政治社会。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苏联、东亚和拉美这些迅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地区,市场社会助长了一个权钱交易的社会,这项交易——权钱交易,被历史证明是市场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则的大买卖。在那些地方,市场摧毁的从来不是全能的政治社会,它摧毁的只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种类似于“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式的知识分子和无数奉行明哲保身主义的冷漠大众。 ...... “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仅仅是在名义上、形式上独立公正的国家在面对强势的经济和弱势的群体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样美丽的空话还不如不说。马克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
今天,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玩弄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字眼,不过让人想起那些在"化公为私"的"自发私有化"过程中发了财的人,转过身来要求以某种"天经地义"的"学理"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 ......还有,当他们在走向世界的口号声中拥抱全球化慷慨激昂地反对"民族主义"时,完全不了解跨国资本一方面加强了民族国家压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迫使民族国家修改法律,杜绝罢工来维护他们的投资安全,更以反对"保护主义"为由不准民族国家建立自己金融和银行系统的安全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抱的全球化不过是拥抱大资本,他们反对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民族国家内含的民主力量。当代世界居然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这难道不是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吗?......
如果市场的权力运作与特权阶层靠得太近直至被他们垄断,或者干脆是由他们"发动"和决定的,那么所谓保护私有产权,就很容易变成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保护特权阶层的"化公为私"和垄断财富,这样的市场改革造成的社会究竟是什么,当年的德国和意大利、今天的拉丁美洲已经提供了历史样板。而如果作为权力和权力分配场所的市场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那么保护私有产权就是指保护中小企业,保护一般劳动阶层和工人阶级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而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民主问题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民主问题;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在「自由主义」的姿态背后》)
杨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未必会像韩毓海那样走得那么远,但是他也说: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对经济自由有所警惕,有所保留,而不会听任弱肉强食规则漫无边际地起作用。如果说经济自由趋向于两极分化,趋向于蔑视弱者的生命和尊严,那么政治自由则给了每一个人以反抗的权力,以呼喊出自己声音的权力,给了弱者联合起来反抗强者的权力。 ..........新左派之新,正新在其政治自由的主张上,或者说正新在自由主义上。至于说左,我想无非是代表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代表一切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右派根本就是维护竞争中的强者的利益,维护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说到底,这些人的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者自由吞噬、压制弱者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在历史上激动过无数志士仁人的自由主义。有人说我是新左派,我不胜荣幸。 

对资本主义的评价

另一位称得上是「新左派」的人物是汪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同韩毓海一样不仅对右派那种歌颂市场经济为自由乐园的观点表示不满,而且对西方以至全球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不同意右派那种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前途及唯一历史归趋。汪晖说:
这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历史的最终目标,认为人类过去三百年——说白了就是启蒙运动以来——走过了一条共同道路,现在正在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但是,过去三百年中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呢?过去三百年来的战争和掠夺、垄断和强制呢?过去三百年中的贩奴呢?三百年来,由于殖民主义、不平等贸易和科技发展,人类确实处于一个日益接近的关系之中,但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非洲和美国之间、在中国与列强之间,这样的共同道路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虚构的共同历史。
右派之所以向往西方,是因为西方已经解决了它们的「现代性」的问题,即代议民主与市场经济已然确立。反过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应被扬弃,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反现代性」运动,即它不仅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民主自由与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的是一种后退而非进步。但汪晖指出,当今西方之所以具有一定民主,并非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性,相反,是来自各种社会运动的挑战,包括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挑战的结果。
没有这些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民族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运动等等)就没有欧洲的民主制度的成就。这也是一种例证,说明现代性内部包含了一些自我改进的机制,或者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美国、欧洲和澳州的制度简单地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就没有当代的、为我们这里许多人所向往的那些制度改革和发展;如果没有为争取下层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的社会斗争,就不会有现代民主的成就;如果没有民族解放运动,当代世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关于现代性答问》)
韩毓海则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亚洲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的最尖锐反映:
那些在1989年捣毁了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今天正在捣毁资本主义世界。
众所周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被称为是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带来的,但是,马克思在150年前的预言还是容易被记起的,他认为,资本主义逻辑中蕴含着破坏性和自我毁灭的力量,捣毁资本主义的将是资本主义自己。
接着,他指出这个固有矛盾,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盈利动机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的首要地位:不择手段的获得剩余价值和控制资金,并迅速的转向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争夺,以维护自身的竞争地位。......
全球化是指资本主义的逻辑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温良资本主义不过是个美丽而破碎的旧梦。(《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廿一世纪,1999年4月)
严格来说,汪晖等人并没有根本反对市场。他认为有必要区分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就象波兰尼(Karl Polanyi)把市场与市场社会区分开来一样:
按照布罗代尔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是一种垄断的形式,具有长远的历史。市场机制也有长远的历史,它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机制,就不应该拥抱垄断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自由市场,也不是市场规则,而是反市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的市场化和市场的权力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即使它不是一种现代现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因为迄今为止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垄断形式,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许多人在反对国家干涉的同时,完全不了解对干涉的需求恰恰是从市场活动内部产生的。还有人根据哈耶克在累进税问题上的观点,反对在现实条件下实行必要的福利保障制度。的确,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照搬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不现实的,更何况福利制度本身也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反对福利制度的观点还原到实际的生活中将是怎样的情形呢?在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会保障制度严重不完善的情况下,拒绝进行税制改革、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里根—撒切尔主义对西方社会造成的破坏值得我们警醒。如果有人——事实上确有其人——用自由市场理论论证金融投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在我看来,至多表示他是一位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拥护的不是市场的自由,而是市场的垄断。 ......如果一个人真正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例如市场的原则,他或她就应该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支配下的市场关系,而不是做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中国是否资本主义社会?

  反对「新左」的人,未必个个都否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有些人亦未必那么完全不顾事实地歌颂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也反对「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新左」根本是无的放矢:中国还算不上资本主义,它还是处于专制主义的历史阶段。至于这种专制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东方专制」的历史模式,统统无关宏旨。有关宏旨的只是:中国既然不是资本主义,既然资本主义还未来到,大批资本主义岂不是帮助了专制主义力拒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谋?
汪晖并不同意上述论点。他说:
首先是当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的腐败(因而有人反过来说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失落的结果),因为许多问题恰恰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其次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国有企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
在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口号是“反封建”,并因此而热烈欢迎资本主义。到今天,资本主义己经来临了,可是他们却日益失落:
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强烈反对汪晖上述见解:
我们与汪晖的分歧,同样涉及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汪晖.........着力证明,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变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变。......
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第一,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由于中国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发生了转变,因此针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必须及时地变成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分析?
我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作出断言,是不能信口开河的。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需要一系列指针和事实来证明的。汪晖在文章中除了"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这句文理不通的话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他的判断。我引证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治年鉴》关于1997年的以下数据︰关于投资,国有经济占总投资的52.5%,联营经济占0.5%,外商投资占7.8%,港澳台投资3.8%;关于就业人数,国有经济占总数的15.9%,联营经济占0.1%,外资占0.4%,港澳台投资占0.4%,农民占从业人数的71%。我还指出,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晖有甚么理由让人相信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汪晖的思想远不止于下列主张︰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应及时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实际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来的启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叫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属于资本主义,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是范围和程度不等地对之持反对态度。而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反对得愈全面、愈彻底。但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民主与自由是矛盾还是兼容?

  随着市场化改革及官员化公为私日烈,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态度日益分化。右派秉承海耶克之流那种为捍卫「经济自由」而敌视民主的论调,恐怕多数「暴民」会借民主侵犯「经济自由」。
刘军宁说:
自由与民主,尽管是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兼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这是我读罢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的最大感想。因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混灭了自由。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立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然而,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论源自鲁索。
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 (<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
韩毓海揭露右派之所以反对民主,是因为他们要维护特权分子及敌视劳动人民 :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
保守的“自由主义”......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到底只能是摧毁所有差异性,拉平社会差别,而且,人民参与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正是因此,他们才认为“消极自由”和“消极参与的大众”比积极的参与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认为各种形式的集中权力和“少数人”专制是危险的,而认为直接民主才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向却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们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场”,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场越来越神秘莫测,越来越没有公开性和公共性。(<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

依靠什么阶级?

  不过,那种敌视劳动人民的偏见,并不限于右派。事实上,在一些同样反对腐败、反对权贵私有化、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当中,即较为同情工农处境的自由主义者当中,不少仍存在着对劳动人民的偏见。经历过毛泽东假社会主义与工农阶级之名所犯过的一切暴行后,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愿意真正亲近劳动人民,更不愿视之为民主旗手。若能不把他们当作暴民,已是万幸了。
其实,对民主的态度反映一个更深层次的争论:知识分子应当依靠什么阶级来达至他们所理想的那种社会。矛盾的是,一方面一般自由主义者不愿意认真讨论阶级;他们宁愿讨论公民、市民社会、人的权利等等。另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却力捧中产阶级,视之为中国希望所在。他们向往的是一个中产阶级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等到一个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了,就是这个理想社会出现之日了。只是,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出现在中国的不是强大的中产阶级,而是官僚资本。在这个情况下,知识分子也日益分化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官僚资本面上贴金之流,而另一类则混乱得多,共通点只是都多少反对官僚资本,但正面立场却非常混杂。像何清涟之类,可说是继续保持对劳动人民的嫌忌(最多不过是保留一点同情心),同时继续坚持其对中产阶级的渴望。在残酷现实下,她却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鸣:
改革之初,中国大多知识精英设想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有极大好处。......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中国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然而事实却令人失望。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两极分化社会。
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少,下等阶层、社会边缘阶层相当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阶层。(<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上引的杨帆及汪晖的文章则明显表现出另一部份知识分子日渐靠近劳动人民。像汪晖那样公开赞扬工人运动对促进近代社会进步的作用,近年已算少见。韩毓海更大肆讽刺那种把中产阶级无限拔高的天真想法,认为近年的西方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承担着消费、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旧有角色,而是在资本及商品逻辑全面支配社会下,变成一个「股票市场的庞大后备军,把追求利润看作理所当然。这样的中产阶级连改良那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能力也消失了。」
(《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廿一世纪,1999年4月)
但最尖锐批评何清涟的却是毛派。韩德强批评何清涟把下层民众看成暴民,及因此贬低文革:
谁是社会的真正大敌?在《现代化的陷阱》中,何清涟有这样一句话︰“对于社会来说,‘流氓无产者意识’或曰‘暴民意识’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敌。”......何女士偏偏把既无权又无势的流氓无产者当成社会的大敌。这是为什么呢?在《陷阱》一书中,我没有找到答案,但《历史的吊诡——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再思考》一文给我提供了线索。该文第三部分专谈贫民政治,文章说︰“所谓 ‘贫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抢掠资源并占有资源,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实施‘贫民政治’并不代表贫民整体上都能得到长期好处。”......何女士对文革显然有刻骨仇恨,......但是,文革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发动恰恰是为了永久性地避免暴力的发生,永久性地让人们免于血腥和恐怖,使人间成为天堂。不错,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在寻求理想征途上的灾难。 .....如果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细地解剖其残片,那么人类社会仍然会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会毁于一旦。(《我与何清涟分歧何在?》)
另一个有强烈毛派倾向的「国采」则说: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剥削阶级服务。在私有制社会里,知识分子更愿意为剥削阶级服务。何清涟女士也不例外。
何清涟女士......是在为私有制吶喊,是在为私有制服务,她的阶级立场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之上的。但是,她是站在大的剥削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立场上吗?又不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都是反对当前中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是为中国新生的中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遭到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现政权的打击。我们必须看到,她在分析当前中国的阶级状况时是十分客观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但是她所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是没有用的。反对大资产阶级当然会遭到被反对者的打击,而不为工农服务就不能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和响应。企图同大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创造一个新生的中小资产阶级,来缓冲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徒劳的。只要人或阶级代表资本,这个人或阶级就会不断表现出资本贪婪的属性,所以中小资产阶级并不能缓解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现在的当权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丧失了警惕,丧失了斗争精神,丧失了毛泽东思想,所以修正主义在中国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在中国就出现复辟。那么这个复辟资本主义就自然引起......阶级斗争。.......这样的真理,何女士是看到不的。(《评何清涟女士的观点》)
在许多被称为「新左」的人当中,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韩毓海,崔之元等人未尝走到像韩德强那样远,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褒扬毛泽东。崔之元更多次为文赞扬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以至文革。但是,在反对当前那种官僚资本主义及右派论述的时候,主要援引毛泽东的遗产实在是帮劳动人民的倒忙,因为,尽管右派完全抹煞毛时代的中国的成绩是错的,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说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有太多太多反面经验。不加批评地将毛视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正面根据,很容易给右派反击成功。吴稼祥的下面的话不只有煽动性,而且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左”是什么?左就是极端,左就是自恋狂,就是惟我独革,惟我独善,天下的真理都在我的肚脐眼上,左就是无情无信无耻,中共统治的残忍、虚伪和厚颜,就是左倾思潮带来的。在极左的文革时期,中学生打死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妻子出卖丈夫……那时期的中国人难道不是人类的异种吗?
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左翼知识分子,固然要独立于官僚资本阶级以至一切中外有产阶级,但也要独立于过去那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官僚社会主义;须要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兀自摸索出路,尤其须要坚决保卫一切人--不论左派右派---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坚决抵制一切要向权力找寻论争支点去打击异己的企图。否则他们在今天很难赢得这场发展中的大争论。而输掉这场论战,也就是在争取知识分子重新站到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上面再输掉一次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