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
 

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

刘宇凡

2000/11/10

 

   大陆知识界有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反映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致自由主义因为既无法解释亦无法化解矛盾而开始失去优势,甚至出现内部分崩离析。自由主义正在危机中,就像大陆社会正在危机中一样。

 

是和尚的错,还是经有错?

大陆的官僚社会主义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已经败象纷呈。中共所选择的自救办法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继续垄断政权及镇压一切来自基层的抗争之后,这种资本主义的真象也日益显露出来了。它不是那种自由主义者所渴望的「具有人性面貌的资本主义」,不是具有代议民主与法治的资本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

多数大陆知识分子早就抛弃社会主义(不论任何一种)信念,并很迅速地拥抱自由主义;亦因此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中共把市场逐步扩大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特别是经过八九民运的挫败后,他们抛弃仅余的一点点实际的民主抗争精神,认为在高压统治及群众不可靠(出于对「暴民」的恐惧)的情况下,唯一出路是继续助长中共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他们深信市场的扩大会逐步弱化国家专制,同时强化民间社会与中产阶级。他们不再多谈民主,而是大谈「小政府大市场」。这条「曲线自由主义」似乎比较安全,也比较实际。自由主义思潮空前地获得了巨大信誉。

他们以为是播下龙种,可是,收获的只是跳蚤。市场化的程度今天已经打破中共在八十年代所设下的种种界限;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等,都先后获准进入市场;国有财产也可以买卖。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知识分子自己也确因此而得益不少。但是,国家专制并没有随之而弱化,中产阶级也未曾冒升;相反,冒升的是官僚资本以及猖狂日甚的化公为私。私人资本当然也大大冒升,但不仅在官僚资本面前显得太寒酸,而且往往同官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看似是官僚资本的小伙伴多于看似一个敢于伸张法治精神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开始低落了。究竟这根本是自由主义纲领的错,还是在理解及贯彻自由主义纲领上的错?究竟是自由主义本身是歪经,还是歪咀和尚念歪了经?最右一翼的自由主义者答:经没歪,和尚的咀也没歪,因为念出来的经根本没歪。是你们听歪了而已。这就是樊纲之流的腐败有利论,化公为私好得很论。自由主义中派则说,不对,念出来的经的确歪了;至于原因,窃以为只是和尚歪了咀。自由主义经还是好的。市场经济是公正,但却让腐败官员糟挞了。必须拿社会公正与法治精神来救治腐败,再用小政府代替大政府,就能让市场的平等之光普照天下。这是何清涟、秦晖等人的观点。这时候自由主义左翼也上前纠谬了。不对不对,和尚固然歪咀,但那经也是拿错了的经。自由主义的经有好的,但也有坏的。右派自由主义那种盲目歌颂市场万能的经就是歪经。只有左派自由主义那种主张国家调节市场的经才是好经。这是甘阳的看法。新左派就附和自由左翼:对呀,对呀;但市场经济何止有时失灵。它在资本主义下面简直就变成了富豪对人民的宰制呢。自由主义的经啊本来就很有疑问。这是汪晖的观点。毛派更干脆:自由主义的经呀是全歪的。只有复兴毛泽东思想才行。

公正平等     当务之急

 

    究竟谁对谁错?我们认为,判断的标准首先不在于如何解读学术宗师的著作。我们把寻章摘句的工夫留给学术家。我们认为,对错首先得看谁的学理能真正解释现实,尤其看谁的学理能真正促进劳勤人民的自由与福祉。

 

    右派认为目前阶段不能多讲公正平等,只能讲经济发展与效率。问题是,有什么道理说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一定是对立的?一定是互相承接的两个历史阶段而不能同时兼顾?吴稼祥借用文革的鬼影来唬吓人。但是「公正平等」只是一个含混概念。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公正平等」。怎么能拿文革时期的极端做法(其实当时能否叫做「对经济平等的过份强调」都成疑问)来完全否定公正平等的原则?市场经济就不用讲公正平等(哪怕只是资产阶级的)吗?在现阶段完全否定公正平等原则,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将意味经济资源的分配完全由强权决定一切。但是,任何一种强权都不是绝对的,所以强权政治一定引起无数觊觎者与挑战者,从而引起永无休止的社会暴力斗争,结果就是破坏了经济发展而非促进它。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可当鉴戒。右派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为哪个阶级服务不是明如白昼吗?这种官僚资本的「斗争哲学」决不比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好到哪里去。

    右派认为当今腐败横行,只是因为那「有形的脚」(即政府)踩住了市场的「无形的手」,因为政府要管的事太多,因为国有企业太多等等。这个论调实际上是说:官员收贿有罪,企业家授贿则无罪。但这能服人吗?在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许多个体户、小市民、下乡知青等等,为了获得买卖上的方便,或为了种种个人问题而不得不付贿以求解决问题,这的确不能苛责。其次,政府部门什么也爱插手,不少正当的工商业经营者因此迫不得已付贿。这也不能苛责。可是,现在大陆那种私营资本家与官员合谋,动辄把成万成亿的国有财产化公为私的状况,能够同前两种情况相比吗?能够说那些付贿为求私分国有财产,为求逃税或走私,为求不缴社会保险金,为求不按劳动法、工会法及职业安全法律经营等等的企业家,全无丝毫责任吗?难道这不是官商勾结,而不是什么政府的脚踩住资本或市场的手吗?

 

其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事业简直一枝独秀,比今天中国厉害得多,但那时何曾有今天那种动辄把数以亿计国有财产化公为私的勾当?

 

谁的「市场」?

即使根据自由主义原则,政府再小,也不能没有。而只要有政府,就有腐败的可能,同政府经营多少经济事务反而没有直接关系。直接同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的,是他们不受民主监督,是因为一党专政,是因为没有政治自由。不去积极反对人治与一党专政,不去争取民主与法治,却把攻击集中在「公权太大」上面,实际上是在助纣为虐,帮助官员进一步化公为私。

    毛时代的中国也是奉行人治与专制,哪为什么当时又不致于现在那样糜烂?因为政治专制固然是当今大规模化公为私的必要条件,但还要加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注意,不是任何一种市场经济,而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充分条件,才能形成这种规模的腐败。毛时代虽有市场调节,但它很小甚至过小,官员很难像现在那样变成官僚资本家;货币固然无法转化为资本(因为劳动力及生产数据都不是商品),甚至它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也大大受到限制——你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粮票、布票、自行车票才可以买米粮布匹及自行车。官员要贪污,也只能占有使用价值(住房,奢侈品),而光是使用价值并不能增值,不能变为可以滚钱的钱。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化已经大大扩充了,可是由于还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及劳动力市场,官员也只能在流通领域中贪污,不可能像后来那样自设公司、侵吞国有财产后自行经营发财。要等到八十年代末,当市场化已经发生质变,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亦即除了消费品之外,连生产数据及劳动力都变成商品之后,专制官僚集团才能名正言顺地变成官僚资本家。

     徐友渔光拿国有投资占多少来证明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他忘记了,国有经济比重占多少根本不是判断社会或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准。资本主义也可以有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徐友渔又说中国宪法没有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不是事实。1982年宪法中下面那一条至今仍然存在: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鉴于其后宪法又正式确认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所以,宪法已经明确保障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如果这还不足够,究竟徐友渔认为还要怎样写才算保护私有财产权,才算是资本主义社会?

    徐友渔的错误还不止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法治与宪政」的肯定,而社会主义相反。中国由于还没有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所以就不是资本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我们暂且不谈它,先谈资本主义。我们要问:难道外国资本主义就没有政治专制,就没有人治及侵犯个人自由?难道他们对最近德国前总理科尔勾结企业家的丑闻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充分肯定了「个人自由……」等,难道我们也能相信广大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已经肯定了「个人自由」与「法治宪政」了吗?有人辩说,第三世界决不是每个国家都能算是资本主义!好吧我们不妨把范围缩小,只算那些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127个国家吧。要知道,凡是申请加入世贸的国家,必须是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以,所有这127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殆无疑问。但当中就包括了许多没有多少法治和政治自由、尤其实际缺乏工会权与罢工权及新闻自由等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也因为符合了世贸的「市场经济」标准,加入在即,这不正好证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吗?自然,中国资本主义在「个人自由………」方面同西方仍有很大距离,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落后性,而不能否定其为资本主义。难道不及明星那般漂亮的女人,就不是女人吗?

    右派的错误在于把「市场」,不,是把是资本主义市场,过份美化,看不见它同腐败的关系。他们学着海耶克之流的滥调:国家是强制之源,而市场则是自由之根。什么贪污腐败、化公为私,通通都与市场沾不上边。可是,稍微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梦呓。首先,他们含糊地谈「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有意模糊事实的做法。你们说的是原本意义,即实物意义上的「市场」吗?亦即小农时代那种小农间或小商品生产者之间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地方市集吗?这种平等而自由的市场一早就被上升的资本主义大半挤垮了。对,你们所说的市场,只能是才有三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是别的。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没有强制,没有剥夺,没有化公为私与贪污腐败吗?任何不具偏见的人,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西方的真实情况,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官商勾结以便化公为私,从来都有。资本主义的市场就是由少数富豪直接或间接操纵政府及国计民生的市场。资本主义市场与过去时代的市场或前「社会主义阵营」下的市场不同的地方正是,在其中什么也可以卖,什么也可以买。

如果一切资源,一切劳动力都可以买,官员为什么不可以收买?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献金使大财团与官员的勾结日益牢固。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看来较中国为清廉,那是因为金权政治在那儿已经牢牢确立,因为权钱交易已经合法化。美国大企业用政治献金来影响选举从而影响政府决策,是高等法院正式承认为符合宪法的,理由是献金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可见在西方资本主义乐园,金钱本身已经等同人的权利了。在金权政治下,许多由国家用公帑开发的昂贵技术,从核能到电子技术,从计算机到互联网,都是廉价或无偿地交给了大企业。政府的种种合约,也轻易落到同官员关系密切的资本家手中。英国一个研究机构 Corner House今年六月才发表一份有关贪污的报告,指出西方跨国公司在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在全球平均每年行贿800亿美元。去年美国商务部则估计过去5年美国共有294宗合约(涉及金额1450亿美元)是经行贿获得。近年贪污问题如此严重,以致经合组织在1997年签订反贪污公约。但人们普遍不相信有用。世界银行则建议用缩小政府作用,特别是进行私有化来解决贪污问题。但结果弄巧反拙。至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大笔付贿款以赢得政府合约,更是一种常规。的确,大多好像没有中国那样丑恶。但是,难道非要掉光所有牙齿才可称为老人吗?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化公为私的历史

 

    何清涟同其它右派不同的是,她认为要一开始便追求公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一个公正的私有化。可是西方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根本不存在过什么「起点的公正」。它的全部历史,就是把许多原先属于公有或个人所固有的、不可买卖的东西强行变成可以买卖的及私人占有的商品。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的历史就是资本家化公为私的历史。英国的羊毛工业的发展,就是以摧毁农民共有地并使之变成私人牧场为基础的。美国资本主义则是以消灭印第安人的公有地为前提的。从那以后,从土地到劳动力,从婴儿餔乳到个人私隐(无数企业正千百计去买你的个人资料——例如病历——以便向你推销产品),从食水到邮政,从退休金到监狱,从无线电频谱到生物以至人类基因,都慢慢从公有、公营或个人固有而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资本家的一盘盘大生意。资本主义另一种类型的化公为私,就是把自然生态当作私人的垃圾岗,就是把工业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及自然生态,通过破坏人类及生物亿万年来所共享的清新空气、清水、生态平衡等来达到节省自己的企业的成本或谋取最大利润的目的。但更可悲的是,它越是造成污染及生态失衡,反过来会为资本带来更多商机——越来越多人要喝蒸馏水、买空气清新机,以至可能有一天人人得买罐装新鲜空气。如果这些商机还不够,不要紧,可以收买官员再把更多政府合约,更多公营事业送给你们。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这个不断化公为私、不断化个人固有权利为商机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曾遭到劳动人民的反抗,因而统治者要动用暴力来敉平「叛乱」。这个暴力过程的主线,从早期镇压农民及印第安或非洲原住民,到强迫游民到「国家工厂」劳改(对,是劳改。劳改的办法是早期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发明),到八九十年代各国政府镇压反对私有化的工人,到大陆上面为建设无数出口加工区及开发区而镇压不愿交出土地的农民,到去年底美国政府在西雅图镇压反对全球化及世贸组织的几万群众,自始至终贯串其间。国家暴力与资本主义市场之广度及深度上的发展,本来就是相辅相承的。说什么资本主义市场是自由之根,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发财与剥削的自由而已。

有些自由右派悲叹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越淮为枳」。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想要引进的东西,本来就不是橘子,本来就是枳。如果你们所想接种到中国的,不只是「市场」而且是「资本主义市场」,是那种要剥夺农民的土地,要把几十万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把一切资源变成商品,要剥夺一亿工人的就业保障,要在此基础上重新缔造一个有产阶级(不管你叫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那么,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不能不需要国家暴力去镇慑劳动人民。所以,虽然自由主义者未始不想要代议民主,未始不抱怨国家专制,但是,只要他们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必由之路,他们就事实上不能不把民主奋斗无限押后,不能不在事实上赞同中共任何有助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措施,事实上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因此,尽管他们也不满于专制,在政治上及道义上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同这种专制作斗争,甚而是甘心或不甘心地默认了这种专制。在这点上,亦即在事实上,他们同邓小平的「两只手都要硬」的路线没有原则分别,因为大家都同样害怕劳动人民起来反抗这种私有化。

 

谁的「国家」?

    一些左派以至毛派也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腐败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缺陷是新左派没有充分分析到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官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毛派更完全看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机器与邓时代的国家机器的延续性,看不到毛泽东对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化的应有责任。一句话,毛派虽然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却闭目不见社会主义的信誉上的重大危机。

     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邓小平那么轻易就推翻经过几十年革命及几十年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体制?真是如毛派所断言的,只是因为邓小平这个「接班人」的个人政治与道德问题?为什么在共产党内没有任何重要部份出来捍卫国有制?这是新左派与毛派都没有或无法回答的问题。

     邓小平之所以能背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他继承了毛泽东那部强大的、党国一体的、不受任何民主监督的专制国家机器。正是凭借它,邓小平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才能压制一切反抗,并逐步把他们的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成功。其次,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化之所以成功,正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的名誉败坏得太惨痛。我们不能像右派那样全盘否定1949年的革命和随后几十年的建设。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如果这可算是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下面,人民作为公民,却没有基本政治自由与民主权利;作为生产者,没有获得社会主义下本该拥有的经济管理权、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权;作为消费者,他们却连通过手上货币去决定消费品品种的权力、也因为官僚横蛮压缩市场关系而受到剥削。另一方面,骑在人民头上的共产党凭借所垄断的政权及经济管理权却享有种种物质特权。但是这种全能专制同时也扼杀创新精神及对权力的应有制衡,而结果就是不仅经济建设受到极大干扰,而且官员迅速腐败,而最高领袖们成天在权力斗争中打滚。知识分子更受到空前的迫害,使他们从此不再相信社会主义。正是这些反面经验,才大大方便了后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改革。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名誉遭逢空前的危机。

    部份「新左派」以至毛派的重大缺陷是看不到工农民主的重要性。他们抽象强调须要「国家」来调节那常常失灵的「市场」,强调「国家」要有适当的经济集中管理权——但是我们不能不追问:是谁的国家?是官僚的国家还是劳动人民的、一开始就要大大减低强制性的国家?如果你们谈的是真正劳动人民的国家,那就必须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政治与经济的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减低和最后取消国家的强制性),必须废除那种由领袖或党包办一切的制度,而这一切亦即意味必须抛弃毛泽东的政治专制主义,废除那种既压抑民主又太过份压抑了市场机制的国家主义。

    毛派只知骂现在的官僚集团,不骂或少骂毛时代的官僚集团,更绝不骂毛本人。但是史、毛所代表的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决不是为专制而专制的。斯大林消灭工人民主,是有确定的物质利益在其中起作用的,那就是要自由侵吞国有财产。而走到这一步的官僚,早晚不会满足于在分配领域多占使用价值。托洛茨基就说过,「特权若不能传给子孙,就只有一半价值」。而官僚要变成有产阶级,得直接占有资本,才能做到这点。在这个意义上,官僚的历史趋势根本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官僚专政早晚会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要阻止官僚这种蜕变,首要办法是实行真正的民主。不作此图而想靠禁欲主义,靠最高领袖随心所欲地命令大搞「群众运动」(有人还相信这是什么「大民主」!),靠领袖崇拜等等去反对官僚主义,就像奢望吃香炉灰可以治病一样荒唐。真正的左派若不同毛泽东的反面经验划清界限,若只知抽象地谈「国家权力要适当集中」而不知多谈民主,就在实际上继续帮助右派抹黑真正的社会主义。

 

市场化化出一个自由民主?

    自由右派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那种机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在他们眼中,全部落后国家都早晚要逐步走完西方资本主义所走过的(他们所以为存在的)全部阶段,不能乱套。大陆正在重演几百年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累积的大规模掠夺?不要紧,原始累积阶段早晚会过渡到正常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时候就可以再谈公正了。血汗工厂以及福特主义的非人性化的流水作业太可恶?啊,这是很遗憾的,但得首先经过这个阶段,才能再谈人性化工厂及后福特主义。保障小农利益免受市场经济的剥削?等到市场经济已经充份地完善地建立起来之后才谈吧。要争取直接民主?我们连代议民主也没有,又岂可一步登天!争取代议民主?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代议民主就水到渠成了,何须揠苗助长?要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的机制?我们还没达到纯粹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处于「国家专制」阶段,谈什么限制资本主义?

 

要全部驳倒这些高论,得写许多部大书。我们只能很简单地指出以下几点:

    他们言必希腊,拿西方资本主义既当作典范,又当作坐标——只要中国还没达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就不能要求有西方式的代议民主、法治、对劳动人民的相对保障等等。他们不懂得,希图中国有一天从目前的糜烂的官僚资本主义慢慢自动变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那才真真是乌托邦。说它是乌托邦,一是因为就算是西方资本主义,它的议会民主与法治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自动发展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右派这种「市场经济自动开出民主」论实际上是最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二,是因为:恰恰由于有了西方那种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才阻断了第三世界(包括中国)能够再发展出像西方那种高度的资本主义。或反过来说也一样:西方那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本身,必须以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之畸型发展为前提。这是因为西方跨国公司如果要继续居于垄断地位,它们根本不会让第三世界的工商业资本充分发展并成为其严重竞争者。无疑,第三世界之融入世界市场,必然为其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从头起这种发展只是一种依附于西方跨国公司的资本积累,以其廉价劳工及自然资源服务于后者。这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工业资本只能在世界分工中充当跨国公司的分判商与合资小伙伴,为前者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工农业往往首先是面向世界市场(其中又由跨国公司占主导),而不是当地市场;意味着当地资产阶级政府一定要大大压制工农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以便压低工资,才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意味着当地资本积累要首先满足跨国公司的利润上的需要,才能拣取剩下来的面包屑。但面包屑是养不起全国人民的,尤其当本地资本家已经占去了附加值的最大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廿一世纪的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有高达两成三成人口(主要是小农)差不多同国内市场沾不上边;他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卖,也没钱去买多少东西。工人的情况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赤贫反过来又使国内市场更形狭窄,驱使当地资本更加面向世界市场并充当跨国公司附庸而非国内市场。亚洲危机更进一步显示,那些曾被视为有朝一日会和平演进为自由民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新兴工业国」,现在没有一个不受到重创。这一切同时亦表示,第三世界的代议民主一定是脆弱而不稳定的。第三世界的主要「比较优势」就是低工资;而只有强大专制的国家机器才能压制罢工及工会组织,从而压低工资。而这一切是得到西方赞许及热心支持的。西方国家虽然向全世界大谈民主,可是,真正获得美国帝国主义欢心的,决不是像智利的阿仑第、古巴的卡斯特罗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而是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南韩的全斗焕之流。总之,今天第三世界的政经形势就是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落后国的资产阶级结成战略同盟,共同剥削第三世界的工农和自然生态,共同阻断第三世界发展出足以挑战西方霸权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这种战略同盟,随着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世贸而变得更为明显。为了增加出口到西方及日本市场,以及为了吸引其资本,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不惜牺牲本国的政治与经济自主权,甘愿让世贸的「自由贸易」协议凌驾于本国一切法律之上,甘愿大开本国市场给外资来挤垮当地小农及一般小企业。当然,说第三世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建成反人民反民主的共谋联盟,不等于说彼此不再有矛盾。不是的。但基本上矛盾是次要的,共同利益才是主要的。

    所以,第三世界绝大部份国家之所以至今无法成为像西方那种「成熟」的资本主义,根本不是偶然的。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二、三流国家(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可能还不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命运决不会比别人好很多。

 

谁的自由?

 

    右派敌视民主,害怕大多数人会侵犯少数人的自由。其实,真正左派何尝没有这个担忧?但这个担忧应当使我们谨慎设计民主制度,确保少数权利不受侵犯,而不是将之变成为根本反对民主的理由。在这方面,不论自由主义思想还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及法治精神,都应大有借鉴之处。真正的社会主义决不否定这些东西。反过来,没有民主就等于让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操纵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究竟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多数人通过民主镇压少数人的自由的情况多,还是少数统治精英通过专制迫害多数人的情况多?

 

    但为什么右派把民主说得非要侵犯少数人自由不可?为什么把民主说得那么可怕?这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个人自由」同劳动人民应有的「个人自由」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在徐友渔的「自由」清单上,私有财产位列于个人自由之后。的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首先是财产自由。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谁不想个人自由与私人财产受到保障?但是,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一场赤裸的原始累积的劳动人民,难道也不该问问:难道那些「合法」或「半合法」地(更不用说非法)化公为私的财产也该变成神圣不可侵犯?右派自由主义者不敢吭声;中派或左派自由主义者,为了拯救自由主义的声誉,不得不站出来说:当然不该保护这种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产。很好。但何谓不正当?何谓正当?

   

     何清涟在一篇文章中语带钦羡地引述自由主义宗师洛克的「正当的」财产观:

    「个人为什么能够取得财产呢?洛克从终极意义上给予了回答。他说:『每个人自己本身有一种财产:这种财产,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对它有任何权利。他的身体的劳动,以及他的手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当然是他的。那末,无论什么,凡是他改变了它们的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就已经把他的劳动和它混合起来,加入了他自己的东西,从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对那加入了这种劳动的东西有一种权利。』

     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洛克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西方社会历来非常注重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绝对化。……正是在「劳动」这一复杂观念里,洛克体现了所有组成这个观念的自然、理性、至善、平等、自由、幸福、丰裕、有用和罪孽等许多观念。洛克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劳动」在确定社会经济秩序上的意义后………,西方社会再也没人怀疑过这一真理﹔即所有权由劳动确定。」

 

   凡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都是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多么天经地义,无可反驳啊!但是,洛克真的是主张劳者自获吗?还是相反,是在主张劳者不获与获者不劳?看看洛克另一段说话吧:

 

   「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毋需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政府论》)

 

    洛克公然把仆人与他的马等量齐观,又公然把仆人的劳动视为自己的劳动,而他自己完全不觉得值得奇怪——自然啰,他自己以至当时的读者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士绅;他的财产观就是有产者有权剥削工人劳动的观念。当洛克谈「人的权利」,「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每一个人,更不是女人与仆人,而纯粹是男性士绅。而男性士绅本身就足以代表所有女人,所有仆人,不,所有人了。所以,士绅阶级占有仆人的劳动成果是那么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但惊人的是我们那可怜的何清涟竟然作了恰恰相反的解读!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大陆的《政府论》译本有吴恩裕的序言,他特别指出了上述引文。而何清涟居然视之不见。这种疏忽,是不是同自由主义者至今仍然对工农阶级现在的悲惨状况异常疏忽,多少有点联系呢?

    其实洛克的剥削阶级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其逻辑亦非常一贯。他是怎样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呢?他认为,夺取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完全正当的,只要我们(男性士绅的)白人能够(通过剥削农业工人或奴隶)提高土地生产力,就有理由把土地据为己有。

    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洛克的自由与财产观,在今天尤其危险。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而它所剥削或剥夺的,早已不只是仆人与农民,而是变成了商品的全球劳动人民及自然生态。以西方与日本为主的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投资与贸易。在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垄断资本(官僚资本也是垄断资本)同样疯狂地侵吞过去几十年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同样全力地把全国劳动人民变成一无所有的、非出卖劳动力不能生存的雇佣劳动者。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世贸组织,正在为它们打开更多的自由,以便它们自由剥削工农及生态,自由挤垮中小企业。在这个形势下,不加区别地谈什么私有财产神圣论,不加批判地歌颂洛克的剥削阶级立场,究竟是有利于谁,不是洞若观火吗?

    自由主义的盲点正正是:一方面把阶级剥削当成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又用抽象的「人的自由」来掩饰这种阶级剥削。后代的自由主义者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大概不敢再公然地把马与仆人相提并论了。但他们依然花费笔墨去论证工人在「市场经济」中也是自由的。路德维格.米斯(在大陆有很多支持着呢)说过,工人在「市场经济」中「不失为自由人,因为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辛劳与努力出售给任何想购买的人」;「他们并无欠下雇主的恩典或徭役;他们只欠下雇主某种特定品质的某一定量劳动而已」。「定量劳动」?这些人究竟有没有做过工?但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劳动契约所规定的决不是定量劳动,而是劳动工时。而奥妙在于,同一工时内的劳动量可以有很大弹性,而这一弹性是由雇主单方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固定工时内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以便榨取更多利润。从泰罗制到福特主义以至今天的所谓「精瘦生产(lean production)莫不如此。在传统的通用车厂生产线内,工人平均每分钟要劳动45秒,但是实行了精瘦生产的丰田,要工人每分钟劳动57秒。这种紧张劳动不仅令人非常疲倦,而且扼杀工人的创造力。这种异化劳动,对资本而言是自由,对工人来说却是奴役。在今天大陆,对工人的剥削更是骇人听闻。真正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志士,怎么能够对受剥削工人无动于衷?怎么能反过来去为资本的剥削自由张目(或者掩饰)?

     今天如果要讲人权自由,首先就得保障劳动人民免于受资本的剥削的自由。而对于劳动人民的这方面努力,自由主义可以指教的实在不多。

 

社会主义就是争取全面的人的自由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自由主义一样珍视「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但是要让劳动人民也有自己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前提首先是限制资本的剥削自由。限制资本自由,不等于限制资本家的人身自由,更不等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不等于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限制资本自由,尤其通过真正的民主制度及法治精神,来让劳动人民以至全体公民都享有基本自由与物质生活保障。

    真正的社会主义决不简单否定自由主义,虽然它是后者的经常批评者。自然,斯大林、毛泽东那种社会主义也不全盘否定它。但他们只肯在如下意义上肯定它:自由主义打击了封建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发展。但是个人自由呢?人民主权呢?对国家权力的警惕呢?宪政与法治精神呢?对不起,这些都是坏东西。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完全拥护这些思想遗产;他们的唯一批评只是这些人类应有的「普遍价值」,到目前为止只是惠及一小撮统治阶级而没有惠及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的危机。

    反观今天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就没有几个真正关怀劳动人民的不自由。他们甚至完全不曾为被剥削基本人权的法轮功学员发言。最近有人在大陆网上,对知识分子的冷漠表示「十分失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应自省吗?他们的自由主义称号难道真正名实相副吗?不仅如此。他们称颂洛克的市场经济观与财产观,却恰恰忘记洛克的革命权利说,即对于专制统治者,人民有权革命的观点;相反,他们把革命诋毁为暴民政治,把革命等同于杀戮,把革命同毛泽东的假革命混为一谈。他们究竟是在阉割自由主义还是在继承其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