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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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

刘宇凡

 (新苗双月刊,19871月)

   欧美各国以至香港,比「社会主义」中国自由、民主得多,无论中共怎样睁着眼睛说瞎话,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很多人倾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但对它的误解也不少。不少人,从一般评论家到国内的方励之,都认为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的缘故。他们都认为,有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制度,才会有自由民主。(可参看7月号争鸣方励之访问记,及615号百姓《国有制与私有制》一文)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如此爱好自由民主,在上述的观点上同中共却非常一致,二者都认为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吗?

   欧美资本主义比中国自由民主得多。这是事实。从这个事实,只能推论出资本主义是能够容纳自由民主的。但绝不能从中推论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容纳自由民主。更不能推论出自由民主只能根源于资本主义,因为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容纳自由民主。全球除14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实行资本主义(不论称为福利国家还是混合经济,或是「民主社会主义」,只要是私人企业和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都是资本主义)。而绝大部份亚、非、拉的资本主义各国都没有多少自由民主。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自由民主,也可以没有自由民主,因此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民主的保证,那是不符事实的。

  只有一种自由,不论是早期的还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是欧美的还是落后资本主义国家,都一致享有的;那就是资本的自由,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经济自由,例如贸易自由、契约自由、雇佣工人的自由,等等。只有这种经济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特有。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反之亦然。

  但民众所最珍惜的政治性自由,从一般人权(公平的审判、无罪推定等)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等,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异极大,从没有自由到较多自由都有。民主也一样。

  现在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根本不是从资本主义自动衍生出来的。事实上早期的欧美人民的自由比今天少很多,民主则更少。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建立了超过一百年以上,才由民众自己逐渐争取到手的。

  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当时这个「人人」并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妇女。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40年大抗议书、美国独立宣言及宪法、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等)所说的「人」,通通只指男人,女人当时根本不被承认为有独立的人格的人。她们连人身自由也大受限制,更不用说经济和政治自由了。至于民主,妇女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争取到选举权。今天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建立了许多个世纪之后,往往在违反资产阶级的意愿下,由妇女以及其它支持者长期奋斗而获得的。

  资产阶级宣布人人享有结社自由。但工人的结社自由从头起就大受限制。从美国到英国,从法国到德国,毫无例外地,资产阶级一旦在人民支持下取得政权,就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尤其讽刺的是,资本家根据的理由,就是工会权违反了财产自由,违反了契约自由,违反了资本家的人权。事实上,资产阶级反对禁止童工,反对限制工作日的工时(早期一个工作日该工作多少时,由老板决定)等,也都根据上述理由。工人运动要经历一个世纪以上的奋斗才取得工会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640年,但到1876年才被迫承认工会权;美国宪法订于1787,但到1884年,经过无数次罢工,才承认工会权。法国人权宣言公布于1789年,但1791年即制订霞不列法,禁止工人结社,直到1884年才承认较全面的工会权。至于示威、罢工、纠察、签订集体合同等权利,往往要到更后期才争取到手。

  自由如此,民主更尤其如此。今天绝大多数南半球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民主。欧美早期也不民主。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从起就只容许资产阶级享有选举权,不准许低下阶层和工人享有,妇女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要求政府必须尊重资本的自由,必需为资本服务。至于这个政府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是民主制还是寡头统治,是无关宏旨的,弹性极大。有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政治和所有制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是直接决定于所有制的。全球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君主专制到较充份的民主制都有。究竟最终采纳哪种政体,那是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及斗争的结果。现在西方各国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从头起(即从资产阶级革封建皇朝的命的时候)一般民众就热情地参与民主斗争,而且处处显得比资产阶级更坚决、更有力量。当时英国的平等派及崛地派,法国的雅可宾派、疯人派,美国的自由平等之子社等等,都是下层民众的政治代表,他们力求扩大并超越资产阶级所提出的非常狭窄的自由民主纲领。尽管他们不同程度地暂时失败了,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更大大限制民众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斗争传统一直保持下去,时常向资产阶级挑战,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形成的现代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很快超越了曾经是民主先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他们比后者更富于组织,很快组成工会和工人政党,而且由于生产集中而力量异常庞大。这个日益庞大的阶级一旦接过扩大自由民主的旗帜,经过无数次的斗争,最后迫使资产阶级逐步让步。可以说,哪里的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越有长远的民主斗争传统,越有组织和力量,越有正确的领导,哪里的自由民主就较有保障。民众的这种民主力量自然不是悬空而生的;它本身是大受经济因素所影响的。但这里经济因素究竟是间接起作用的。政体的具体形式直接地仍是由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斗争所产生。许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自由民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欠缺上述条件。可见,西方的民主制度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所赋予,而是民众自己奋斗的成果。

 

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民主

   尽管西方的民众已经取得了这许多自由民主,但是,这并不是说,自由民主已经十分牢固,十分有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时常另立新法律来取消或限制民众的自由民主。美国南北战争最以南方奴隶主失败而告终,北方解放了南方黑奴,修正了宪法,保障了他们的自由民主。可是,一旦北方资产阶级同南方妥协,彻出军事政府后,南方的前奴隶主就在各州中订立种种新法律来实际取消黑人的选举权(文化测验,投票须缴人头税,财产限制等)。妇女权利也是这样。廿世纪70年代初妇女运动在欧美各国赢得了堕胎权,但是到了80年代许多地方都另立法律取消或限制它。工人的工会权更时常受到限制。例如美国19421947年订立了斯密夫法和塔夫脱——哈特莱法,50年代又订立黑卡伦法,大大限制了工会权和罢工权。总统随时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取消工人的罢工权利。由1947年到1969年,美国总统共使用过29次这种紧急状态令。

  在民众的努力争取下,西方的自由同以前相比无疑是扩大了一些;但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由于垄断财团的形成和发展,在另一方面自由却在缩小。商业秘密——它是资产阶级财产制的必然引伸,而且与之一样神圣——大大限制了作为言论自由的前提的信息权。商业秘密使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成为资本家私事,成为秘密。这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矛盾还未致很尖锐。当同一行业中存在极多互相竞争的个别资本,对科技、发明、生产过程、交换等等的垄断很难维持长久。但到了垄断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了。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同一行业中只存在十几个甚至两三个巨型资本;那时候,资产阶级对于科技、发明、绝大部份生产和交换的过程等等的垄断就大得多,不能不大大缩小了人民的信息权利。在商业秘密的挡箭牌下,我们无法知道石油公司如何计价;我们不知道中巴、九巴等的账目。我们也不知道生产过程中加进了多少有害物质,也不知道有多少新发明被资本家刻意隐瞒以避免其现有产品贬值。资本家当然可以说商业秘密是财产权的一部份,是人权的一部份。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人权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人权为代价的。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垄断资产阶级越来越反动。为了谋取暴利,时常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压制工人,欺骗消费者(垄断价格,人为减少供应造成市场紧张,收买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工人、妇女组织以及各民权团体的抗衡作用,垄断资产阶级早就会大大取消人民的自由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了。廿世纪的2030年代的德意两国所发生的法西斯上台,就说明了,垄断资产阶级在摧毁了工会、工人政党的力量后,怎样肆无忌惮地压制人权。希特拉、墨索里尼不是天生超人;他们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尤其其中的金融及重工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已。

  严重经济危机固然会驱使垄断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主义;经济繁荣有时也会发生反动潮。美国50年代的墨卡锡主义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当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中国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和为了对外扩张,首先要求在国内打击异己份子,于是对许多人进行了迫害,从电影工作者到作家,从共产党员到工会份子,从平民到科学家,其中包括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墨;他被迫害的理由仅仅是他青年时曾同进步人仕有过交往。幸而是富于斗争传统的各个工会、学生、民权组织的反抗,配合了其它因素,最后才抵挡住这阵反动热潮。

  法西斯主义,墨卡锡主义,这都表明,一旦垄断资产阶级遇到严重的国内或国际危机,都会能采用那些可怕的反动政策。说西方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改良」而日益牢固,那不仅是无视历史教训,而且客观上麻痹民众。

 

 

自由与自由权

   中共之所以指责西方的自由权,是因为嫌它让人民太自由了。我们之所以批评西方的自由权,相反是因为它还不够自由、还太受朿缚,而且也没有根本保证。法律上保障亿万富翁和穷光蛋一样享有种种自由权,这是一项伟大成就,比起过往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公然否认民众的人权要文明得多。不过,法律上的平等是远远不足的。人人享有自由权,不等于人人享有自由。要享有自由,法律上明文规定自由权只是必要条件(在中国连这个条件也没有),但不就是充份条件。人们还必需拥有种种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充份运用自由权。亿万富翁和穷光蛋同享言论自由权,但是实际上只有前者才能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因为他才可以办报纸、杂志、购买电台、电视时间,等等。穷光蛋只能永远被目为沉默大多数。因此,只要社会、经济不平等保持下去,法律上的平等不能不成为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平等。只限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就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本质上就仍然只是这个阶级的自由。

  要打破这个局限性,就要将社会的主要资源和生产数据收归公有,打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才能享有自由。要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就必需让人人都有充份利用报章、杂志、电台、电视的机会;要人人享有集会自由,就必需让人人都有使用各种会议室、大会堂的权利;要人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就必需保证劳动人民自由获得生产工具及资源来自食其力,同时必需限制资本的剥削自由。只有那时,自由才能冲破阶级的局限性,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的自由。

 

国有制与自由

    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它所要保证的,首要仍是资本的自由而已,而资本自由客观上同劳动人民的自由是对立的。只有实行国有财产制,把资产阶级主要的生产数据(民众的作为消费的财产以及小本经营并不包括在内)收归国有,才有可能使民众的自由得到实现。

  反对者认为,国有制恰恰只会取消自由。他们说,现在没有一个实行国有制的国家有自由民主。从这个事实出发,他们推论出国有制一定反自由民主。

  这个推论不能成立。现在的14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行国有制,但这些国家不一定能代表国有制,正如张五常声称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不能代表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样。古往今来还有其它类型的国有制、公有制的社会,它们有些就很自由、很民主。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自由,不民主,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本身没有说明不民主的原因何在。也许同国有制相关,也许没有关系,总之不能证明国有制一定反自由反民主,正如有许多不民主国家实行私有制,但同样不能据此证明凡私有制就一定没有自由民主一样。这个事实其实只能证明,国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这倒是无可怀疑的,正如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一样。国有制只是人民真正享有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还需要其它条件配合。这些条件包括了生产力有相当发展;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有充份的民主权利及就业保障;人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国有制本身的确并不能保证自由民主。这是马克思老早就指出过了的。他说过,所有制的变革,如果不是工人阶级自己进行,而是由一小撮人包办,那迟早就要变质。中国的革命之所以官僚化,正正是因为它从头起就是由中共一手包办,民众没有自己独立的革命组织。

  当今14个国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有多少自由民主,这是事实。但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自由民主的国有制国家。1917年俄国革命早就产生了一个比西方更自由更民主得多的工人国家。俄国革命的伟大成就,就是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物质条件上保障人民的种种自由权。当时革命政府把许多电台、印刷厂,大会堂等收归国有,让人民各个党派都可以享用。在民主制度方面,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政权就操在代表会议之手。代表由人民选举,并且不像西方那样要定期改选,而是可以随时撤换,保证代表不会蜕化变质。代表的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太多,保证代表不易变成特权份子。在代表会议中,各个政党可以和平竞争,各自争取会议采纳自己的政纲。当时无论在宪法上还是在实际政治上都没有一党专政。即使在内战最剧烈的时期,在代表会议里仍有除俄共之外的其它党派,例如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他们批评俄共,在投票时往往反对俄共。俄共之执政,不是强加给人民,而是经由代表会议选举。一党专政要到列宁死后,由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进行全面反动后才逐步建立的。

  这段自由民主的时期很短,但是,这个经验至少告诉人们,如果有其它条件配合,国有制不仅不反自由民主,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还要彻底得多。

 

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上面我们根据种种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而且从长远来说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没有根本保证,同时,国有制也不一定不自由不民主。那些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勉强拉在一起的人,其实不过是为他们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或曰私人企业)大做舆论而已。

  如果中国恢复资本主义,那会不会有自由民主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具体情况,就会发现,中国能重复西方的经验的可能性极小。中国资本主义只会直接带来资本的自由,雇佣的自由等等。私人企业也只能保障资本家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对于民众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新兴的「企业家」们只会比西方的兄弟更反动,更不会接受民众的自由民主。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这样落后于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同西方竞争,就必须维持对劳动的高度剥削,因此劳资关系会比西方更尖锐、更少妥协余地,资产阶级因此更会坚拒给予民众真实的自由民主。欧美各国在他们发展资本主义初期,世界市场上并没有现成的严重的竞争者,因此西方资产阶级还可以在本国人民压力下让步,不必太忧虑失去竞争力。现在中国以及所有落后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再有这个条件,所以今天绝大部份的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十分反动。第二,在西方民主革命初期,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而小资产阶级及一般贫民虽然革命性很高,但力量上始终敌不过资产阶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资产阶级比较上敢于以自由民主的旗手出现,向封建皇朝大胆斗争。可是,在中国(以及许多落后国家),工业化早已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一亿)、生产集中的工人阶级,而世界工运的水平早已达到了组织工会、工人政党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新兴资产阶级相对而言数量极少,因此,对这个数量极大的工人阶级不能不防忌甚深(香港资产阶级反对直选正是基于同一理由),更不可能会领导民众向中共作自由民主的斗争。他们深恐工人会利用自由民主去反对他们(正如香港资产阶级害怕「免餐午餐」一样)。上述两点表明,中国再多一些私人企业家,或干脆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只会离自由民主更远,而非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