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共衰圈」下的饭碗危机与契机
 

「大中华共衰圈」下的饭碗危机与契机  

刘宇凡

阿芝今年卅二岁,八十年代末中学业后就在一间钟表厂当薄记文员。当上不久就得为百多名员工计算遣散费,因为工厂要北移了。写字楼暂时还留在香港,但过不了几年也结束北移了。阿芝失了业,幸好很快就转行当传呼员,工作比前辛苦,但生活还可以。那知干了不过五年,传呼公司也北移了,阿芝又失了业;她几年下来一直只能打散工。

从前店后厂到前店在港、后店在大陆

由于大陆工资平均只及香港十分一,所以大陆一旦「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在八十年代便北移,然后服务业在九十年代已追随了。最初的时候还只影响蓝领,后来却波及白领了。传呼公司全盛时有30多间,雇用4万人;现在只余八间仍保留传呼中心,员工只有1万。其它服务业也有相同情况。从汇丰到中银,从电盈到国泰,纷纷在厦门、广州、深圳设立后勤中心,同时裁减本地员工,从基层到经理都有。

同样的过程也早在台湾展开,尽管速度较缓。

    两岸三地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基本完成了。贸易上如是,投资上更是如是。1993年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七成半去了大陆;台湾的数字则是五成。另一方面,在流入大陆的外资中,一半来自港台。台湾如果没有大陆这盘生意,它的外汇收支就会立刻出现赤字;香港如果没有大陆,也不会有那么多中型企业在廾年间变成大财团。可是,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却造成港台两地产业空洞化,造成了失业;其次,也向港台的工资水平造成巨大的下调压力。对富人而言,这种一体化是「大中华共荣圈」;对普罗大众却是恶性竞争的「共衰圈」。

为甚么会发生这种巨大变化?前景究竟如何?如此下去,打工一族还能有安定生活吗?我们还有甚么办法?

全球化还是三极化

有人立即把原因归咎于「全球化」:得到了信息革命之助的资本,变成了能够迅速在全球自由流动,哪里工资最低就去哪里。各地员工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大趋势的;你罢工要求加工资?老板就撤资,看你罢不罢工?出路只能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挤垮外地打工一族,你就有饭碗了。

这种「全球化」论,在内容上是大大夸张了事实,在结论上是要三地工人恶性竞争,以便财团渔人得利。先说内容。其实,能够全球迅速自由流动的,主要是金融资本(首先是外汇及证券投机),而不是生产性投资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性资本绝大部份不是全球性流动;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的对外投资 (例如汽车) 而言。所谓「全球工厂」,其实是一种夸大说法。事实上,世界七成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流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余下三成的大半虽是由发达国流至发展中地区,但也不是流向工资最低的地区,而是更多的流向毗邻地区,例如美国资本流向墨西哥,西欧资本流向东欧,日本资本流向东南亚,港台资本流向大陆。那些不与发达国毗邻的大部份发展中国家 (例如非洲),工资再低也不会有很多人去投资的。所以,有学者强调,就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三极化(北美、欧洲、东亚),亦即三大贸易自由区。而对港台普罗大众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全球化」,而是大陆的资本主义化对两岸三地劳动市场的下调压力。

美墨工人跨境团结的启示

明白这一点对于恢复普罗大众的抗争信心十分重要。对老板来说,跨境投资比全球分散投资容易管理得多;对员工来说也一样---------员工跨境团结抗争,同样比天各一方的情况容易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工会经验可以为我们两岸三地打工一族提供借镜。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就像两岸三地:墨国工资平均只及美国十分一。因此在过去廿年,尤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美国资本大量投资到美墨边境的出口加工区。墨国出口加工区在1980只有工人12万,1992年已增至50万。这种跨境投资对美国工人的就业与工资水平带来严重威胁。但是,美国工会越来越明白到,只要两国工人联合争取一起提高待遇,就能实际上限制资本的剥削自由及流动自由。所以越来越多美、墨,还有加拿大工会联合起来抗争。例如九十年初,美国的劳联-产大属下的许多工会,加拿大的联合汽车工会人便同墨西哥工会组成<为出口加工区工人争取公义联盟>,共同为提高待遇而奋斗。又例如美国金宝菜汤公司计划把西红柿合约转交给没有工会组织的墨国农场劳工。美国的农场劳工组织委员会就与墨国的农场劳工会结盟争取提高待遇。

总之,他们的当前策略是通过联合减少恶性竞争,对抗资方进攻;长远方针则是把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劳动待遇向下看齐扭转为向上看齐。

其次,跨国企业越是把生产环节扩展于国际,就越迫使各地员工打破地区局限,沿着生产环节团结起来。例如国际食品工业工会就促成了「谷古与巧克力网络」,把欧洲巧克力工业员工与拉美及亚洲的谷古种植劳工联系起来。北美三国生产环节越是紧密,只要员工在其中一环罢工,就足以瘫痪整个生产环节。1994年美国通用车厂工人罢工就令北美三国各厂停产。

不要「共衰圈」,要三地劳动待遇一体上调

港台与大陆同文同种,地理上唇齿相依,三地打工族发展联合的抗争以至联合的工人运动,都没有绝不可克服的困难。尤其三地的生产与销售环节空前紧密(所谓前店后厂),沿这些环节联合起来早就具备客观的物质基础。最大的障碍不是没有这个基础,而是大陆政府不容许独立工会的存在,以及港台两地工运不仅仍然微弱,而且缺乏放眼亚洲以至世界的眼光。但是,近年来这个状况也开始改变了。香港的玩具安全约章联席*近年来一直促进大陆及东南亚玩具业工人的合作互助,可算是一个开端。

第三,尽管确有老板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索性撤资到低工资区,但更多威胁纯粹只是威胁。香港制造业虽已大大息微,但填补其空白的服务业,本身大部份都是不能迁移的。餐馆的侍应,酒店的清洁员,出入口公司的船务文员,都只能在本地工作,不能北移深圳。汇丰可以把一些资料输入工作北移,但本地各分行仍需本地员工为客户服务。小部份工作北移对员工的心理影响其实远大于其实际影响。但只要记住,老板仍须要大量本地员工,本地员工就仍有议价能力。当然,若大陆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那么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就会同香港转口贸易恶性竞争,打击本地就业。但问题是,这种恶运并非天命使然,无可抗拒。容许资本有多大自由,事在人为而已。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人正在反省这个问题,正在努力反制资本的剥削自由。历史经验也说明,只要声音和努力够大,扭转当前方向仍是可能的。

 

*玩具安全约章联席是由亚洲专讯资料中心、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职工盟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