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西部?谁的大开发?
 

谁的西部谁的大开发

刘宇凡     

2001522

520日香港政务司长曾荫权率领一个超级富豪考察团访问西部,开拓商机。本地传媒也一直高调报导西部开发计划,让人觉得,只要商人肯投资,则必然既能发财,又造福当地人民,真是利国利民。

开发资金难保不中饱私囊

但开发、发展等等,并不天然是有益无害的;要看它怎样开发,为谁开发。什么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乍听之下觉得很好,但是,即使是内地报刊,在歌功颂德之余,有时也不忘提出一些温和警告。在一片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东部许多企业拚命在西部大办交易会、展销会,以便把自己的滞销品倾销。如果只是滞销货,这还罢了,问题是连一些假货、冒牌货、劣货都拿去倾销。所以《瞭望》周刊在226日发表题为《别把西部当商品倾销地》的文章,警告「东部企业要有长远目光,尤其要防止假冒伪劣和质次价高产品进入西部市场,毁掉了商品声誉,更不应该将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技术带入西部地区。」

西部的基础设施及工商业严重落后,所以对中外私人资本的吸引力并不高。中共领导人虽然极度希望吸引外资(首先是港台资本),但是他们也明白到没有政府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是难以成事的。但政府并没有那么多余钱。所以据说政府计划发行国债一万亿元,作为开发西部的启动资金,再带动十数万亿的中外资本投资。

有点头脑的牧羊人都不会请狼来帮忙看羊。今天大陆各级政府里却有太多豺狼,而许多国债投资都由这些贪官把持。九十年代以来,官员贪污腐败,化公为私之烈远过于国民党时代。三峡工程造价25百亿,可算是超级开发工程,但它同时也是官员侵吞公款的大好机会。无数拨给移民的款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去年53日南华日报报导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侵吞十亿人民币后不知去向,而职员却已长达11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一名高级职员更因此自杀。贪官们为了阻止人民上访告发,于是大搞专政,迫害他们。现在的西部开发能避免重蹈覆辙吗?

经济学杨帆这样说到以国债开发西部:

「目前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难以组织这样巨大的世纪工程。腐败已经严重侵入了政府和建筑队伍,如果再搞出『豆腐渣』工程,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宝贵的国债被少数人克扣,国家工程成为少数人暴富的机会,农民工得不到足够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就不能启动;社会风气不改变,也不会有大量人口向西部大规模移民。」(《西部大开发能够实现吗?》,载于《中国走向选择》一书)

过去3年,政府发行了3600亿元国债,当中大半用于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上。但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承认,「在国债投资管理和项目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地区虚报项目,套取国债资金;有的项目挪用、拆借和挤占国债资金;有的项目管理还不够规范,没有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有的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不好,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瞭望》周刊200118)

中国廿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相当程度是靠举债。到今天,债台高筑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已经无法偿还每年债务本息,得靠借新债以还旧债。但是,这亦意味中国发展日益受制国内外的财主,尤其受制于外国金融资本。此外,只要大陆经济再严重放缓,或中国债券卖不出去,都会有债务危机爆发之虞。就西部开发而言,如果投资不当,或官员贪渎,造成亏损,那么借债发展更容易弄巧反拙,不仅不能促进发展,反而使当地人民负上沉重债务。

主要假手外资,弊大于利

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要避免政府官员藉开发贪污腐化,关键是多依靠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多依赖中外私人资本,少依赖政府投资及宏观规划。事实上,西部各地政府官员都正在纷纷以各种优惠来吸引外资。

文字方块: 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本已有所缩小;而其恢复扩大而且日益悬殊,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发生的。这些人忘记了: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本已有所缩小;而其恢复扩大而且日益悬殊,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发生的。粗略来说,在1949年前,七成以上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而占国土面积大半的西北、内蒙、云、贵、川、藏等仅占不到一成。1949年后,中共致力在西部投资。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198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在比例上都比东部高出不少,所以经济增长率是西部高于东部。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一切相反,国家投资西部减少了,西部经济增长率也比东部慢,致使西部的经济比重在1978年尚占17.8%,但到1995年已下降为14.5%——不要忘记东部仅占国土面积一成多,而西部是近六成。廿年间东西部差距恢复扩大,本身正正同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大有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下调节私人投资的,不是人民福祉或社会的长远发展利益,而是利润率;资本只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及地区流动。而在富裕地区往往比落后地区更容易找到超额利润,因为那儿购买力高,市场规模大,各种交易成本较低等。所以,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往往存在长期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美国南部、意大利南部、法国中西地区等。本国资本往往宁愿大举投资外国也不愿大举投资于本国上述落后地区。至于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都是充当发达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这种地区差异就尤其明显了。这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到中共建政前,东西差距大为扩大的原因。以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会逐步引起各地经济的均衡的先后发展,根本大错特错。在全球而言,八成外国直接投资都是投放到发达国家,而非落后国;就每一国家而言,外资也偏爱发达地区而非落后地区。例外当然有,但毕竟是例外。

中共建政后,在压抑市场作用方面虽然有时太过份,但是,也因为依靠有计划地按照国家长远利益而非私人利润,才能在西部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同东部相比仍差很远,但毕竟为西部工业与交通打下一点基础,并且使东西差距缩小。如果当时像1949年之前那样纯粹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依仗利润率的调节,是不可能有这些成绩的。可惜的是,邓小平上台后并没有吸收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真正教训,反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过份强调集中变成过份强调市场各显神通发财,结果是东部凭着原有基础快速增长,西部却相反,不仅难以吸引东部资金,反而出现大量人材从西向东流,致令东西差距日大。

现在中共再一次所鼓吹的西部大开发,同过去不同的是,第一,就政府资金而言,它主要依赖举债,而这方面的可能恶果已如前述;第二,它着重的是吸引私人资本,特别是外资。西部领导人更希望外资能大举投资于高增值的工业部门,例如高科技。但是,不少香港大财主都私下说,去西部考察不过是「俾面派对」而已。事实上过去廿年外资八成以上都投资到东部,西部只有一成多。这个局面并非偶然。资本流向总是嫌贫爱富,这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律。

更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大概只有一个方面的投资可能会为他们带来可观利润,那就是初级产品的开发,首先是各种自然资源(天然气、水力发电、矿产等)的开发。不过,依靠这种投资是很难真正有均衡而健康的发展的。这不过是恢复过去那种半殖民地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西部拿初级产品来同东部及世界市场的工业产品或服务相交换。这必然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如果主要由外资(包括早已变成跨国公司的大型港资)去开发这些初级产品,那就更意味着大半所创造的价值会变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并汇出中国。这并不是真正有利于人民与环境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西部的人民与资源不过是充当大陆及跨国公司的一众官僚富豪的发财工具而已。

今天中共向外国富豪大力兜售的,正正是廉价资源与人力。英文中国日报不无谄媚地说:「丰富的自然资源,低工资以及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正是投资于中国西部的香港商人所能获得的好处。……西部的三大天然气田占全国已探明的蕴藏量的61%:西部又有巨大水力发电能源,不仅够本地用还可以输送到其它地区。西部大量人口不仅可以提供便宜劳动力,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消费市场。……四川与山西的工厂工人的工资只是东部的四成……。」(三月廿七日)

中国日报没有告诉你的是,要吸引外资来开发自然资源,就必须提供额外优惠,包括实际降低对环境保护的标准以便减少投资成本;如果引起环境污染,毒害当地人民,更必须对任何可能的反抗都以专政对付之。同样,为了要保持低工资,就意味着放任外资肆意违反劳动法,更要用政治高压来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禁止罢工。一句话,以这种模式「开发」大西部,就是让中外资本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庇荫下更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及自然生态。事实上,廿年来走资本主义的恶果,早在东部及其它地区看到。各地官僚资本及民营资本为求暴利而野蛮开发资源,肆意排放有毒物质,已经令干净食水快成为稀罕物了。劳动人权更是遭到空前的践踏与破坏。国企工人大批下岗,而民工则连人身自由也往往受限制。所以,西部大开发对中外官商们而言,固然是大发财的机会;但对于劳动人民,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有一份几百元月薪的苦工,在最坏的情况下则甚至连原来的工作或土地都要失去,变成赤贫。对于自然生态,更可能会出现比东部更严重的环境破坏。廾年来一切利润挂帅的政策已大大污染了黄河长江,现在把同一政策应用于西部开发,最后可能连两河源头也彻底污染。换言之,以廉价劳工及资源来吸引外资、这样一种开发,逻辑上一定要巩固和加强一党专政。那种以为越开放给外资则自由民主越可期的思想根本是有害幻想。

民主,计划与市场缺一不可

要有真正有益于劳动人民及自然生态的发展,前提是有一个由劳动人民选举的民主政府;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前提,才能扫清贪污腐化,才能确保经济资源及政策真正以促进劳动人民的利益及可持续的发展为目的,而非为养肥一众官商。

其次,不能像现在的统治集团那样越来越在实际上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经济,就等于完全放手给社会上的一切强势集团,一切官商去肆意欺凌弱势社群。我们并非无视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经验,但其失败的原因并非因为计划经济本身,而是因为计划经济给接合到官僚专政上去,而且又过份排斥市场调节。反之,如果让计划同民主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也只有这样才可称为社会主义。

第三,外资可以欢迎,但不应像现在那样为求引资而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应给予太过份的优惠。尤其因为中国并不很缺乏资金。政府资金不足,首先是因为廿年来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金被各级官员化公为私,变成中外银行的私人存款。只须彻底治贪,收回贪官的赃款,已能为国家提供许多资金了。

总之,我们要的开发是一种由劳动人民自己作主,真正为其利益服务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