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良心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反官僚斗争


 

十月革命的良心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反官僚斗争

刘宇凡

先驱第46期, 1997年11月 

  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要为斯大林以至后来的毛泽东的一切罪恶负责——这向来都是冷战时期「自由世界」所极力推销的见解。九十年代同以前稍有不同的只是,这种见解有了新的支持者。一大批斯大林主义官僚,在摇身一变为资产阶级官僚之后,加入「自由世界」的行列,为超过半世纪的造谣运动增添一些半真半假的材料。

「马恩列斯毛」?

  实际上,在斯大林与列宁之间,分隔着一条深不可测的血河。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代表的不是列宁主义的延续,相反,而是它的被消灭。斯大林的清党运动至少杀害了一百万人,其中首先包括整整一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及列宁的同事。他之所以要彻底消灭他们,正是因为要彻底消灭列宁所代表的革命传统。

  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官僚特权、以官僚方式实行强迫集体化与工业化及建立命令经济——这一切都是同俄共的正统原则相违背的,也是为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俄共领袖所反对的。

  列宁与斯大林的差别真正是云泥之别。不论在党内还是国家机构内,列宁从来都不曾是独裁者。(请参阅《先驱双月刊》第42期《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一文)他一生中曾无数次居于少数地位,甚至死前的建议多半都没有为党的领导层所接受,包括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建议在内(如果列宁真是独裁者,他早就成功了——注一)。列宁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也不是专制的党。在物质生活上,列宁在革命后一直自奉甚俭,住的是克里姆临宫的仆人房,吃的是妻子从饭堂打回来的饭。他有一次乘车子外出,中途给大概是伪装的民兵强拉下车子,然后把车子驾走,因为他根本没有几个警卫。这一切同斯大林时代简直相差太远了。他的由衷谦虚也是足为典范的。当中委会建议出版他的全集时,他答:

  「为什么?那没多大用处。卅年前我们什么都写。实在不值得再版所有那些东西。」(注二)

  在俄共及苏维埃(相当于国会)的会议上,别人可以攻击列宁,而他当然也时时还击,不过,列宁总是承认党内或苏维埃内有意见自由,而且他的争论态度总是以理服人,有时说话过了火,事后也会公开道歉。读一读毛泽东当年公开辱骂梁漱冥的讲话,再同列宁的演讲比较一下就知道个中分别。在列宁的病塌上,他批评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斯大林则回敬列宁以「民族自由主义者「(注三);列宁要同斯大林绝交,斯大林回敬道:「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错』在那里,到底想要我怎样。」(注四)我们能想象邓小平以这样的口气回答毛泽东吗?

官僚新贵的兴起

  把十月革命了解为一小撮共产党徒发动的政变,那是完全违反基本事实的。十月革命是廿世纪人民起来要当家作主的最动人的历史经验。这表现为人民的高度自我组织:在全国性范围内,工人、兵士各有自己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府;在工厂里工人自己组织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享有高度自主性,各党派只能和平竞争。这是真正的工人政府。俄共虽然不会幻想一下子建立乌托邦,但是,已经开始实行了工人阶级民主制,包括工业民主与民主选举军官及法官等。缩小收入不平等也开始了。然而,不到一年,俄共政府在许多方面都要停止实行若干民主措施或至少大打折扣。这并不是列宁等俄共领袖放弃了革命原则,而是因为内战。不甘心失去特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组成了白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工人政府发动内战。战争本身是最权威、最需要集中的事情,尤其当俄国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经济早就千疮百孔,在这个情势下应战就更难以继续扩大民主。不过,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俄共领袖,那时都认为这一切缩小民主的措施只是暂时的,并没有想过要建立一党专政(下详)。然而,最后之所以事与愿违,并不是那个发动了十月革命的原来的革命党抛弃了原则,而是一个新势力——官僚层——乘着两大阶级在内战中两败俱伤之势而崛起,并逐步篡党夺权。

  内战的逻辑迫使列宁的党不能不一方面放慢扩大工人民主,另一方面不能不借助旧沙皇军官及文官来维持国家机构。这些人原本就同革命敌对,现在更迅速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同时,俄共党内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个党从不足三万人发展为五十多万,而其中包括不少投机份子,或至少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的人。到内战结束时,革命前入党的所谓「老卫士」只占党员的2%而已。另一方面,俄共这时也同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共,在成份上大不相同。从前它是真正的工人党,而现在呢,党员大多数都不是工人,而是政府公职人员。内战的需要使官僚层大为膨胀,并挤掉了那些原先按社会主义原则有权参与管理国家的普通工人。这个新生特权层在斯大林身上发现了作为其领袖的最佳品质:专横、果断、富于行政能力及精于权术。

  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俄共领袖都曾经站出来反对官僚化。悲剧在于他们不是在同一时间以一致的认识去加以反对,而是先后不一,有时还各自斗争。结果,当大家发现斯大林才是革命掘墓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列宁与工人反对派

  最早就官僚化危险发出严重警告的是民主集中派。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该派领袖萨普龙诺夫便猛烈抨击党的官僚化。当时为了应付内战,有人建议用委任政治部来代替选举产生的地方党委会。萨普龙诺夫质问领袖们:

  「你们要使党员变成听话的留声机,并以领导人的身份命令他们:去工作吧!去鼓动吧!但他们却无权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和自己的组织。我要向列宁提问:由谁来任命中央委员会?难道你们认为,在这里也可以实行一长制!」(注五)

  接着,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大上,工人反对派也起来攻击党的官僚化。该派领袖柯仑泰及施略普尼柯夫反对让旧俄军官及专家享有过多特权及物质享受,反对过份的集中及在工业中的一长制,主张由工会接管经济管理以便恢复工人阶级民主制:

  「现在要求谁去建立新的经济形式呢?——是由心理上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着的技术人员和商人,以及由一部份党员所组成的苏维埃官员,还是由工会这一代表工人阶级的集体来建立呢?」(注六)

  列宁及托洛茨基等主要领袖反对工人反对派的政纲,认为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多数派虽然承认党存在官僚主义,但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仍是初尝失败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甚至进一步主张禁止党内派别(在此之前这一直是被视为党内民主的必备要素)。十次代大是俄共党史上一个分水岭,因为禁止派别的决议后来就成为了斯大林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尚方宝剑。

  是不是列宁等人都已成为了官僚化的急先锋?不是的。他们当时之主张禁止派别,只是视之为一种临时措施。列宁说:

  「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注七)

  注意,是「现在」不是时候,是「目前形势」而已。在列宁的演说中很容易知道个中原因。那时内战虽然刚刚结束,可是经济破产,工业生产只及世界大战前的五分一。工人阶级数目只及战前的35%。在二百五十万复员的军人中,不少因生活困难而沦为武装匪党。接着,又发生了克朗斯达脱水兵叛变。但是,在这个时刻俄共党内因为工会问题而发生激烈的派别斗争,真理报上天天都让各派抒发己见。但争论越久,各种各样的敌人便越大胆子。俄共党即将分裂,俄共即将倒台、白军卷土重来等谣言冲击已然浮动人心。列宁等人很担心谣言成真,所以才主张暂时禁止派别。

  列宁虽然在1920年的时候便说过「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工人国家」的话,但很明显,直到1921年,他的注意力仍放在内战上,视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白军为主要危险,并认为要用「拧紧螺丝」的办法来应付主要敌人,没有充份顾及这样做同时也助长另一个敌人,即官僚。(下详)

  不过,若说列宁这个疏忽要为斯大林的独裁负上全责,那也未免太夸张。因为十次代大只是禁止「派别组织」,即有纪律要求的派别,但没有禁止思想派别,即以一定政纲为基础的党内松散联合。因为当另一位领袖(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订案,主张不许各派以各自政纲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反对,说:

  「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象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注八)

  螺丝是拧紧了,但其原意不仅是暂时的,而且其程度同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相比,也是霄壤之别。有关政党自由的问题也一样。

  俄共当初根本没有一党专政的想法。相反,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最初根本就是两党(俄共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府。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反对对德和约,所以退出政府并发动恐怖活动,才剩下俄共一党执政。但是,在整个内战时期,都没有从原则上禁止其它政党。是否实际禁止,全看某党对内战的态度及战争的进展情况。正因如此。孟什维克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都时而被禁活动,时而容许活动。在克朗斯达脱叛变之后,同样因为担心内战重燃,所以在1921年俄共又一次禁止其它党派活动。然而,列宁此时同样只视为临时措施。近年才公开出版的新材料可以证实列宁的想法。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次收录了列宁在1922年春的一份草稿,其中提到要「让孟什维克合法化」。(注九)当时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布哈林及加米涅夫。另外,在一篇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演说中,列宁在1921年说明其它党派之出现是怎样不可避免的:

  「富农的出现及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明显地促成相应的政党的出现。……我们所能有的选择,并不是是否准许这些党的发展——他们之出现是小资产阶级关系所必然引起的。我们的唯一选择,而且是一个极其有限的选择,是这些党的活动的集中及联系的不同形式而已。」(注十)

死不瞑目

  列宁自己后来也承认,自己没有及早警惕到官僚化的严重。之所以没有,是因为那是一个对工人运动来说是史无前例的问题,即革命后工人阶级如何妨止官僚从公仆变成主人。列宁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能加以研究。」(注十一)。

  不过,至少到1921年底,他已经为日益严重的官僚化问题而焦虑不安。他口气激烈地自责:

  「我们不善于对可恶的拖拉作风进行公开审判,为此完全应该把我们大家以及人民委员部的人,用发臭的绳子吊死。而且我总在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因此活该被吊死。」(注十二)他在1922年三月间召开的第十一次代大上再发出了不详的预警: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份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

  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注十三)

  年底,他在一篇演说中又说:

   「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注十四)

1922年五月列宁第一次中风,被迫停止工作去休养。他后来提到,他在这段时期作为「局外人」身份,对官僚问题有了更深体会。他日益察觉,官僚化不仅侵蚀国家机关,而且大大侵蚀了共产党。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首先是民族问题。

  列宁被称为苏联的国父。讽刺的是,对「苏联」之产生,列宁从头起便持批评态度。

1921年内战结束后,怎样把前沙俄中的各民族国家的苏维埃政权联合起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除波兰及芬兰例外。因为俄共当时坚持民族有权自决直至独立的原则,所以两国的分离出去没有遭到俄共政府反对。)1922年八月,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叫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其中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明显是违反了承认民族自决与民族平等的俄共纲领的。更坏的是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袖起来反对时,斯大林用粗暴的组织手段铲除他们。

  病中的列宁受到斯大林的资料封锁,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真相,并且激烈地反感:

  「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注十五)

  这个时期的列宁充满焦虑,甚至内疚: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注十六)

  这篇文章算是比较客气的了,因为列宁是写给较大范围的读者的。实际上,在私底下,他已经开始了同斯大林这个官僚层的未来头目的剧烈斗争了。

1922年底列宁邀请托洛茨基一聚,讨论怎样同官僚主义斗争。他提议在中委会之下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便进行斗争,并邀托参与其中。托答道:

  「『伊理奇,我深信,目前在苏维埃机内进行反官僚的斗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前情况:现在对于官员与专家的挑选,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甚至只是地委或区委,都是看你是否忠诚于中委会内的、有权势的党领袖及当权派。每一次你攻击一个低级官员,你都会抵牾某个重要党官……在此情况下我不能负起这个工作。』」

  「列宁想了一想,说:『换言之,我提议在苏维埃机关内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而你主张把斗争扩大到把党组织部(按:组织部的头目即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也包括在内,』

  我不禁笑起来,因为这始料不及,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未曾有这样完整的想法。我答道:『我想正是如此。』

  『那好,我建议同你结成联盟。』列宁道。」(注十七)

  不久之后,列宁又写下了有名的所谓「遗嘱」: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注十八)

  可惜的是,在列宁写这个几行字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两个月后的又一次中风完全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翌年初身死,真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还有一个问题是列宁来不及详细发挥的,那就是经济建设的问题。内战一结束,列宁便主张用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以实物税代替强迫征收余粮,恢复市场交换等。他临终前的《论合作社》一文,说明列宁一方面念念不忘在农业中坚持走合作社道路,以此来改造小农经济,但是,另一方面,他想也没有想过像斯大林后来那样用官僚命令来强迫集体化及冒险工业化。以下的说话简直像是冲着斯大林来说的一样: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注十九)」

  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阻碍是工人阶级文化不足。但是,

  「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注廿)这些话同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及中共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谰言简直南辕北辙!

托洛茨基与左派反对派

  虽然列宁不可能预见苏联堕落的具体过程,但是他病笃时写下的遗嘱,尽管也评论了其它党领袖,但是他特别挑出斯大林,主张罢免他,写信和他绝交(这在列宁来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多少说明他可能预见到,在众领袖当中,斯大林最有可能成为革命掘墓人。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固然是列宁决心要同他斗争的直接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列宁很早就认识斯大林,对他素有了解,而且也可能在他病笃时了解到有关斯大林品格的新材料。

  悲剧在于,其它党领袖太轻视列宁的警告。俄共领袖都熟知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经验,知道革命在达到高涨阶段后,难免继之以反动;法国的革命政权就给表面上同属革命阵营的拿破仑所窃夺,并在他手下恢复帝制。俄共领袖们都在私下讨论:谁将是俄国的拿破仑?其实,从列宁的遗嘱看,斯大林比谁都更有资格呢。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反而在私下暗指托洛茨基有可能是俄国的拿破仑。二人更与斯大林结成「三头马车」,控制了政治局,拼命打击托洛茨基及其它异己。在1923年十二大上,他们更努力为斯大林辩护,反对撤消他的职务。季诺维也夫更宣布:

「列宁的担忧(指斯大林为人躁暴,会引起党的分裂——笔者)……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注廿一)

  托洛茨基大概也没有想到斯大林将在革命堕落的一幕中扮演压轴戏,所以他并没有在代大上主张接受列宁的建议。不过,至少从1923年起,他便积极地对官僚化展开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后来命名为《新路向》的文章,攻击官僚主义,指出「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来源」,而「官僚制度」才是党内「各种小组织的诸般来源」,以便还击三头肆意为异己扣上「小组织」的恶劣作风。他更力主「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倾耳去听取党内广大群众的声音,不要把每一个批评都当作是小组织精神的表现」。他还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卫士」(虽然他自己也厕身其中),指出这些党的前辈虽则经验丰富,但本身并不是能免于堕落的自动保证,甚至相反,有可能率先向机会主义低头,就像第二国际领袖一样。

  托氏还尝试对官僚主义作较深入分析:「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公职人员的坏习惯的总称,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我们而言,官僚主义的基本来源在于:我们要创立及维持一个能够以完美的经济和谐来统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的国家机构。然而对此我们仍距离甚远。维持一支常备军的需要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注廿二)

  在这里托洛茨基明显已经纠正了他在内战时期所犯的一时错误--过份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而且不适当地把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夸大为原则(注廿三),恢复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机关的天然的不信任的优良传统,即使这是工人国家。这同列宁逝世前不断警告「国家机关是异己的」,「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注廿四)

  托洛茨基的反官僚斗争被三头激烈批评。在十二大上,季诺维也夫指责「对党的路线提出任何批评,自称是所谓的『左派』的批评,现在从客观上看是孟什维克的批评。『左派』的批评具有危险性,我们必须进行抵制。」布哈林则指责要求民主的反对派想把「党变成各个集团的联盟。」(注廿五)而前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本该支持托洛茨基,此时却认为托氏同其它中央委员(首先是三头)没有什么分别。在各种打击下,左派反对派难免遭到失败。接着,三头之间便发生争论。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等人眼看着斯大林日益抛弃社会主义纲领(例如拿「一国社会主义论」来代替世界革命观),而且日益滥权,终于在1926年同托洛茨基言归于好,组成「联合反对派」谋求恢复党内民主及纠正党的错误路线。不过,此时已经太迟了。再待到连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也终于醒悟,起来反对斯大林的时候,就更无可挽回了。何况,这些太晚醒觉的领袖,进行的斗争既不够坚决,为时也不长,不久就向斯大林投降了。

  在各个反对派中,只有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原则的、始终不屈的反官僚斗争。他们固然不是最早起来反对的人。工人反对派比他们至少早两年。不过,由于思想及纲领上的弱点,工人反对派的主要领袖,包括柯仑泰及施略普尼柯夫等,在托季联盟同斯大林斗争的最激烈的1927年,竟然公开支持斯大林,嘲笑反对派的主张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赞美「新的纪律概念」。(注廿六)

新的造谣运动

  八十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苏联已经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冤案平反。不过,另一种污蔑却一直在进行。托洛茨基不再是「法西斯特务」、「反革命」了,但新的造谣运动却说,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其实并无分别;即使前者胜利,也会同斯大林一样进行全盘集体化及冒险主义的工业化,因为斯大林不过是实行了托氏的经济纲领而已。根据什么?其中一个根据是托氏也主张加速工业化。

  要托氏为斯大林的罪恶冒险负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要知道,托氏比列宁早一年(1920年)便提出要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路线;后来他主张加速工业化,但他并没有主张抛弃新经济政策,更没有主张消灭市场。读读左派反对派政纲就不难知道。

  从1923年起,大致而言,俄共党内,在经济问题上分为三派。

  首先是右派,以布哈林为首。他们断言:私人资本的积累与市场交换,长远而言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矛盾,所以布哈林才有「发财吧!」的口号。他们认为富农阶级之产生并不可怕,相反,社会主义可以结合他们,使他们「长入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不能加快。即使是以「蜗牛」速度爬行也是好的。

  其次是斯大林派。他们初则同右派结盟,后来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私人资本的积累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有矛盾的,但他们采取的是官僚行政及恐怖主义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包括消灭富农,强迫集体化及工业化,压制民主与工人工资等。其结果是以惨重代价来建设现代工业。

  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认为私人资本积累同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但主张以政治及经济的方法来逐步壮大国有经济及逐步限制私人资本的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工人阶级。所以托氏认为当时(廿年代初)的工业化速度太慢,可以加快,但是他没有想过像斯大林那样疯狂,也没有想过「消灭」富农及以打击工农生活的方式来筹募工业化经费,而是以向富有阶层征收累进税以及削减国家行政费用的方式筹集经费。这样一种工业化用不着「剥夺农民」。从他们的政纲也很容易知道,左派反对派想也没有想过消灭市场。相反,他们力图把经济计划、市场与民主结合起来。1926年的联合反对派的政纲说:

  「如果不能使工业品的批发与零售价格、及其生产成本有系统地和坚决地降低,如果它们不能适应世界市场价格,那么,工业化之必要加快就是不可能的。……在新经济政策下,敌对力量之一定程度的增长,即富农,「新经济人」及官僚的增长是无可避免的。这些力量不能简单地凭借行政命令或经济压力就能消灭。」(注廿七)接着政纲提出一系列主张,包括:反对失业,反对削减工资,反对官僚滥用节约运动,主张工人控制生产及工会独立性,保障罢工自由等等。

  当斯大林在1929年展开全盘集体化与工业化时,左派反对派的赖可夫斯基写道:

  「全盘集体化的口号本身是最大的经济谬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新的财产形式只能创立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但这些新的生产关系仍不曾存在。……废除新经济政策及富农阶级的命令是另一个经济谬论。……世上没有宪法或命令可以废除在经济上及日常生活上仍在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矛盾」。(注廿八)

  已经被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此时也写道:

  「若果世界上真有像拉波拉斯(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的科学幻想所想象的伟大的天才存在;它能同时纪录自然界和社会之一切过程,衡量其运动的动力,预知其互相作用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天才自然能够预先制定完美无瘕的经济计划,从小麦的种植亩数起至西装上的最后一颗纽扣止。官僚常常自以为身具有这样的天才,所以,他们那样轻易地摆脱来自市场及苏维埃民主的监督。实际上,官僚在估计其所有的精神资源时犯了可怕的错误。……

  经济上无数的活的参与者——国家的及私人的,集体的与个人的——若要使别人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及其相对力量,那就不仅需要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规定,而且也需要通过供求关系的直接压力。计划需受市场的复核,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经由市场来得到实现。市场之调节本身须依赖经由其自身机制而引发的一切倾向。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蓝图,须以商业会计来表明其经济效率。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对卢布的控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首先得假定卢布与其票面价值相等。没有稳固的货币单位,则商业会计只能增进混乱。……

  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与苏维埃民主这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才能正确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注廿九)

官僚与革命

  俄共的主要领袖对官僚问题在开始时不够重视也不是完全偶然的。有位史家分析列宁之所以疏忽官僚问题,是因为他的整个社会分析只着重三大阶级——工人,农民与资产阶级——而没有顾及官僚问题。但是,在一个工业部门已经国有化的国家,官僚是驯服于工农权力,甘当公仆,还是会变为主人,那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自然这不是说他们完全对官僚问题不懂。他们都熟知法国革命经验,而且马克思也深入分析过波拿巴特主义(即拿破仑称帝现象),因此对国家官僚及其头头在两大阶级或不分胜负或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必将冒起这个历史教训不无认识,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因为,毕竟法国经验的参考价值不够大。要知道,当时法国还处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门坎外,国家机构对社会的支配力有限。何况,在资本主义的法国,社会资源主要落在私人资本手里,而不是国家。所以拿破仑及其官僚,尽管专制,其为祸尚不致斯大林那样大。反之,俄国当时尽管落后,但相比于1789年的法国,其国家机关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要大得多,何况它还实行国有经济。所以,它一旦摆脱工农的民主监督,就难免发展为极权主义的怪物。此外,他们从前当然也估计到革命政权会最终被推翻,但是,他们一直以为最有可能推翻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就像1871年巴黎工人政府被资产阶级推翻一样。他们没有想到会由一个特权官僚层以政变方式逐步埋葬革命。

  不过,分析到底,俄共主要领袖的理论上的不足也不是偶然的。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府,缺乏经验在所难免。何况,即使当时他们能从一开始便注意官僚问题,也不能说堕落就一定能避免。毕竟,这个孤立的工人政府当时的处境太险恶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反对它;饥荒与经济破产;农民骚动;工人阶级涣散了;疲倦了——在这个情况下官僚势力之坐大是难免的,尽管其胜利并非绝对难免。因此我们须要同时避免客观主义的分析(不论列宁等有没有犯错,官僚堕落都是绝不可免)和唯心主义的分析(如果领袖们及早避免疏忽之错,苏联就一定可以避免堕落)。历史是由各种活的力量相互斗争所产生的。谁也不能确知其后果。我们顶多能说,如果列宁及主要俄共领袖能及早一致团结对付官僚化,那么,苏联的堕落是有点可能避免的;即使其为不可避免,至少其堕落的深度与广度会有所分别吧。

  其次,虽然托洛茨基不是最早开始反对官僚,但是,在以后各个俄共领袖中,他对官僚的分析还是最深刻的。到了廿年代末,他已经看清,除了三大阶级之外,官僚的独立作用已经非常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当斯大林在1929年进行全盘集体化及冒险工业化的时候,也就是当他用尽一切「革命」与「社会主义」口号来全力打击富农的时候,托洛茨基能保持冷静头脑,不像一部份后来投降斯大林的前左派反对派(例如拉狄克)那样对斯大林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欢呼。后来看得很清楚,反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天然有利于工人阶级。还要看它怎么个反法。如果是由官僚以行政命令去反,而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反,其结果只是有利于官僚而已。要反得有利于工人,就必须在反的同时,进行反官僚及发扬工人民主。所以1931年托氏写道: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把「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及其首创精神……放在首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不……同不受监察的官僚的巨大特权及特殊地位等等进行斗争。」(注卅)托氏的战友赖可夫斯基也写道:

  主张同斯大林靠拢的前左派反对派份子「并未想到,不实现(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部份(即民主),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倒坍。」(注卅一)

  语

  托洛茨基这时也对俄共从1921年起至卅年代止的经验作一总结,其中包含了一些自我检讨:

  「禁止反对党的存在之后,继之以禁止(俄共党内)派别。禁止派别的存在,其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永不犯错』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过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的『一致』,使官僚们为非作恶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注卅二)

  在十月革命八十周年的今天,一切有志于工人解放事业的朋友,可以而且应该对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弃如敝履,可是,对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却不能这样简单。当时俄共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来说,其中不乏宝贵经验。正如那位见证了苏联的堕落的无政府主义者Victor Serge说:

  「有人说,所有的斯大林主义病菌,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我对此并不反对。只是,布尔什维克也含有许多其它胚芽——其数量异常巨大——,而所有曾经历过第一次革命成功的胜利所带来的热烈情绪的人,都是不能忘记的。根据解剖学而在死尸上发现的病菌,来宣判他在生时的一切——而其实他很可能自出生便已带有这种病菌——请问那是合理吗?」(注卅三)

注释

注一:国内史学界已经有人指出,(而托洛茨基早在廿年代末便已指出过),根本不是列宁提议斯大林作总书记。何况,那时的总书记一职只是组织性的工作,并没有政治权力,根本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党的第一把手」。

注二:October, 1917: Coup detat or social revolution, by Ernest Mandel, IIRE, Amsterdam 1992, p.33。

注三:Lenin's last stuggle, by Moshe Lewi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8, p.53。

注四:《天鹅之歌》,郑异凡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49页。

注五:《革命的良心》,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着,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182页。

注六:同上,202页。

注七:《列宁全集》第41卷,36页及28页。

注八:同上,101页。

注九:同上,42卷,534页。

注十:Power and Money, by Ernest Mandel, Verso, 1992, p.124。

注十一:同注三,p.123-4。

注十二:《列宁全集》,52卷,149-150页。

注十三:同上,43卷,93-94页。

注十四:同上,284-285页。

注十五:同上,216页。

注十六:同上,349-350页。

注十七:Stalin, by L.Trotsky, Stein and Day, New York, 1967, p.365。

注十八:《列宁全集》43卷,340页。

注十九:同上,364页。

注廿:同上,378-379页。

注廿一:同注四,126页。

注廿二: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by L.Trotsky, 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5, p.80 and p.91。

注廿三:托氏在1921年的十大上批评工人反对派:「工人反对派以危险的口号站出来,他们把民主原则当成拜物教。他们把工人之有权选举代表放到党的上面,好像党是无权伸张其专政,即使此一专政暂时同工人民主的一时情绪发生冲突」。这句话当然含有太多「由党包办」的思想。内战本身需要许多严厉的集中措施,但没有理由将之发挥为「理论」。见The Prophet armed, by Issue Deatscher, London 1954, p.508-9。

注廿四:《列宁全集》43卷,429页及378页。

注廿五:同注六,304至305页;303页。

注廿六:同上,470页。

注廿七:Trotsky as Alternative, by Ernest Mandel, Verso, 1995, p.65-6。

注廿八:同上,p.67。

注廿九:《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托洛茨基着,刘镜园译,新生命书局发行,83页至86页。译文有所修改。

注卅:Trotsky 1927-1940, by Tony Cliff, Bookmarks London, p.56。

注卅一:同注五,543页。

注卅二:《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着。春燕出版社,95页。

注卅三:Before Staliniism, by Samuel Farber, 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