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
 

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

 

刘宇凡

先驱第42期, 1997年2月

 

   列宁,这位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家,历来也是最备受争议的人物。支持者尊之为苏联国父、工人运动的导师;反对者则斥之为独裁者。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一下列宁的先锋党的理论和实践。不要以为,在苏联解体后这纯粹成为历史问题。不要说中共至今还宣称它自己是列宁主义先锋党吧;就是在世界上,尤其在第三世界,继续服膺先锋党的理论的组织——有些还是群众性的组织呢——在数不少。何况,即使在发达国家,那些现存的工人大党的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也不断激起「工人需要的是什么党」的争论,其中当然包括列宁的党的理论。台湾现在也有了微弱的「建立工党」的呼声。所以,现在来谈一下列宁的先锋党的理论大概不致于是多余之举吧。

斯大林与胡佛意见一致

    虽然共产党与反共派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在解释列宁的先锋党理论方面却是惊人的相同。按照他们的意见,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一)工人阶级没有一个先锋党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觉悟,更不能使工人革命成功;所以先锋党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享有法定的领导权,而后者只能服从这个党的领导;

    (二)先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意思实际上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也就是由领袖决定一切。卅年代斯大林的御用文人是这样描述先锋党的:

    「党是由领袖管治的。如果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那么领袖就担任这个先锋中的最前进的职务。……共产党的特征就是最严格的纪律,就是说,所有党员都要无条件的及恰如其份的服从所有来自党组织的指示。」(注一)

    反共派呢?美国前FBI头头胡佛说:「列宁把党理解为革命的工具。……党一定要……紧密地受控制,而且是彻底忠实的组织。狂热精神,而非会员本身,才是关键。党员必须行住坐卧以致造梦都要以革命为念。……纪律必须严格,不容异己。」(注二)

    这些话其实都是歪曲。西方作家近年出版的无数著作都不断有助纠正这些歪曲,其中包括马素.利伯曼的《列宁的列宁主义》,保罗.勒.布朗的《列宁与革命党》,莫时.李文的《列宁的最后斗争》,汤尼.奇里夫的三卷《列宁传》等等,都是饶有价值的书。大陆新一版的《列宁全集》对于弄清楚这个问题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沙俄统治下的地下革命党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经常被列为主张领袖独裁的的党理论的主要根据。表面上这好像有点道理。《怎么办》一书是同经济主义者的争论的小册子。当时俄国各地都有很多各自为政的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日后怎样发展,成为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迫切面对的问题。经济主义者安于这种分散现象,并且认为在沙俄专制政府下,当务之急是建立各种合法或半合法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不反对这点,但认为不能代替建党任务,而要建党,则只能是一个秘密的、集中的、以职业革命家为主的严密的党,说列宁此时已经主张领袖独裁,当然太远离事实。不过,他当时所设想的党并不实行民主制则是事实。在1905年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以致下面的区小组及工厂小组,往往都是按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组织起来的;很少采用选举制。列宁在《怎么办》中也一再反对实行普遍党内民主。不少人根据这点就攻击列宁独裁,尤其是那些在1903年党代表大会同列宁分裂之后的原火星派。其实这往往只是党派斗争中夸大其辞的过火行为而已。因为实际上不论是孟什维克(即少数派)还是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因列宁一派在中委选举时取得多数),他们都同样实行委任制,很少实行选举制。(注三)道理很简单:沙俄是警察国家。反对沙皇制度的人,都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根本不容许有合法的反对派,更不用说革命派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只能处于地下。但就算如此,还是经常受到沙皇政治警察的破坏。在1895年至1902年之间,莫斯科的社民党小组,因为经常受逮捕,平均只有三个月寿命。社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完不久代表即被逮捕。怎样克服这个困境,就成为社民党的最急切任务。在社民党未分成两派之前,不论是原布尔什维克还是原孟什维克的人,都反对经济主义者那种「小手工业式」的党组织观念,主张建立严密、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马尔托夫说:

    「在革命操守的守则方面,组织原则及纪律的要求应当凌驾于所有个人感受。」普列汉诺夫则说:

    「在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主义小组一定要维持严密和秘密的组织形式」,而会员「也限于少数份子」。(注四)

    所以,当读者读到列宁下面的说话时,又有什么可怪呢:

    「大家大概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但是,这两个条件都是在俄国缺如的。俄国社民党人需要秘密工作,如此,提出什么广泛民主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至于选举,既然一般党员都不知道革命家是什么人,又怎能叫大家去选举他担任某种职务呢?所以,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只会「便于警察来破获我们的组织。」(注五)

    列宁反对「广泛民主原则」,但也不是反对一切民主原则。那时还没有「舆论一律」的概念。相反,列宁在1903年底写了一封信给火星报编辑部,号召党内争论可以在报上公开进行。此外,就组织而言,各地委员会内部,重大决定还是由集体作出的;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编辑部是由各地所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选举产生的,不是像斯大林、毛泽东时代那样由党最高领袖挑选的。何况,委任制也不是绝对的。被委任的下一级组织一般虽然服从上级指示,可是,如果下级小组由于某种原因坚决反对上级的指令,他们有时也拒不执行,有时更索性宣布独立。而上一级是没有任何物质手段可以强制下级屈服的。这些职业革命家既没有多少钱,更没有任何枪杆子;他们只能以理服人,以及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来作榜样。(注六)

    还要指出,列宁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一套建党的一般理论,并没有说实行委任制是工人社会主义党的一般原则。如果说到一般原则,列宁服膺的正正就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其中包括广泛民主制。那个时候,同大多数俄国社民党人一样,列宁都是以德国社民党为榜样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建立另外一套「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列宁主义」这个词也根本不是他用的,而是他的论敌发明,是含有贬义的。列宁只是认为,在俄国的特殊环境下,不能不在组织上作相应的改变而已。所以,毫不奇怪,一旦沙皇专制出现危机,一旦人民得到哪怕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列宁就差不多抛弃了许多在《怎么办》中所主张的东西。1921年,当有人提议把此书翻译为外文的时候,列宁却说:「那不是合适吧。至少,译文一定要附以写得好的评论,而且要由非常熟悉俄共历史的俄国同志写,以免人们错误应用。」(注七)后来斯大林等却把此书捧为「英明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注八)

一九○五年的突变

    现在让我们看看后来列宁怎样猛烈攻击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吧。

    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利以及经济危机,促成了1905年1月9日的黑色星期日事件,进而引爆了1905年的大革命。沙皇节节败退;人民实际上已享有不少政治自由。这个时候列宁大大改变了《怎么办》所规定的建党路线,极力主张大开党门,大批吸收工人入党,而且主张削去委员会种种特权,实行广泛的党内民主。可是,这一回恰恰是布什维克的各地委员会起来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大开党门及实行民主会让觉悟不足的工人冲淡党的革命纯洁性。这个担忧其实背后反映了知识分子(他们是委员会的多数)对工人的猜忌。列宁猛烈批评这些「委员会人」(Committee men):

    「目前是战斗时期。整个斗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青年,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抛掉一切因循守旧,论等级地位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数以百计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他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用吸收青年的办法把委员会扩大两倍,创立5个或者10个分委员会,把每一个正直刚毅的人「增补」进来。要毫不拖延地让任何一个分委员会都有书写和出版传单的权利(写错不要紧,我们会在《前进报》上「委婉地」加以纠正)。

    ……

    不过你们一定要把数以百计的小组大力组织起来,把平常关于委员会的(等级制的)无稽之谈完全撇开。目前是战斗时期。或者是在各地建立新的、年青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战斗组织,去进行各种各样遍及一切阶层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或者是你们带着掌管大印的『委员会』人士的荣耀死去。」(注九)

    「撇开」委员会的等级制,大批吸收及提拔青年,让所有委员会都有出版刊物的权利……。这难道是惯于讲「统一思想」的中共之流的专制主义者会讲的话么?

    那些「委员会人」坚持己见,并且引述列宁的《怎么办》来反驳列宁。当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一片吵闹中发言:「未来中央的任务是把我们相当大量的委员会加以改组。必须克服委员们的惰性。(掌声和嘘声)

    我听到谢尔盖耶夫同志的嘘声和非委员们的掌声。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更宽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修养,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构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注十)

    加米涅夫反驳列宁,认为根本不存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的问题;米海诺夫支持列宁立场:

    「有人说没有工人有能力担任委员会委员。这并非事实。对工人的标准……应当同对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同。人们说什么受到锻练的社民党人。但是……那些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从爱尔福特纲领及几期火星报中熟悉了社会民主主义,便被认为是受过锻练的社民党人。因此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很低的,但对于工人来说就非常高。(列宁:很对!多数代表:不对!)让工人加入委员会的唯一有效标准应当是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多大。(嘘声、大叫声)凡是带头人的工人而又是属于我们圈子的,都应当成为委员会委员。(有人喊:对!)」(注十一)

    列宁提出一份草案,要求采取选举制,结果以12票对9票半被否决。列宁同其它党员一样只能以理服人及服从多数。但列宁深信,事变的教训一定会使党员慢慢转到他的立场。在革命浪潮中大批工人入党,处处迫使各个委员会逐步转变。到了1906年的春天,在事变压力下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才逐步采取选举制,废除委员会特权以及大开党门。1905年末,党员仍只有8,400人,但到了第二年末,已经发展为33,000人了。整个党也由地下转为公开。这时马尔托夫也承认:「两派的领袖都努力促使党接受选举的原则。」(注十二)许多重大决定不仅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而且是由多个委员会派出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决定;争论往往是公开进行的,列宁甚至主张全党可对重大问题进行全民投票。这时候的党已经同《怎么办》时代的党大不一样了。

先锋党与工人代表会议

    另一个使列宁同大多数追随者发生激烈争论的是党同苏维埃的关系。苏维埃的俄文原意是指代表会议。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组成了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由每400或500工人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典型代表,因为它们最初是完全自发的,而且一发展起来便不仅成为工人的总的斗争机关,而且成为工人民主自治的权力机关,自行努力实施和贯彻八小时工作制、政治自由及武装群众来反击白色恐怖。工人代表会议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的精神。

    英国出版的《俄国革命百科全书》提到列宁对代表会议的态度时说,虽然列宁认为它们是起义的不可或缺的机构,是革命权力的萌芽,但是这位「以党为念的、对工人自发性是猜忌的集中主义者,对于苏维埃之作为工人自治的机构是谨慎警惕的」。(注十三)

    事实不是这样。「谨慎警惕」的不是列宁,而是布尔什维克内其它领袖。波格丹诺夫担心苏维埃这类自发机构的社会主义觉悟不够高,很容易变成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所以主张迫使它们正式采纳社民党党纲,变成党的附属物。这一次恰恰是列宁出来捍卫工人群众的自主性,反对波格丹诺夫的由党包办工人一切斗争的立场。对于他们把党与苏维埃对立起来的意见,他说:「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问题(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

    接着,他说「要苏维埃完全归附某一个政党是不妥当的」,要苏维埃接受社民党党纲也是「不妥当的」。「现时无疑必须既由苏维埃,又由党来领导政治斗争。」苏维埃除了有社民党人参加外,还有其它党派,「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苏维埃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中心,只嫌它还「太狭隘」,而不是「太广泛」,所以应用「一切革命政党来补充这个核心」,不要怕「成员广泛和成份复杂」。(注十四)列宁这封给党报编辑部的信结果为党报拒绝刊登。但是居然还有人著书立说,说「对列宁来说,如果非党的群众组织意味着使社会民主党人淹没在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中间』群众中,那这样的组织就是十分讨厌的东西」!(注十五)

    要由党来包办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这个就是在《怎么办》中连影子也没有。到了一九○五年就更不用说了。相反,列宁此时强调「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注十六),而党对于自发产生的苏维埃,只能同孟什维克及其它政党一样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争取后者同意,而不是要后者「归附」党。

民主集中制——真的和假的

    如果你以为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发明的,那你就错了。根据那位绝不同情共产党的史家伦纳德.夏皮罗的考证(注十七),这个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6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威策;在俄国,最早使用它的不是列宁,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那个以后经常批评列宁独裁的孟什维克。他们在1905年12月20日的代表会议中通过一个组识决议,其中包括如下一条:「俄国社民党务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第二年四月,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统一,在统一大会上又正式采纳民主集中制。

    斯大林、毛泽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注十八)但俄国社民党不是。我们看看1906年统一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怎样说明民主集中制吧:

    「2.所有党组织都建基于民主集中制;

    3.所有党组织就其内部活动而言都是自主的。所有经批准的党组织都有权以其名义印发党的印刷品。……

    7.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党报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选举。

    8.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定期的代表大会由中委会每年召开一次。……所有经认可的党组织都可以派出代表出席。……选派代表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注十九)

    这些不仅是条文,而且是真正贯彻于现实的规范。即使后来两派又分开了,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直至列宁死前还是这样。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不是中委会;代表大会由各地选派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决定党的重大政策;党员有权组成派别,所以报告人往往既包括多数派,也包括少数派;大会的辩论是舌剑唇枪的,而不是斯大林时代那样,代表只懂拍掌和举手;选举中委时也往往让少数派按一定比例当选。大会结束后,大会的会议记录就公开出版;大会之后,一般不再讨论已经作出的决定,而是着力贯彻决定,这时少数一般要服从多数、执行多数的决定,但少数不仅可以保留意见,而且有权在下一届党代大中再次提出异议。扼要而言,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讨论时自由,行动时一致。所要求的集中,主要是指某个实际行动,而不是像中共那样,把集中的范围无限扩大,连思想也要「统一」,而中委会的文件只能拿来「学习」。

    在斯大林掌权前,布尔什维克只要有条件(主要是有没有政治自由),就努力做到经常召开党代表大会。从1903年到1927年,廿四年中开了十三次,其中沙皇时代三次,1917年2月革命后,在内战、饥荒中更开了十次,差不多每年一次。可是,从1928到斯大林逝世的廿五年中,即所谓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完成的时代,反倒只开了四次!还有,从1906年开始,布尔什维克还设立了代表会议制度,以便补充代表大会的不足。列宁在生的时期,代表会议开了十三次,但从1927年起到斯大林去世,只开了三次!后来毛泽东也从斯大林学到这种技俩。党代表大会不再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变成最高领袖的举手机器了。而最高领袖总是要在扫清一切反对声音(有时只是「可能的」反对声音)之后,才召开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然后「胜利结束」。

列宁的看法

    不难看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从头起就货真价实地包含党内民主,而且这个民主包括派别自由。因反对领袖的意见就被视为「反党」——这样的恶习当时根本没有。就算是在不那么民主的《怎么办》时期,派别自由还是存在。到了可以公开活动的大革命时期就更加这样了。

    1905年他说:

    「少数派现在无条件地享有由党章保证的权利,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只要这些争议与分歧并不造成瓦解,……使我们的队伍分裂,或者有碍于反专制与资本家的联合斗争。」(注廿)

    1907年他又说:

    「如果不让基本分歧完全清楚显露,如果各种倾向不能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群众性的党,不会有阶级的党。」(注廿一)

    但如何界定哪些分歧会使「我们的队伍分裂」,哪些不会呢?又由谁来界定呢?斯、毛之流不是动不动就说意见纷纭会「分裂党」吗?列宁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性。1906年,社民党中委发出一份文件,指出任何党员都有充份自由在党的刊物上及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但在广泛的群众性政治集会上不得发表反对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意见。可是列宁批评中委「对批评自由的规定……太狭窄了,而对行动一致也规定得……太宽了」。他认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是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是不可能的」。只有是「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才不容批评。注意,只有是在行动的当儿,才不容批评。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试想想,如果党已经决定发动一场罢工,而少数反对行动的党员在罢工已经开始时继续鼓动工人反对罢工,结果会怎么样?不要说是党,就算是工会也不会容许这样做。

    列宁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代表大会决定参加杜马(类似国会,但权力小得多)选举(列宁是反对党参选的)。「在选举的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号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这会在事实上破坏选举鼓动的成就。相反,如果选举日期还没有确定,在这种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容许的。」(注廿二)

    这个例子很好地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确切的关系。列宁当然知道,作为反对参选的人,容许较宽的批评自由会对他有利,但是,他更知道,这个批评自由还是有限度的,是到了选举的时候就「绝对不容许的」,而这个党纪首先适用于他。所以,他这段话在拓宽了一般的批评自由的限度的同时,也承认了党纪对他的约束。这才是真正尊重全党的集体原则的列宁。列宁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全党之上。布尔什维克在他生前从来没有把他或任何人的著作奉为法定正统,从来没有规定以谁的个人意见为一切决策的最后依归,一切都是集体决定。列宁一生多次居于少数,他的文章多次被自己的党报拒绝刊登或删改,多次在会议上及文章上被自己的同志责骂。自然他在反驳时也会不客气,不过,一切都最后按民主原则办事,绝不会有谁因为反对过列宁而被惩罚。党员最后大多追随列宁,那只是因为他能以理服人而已。他过人之处在于能够以大局为重,不会让过去争论影响眼前的合作关系。例如在五十二个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中,就有近半在过去曾经反对过他;1917年六大选出的21个中委中,同样至少有九个反对过列宁,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齐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列宁时代的「路线斗争」,从来不像斯、毛时代那样,那个最高领袖被描绘为永远正确,而反对者则不仅一贯错误,而且从头起就是「混进党内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或者是「窃取党内领导地位的内奸、工贼」。

先锋党与工人阶级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直到1917年4月,表面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党纲,都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那究竟前者有什么组织特色呢?

    1907年之后,革命低潮日甚一日,大批知识分子退党;但此时,在革命形势时大批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却起着中流柢柱的作用。在组织原则上,两派虽然没有分别,但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比较孟什维克严谨,而后者总比较散漫。那不是说前者的党员个个都只是革命的螺丝钉,不是的。上文已经谈过,布尔什维克内有派别自由,也经常出现派别斗争;民主程度虽然由于反动年代及随后的世界大战而有所降低,连代表大会也无法召开,但是总的来说已经不像1905年之前那样以委任制为主。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为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党员一般较团结,较能守纪律,较能把个人利益从属于组织需要。尤其是那些全职人员(职业革命家),往往能为革命事业而吃尽苦头:随时按工作需要转换居所、住地、「职业」;担任最危险的工作;忍受坐牢、流放的苦痛等等。这些人真正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觉悟、最有思想的份子。

    典型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干部决不是唯唯诺诺之辈。相反,他们往往是最有思想,最有独立精神而又最坚强的人。所以,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当孟什维克的国会议员悲叹他们正在失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时候,沙俄的秘密警察的报告却说:

    「那些最富精力的及最大胆的份子,那些最敢于作不倦斗争、反抗及持续的组织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团聚在列宁周围的人。」(注廿三)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把这么大量的优秀工人团结在党内,并不是一味靠鼓吹「铁的纪律」,而是首先它以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来教育工人。只有再加上后一个条件,布尔什维克才成其为先锋党。1912年,正因为孟什维克在纲领上及路线上日渐机会主义(认为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不像列宁所主张的只能由工农领导;认为在反动年月为求合法活动而不惜取消地下党组织,不像列宁始终坚持地下组织等等),列宁终于永久地同他们决裂了。当时德国社民党不少领袖批评列宁没有维护党的统一。然而,那个维护了机会主派与革命派的统一的德国社民党,却在最后关头背叛了工人阶级,在1914年投票支持德皇及资产阶级进行帝国主义大战;另一方面,那个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立场而不惜同孟什维克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却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自然现在不少人认为那恰恰不是贡献,而是罪孽。关于这点须另文分析。这里只限于指出:认为先锋党拥有「领导」特权,即有一党专政的权利,那是斯、毛的发明。一个自命先锋的工人政党如果对工人阶级不是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不尊重工人阶级组织的民主制度,而是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工人阶级,那根本不是先锋党,而是官僚党。真正的先锋党意味的不是任何法定特权(甚么领导「权」之类),而是最艰巨的义务。上文已经谈过列宁是怎么反对把工人苏维埃变为党的附属物,怎样尊重苏维埃的独立性。十月革命以更动人的规模及深度展示了先锋党与革命工人阶级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下文为读者扼要介绍这一段历史,及叙述这个先锋党在什么情形下终于失败。

二月革命的考验

    1917年二月,正当世界大战把沙俄拖进破产边缘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群众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当时不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都流亡在外,社民党群龙无首。然而,倘若说二月革命之成就完全是工人自发的斗争结果,也不准确。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可是,正如烘面包,没有酵母是烘不成的,虽然面粉始终是主体。革命的工人阶级也需要一个党作酵素,才能烘成革命的面包。虽然那时没有党领袖,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干部就在二月革命中起着酵素作用。托洛茨基说:

    「谁领导了二月革命?……主要受了列宁党的教育的、与经过锻炼的工人们。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会,每一连,每一茶馆,在伤兵医院,在转送站,甚至在人口日渐减少的乡村中,都进行革命思想之分子运动。到处都有解释事件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工人,人们向他们听取见闻,并盼望从他们那里得到重要的意见。这些头人时常只能径自靠那由各种孔道传到他们手里去的革命结论来营养,从自由派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底阶级的本能被一种政治底标准所琢磨,即使他们并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发挥到底,可是他们底思想却总是不变与坚决地在同一方面上前进。经验,批评,创意,自我牺牲这许多成分,贯通了群众,并造成了革命运动这个自觉过程底一种内部的、为浮浅观察所不见的、但仍具有同样决定意义的机构。」(注廿四)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八个月后夺取政权,是因为它以政变形式强加于工人阶级头上。无数文献证明这观点是错的。这种观点实际上贬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

    从二月到十月,乃是俄国工人阶级最全面,最深入的动员,也是自觉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工人阶级组织的苏维埃实际上成为了第二权力中心,临时政府如果不能取得苏维埃合作就动弹不得。同1905年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工兵代表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完全是工人自发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把各工厂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督促资本家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及防止他们破坏工厂来抵制革命等等。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穷人的节日。这句话对那个时候的俄国工人最合适不过:

    「全体的俄罗斯人民都在学着读书,并在读着政治、经济、历史,因为人民想要了解情况。还有那滔滔不绝的言词,……每一个街头巷尾就是一座公共讲坛。在火车上,在电车上,往往临时发生大辩论,到处都是如此。……我们访问过里加城后面第十二军的前线阵地。……士兵已经厌倦于绝望的战壕泥泞生活,然而他们一看到我们即跳跃了起来。……急切地询问道:『你们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给我们读读?』(注廿五)

    有人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写道:

    「在这场可怕的战事之中,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辩论的会社,变成一个大节日。」(注廿六)

    同1905年一样,苏维埃维持其自主性,各个政党平等竞争。二月革命时,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居于多数;他们追求同资产阶级妥协,帮助他们建立临时政府,使苏维埃屈居副手地位。但这个政策开头并不遭遇工人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初头也是基本上支持临时政府,直到列宁回国,经过一番激烈的涉及全党的论战,才转变为主张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立场。但这个立场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居于少数,因为群众仍未彻底了解临时政府的本质。可是,到了六七月间,临时政府日益暴露它根本无意满足人民对土地、和平与面包的渴求,工人便变得日益仇视它,同时也日益不满孟什维克那种同临时政府妥协的立场。在这个时候,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日渐得到民心了。在一次群众集会有个参加了政府的社会革命党领袖正想发言时,有个工人摇着拳头,向他面上喊道:

    「把权力拿过来吧,你这狗娘养的,既然人家已经交给了你!」(注廿七)

    明白了这个背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从七月开始在各地苏维埃取得多数,直至在十月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中,650个议席议中占400个。布尔什维克是最激进的党,但它同苏维埃关系决不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甚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一词要按正常的含义了解,就像赢得大选的英国保守党对国会的领导一样,而不是按斯大林、毛泽东那种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法定的「领导」去了解),也不是绝对的。不仅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维持独立性,不附属于任何政党,而且有时走得比列宁还远,拒绝受他的党的领导。例如在1918年,当全俄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决定同德国签订和约,西伯利亚的苏维埃竟然宣布不受这个决定约束,而且宣布继续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所以,没有工人阶级的自觉而强烈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可能革命成功。有人说列宁只是「充份利用宣传机器和组织技巧」才能成功影响群众和夺取权力(注廿八)。他们把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的关系描绘为单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他们忽略了一个小小事实:从二月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只有一所印刷厂。在十月前后,布尔什维克中委会只有6个职员,到1919年也只有15个职员;全党的全职干部,到1919年仍只有几百人。1919年3月,36个省委中只有3个同中委有经常接触。(注廿九)试问以这样的人手及组织怎能「充份利用宣传机器和组织技巧」?

    不过,反过来,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就很难把那分散的革命工人的力量集中反映出来。现代政治本身就是政党政治,这对于哪一个阶级来说都是一样的。资本阶级的统治何尝不需要政党?如果一个在经济及文化上有优越地位的阶级也需要一个由本阶级中最优秀的人物的集团去领导,那么,作为一个经济与文化上都受剥削的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更需要一个真正代表他们的先锋政党。但是,这个需要并不能推论出斯大林主义那种由党包办一切的一党专政的结论。十月革命的例子说明,维持工人阶级组织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同先锋党并不矛盾,相反,是相辅相承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扭转少数为多数,靠的不是什么法定的「领导」地位,而是因为它能以理服人。工人政党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要记得,列宁在回国后,没有主张把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而是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而那时苏维埃根本不是受布尔什维克领导,而是受孟什维克领导。所以如果这个口号当时实现了,权力不是落在前者而是后者身上。列宁这个做法,实际上不过反映当时一个事实:真正具有权力法统地位的是苏维埃,不是党。事实上,在苏维埃的第一个宪法上,一个字也没有提过共产党(到斯大林当权才废除这个宪法,并在新宪法上明文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仅其它政党依旧在会议上可以攻击列宁,而且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单独执政,而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之演变为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并不是它有意排除左派社会革命党,而是后者自己因为不满前者同德国议和而自行退出政府。但即使这样,直至1920年苏维埃内仍有其它反对党。所以那个时候顶多能说是一党执政,还没有一党专政。

    十月革命前后的列宁,也是最强烈地主张工人阶级的自发与自主性。他反复说:

    「群众中的创造性活动是新的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是不能以上面指令的方式达到的。它的精神本身拒斥那个机械的官僚方式。活生生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乃是群众自己的产物。」(注卅)

    「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

    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的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不要等待任何人。」(注卅一)

    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此时也发挥至极致。从1917年二月到1921年,党内经常出现派别斗争与激烈论战;列宁无数次居于少数,文章多次被党报拒登或删节。事实上,列宁那种坚决不同临时政府妥协的立场最初简直无一个领袖支持;他能终于获得多数,也是依靠以理服人及民主程序,而不是什么法定权力。

    从上述整个历史叙述,至少可以归纳出列宁先锋党理论的几个要素:

    1.先锋党须建基于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之上,党员必须既接受这个纲领而且愿意努力付诸实践,反对那种不注重纲领一致性、不注重党员是否活跃的大杂烩的党;

    2.一切有关基本纲领以外的政治或组织问题的纷歧都可以存在,并且通过党内民主程序解决。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须定期召开,召开前要有充份讨论的时间;党员有组织派别的权利,并且在党员选举代表时须按各派别比例选举。

    3.一切决议经自由讨论后按多数决定;少数有权保留意见并在适当时机要求复议,但不得阻挠已确定的行动计划;

    4.党从工人阶级组织中吸收最觉悟最坚定的份子,但坚决反对党享有任何特权;坚持工人阶级组织中各个政党平等竞争和采取联合阵线对抗资产阶级的压迫。

一个伟大实验怎样悲惨地失败

    从1918年起苏维埃民主逐步萎谢,从1921年起连党内民主也逐步消失,而这个过程的前半段至少是在列宁在生时就开始的。有人简单根据这个事实就认为全部责任要由列宁及布尔什维克负起,尤其要由先锋党理论负责。

    让我们假定列宁及布尔什维克要负起全部责任吧。可是,即使假定这样,顶多能推论出他们违背了原先所奉行的先锋党原则,把党变成官僚的党,而不能推论出原来的先锋党理论要为十月革命的开始堕落负责。全部的历史事实都反证这个推论不正确。

    其次,要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去了解民主萎谢的原因。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1918年开始的内战。俄国的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及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于失败,向苏维埃展开了三年血腥的内战,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和经济破产。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及战前一半;工业则减少了七分之六。军事斗争的需要本身不能不对民主制度造成一些限制,正如英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也曾经取消大选一样;同时,经济破产所造成的失业、饥荒,使工人阶级人数减半,政治热情消失。苏维埃政权一面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而大量出版书藉,另一面却又有许多人为了取暖而要把书烧掉。群众之热情参与管理国家,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赖以实现的主体。现在,连那个主体本身都频于瓦解,那就毫不奇怪,列宁曾力图实现的那个「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苏维埃民主,现在顿成泡影。但仗还是要打的,至少国家还是要运作的,在工人参与日减的情况下,便只有日益假手共产党员。党就是在那个时候日益同国家机关融合。这是十月革命堕落的起点。虽然如此,那并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意造成的局面,而且许多限制民主的措施都被视为临时性措施,没有想过要用它们来根本代替苏维埃民主。有位史家说:

    「列宁主义的原则当初并没有设想一个不容异见的国家,不用说一个严格地不容异见的党。对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从来不构成列宁的计划的任何部份。那完全是一连串不曾预见的环境下的不曾预见的结果。」(注卅二)

    这样说并不表示列宁此时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有人说列宁一生中犯错最多的就是这个时期。比方说,他对官僚化的危险发现得太迟,至少比其它同志迟。他处处防备来自白军、资产阶级、农村富农、外国干涉等等的打击,要求以最严格的纪律来应付这些打击,却没有及时察觉到,自己那个党和那个苏维埃国家,已经发生严重官僚化。1920年起,已经先后有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起来作出官僚化的警告。虽然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正确,可是他们的警告本身,事后看来还是对的,可是列宁并没有充份察觉,反而只注意到他们错误的一面,而且认为鉴于形势险恶,须要暂时取消党内派别组织的自由。究竟这样做是否真正利大于弊,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那时白军已经在各个战线被打败了,事后证明那时官僚化具有更大威胁性。进一步收缩党内民主,即使只是暂时性,也助长官僚化,同时进一步打击那本已消沉的工人阶级,即进一步挖空自己的基础。到他也察觉到这点而且要奋起迎战官僚化倾向时,已经太迟了,至少对他而言是太迟了,因为他不久就病倒去世。他死后,斯大林就常常拿这个有关禁止派别的决议作为完全消灭党内民主的尚方宝剑。

    自然不能把帐全都算在列宁身上,因为不仅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一次限制党内民主,正如1905年前一样,只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暂时对策,而且,1921年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决议,实际只是禁止派别组织(faction),并没有禁止思想派别(tendency),即没有内部纪律约束的党内派别。所以,虽然列宁在这个问题或其它问题上的错误会起着帮助了官僚腐化的过程,可是,整体来说,客观原因毕竟还是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在汲取过历史教训之后,可以做得比前人好。而其中一条守则,就是一方面要发挥思想独立性,不能因为列宁的「权威」而盲目接受他的一切理论或解释,另一方面,也要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并用这个标准来审视包括先锋党理论在内的一切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而不是采取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阶级立场、但实质已经充满自由主义偏见的所谓「学术上的中立性」。

 

注释

注一:Paul Le Blanc,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p.5。

注二:同上,p.2。

注三:Marcel Liebmen, 'Leninism under Lenin', Merlin Press, p.41。

注四:同注一,p.61。

注五:《怎么办?》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29-131页。

注六:「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哈伊洛夫、彼洛夫斯卡娅、斐格涅尔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命,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与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负着最艰苦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于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最高机构(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以为它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同上书,172页。

注七:同注一,63至64页。

注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41页。

注九: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九卷228-229页。

注十:同上,第十卷,157页。

注十一:Tony Cliff, 'Lenin - Building the Party', Book marks p.87。

注十二:同注三,49页。

注十三:'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Harold Shurman, 1994, p.135。

注十四:同注九,第12卷,55页。

注十五:《苏共党史》,伦纳德、夏皮罗(英)着,东方出版社,北京,86-87页。

注十六:同注九,第12卷,80页。

注十七:同注十五,94页。

注十八: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看吧,不仅党内,而且是全国人民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但他所谓民主集中制,本身究竟是什么?究竟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怎么样?他压根儿没有正面说明。他着重的倒是二者的「统一」。但是,这样模模糊糊的把二者「统一」起来,结果就是民主成份消失了,变成了「尤其要集中」,最后变成「部份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员只有服从,没有民主权利。外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同毛泽东的理解完全一样。参看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olitics, by David Robertson, 1993, p.130-131。

注十九:同注一,129页。

注廿:同注三,52页。

注廿一:同上,52页。

注廿二:同注九,第13卷,129页。

注廿三:同注一,195-6页。

注廿四:《俄国革命史》第一册,托洛茨基,126页。译文的个别地方有修订。

注廿五:《震撼世界的十天》约翰.里德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34页。

注廿六:同注三,202页。

注廿七:同上,199页。

注廿八:温辉,《论改革必须批列宁》,见《争鸣月刊》,1988年8月号。

注廿九:同注一,197页;同注三,279页。

注卅:同注三,218页。

注卅一:同注九,第33卷,62页。

注卅二:Moshe Lenin,'Lenin's Last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p.17请参看E.H. Carr, The Bolshevil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I 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