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凡: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刘宇凡

先驱第41期, 1996年12月

 

    在西方每一次工人革命运动陷于低潮,都会出现各种否定工人阶级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创建平等社会的理论。自从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消退以后便是这样。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各种「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的思潮便更活跃,而且多少流传到港台。

 

    这种思潮多少仍保留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注一),可是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再依靠工人阶级革命,而是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其实早已不新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民主」。他们认为,当代社会根本就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机体,而其中经济起决定作用;而工人阶级也未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因为经济上的地位而使他们具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会最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效果而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不过是「幻想」(注二)。我们所处身的世界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社会,是一个零碎的、分散的、充满差异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已经让位给多元的社会实体。各种各样的宰制与反宰制抗争错综复杂,因此谁也决定不了谁。因此,阶级自然也不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者(或「人民民主」)需要承认,「阶级、性别、公民、代间、宗教、种族等不同的主体范畴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阶,各种具体实践,均是反支配的人民民主抗争之一环,各组实践领域并不能互相化约,也没有主从或隶属关系。」(注三)继续说阶级起决定作用,就只能贬抑其它反压迫的主体的斗争。

 

社会生产是中心

 

    从道义上讲,任何一种压迫,不论它表面上如何显得「天经地义」,都应予以谴责并且力求消除,没有所谓「反抗甲种压迫比反抗乙种压迫重要」。其次,要承认过去工人运动没有充份警觉到反对种种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及性倾向的歧视的必要。在传统社会党和共产党,对独立的妇运的敌视由来已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往往浸透偏见。绿色运动更是完全在左派之外发源和生长起来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有必要自我批评并且力图改进。但首先要知道,这些缺失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引伸。毋宁说那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误解的结果。甚至像环境问题,恩格斯晚年尤其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无限度工业发展怎样破环自然生态,只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再加以发挥。

 

    不过,说道义上要反对任何一种压迫,说工人运动必须尊重妇运、绿运、少数民族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组织上的自主独立,这是一回事;说其它社会运动,在挑战并瓦解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以求解放方面,也是同工人运动具有一样的能力,都是同等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说是错的。所有阶级以外的其它身份(性别、种族、性倾向、公民),他们自己内部的利益矛盾并不亚于共同利益。所有妇女都应反对大男人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无论如何同工人阶级妇女的利益有着不可克服的鸿沟,则殆无疑问。家务劳动由社会负担这个要求,就恐怕不对资产阶级妇女的胃口,尤其在资本主义处于衰退的时候。其次,这些社群手上没有足以严重挑战权力结构的手段。这正是他们同工人阶级不同的地方。我们见过工人阶级的总罢工使资本主义社会完全陷于瘫痪(法国1968年),甚至部份工人的罢工也能大大瘫痪资本主义正常运作(例如去年年底法国铁路工人及公务员罢工)。我们更见过工人阶级起来直接同国家机器冲突,爆发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论你是否赞成革命路线,都要承认1871年法国巴黎的工人和俄国1917年的工人曾一度建立工人政权),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妇运、绿运、消费者运动等等产生过这种能力。

 

工人阶级具有什么优势

 

    工人阶级具有变革社会的能力,正正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的阶级。不论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怎么甚嚣尘上,也无改于如下事实,即资本只能依靠吸吮活劳动才能增值。但工人既有生产资本的能力,自然也就有不生产资本的能力(罢工)。而一旦工人运用这种能力就会使资本主义陷于局部或全部瘫痪。

 

    其次,工人阶级作为受资本剥削的阶级,使他们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自然工人内部存在不同层份,彼此间具有利益差别甚至矛盾(技术与非技术、男工与女工、失业与非失业);但是这些差别与矛盾并没有大到足以掩盖过基本一致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任何部份工人的工资的显著下降,都有可能拉低全体工资,或至少压抑增长工资的要求。反之亦然。这还只是就眼前利益而言。就工人的历史利益来说,废除资本的权力,实行全面的工人自治,这样对全体工人都是解放。这种物质利益的一致性是工人阶级维持强大内聚力的其中一个因素。

 

    再次,工人阶级作为集体的生产者,使他们从头起就培养了一种合作精神和集体奋斗的习惯,因此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及其持久性具有无比优势,而其它社群是比不上的。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从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直到工人代表会议,无一不曾经大大影响历史进程。

 

    「新社会运动」的弱点恰恰在于它们处身于社会物质生产以外,不能给予资本以决定性的打击。

 

    1967年,当西方学生运动高涨的时候,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革命代理的角色已经不是由工人扮演,而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扮演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道尔切(Issac Deutscher)在一次同学生的对谈中说:

 

    「你们对于你们未能有效反对所憎厌的东西而感到苦恼。为什么你们的反对不大有效?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的主要武器是言辞。你们的抗议除了是言辞之外就别无他途,而言辞上的抗议,如果一再重复,只会使自己也厌倦,不会有什么用。要使到你的抗议有效,需要将之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植根于国家的生产过程中。四十年前伦敦的码头工人罢工反对英国政府,拒绝运送武器给白军来反对俄国革命。你们却无法罢工和拒绝运送武器到越南(当时正值学生反越战运动——译者)。在这儿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你们的状况。你们是在生产领域之外。……你们不能有所行动,但青年工人可以——只要你们能说动他们——因为他们正正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而生产过程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你们热火朝天地活跃于社会生活的边缘,而工人则消极处身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矛盾,你们是会被打败的。」(注四)

 

    1968年的法国革命印证了这个预言。法国学生的反抗虽然能够起催化剂作用,引发了一千万工人大罢工,可是,一旦共产党与社会党屈膝妥协,取消罢工,学生的行动也随之烟销云散。

 

对「压迫」要有具体分析

 

    近年兴起的所谓「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一步把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简化论」的否定和对各种社会运动等量齐观的理论发挥尽致(注五)。他们特别强调差异性与分散性,认为只有直接身受那种压迫的人,才有资格反抗它并对它下定义。正因为这样,所以各种运动应当互相分离,彼此自主。其次,它突显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作为工人,作为妇女,作为黑人),指出社会决不只是简单分为两类人,一种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们往往某方面是被压迫者,另一方面又是压迫者。男性工人是资本家的压迫对象,但他们同时又往往是妇女的压迫者,又或是环境污染者(例如为保饭碗拒绝同意关闭高污染的工厂)。

 

 

    能敏锐揭示种种压迫关系,这是这种理论的一个优点。不过,另一方面,把各种纵横交错的压迫等量齐观,进而引伸出「各种反宰制主体都只能平起平坐,其中没有一个享有优先」的行动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道德上,罢工工人被警察殴打,与妻子被丈夫殴打,都是同等地要令人愤概。但这种道义上的愤概无法告诉我们压迫的根源来自何方。而要找到根源,就必须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一旦进行了这种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质疑:真能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同男性工人对他妻子的压迫,等量齐观吗?显然不能。那些「激进妇权主义者」认为男人都从压迫妇女中获益(不用做家务、带孩子;性生活上自私自利;工资比女性高等等)。这句话虽然不够准确,可是多少也反映一些事实。但是要知道,劳动的解放必然意味资本的消灭。不可以设想在资本仍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可以获得解放。换言之,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本质上对抗的矛盾,二者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可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这样吗?女性的解放难道要以男性的毁灭为前提吗?不。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是资本的必然属性;但我们却不能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男性的必然属性。

 

    人类有三百万年历史,而妇女压迫只是文明开始出现时的产物。说男性工人同男性资本家,在压迫妇女方面同样获益,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妇女工资比男性低,只会对资本家有利而不会对男性工人有利,相反,只会有害而已。家务劳动由妇女负担,表面上是男性工人直接受益,实质上最大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因为家务劳动由妇女负担,意味着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费用(下一代劳动者的培育费,以及这一代劳动者的部份生活费用)落到了工人家庭身上,不必花资产阶级一个钱,虽然资产阶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直接受益者。其实,在男性工人来说,家务劳动归由社会负担,妇女完全获得解放,男性工人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反而只是为自己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因为两性的平等,才会使两性的千年以上的对立关系消除,才会使男性从种种由特权塑造出来的不良品格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必然在社会一切领域渗透着压迫关系。但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一种压迫是本源的,哪一种是衍生的。我们总不能把资本家对劳动的压迫,同生产线组长对生产线工人的「压迫」等量齐观吧。妇女压迫虽然不是源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是在某个方面强化了这种压迫。资本主义吸纳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这在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幽禁状态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资本吸纳妇女劳动,不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剥削妇女,所以它总是很方便地继承性别歧视的传统,例如付出比男性低的工资。更为可恶的是资本在利用传统偏见来剥削妇女之余,并没有减轻妇女在家务劳动的负担,使妇女百上加斤。这种双重压迫的的确确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所以,如果把资本对女性的压迫,同男性工人对他妻子的压迫等量齐观,不啻是抓住小鬼,放走阎王。

 

到处树敌

 

    至于种族主义,就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了。古代自然也有种族冲突,但是,认为人的肤色具有判定智力高下的标准意义,认为黑人(或其它有色人种)天生比白人低劣,进而认为应当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尽量同白人分隔开,这样一种有系统的歧视,却是资本主义特有,而且首先是资本的剥削逻辑的产物(现在即使再没有黑奴,黑人依然是劳动大军中的次等公民)。如果把白人工人的种族歧视,同资产阶级的种族歧视等量齐观,说二者都从歧视中同等获利,那也是不公道的。

 

    反对任何一种压迫,这是对的;但认为任何一种压迫,都要等量齐观,各打五十大板,那就大有问题了。这样很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可能的盟友也变成敌人。妇权运动的敌人变成为所有男人;黑人民权运动的敌人变成所有白人;同性恋运动的所有敌人变成为异性恋者。这种理论因此具有一种到处树敌的逻辑,而且正因为这样,也使社会运动具有永久分裂的逻辑。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多少反映这个缺点。同性恋运动固然早就分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团体。但是,接着,同性恋者又同双性恋者分道扬镳,因为前者认为后者既然不是纯粹同性恋者,就难免带有一些「压迫」特点;再往后,着重政治抗争的同性恋者又同着重个人生活修养的同性恋者分裂。这样下去自然难以形成持久而强大的力量。

 

    后马克思主义这些错误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因素正正是他们过于忽略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当他们说「阶级、性别、公民、代间、宗教、种族等不同的主范畴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阶」时,不经意地透露了他们忽视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追求性别、种族、性倾向、宗教的平等,反对任何歧视——这很对,但我们能够说追求「阶级平等」吗?难道「阶级平等」不是早就在代议制盛行的国家实现了吗?不论贫富,人人在法律上平等!但即使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也该知道,一天仍然存在阶级,一天就没有真正平等。所谓「阶级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盖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如果要废除阶级剥削,就只能以整个地消除阶级为前提。但追求性别、种族的平等却不能是以消除性别与种族为前提。这正是阶级范畴同性别、种族、性倾向不同的地方。因为阶级不仅是一种身份,而且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对待生产关系上的压迫,同对待其它身份上的压迫,是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线的。

 

    这些话,可能在后马克思主义者中是听不入耳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否定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机械的决定论(这种指责其实没有根据——注六),所以一跳便跳到一切都由偶然性造成、政治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等等理论中去。我们在这里不能加以反驳。我们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政治或其它领域有多大自主性,资本的扩张逻辑、一切商品化的逻辑和竞争的逻辑,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吞没更多的社会领域。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关于消费主义的分析,关于市场化的人格的分析,关于大众文化和娱乐日益商品化的分析,在在表明,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那些闭目不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

 

 

1996年10月25日

 

注释:

 

    注一:台湾的变种连这一点也没有了。香港的更不用说。

 

    注二:Barry Hindess,Paul Hirst,“Marx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vol 2,P.258-9转引自Ellen MeiKsi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又请参看Laclau & Mouffe,“Hegemony and Soicalist Strategy”。

 

    注三:《媒体∕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陈光兴作,唐山出版社。P.43。

 

    注四:Issac Deutscher,‘Marxism in our time’Ramparts Press,P.74。

 

    注五:参看Stanley Arnowitz,“The Politics of Identity:Class,Culture,Social movement”New York。

 

    注六:参看Ellen Meiksin Wood的新书,“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此书很好地反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机械决定论的理论。

 

 

先驱社工作日志(1996年7月至11月)

 

8月3日 举办「九七前后的香港工运与民运」公开座谈会,约二十多名市民参加。

 

9月15日 参加「保钓联合行动」发起的保钓大游行,同时派发传单《保钓运

动的今后方向》,呼吁中、日人民联合反对日帝扩张。

9月16日 联同十多个民间团体发起「民主回归联席会议」,并提出关于明年6

30日群众集会、游行的意见书。

9月18日 参加「保钓联合行动」发起的烛光集会。我社代表当晚宣读日本民

间团体新时代社支持保钓的声明。

9月21日 举办「保钓运动今后的路向」公开座谈会。约十多名市民参加。

9月29日 参加陈毓祥追悼会,并发表《追悼陈毓祥烈士》的声明。

9月30日 发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的声明《人民共和已死,人民共和万岁!》,并于当晚湾仔国庆酒会场外宣读。

 

10月12日 联同紫荆社及四五行动,到新华社谴责中共对日软弱及要求释放王丹、刘晓波,发表《谴责政府对日软弱!争取政治活动自由!》的声明。

10月20日 参加支联会筹办的「释放王丹、刘晓波大游行」。

10月30日 联同支联会等到新华社抗议中共重判王丹,发表《政治迫害,官逼民反!》的声明。

 

11月3日 参加支联会发起的释放王丹大游行。

11月9日联同职工盟、四五行动等到新华社抗议中共迫害工运人士李文明及郭宝胜,并联署抗议声明(见今期《先驱》)。

11月10日  我社派出代表林致良参加支联会第七届常委竞选,并提出参选政纲,结果以21票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