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主义

──重访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解放理论


 

两种社会主义

──重访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解放理论

刘宇凡

 

200291日。9月10日修订。

 

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用幽默讽剌的笔法写下了他的有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政府官吏天然地要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做,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倍地增添人手,同时提高自己的威望与权势。结果当然是职业官吏的无限制的自我膨胀。

《帕金森定律》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特别适用。尽管几十年来不断发出精简机构的号召,但是职业官吏的人数还是不断膨胀,据报道,近年已接近四千万人;官民比例,五十年代初为1:600,现在已经变为1:34。(1)这个庞大的官吏集团不仅独占权力,始终维持着专制统治,而且正在急速地吞占国有财产。

但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意,不仅是用公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且是让劳动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会,来代替职业官吏集团,以便国家逐渐消亡。可是,苏联也好,中国也好,「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官僚集团和国家的强制作用不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在日益加强。而民主呢,对不起,就完全没有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成为硕大无比的官僚专制国家。

对于这种党国一体的官僚国家,自由主义者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并且以为拿市场经济的单方独药就能解官僚国家之毒。结果呢,不过是既方便了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化,又带挈了私人资本家发财。

另一方面,在那些口头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毛泽东信徒中,不少人始终坚称那套一党专政的体制合符马克思原意。

上述两种观点既相反,又相成。大家都同意马克思主义等于一党专政及党国一体,因此都只能加深有意追求民主的年青一代对马克思的误解及偏见。其实,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官僚社会主义,绝非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的。

 

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没能看到斯大林主义怎样歪曲他们的思想。但这不表示二人不曾系统地批判过官僚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征,也就是国家崇拜和精英统治的思想。不,他们批判过,只是当时不叫官僚社会主义,而叫国家社会主义而已。二者的历史渊源与作用自不相同,但在一些重要思想特征上却有共通点,就是都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需要由精英分子所操纵的「党」和「国家」机关去包办代行,工人阶级实际只起吶喊助威的作用。

 

但马克思从头起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死敌。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充满平民傲骨的、由下而上的运动,所以平等及民主精神始终贯彻其中。他的工人阶级解放学说,最珍贵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2)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而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写的章程的第一句话。这话亦非马克思一时之见。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序时,曾经重申这句话。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已经激烈反对精英主义。1842年他二十四岁担任莱茵报编辑时,写过几篇文章捍卫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当时有议员认为,人民还未成熟到可以享受出版自由。问题是人民怎样才能成熟起来呢?如果永远束缚住人民,不让他们在自由中成长,人民又怎能成长得到呢?反过来,说这些话的议员,为什么又能独享自由呢?他们又是怎样成长的呢?马克思讽刺地说:

「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那谁来包裹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末谁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末谁来做看守呢?」(3)

不要以为这只是「青年马克思」的看法。1850年「成熟马克思」毫无愧疚地重新出版了他论出版自由的文章。在他从民主主义立场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立场的整个过程和转变后,他的著作都贯串着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能力的信心。在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续发挥上述观点: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

 

从革命中锻炼民主自治的能力

在经历过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指他的疯狂工业化及集体化),以及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民军队去「解放」工人阶级的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一词已变得非常混乱。当代中国读者更可能会透过这些经验去误解马克思上述那番话。我们要扫除误解。他指的革命恰恰是被毛泽东否定其适用于中国的那种工人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利用议会讲坛」,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5)毛泽东所描述的马克思的传统革命路线并不准确。他忘记了,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部分时间都是非法地下党。所以用缺乏合法斗争条件来证明中国革命必不能采取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这儿不管毛这个局部错误,言归正传,继续讨论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同毛泽东所不同的地方及后果。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首先是离开了工人阶级,这样,革命的动力就不再是依靠最先进的阶级而是依靠那身上最多「陈旧东西」的农民,再加上革命的领导是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这就难怪「新中国」从头起就充满种种封建专制色彩,也难怪工人阶级始终没有机会培养「自己进行统治的能力」,难怪工人阶级最后没有能力阻止中共复辟资本主义。其次,一开始就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可以使群众培养出军事知识,但同时也总是加强了等级精神及服从精神,而少能培养出民主及平等精神。反之,马克思的革命路线,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路线,让工人阶级不断通过日常组织及斗争去提高自己的认识,培养起自我组织与自我管治的能力,再加上革命的实践,这样才能让工人阶级有自治能力。

现在支持工会运动是很多社会主义者的常识。但十九世纪中叶并非这样。当时很多社会主义者(包括下面提到的拉萨尔)都反对工人组织工会,认为工会运动只是局部斗争,支持它只会妨碍工人阶级争取普遍的劳动解放。但马克思却极力支持;之所以支持,不是工会可以直接促进劳动解放;不是罢工斗争常常胜利,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可以在工会组织及工会日常斗争中培养自治能力。只有经过长期准备,才实行起义,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才能「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如是说。(6)

关键是使工人阶级「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而不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永远只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当「襁褓儿」,永远躺在摇篮里或大监狱里,被教训去「感激党的恩情」。

马克思不同布朗基。布朗基相信,工人阶级革命应由一小撮坚定的革命家以密谋方式包办代行。但马克思相信的却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原本就固有革命的能力和建设新社会的能力(这是它同从前的农民或奴隶不同的地方)。工人政党不必越俎代庖。工人政党的责任不是密谋革命,而是在阶级斗争中尽量帮助工人阶级释放全部革命潜能。所以他至为推崇工人阶级的自发的革命首创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真正的工人革命都是群众的自发性与工人革命党的自觉性的结合。

 

马克思向工人学习

斯大林、毛泽东却完全是另一个传统。我们且看看大陆《社会科学大词典》怎样解释「自发斗争与自觉斗争」:

它们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两个阶段。自发斗争是指无产阶级还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通过自己的政党领导而进行的斗争。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阶级时,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往往是自发的。当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有组织、有目标地向资产阶级展开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时,就达到了自觉斗争的阶段。」(7)

这种划分真是惊人地机械与片面。你看,马克思主义以前,只有自发斗争而绝不能有自觉斗争;马克思主义以后只能有自觉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而不能有自发斗争。但马克思又怎样发展出他的「主义」的呢?上述这种表述让人觉得马克思主义简直就像是纯粹从马克思的头脑中产生出来似的,或至少同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无关似的!但马克思不是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于是就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中国革命。这纯粹是英雄史观。其实呢,还有另一面,就是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及革命独创性,也一直在引领马克思发展他的学说呀。

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对马克思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很大影响。其后,当他在法国、英国等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工人组织时,他深深为他们之情同兄弟,「纯洁无暇,心地高尚」(8)所感动。用「高尚」一词形容这些人,在马克思同期著作中都出现过。正是这些接触使马克思加入了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

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马克思誉为「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9)究竟是谁「发现了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你以为是马克思吗?错了!

 

巴黎公社与国家消亡

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还不晓得「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该怎样;用今天的话说,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民主该怎样,不知道它同资产阶级代议制怎样不同等等。马克思要等到巴黎革命工人自发创造出来之后,才知道这种「政治形式」。马克思最为推崇的,就是巴黎公社要废除常备军和官吏,真正实现人人参加管理社会。他特别举出巴黎公社的几个重大措施:

1.一切公职人员不仅普选而且可以随时撤换;

2.一切公职人员薪金不能超过工人工资;

3.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4.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行政与立法。(10)

这种工人民主要比传统的代议政制民主一千倍。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才能使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逐渐在劳动人民的自治中消亡。俄国十月革命中的苏维埃,也贯彻了巴黎公社原则,是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只是在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层逐渐篡夺了权力之后,才摧毁了苏维埃民主。1949年后的中国更一天也没有实行过巴黎公社原则。

马克思学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而不是巴黎公社工人学习了马克思),才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国家消亡学说。从头起马克思就极之仇视一切国家崇拜。青年马克思强调,「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而国家这种「冒充的集体」,正正是其中一种压迫关系。所以青年马克思说: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而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意指共产主义──刘),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2)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个人自由」一词简直成了禁忌。只有国家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这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决不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集体只能是「个人的自由的联合」。

 

马克思:公社是反对国家本身

事实上,工人运动从头起就存在两种共产主义。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刊物发表了创刊词,谈到同盟在共产主义与自由的问题上怎样有别于其它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是主张消灭个人自由,并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兵营……诚然,有这样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只图省便,……主张否定和取消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不愿意拿自由去换取平等。」(13)

  马克思无异吸收并发展了觉悟工人中这种个人自由与集体合作并存的共产主义,而且应用到对国家的批判上。而《法兰西内战》一文第一次很完整地谈到国家消亡。但让我们先读读斯大林主义怎样歪曲马克思。大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书在叙述到巴黎公社时,大量引述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然后狗尾续貂:

  「公社是对蒲鲁东主义的否定,因为蒲鲁东主义者否定国家,否定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集中,而公社却是企图建立一个自上而下民主集中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府;」(14)

    一本介绍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大陆通俗读本说:

       马克思认为「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5)

  蒲鲁东主义否定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则肯定国家,或至少是肯定「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蒲鲁东主义否定中央集权,而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央集权。

  但是,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拿公社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决非偶然,因为马克思是国家祟拜的死敌。他说: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16)

  由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写的宣言,所以不便把国家消亡的理论发挥太多(第一国际本来就很混杂,马克思一派占少数)。但在初稿里,马克思就把他的国家消亡论发挥得更清楚:

  「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

  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

  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

  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17)

  斯大林主义史家说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马克思主义肯定国家。但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国家是社会的「寄生赘瘤」,无产阶级是「反对国家本身」的,公社应当将之「铲除」。

甚么叫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由于剥削阶级是社会中的极少数,所以它必然需要这样一个脱离社会的独立机构,去对被剥削阶级施行合法的强制与暴力。所以,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不仅在于它能对社会成员实施强制------原始氏族也有对氏族成员实施某种强制,但那时没有国家。国家之所以为国家,首先在于,只有它才能对社会成员(首先是被剥削阶级)施行「合法」的强制与暴力,因为它是脱离社会,高据社会之上的特殊的机构。

在国家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种而非两种观点。斯大林主义肯定国家,或至少是肯定「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政府主义则否定一切国家,连工人夺取国家权力也反对,主张一日之内废除国家。马克思呢,却是第三种意见。在对国家的根本历史作用上,他同意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批评。所以,总的来说他否定国家,而不是肯定国家。但是,一日之内废除国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工人阶级任何侵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革命行动都会受到资产阶级的武装反抗。所以,为了自卫,工人阶级就必须要对资产阶级实施武装的强制。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仍然需要行使国家权力,仍然需要组织起自己的「国家」。但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它不可能是传统阶级社会那种「寄生赘瘤」。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工人「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即使可以叫这个「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它也是一种全新的「国家」,一种不是国家的国家,因为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强制的主体,已经不再是脱离社会,高踞社会之上的特殊机构,即独立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常备军,而是普通人民,普通的武装人民。管理这个工人「国家」的主体,也主要不再是职业官吏,而是领取普通工人工资的工人代表。所以,这个国家已不再是脱离人民的「寄生赘瘤」,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相反,已经是立即开始消亡的国家。

为了方便,马恩二人在谈到用什么代替砸碎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有时也会使用「工人阶级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来代替这个说法。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再版导言时,就用过这词,但他立刻接着说:

「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任务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种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18)

 

在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没有理由不加引号,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者若要使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一词,至少要立刻像马恩那样或列宁那样加上「不得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些补充限制。

  关于中央集权,马克思也很鲜明反对:

  「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代理人,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代理人。」(19)

  所以,在中央集权这问题上,同样不是有两种对立观点,而是有三种: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及官僚中央集权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观点,即马所谓「有人捏造」的可以根本废除中央职权的观点。马克思是第三种观点,主张保留中央「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除此之外的职权则尽量由地方自治取代。马克思在同一本书其它地方都有继续发挥地方自治,反对官僚中央集权的观点。

斯大林主义者决不是第一个把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学说咒骂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伯恩斯坦,这位修正主义大师,在恩格斯尚在世时曾经在他指导下写了一本批评拉萨尔主义的国家崇拜的书。但恩格斯死后不久,他就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修正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学说,指责他中了无政府主义的毒,认为追求国家消亡根本是空想。难怪他后来索性把那部评拉萨尔的书改写了。社会民主主义同斯大林主义,在国家崇拜上其实并无二致。

 

「专政」的由来 与斯大林主义的曲解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再版导言时,不忘批评:

「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0)

当代革命运动中给搞得最混乱的一个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提起这个词,自由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虽然一个反对一个拥护它,但二者在理解其含义上却惊人一致,都以为阶级专政实际意味不要民主。但二者果真对立吗?

在西方词源上,「专政」一词根本并非同民主对立。在古代罗马民主共和国中,一直存在一个职位叫dictator,即「专政者」。这个「专政者」在紧急时期(例如在战争中)可以行使紧急权力六个月,对叛乱分子实行「专政」,一俟恢复正常秩序即废止。期间元老院的宪法权力并无废止过。这种「专政者」制度一直同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并存了300年,直到凯撒才将它变成终身职位。所以,古代罗马的「专政」,顶多不过是类似当代宪政中的紧急状态法所赋予行政首长的若干紧急权力而已。而十九世纪中叶的政治家与学者,包括马克思,最初每逢用到「专政」一词,亦不过是在古罗马意义上去用而已。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在1850年,特别是为了诱导布朗基主义者抛弃那种由一小撮革命家来举行密谋革命的想法。他们的革命路线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建立革命家的专政,待紧急时期过去才还政于工人阶级。但马克思则强调,不应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而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21)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在紧急时期实行自己的阶级统治,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一位叫钟水的大陆作者在《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却说:

「所谓『阶级专政』从来就不是全体阶级成员的直接专政,国家历来(!)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特殊阶层属于哪个阶级,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22)

你说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是有产阶级吗?对,说得很对。什么,原来你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天啊,你这番话每一个字都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相反的。

恩格斯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则,巴黎的工人阶级是否不曾「全体阶级成员直接专政」呢?这个工人政府的职能又是否由一个「特殊阶层」来代行呢?如果一定要把「全体阶级成员」这句话了解成,即使只有一个工人没有直接参与专政,就不算是「全体阶级成员的直接专政」了,那巴黎公社大抵不算是「全体阶级成员的直接专政」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致死于句下,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了解为:全体阶级成员都有权直接专政(在斯大林主义专制下的工人则无此权利),而实际上运用了这个权利的工人又占了多数,那么,这个意义上的「全体阶级成员直接专政」,巴黎公社是有过的。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他说:「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所以,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就是工人阶级「全体阶级成员的直接专政」呀!

二十多年后的1874年,当时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仍然坚持他们那条路线。恩格斯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们: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23)

钟水说「阶级专政从来就不是全体阶级成员的直接专政」,而是「特殊阶层」的专政;而恩格斯却批评布朗基不懂得,应该实行的不是「少数人的专政」,而应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究竟谁才违反马克思原意?难道是恩格斯么?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又既然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民主程序才能实现这种「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另一个名词而已。

经过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恐怖剧之后,当代人一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民主」的说法大惑不解,如果不是干脆反感的话。专政就是专政,民主就是民主,二者的分野是绝对的,怎能说相容?

上文已经指出过,若从历史渊源看,专政一词并非与民主对立。但除开这个意义上的「专政」之外,还有第二个层次上的意义,即社会经济上的意义。马克思越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就越发现,在这个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永远需要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的专政,而国家正是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阶级专政一定意味被统治阶级丧失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但并不必然意味连统治阶级本身也丧失民主权利,并不必然意味一人独裁。统治阶级可以只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但同时在本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这样,阶级专政就同阶级民主兼容。古代雅典一方面是奴隶主及自由民最直接的民主,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奴隶及女性的专政;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了「民主政权」,但这个「民主政权」同时却对大部分没有投票权的工人、农民、女性及黑人实行专政,所以这种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即使后来投票权逐渐扩大到所有成年人,但一方面由于民选的范围只及整个国家机器的小部份,而且是权力较小的那部份(主要是立法权),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早已在社会及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可以借此而始终或明或暗霸占住国家权力,所以,工人阶级始终是被统治阶级。所以,这个表面上是「全民」的国家,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它对本阶级实行民主,对工人阶级则仍然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就是阶级社会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阶级专政,所以,它也可以(而且应该)在本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资产阶级才实行专政。这是它同过去的阶级专政勉强相同的地方。但是,若只有相同而没有不同,那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毫无历史进步可言。幸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在更多方面是与过去的阶级专政决裂的。过去的阶级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而无产阶级(这概念不限于城市无产阶级,也包括农村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由于是社会上的多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上第一个由社会上多数人组成的专政。这才是它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地方。但单是这还不足够进步。正因为这种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通过最广泛的民主而实行的专政,而不是「少数人」的专政,所以它从头起就不像有产阶级专政那样需要一个特殊的镇压机关,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所以这种「专政」,同无产阶级「国家」一样,已不是原来意义的「专政」和「国家」,而是全新意义上的,即从一开始就消亡的东西。它们越是「加强」,就只能意味着更多普通工人参与管理社会,意味着越不需要国家这个特殊强制机构,意味着专政与国家消失得更快,意味着社会更趋平等。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地方。

斯大林主义有时也承认国家消亡论,但是他们总是把这个排在不可知的将来,而目前一个长时期呢,则只能是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陆辞海这样解释「无产阶级专政」:

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种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辨证过程。」(24  

这实际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国家消亡割裂开来,把本为同一的东西硬切开为前后两个阶段的东西。但一经切开,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国家消亡,都变成了空壳,变成木乃伊。

马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头起就意味国家消亡的开始;二者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如果国家还要等到专政在「巩固、加强」之后才逐渐消亡,就等于永远等不到,或者等到的只是苏联的消亡。

大陆《社会科学大词典》在解释「国家」一词时说:

「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是胜利地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是不会消亡的。」(25)

换言之,国家消亡要等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历史使命完成后。但看看恩格斯怎样说吧。他在说「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话之前,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也就是我们在上文引述过的: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种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26)

注意,是「不得不立即废除」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一面,以便国家立刻开始消亡,而不是等待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加强」之后,不是等待「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7)

工人国家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注意「最后一个独立行动」这个谓语。因为从此之后,这个「国家」的余下的所有其它行动,就不再是「独立」的了,因为它不再是以脱离社会的特殊机构的资格去进行,余下的所有行动都已由广大劳动人民自己去进行,实行自管自治。国家是从头便开始消亡的。

顺带一提,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也说,实行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将使人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也不能成为「官僚」,这样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而这一切不能等待十年二十年。他说:「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注意,是「立刻开始消亡」,而不是等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加强」之后。

 

自助还是向国家求助

让我们重温钟水的话:只要我们这些「特殊阶层」即国家官吏来替你们工人阶级服务,替你们维护了公有制,你们就不要再投诉没有民主!这就像一个蹩脚而无赖的理发师,把人家的头发一开剪就剪得一塌糊涂,人家要撤换他,他就一手拿剪一手按头,大吼道:我为你剪头发,就是为你服务,就是维护了你的利益,你有无权利撤换理发师毫不重要!这是典型的精英包办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是这种国家官僚的包办主义的死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马恩二人就不断同这种包办主义斗争。当时的代表就是拉萨尔和俾斯麦。

拉萨尔主张通过普鲁士国家的援助来发展工人合作社,以此来「解放劳动」。

马克思批评道:

「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里(德国)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28)

斯大林主义史家在叙述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斗争时,往往只解释成,马之所以反对拉只是因为拉求助的是普鲁士这个具体国家。如果是向「无产阶级国家」求助,大概就不同了!

但马克思在这里并非拿求助于无产阶级「国家」来同求助于普鲁士国家抗衡,而是拿工人阶级自助来同求助国家对抗,拿培养工人独立自主精神来同依附国家的奴隶精神对抗。其实,如果工人阶级能以自助方式去建立自己的统治,去自己管理自己,或用列宁的话,每人都暂时成为「官僚」──那时又怎会用得着鼓吹「为人民服务」?

前文提到,1891年伯恩斯坦在恩格斯指导下写了一本论拉萨尔的书。他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亦可视为恩格斯的意见,因为不仅伯恩斯坦经常向恩格斯请教,而且书出版后恩格斯曾赞许过它。伯恩斯坦在书中说:

拉萨尔认为「达到人类向着自由发展,这就是国家的真正任务。……但这种国家崇拜,意味要崇拜一切国家。即令拉萨尔的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观点令他难以直接支持现存的国家,(事实不然──刘)也无法防止他这种崇拜为后来那些现存国家利益的鼓吹者所利用。拉萨尔的国家观念正是一度桥梁,有一天会把共和派的拉萨尔同绝对君主专制的支持者联合起来,把革命派的拉萨尔同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联合起来。……

一个成长中的革命阶级绝对没有理由让出自己的意志,没有理由放弃他们的批评权利,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对其领导人的指导权。……真的,当群众一旦让出他们的意志,他们就从革命的要素变成向反动方向发展的要素。」(29)

只有当工人阶级「整个革命阶级」都来行使公共权力,这种社会主义才是最有保障、最可靠与真实的社会主义。反之,由任何别的什么「特殊阶层」、「国家」、「干部」、「先锋党」等来代行工人阶级的职能,即令他们一时建立了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难免早晚成为通向反动的桥梁。

鉴于斯大林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弄得非常混乱,今后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可以少用它,而多用「无产阶级民主」这个词。其次,斯大林主义过去经常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那句「只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还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为官僚专政辩护。今后,我们必须替列宁再补充上,「……不仅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承认实行专政的那个国家‘立刻开始消亡’,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先锋党」不能包办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即使斯大林主义者抽象地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但他们会立即补充,无产阶级只有组织为先锋党,才能把力量集中起来。所以无产阶级只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去实行专政。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吗?

马克思当然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党。这个党主要由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坚定的分子组成。但是,马克思从未想过工人阶级只有或只能有一个党。马克思主义者自当努力争取最先进工人加入自己的党,但谁能保证所有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都一定加入?难道就不会有另一些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主张另一种工作路线,因而不愿加入你们的党吗?要知道,工人阶级先锋(即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不等于先锋党,先锋党更不等于那现实存在的共产党。混淆这三个概念是罪过。列宁对此分野是比较清楚的。马克思也没有例外。何况,即使那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都无一例外加入马克思主义党,但请问,那些次觉悟、次坚定的工人呢?他们就不会加入其它党吗?马克思主义党可以批评他们不够觉悟,但你能否定他们有权另立党派吗?何况,你可以批评他们的觉悟不够高,但他们也可以批评不够高的是你们呀!当工人运动中事实出现了不同意见时,该怎么办?难道凡自命正确的就可以用暴力禁止别人发表相反意见吗?此外,加入政党的工人无论怎样多,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工人都没有参加任何党;而这些群众往往等到革命形势出现才大批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加入政党,但这时出现的党派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这一切说明什么吗?说明工人阶级根本不是绝对均一的阶级;无论工人阶级比其它阶级有更紧密得怎样多的共同历史利益,其内部亦难免会有不同阶层,集团及觉悟水平。所以工人阶级很自然出现不同政党。各工人党之间只能和平竞争,没有理由要以消灭对方为目的。任何一个党都不能用暴力独霸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斯大林主义把所有其它工人党派都一定打成反革命,目的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辩护而已。所以,即使他们抽象地同意「整个革命阶级实行专政」,但由于只准共产党一党代表工人阶级,所以,所谓「整个革命阶级专政」结果还是化为一党专政,而工人阶级也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马克思毕生都在建设革命社会主义的党,而且为此经常同其它社会主义工人党派作思想斗争。但他从未想过否定他们在工运中的存在权利,相反,还尽力同他们联合,诱导他们向资产阶级作共同斗争。众所周知,第一国际从头起就是各种流派的联合,而马克思派只占少数。马克思为求达到联合,在起草章程时还有意写得「在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看看六十年代由周一良等编的一本世界近代史怎样描述第一国际组成的各派吧:

「马克思充分考虑到各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情况。……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还严重地影响着工人运动。这些机会主义派别叛卖工人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集团妥协,力图用改良主义的路线把他们引入歧途。」(30)

好啊,马克思居然同「叛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合建第一国际,岂不是双重叛卖?这种史传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伪造学派的杰作。他们总把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不同意马克思,或列宁,或斯大林,或毛泽东的党派都视为从头起就「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永远只对工人运动起破坏作用,幸好有伟大领袖(当然是斯大林或毛泽东)及时发现,一一清除,包括肉体上消灭,于是,人民从此可以放心继续拥护最高领袖,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当然不懈地同其它工人流派作思想斗争,严词批评其错误理论,但他从未否认他们是工人党派,是一部分工人的合法代表。他更不会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领导革命。而事实上,说上述这些流派只有叛卖工人阶级的一面,也不符合事实。七年后,这些流派中就有许多人参与领导了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和马克思的名字永远分不开。倒不是因为他或他的支持者领导了巴黎公社。不。他们只占很少数,对它的实际影响不大。领导巴黎公社的正正是布朗基派,蒲鲁东派,新雅各布布宾派等等被斯大林主义史家描述为「叛卖工人利益」的党派。当然,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及在通信中马克思都批评过他们的错误,但他不致荒谬到说他们已经「叛卖」工人。相反,且看看恩格斯的评价吧:

「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31)

他们的思想纲领是错误的,而且有过缺点和失策,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抛掉错误纲领,采取了正确措施。这才是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

 

恩格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斯大林、毛泽东的党的公式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但马克思、恩格斯恰恰相反。恩格斯晚年曾和一位丹麦社民党党员通信,谈到党内派别时说: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常伴随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32)

斯大林主义的「党」的观念,同马克思的党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前者的「党」和党「领袖」,简直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天主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异端;天主教之内的一切异见都是邪说;教皇永不犯错。所以,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化及偶像化。

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斯大林主义所界定的「自发斗争与自觉斗争」:这是严格两个阶段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就不再有自发斗争了。但如果有呢?那怎么办?如果这些自发斗争越出了「党」的政策,那又怎样办?那就……限制它们甚至扼杀它们。斯大林在中国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这样指令中共去自我限制工农的自发革命斗争的。这种对群众的自发革命斗争施以制动器的作用的经验,在这之后不断重复:1936-39年的西班牙革命,二次大战后的法国和希腊;1968年的法国革命……。

但恩格斯怎样看待那超出了党的政策的工人自发斗争呢?18914月,德国鲁尔矿工爆发了自发罢工,要求改善待遇,但终于在政府镇压下失败。当时德国社民党的党报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主持下发表声明,与矿工保持距离,说社民党与罢工无关。恩格斯写了两封信,分别给倍倍尔和考茨基:

「鲁尔的矿工罢工,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轻率的、自发的罢工,──这在目前,正是新的广大工人群众靠拢我们的通常的途径。……李卜克内西……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党并没有挑起这次罢工,甚至还进行过劝阻,那这些可怜的罢工者就倒霉了,他们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关心,以便使他们尽快地靠拢我们。………不能只承认运动中令人愉快的方面,有时也得容忍暂时的、使人苦恼的事实。」(33)

从头起,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和党(众数而非单数的党)的自觉斗争就不是僵硬分成两个阶段,而是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中,互相影响,互为作用。我们既要抛弃无政府主义那种只知崇拜自发性、不知工人组成先锋党来领导工人进行自觉斗争的重要性的偏见,也要反对斯大林主义那种由党(其实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来包办工人革命事业的党天下思想。

恩格斯到死都和社民党内的机会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二者其实很多共通点)作斗争。不过,马恩二人从来不否认这些流派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权利;马恩有容人之量,可是,机会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者呢,就相反了。马恩未死,他们已经用上禁止二人著作出版,甚至肆意窜改二人著作等卑劣手段来阻止其真正思想流通于工人。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对那真正具有解放、自由、平等及民主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怀有刻骨仇恨,因为他们想工人阶级永远在襁褓之中,在囚室之中,以便自己可以继续当褓母,当看守啊。

 

结语

几十年来,苏联、中国那个「特殊阶层」都在「为人民服务」,但同时更不忘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结果,他们越侵吞国有财产,就越感到资产阶级私有制更对胃口。而一旦他们下决心复辟资本主义,阻力自然不大,因为他们早已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民主权利,早已垄断一切国家权力,所以他们能够轻易打破工人反抗,复辟资本主义,并继续作为「冒充的集体」去侵吞民脂民膏。然而,他们越是侵吞得起劲,就越发腐败,越发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矛盾的火头燃点起来。

另一面,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也进一步堕落到连社会改良的假装也丢掉了。过去,他们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推行改良,以便扺消革命威胁。今天,他们同样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干的是相反勾当了,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就是带头进攻工人阶级。但他们越进攻得起劲,就越发教晓工人阶级丢掉对他们的幻想。今年五月法国大选中,社会党的若斯潘惨败足以说明这个趋势。

但全世界工人阶级仍是挨打之中。敌人还很强大啊。对,敌人强大。但他之所以强大,只因为我们跪着。只要工人阶级站起来,那就足可与敌人匹敌。

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的原则,掌握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使工人阶级重新站立的不二法门呀。

2002年9月1日

2002910日修改

 

 

注释

 

1.        《中国政府大裁员》,蓝野编着,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27页。还可参考杨继绳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有关官员膨胀一章,香港三联出版社,2000年。

2.        第一国际章程,马恩选集第二卷,136页。

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恩全集第一卷,61页。

4.        马恩选集第一卷76-77页。

5.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第二卷,506页。

6.        18509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录的马克思发言,马恩全集第七卷618页。

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89年,470页。

8.        马克思致费尔巴哈信,1844811日,马恩全集第27卷,450页。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及《神圣家族》都提到对所接触的英法左翼工人的良好印象。

9.        《法兰西内战》,马恩选集第二卷,378页。

10.     同上。

11.     《黑格尔去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一卷,9页。

12.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83-85页。

13.     《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发刊词,载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124页。

14.     人民出版社,1978年,29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简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224页。

16.     同注9376-377页。                 

17.     同上,411-415页。

18.     马恩选集第二卷336页。

19.     同上,375-376页。大陆中译本不译为「代理人」,而译为「官吏」。但据当时的英文版(因《法兰西内战》一文不是以马克思个人名义发出,而是以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名义发出,所以当时就已有了法文及英文版),马采用的是「agents」,不是”functionaries”。马在下文提及废除常备军及官吏,「官吏」一词才用了”functionaries”。可知马克思明显把公社公职人员同旧国家的官吏区分开来。中译文把二者都译为「官吏」实不当,故此按英文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