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托钉子:左青何去何从?
———以赤旗为靶子


共产主义入门网 —— 共网·红草专栏

 

 

2008年8月,左翼网友“赤旗”抛出一篇万言公开信抨击国内左翼网友中一股扎实从事思想资料整理的新兴倾向(例如天益-新青年的一些左青),倡导行动主义的方向,不久后,署名“小托钉子”的ID(实际作者红草)发表文章《左青何去何从》系统反击了行动主义论调,根据现阶段形势的特点提出了目前主要任务的三点主张:坚持阶斗文化资料整理,力所能及地进行理论斗争和基本宣传,鼓吹融入工人阶级。

 

本网及本人红草对于阶斗文化资料整理一贯大力高调倡议和鼓吹。本文原发在天涯若比邻论坛(见此,需代理工具登陆,后收录马版讨论合集的第2集),后刊于本网,并在首页长期置顶。这场争论涉及到中国左翼运动的定位问题,撇开其中的具体琐碎性质来看,对当代国内左青有重大参考价值,是左青入门必读和优先阅读材料之一;亦是现阶段共产主义者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重要文献。


 

————2008-12-4   共产主义入门网 红草 编按
2009-2-13    略改

 

 

 

※参见赤旗的公开信

左 青 何 去 何 从 ?
———以赤旗为靶子


小托钉子
2008-8-22
8-29 定稿

 

8月14日ID“赤旗”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一个中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对中国左翼力量的公开信》(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8/47635.html 以下简称公开信)。作者自认为是托派分子,他以所有左翼(托派、毛派、“甚至于社民派”)为对象探讨了“现阶段内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还谈了“中国托派”的一些问题。据悉,它其实出自天涯上一串争论(请见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73456.shtml)。帖子长而琐碎,简单说就是:2007年11月赤旗开始用托派思想极力“争取”一位对斯大林主义幻灭的泛左分子(发帖者),直到第5页下方(2008年8月10日)出现了ID“新月红星”反对赤旗高调的几段言论,就此引发了赤旗长篇公开信;后续又有一些讨论。

本来,类似赤旗公开信话题的文章在中国泛左圈子里并不少见。但作者所提问题不仅具典型意义(例如强调工人阶级实际斗争及组织、力主“左翼的整体联合”),而且具有这样的背景:近一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开始学习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青年,尽管他们数量还很少;而一些国际托派组织则尝试开辟中国市场,力图开拓左翼改良地盘。只根据上述讨论来看,赤旗的公开信与上述背景皆存在有机联系。不必猜测“圈中内幕”,单看看托派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中文网站最新一则报道就知道了(声援一位被当局拘禁迫害的毛派网友,发表于8月16日,这是CWI中文网站首次实际声援其他左派),赤旗所提的“左翼的整体联合”是有现实背景的。当然,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声援“因言入罪”的异议分子以争取政治自由权利,是应该的(2004年香港托派的先驱社也曾声援因散发纪念毛泽东传单被捕的郑州毛派四君)。但如果“左翼联合”作为现实行动的中心政策提出来却不只是声援被捕毛派这么简单了。另外,赤旗主张的把争取“罢工自由、独立工会”作为“现阶段任务”,在CWI中文网站上早有相同的鼓吹(见其6月26日声援玖龙纸业工人斗争的报道)。作为一种大趋向的端倪,赤旗公开信不能不使共产主义者关注。

如果说都认同托洛茨基坚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笔者与赤旗应无理论原则的根本不同。不过,赤旗的理论和历史阐述有相当严重的混乱,例如他把西方的民社主义/社民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这使人怀疑他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社民派,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理论原则。但本文倒不想讨论这些。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篇公开信的主题,即“现阶段内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笔者自认为与赤旗有方向性的分歧。


当代中国:泛左翼,托洛茨基主义与青年

19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私有化和下岗失业潮引发了大量自发零星的工人反抗活动,由此在思想界催生了第一批左倾知识分子,他们在1998——1999年自由主义与泛左翼的大争论中被推上风口浪尖;伴随着话剧《切格瓦拉》在世纪之交的全国巡演,才产生了资本复辟以来第一波带有民间群众性质的全国性左翼群体(多以青年学生、职员和知识分子为主)。21世纪最初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左翼网络阵地,乌有之乡和毛派的几个网站如主人公论坛、旗帜网等就是那时出现的。始于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使知识界进一步左倾,吸引了更广泛的同情群众。

不幸的是,这一波左翼至今经过了近十年除了左翼文化整理有一些成果外,既没有孕育出一个基本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也基本上没有(准确说是无能)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立场创造文化条件。目前大量零星自发的工人罢工和下岗工人的反抗斗争还远远不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何谓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它应指资本主义社会各个被统治阶级/阶层自下而上的持续性、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而工人阶级已大量参与介入其中并实际上成为斗争的主要推动力。阶级实践基础的缺乏,历史后遗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权谋实用等传统毒素,中华资本统领下的新民族崛起造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强大压力,这一切又使得中国左翼在政治上越发薄弱。

中国左翼的这种精神现状固然与缺乏阶级实践的客观事实有根本的联系,但这种集体精神状况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惰性惯性)且与底层群众运动的斗争精神简直处处相反。对当代中国泛左翼的回顾和观察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实力雄厚的左翼改良主义,相反,左翼发展数年并未造成了一个更有利于潜在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局面,而是长期孤立且主流越发溃烂腐朽。再回头看看赤旗的公开信,就很容易感觉到他倒是把“中国泛左翼力量”大为捧高了(作为不加讨论的隐含前提),这种吹抬捧高“异己”的本质是想使自己争得一个左翼改良主义的位置。后面将会进一步谈这一点。

如前所述,近一两年国内出现了一些自愿学习马列传统阶级斗争文化的青年,一些人还具有很大热忱。这种现象无疑与托派资料及互联网传播的发展有关,但与十年前不同的现实背景是,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更为明确和尖锐,而多数左翼却多年无果反而趋于朽化,这些都使得左青更容易接受和有可能更多理解真正代表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托派)若干原则——以工人民主和政治文化自由对抗资本专权,以彻底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精神对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不断革命论,即不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也就无法真正落实系列民主改良,例如土改、提高保健水平、摧毁神权影响、保障公民自由。这些小托左青作为一种长期的群体趋向,真实包含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星火希望,但共产主义者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的这些左青本质上属于政治薄弱、精神衰落的中国泛左翼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较新的一部分,但也包含着革命阶级斗争缺席下的泛左翼的全部矛盾和问题。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左青多是学生辈,最多不过是刚上班没几年的学生(从学生心理转向工人阶级的心理需要一个过程)。应该对左青们说实话:你们还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斗争历练和一定阶级环境下的自我心理改造,还远远不是合格的阶级战士,还带有泛左翼一切弊病,而且还限于学校的环境不能立即开始真正与阶级一同成长的征程。打破幻想,不是打消左青的宝贵积极性,而是为着工人阶级的战斗利益而珍视这股力量,使他们丢掉幻想和尽力克服幼稚病,积极为工人阶级事业做准备的同时也为自己做准备。

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基本上不必一味指望这些青年能成为“未来的革命家”,离开阶级实践去谈“锻炼干部”只会枉费自己心思、更迷误左青,那是非常有害的。

既然越来越多左青热情高涨却带有上述种种薄弱特点,既然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尚未出现而少数先进分子仍势单力孤,既然被迫面对左翼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垃圾成山的悲惨现状,左青的现阶段任务应是:

其一,整理阶级斗争文化资料,特别关注群众在斗争实践的各种具体微妙表现。在整理资料方面可以且应该实现技术上的“左翼联合”。这些文化资料的储备是给将来继起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学习利用,以更利于阶级斗争和进一步的阶级文化创造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东西决不是非要爆发了群运高潮才会派上用场,而是在一个革命工运的诞生之后就迫切大量需要的。俄国革命工运中曾有大量左翼工人小组长年累月如饥似渴紧张学习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材料的情形,这样做有利于提高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

其二,力所能及地进行理论斗争、正本清源的工作,这种工作应以资料整理为基础展开,结合具体现实议题而不是空泛化。保证一个持续的互动思想和探讨过程(非清闲之谈)主要不是用手工作坊式的方法“改造”个别ID思想或抽象地“宣传思想”,而是帮助各人及后人澄清思想,使“诸神归位”,尽快找准各自位置而赢得更大发展。而且,这也有助于传递一种重要的精神气氛。(比如天益马坛把近两年讨论合集成的CHM电子书,见:http://pickup.mofile.com/7676321715967555
共网转注:这些讨论合集已更新,且收入了这次争论。参见马版合集

其三,最愿意投入的左青和先进分子应考虑设法融入产业工人阶层,使自己在产业生产区域中与阶级一同成长,同呼吸共命运。这当然与左青“提高阶级纯度”无关,不应盲目崇拜工人,但至少有个好处:远离越发腐臭的左翼泥潭,使自己和阶级有可能共同成长。据韩国左青工运的经验来看,这是为工人阶级考验筛选自己的干部的质检车间:1970-1980年代曾有数以千计的左翼学生自发“到工厂去”,耐不住低调沉闷枯燥乏味的“聪明人”离开了,吃不消苦头和寂寞的人也离开了,还有其他因为主客观原因离开者,最后剩下的人经过阶级实践的锤炼而脱胎换骨,他们不显著地默默耕耘,最终在80年代中后期韩国群运高涨时成为激进工运的骨干群体之一。

赤旗也承认资料整理和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必要性,但他认为更重要的和首要的是“我们托派”与其他“中国泛左翼力量”联合,以某个具体口号(“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为阶段性目标,核心则是推动建立为基本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大型群众性组织而奋斗。

赤旗的问题何在?先不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就来正本清源,先谈谈对于左翼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关系,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是如何看待与如何实践的,这种关系的历史表现又是如何。这一点是解开问题的钥匙。


正本清源:左翼运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群体

马列先哲早就反复指出过,工人阶级由于其被统治地位,在非革命的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状态下,其政治化部分(即左翼)只是少数。而在非革命的“日常”状态下,又是改良主义倾向往往强过革命倾向。且“日常”状态持续越久,这两种趋势的此消彼长就越会发生。这不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在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派只是国际共运中的小派别,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工联主义和欧文等人的合作社主义等占据上风。第二国际马克思派一度主导国际共运,但好景不长,德、法等几个大的马克思派工人政党也逐渐出现了向资产阶级政治妥协的强大倾向。在德国党内,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一直不占主导地位;法国共运里,许多革命工人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并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高潮。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情况,纵然有种种理论和政党体制的问题,但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决定性的物质方面:工人革命迟迟没起色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左翼运动最终会趋同于所属环境。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很可能会惊呼“你的意思难道是左翼分子比资产阶级还可恶?”对于习惯把左翼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世外桃源而加以美化的人,只能说很遗憾,整体上看往往的确如此。这位读者可能又问“你难道要将他们赶尽杀绝、除之而后快?”左翼是阶级矛盾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存在,左翼就继续存在。如果以为肉体消灭赶尽杀绝就可以万事大吉,不但是一厢情愿的小资左派空想和官僚党棍专权作风,而且实质上是对现实复杂的共运理论政治斗争的回避和投降。这位读者又会理直气壮地责问:“那么难道你自己不是左翼分子呢?你这样的‘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有什么帮助?”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序言中曾写到过:“在(俄国革命前)数十年中,反对派的批评只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宣泄群众的不满之气,这批评倒是社会结构得以稳定的一个条件。”这里的“反对派”当然包括了真正的革命左派。事实上,即使是工人阶级的最觉悟政治部分,即阶级先锋队,也作为左翼的一部分,既避免不了退化乃至蜕化趋势,而且在长期“日常”状态下也不对资产阶级统治构成根本威胁、而处于资产阶级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同样起到舒缓“群众不满之气”的作用。指出这一点,仅仅是要打破共产主义者对左翼可能存在的主观幻想。赤旗公开信曾写道:“每一次这种斗争都其实在削弱资本与官僚的控制力量,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锻炼力量和政治觉悟在今后的日子为越来越大规模地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基础”——粗看“似乎”没有问题,却充满了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骗局(即使他是不自觉的)——似乎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斗争让步(而且还每一次呢!)真的只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暗示资产阶级政权“并不完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有时它还被迫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精心培育着麻痹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毒素。

与之相关的是,赤旗在其公开信中极尽所能美化主流国际左翼,而他的理由却既唯心又浅薄——所谓“在政治问题上和理论问题上是严肃而认真的,在对待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上是热情而真诚的”,所谓“对于信仰的忠诚”,等等。可是这些都远远没有涉及到、也无法代替政治路线及相应的行动方针、组织路线等最重要方面的历史抉择,换句话说,一个错误甚至危害极大的政治路线,也可能有一批“严肃而认真”“热情而真诚”“信仰忠诚”的热血追随者乃至较有思考能力的先进工人,而这与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真诚度、意志、智力、性格、胆量等主观因素统统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君不见二十年代直至战后许多年里斯大林主义在许多国家也得到过大批真诚而严肃的进步青年和先进工人?君不见窒息了30年代德国革命的社民党也不乏相当一批有强烈觉悟的先进工人?君不见西班牙革命中的左翼机会主义工人领袖安德列斯•宁(他曾是共产国际骨干分子,苏联蜕变后他曾接近过第四国际)还是个久经考验的真诚反资反官的国际革命家?君不见死在纳粹统治下的一些德社民党干部(双手沾满德国工人鲜血的资本爪牙!)在集中营里也表现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问题在于,作为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无论是左翼、特定的政治路线乃至独立的阶级政治路线和阶级先锋队的形成都不是人为片面主观选定的,而是遵循着一定规律并有一定客观条件的(所谓“客观条件”包括指不可能根据预先规划好的蓝图来创造的条件)。

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强调“翻故纸堆”做资料整理,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阶级斗争史不同阶段的诸多政治现象、政治路线或政治趋势、各阶级心理乃至具体政治角色的产生、分工和变化——尽管国家不同,诸多历史条件不同——但仍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和共同特点,大部分必将会在今天以某种方式重演。整理历次群众运动高潮史有助于当代及今后工人阶级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整理战后拉美左翼对付地下极右军经验有助于当代及今后工人阶级的自卫防御,整理1930年代美国汽车厂工会运动经验教训有助于帮助当代及今后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整理日本皇道派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前“激进左翼”分子北一辉的思想有助于辨认当代及今后左翼圈中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倾向,整理建国后中共进城统治工人经验有助于更深刻认识斯毛主义既发动又控制工人阶级的整套实践手法则具更长远价值,等等。整理历史上阶级斗争不同发展阶段情况以及当时革命者的经验教训恰好不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而是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重要任务。诚然,应欢迎赤旗及其他左翼分子译介当代工人斗争的最新经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拘泥于政治实用主义的浅薄短视(只盯住派系而非阶级、只盯住阶级斗争的表层规模而非深处的细微变化),必定会极大妨害他们的视野和关注点。例如他说“中国工人运动从1920年代以后事实上已经断绝了相当时间”极为武断,要知道,仅1930年代上海就有过一些极具战斗性和富有特点的罢工(例如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和1937年丝织业工人大罢工)。赤旗说“中国目前能有什么像样的工人运动资料?回头看去都是1920-1930年代的资料,不是邓中夏就是李立三”更让人跌地——单单提出1925-27年省港大罢工就够了,罢工的领导机关当时实际接管了相当广泛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管理权,俨然是一个雏形的工人政权,且持续甚久(当时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罢工运动),就此看意义远远超过被某些西方左派和国内毛左吹得天花滥坠神乎其神的“上海公社”“社会主义新鲜事物”。还需要指出的是,决不能功利地看待阶级斗争,仿佛只有它的高潮才是重要的,工运高涨表现固然重要,但工运在不同阶段、不同状态下的各种表现也是很有价值的。

赤旗公开信通篇把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各类组织(从日常斗争组织到革命先锋队)等等他(梦寐以求的)历史因素当成人为主观决定的结果,一心想去“推动促成”。

赤旗公开信许多地方把日常斗争组织和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先锋组织混为一谈。例如他说:“西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当代的工人运动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甚至包括那些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行宣传战,如何将合法与非法活动结合,如何进行国际联合,如何分化政府与资本家,如何确保胜利成果,他们花了近 200年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西方,一些工会和工人的革命组织联合可以协调十数万人的总罢工与大规模示威,而今天在中国我们能有谁说能在一家工厂发动一场持续3天以上的罢工?”还有:“假如你要组织一场罢工,没有委员会领导,没有纠察队骨干,没有工人家属的理解,没有事先长期的物资和宣传准备,没有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你拿什么罢工?中国目前形势下的工运为什么都是短暂而成果有限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策略,工人群众的一时义愤在资本家的分化瓦解,暴力机构的铁拳之下是如此令人感动而又令人惋惜”。这些话中,几乎分不清他到底在谈日常斗争组织(即工会、工运协调组织)还是革命先锋组织。这掩盖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先锋分子虽然也应该帮助劳动者建立日常斗争组织,但首要核心任务应在于发展以工人革命为目标的先锋组织(从左派工人小组直到建立全国性的先锋队),即使先锋分子协助建立工会或类似组织,全部目的也是为了增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实践经验与组织团结。其实,赤旗更多是在强调一般性的泛左政治组织(“有纲领”和“左翼”“社会主义”的组织)。赤旗的“左翼联合”的危害就在于以撮合一个局限于争取特定改良目标的“泛左翼”,来代替建立阶级先锋的大方向。赤旗把“罢工自由、独立工会”作为阶段性的目标,可是群众运动不能人为主观造出来,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当真正的阶级群众运动取得自身动力迅速发展起来后,“社会主义者”们苦心拼搏数载未得的若干改良目标(包括建立日常斗争组织及争取各项自由权利)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运动将按自己的逻辑迅速发展并把更高更广泛的问题提上桌面,而这些人必将被无情地甩到浪潮后面,成为群众运动的尾巴。在真正的阶级先锋队缺席情况下,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将会乘虚而入,届时的政治收获者只会是那些坐镇伦敦巴黎的国际左翼大商贩及其“下家”的革命手电筒们以及本国的资产阶级。有人说一些国际左翼准备拿中国工人和进步青年的血来染红他们的红顶子,换取属于他们的那份人血馒头,这些说法都并非空穴来风。

阶级先锋的活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本文通过澄清赤旗在天涯论坛上反驳ID“新月红星”时对俄国革命工运的歪曲理解,来说明这个问题。赤旗写道:“1896年,他们在干什么? 1905年革命发动时,难道还没有组织吗?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火星报’的编辑组是一直以书友会形式以笔友通信的方式存在吗?”新月红星回应虽没到点子上,但道理是对的:“列宁组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俄国国内已经有了一个虽然规模不大,却已基本成型的反体制分子(民粹派和其他革命民主派)的地下网络,并且能得到各阶层不同程度的支持,在国外还有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以及俄国流亡分子的海外网络,而这些条件我们今天有吗?而且当年的俄国工人阶级觉悟、战斗性也不是现在的中国工人阶级能比的”。赤旗却以“老前辈”姿态发表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话:

“孩子, 难道这个所谓的地下网络和工人阶级觉悟是天上掉下来得吗? 或者你是在指望右派还是毛派来准备好这个地下网络来支持你未来的斗争。都在等着做‘佛拉基米尔’, 谁来做‘亚力山大,乌里扬诺夫’? 谁来做‘十二月党人’?当年的俄罗斯工人的觉悟,是说1898年成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 还是1905年的俄罗斯工人革命? 或者是1900年的德国莱比锡的<火星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当年俄罗斯工人中的文盲比今天中国工人多得多, 更不用说上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到1917年革命,整整20年,而之前,一些小型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存在数年。1872年,普列汉诺夫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1882年俄文<共产党宣言>出版。”

说这段话“精彩绝伦”主要不是因为赤旗先生“倚老卖老”的“讨论风格”可笑,而更是因为它的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赤旗说1890年代的革命工运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貌似正确,其实他要说的是革命工运得靠“我们”来开天辟地。有问题的正是赤旗把这个“我们”先入为主地当作了开创革命工运的关键原因。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人(不管是个别人还是一大群人,不管你拉多少人来“造势”也好)在选择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在选择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一种选择。辩证法又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注定发生的直线型过程,具体个人的思想成长,可能中断而长久停滞,也可能飞跃性发展,或走向曲折,或倒退堕落。当18岁的列宁刚走进喀山的左派工人小组中间时,他并不是注定会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不管他怎么想,他的意识并不起决定作用,相反他的意识经过了沸腾的产业生活和工人运动的物质改造,并在阶级的斗争、论辩、集体工作中经过了变化发展,在一定历史形势和群众的反复检验下,工人阶级才选择了列宁作为自己的历史代表。

阶级先锋根据工人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具体任务,而且必须雷打不动、扎扎实实地做这一工作(至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是否会缩短或延长具体阶段,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俄国革命工运给后人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其实,赤旗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些事实:1870年代俄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880年代已出现了革命工运的萌芽(应该说明的是,当时革命民意党人最早到工厂中扎根做基本教育工作);1890年代初的俄国工运已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1895年列宁等人将这些小组组成为 “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工运;1896-1897年工协斗争经历了较大发展的转折点;而直到1900年,列宁才把全国性的政治组织(通过《火星报》实现)提上当时的阶段性任务(它不同于1898年那个党而具有切实的阶级基础),但是列宁为首的工人党还要再过几年才真正确立起来。可见,每个阶段列宁所致力的任务都根据那个阶段的具体需要。这些事实谁都可以去了解也不难了解;但是要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合乎阶级斗争现实的政治结论,赤旗却完全不及格。

是否列宁在1895年之前就预先确定了未来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选名单?看看历史,或许会“惊讶”(醉心于“左翼联合”的人是会惊讶的)发现列宁在理论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上极为严格苛刻,他不调和地反对一切思想妥协、捍卫原则教条,而且这还表现在左圈内几乎没人与列宁真正长久“友好合作”过,直到 1903年后世所认为的布尔什维克派开创时,他甚至为了原则问题还与连他也一向尊崇的俄左圈大佬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针锋相对,此后直到1917 年初无数主张“左翼联合”(包括托洛茨基)的人都未能把列宁派与其他左翼派别撮合起来。既然列宁如此“顽冥不化”、“一意孤行”,那为什么那些左派还如此想拉拢列宁派或与之长篇大论的争论以表重视?这是因为列宁派是真正在国内具有先进工人队伍(保持在几千人这样)的工人党派之一,正是这些先进工人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自我组织及潜在广泛的群众影响,正是在这些先进工人引领的群众压力下,才促使列宁党推动了整个工人阶级最终坚决走向的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道路。俄国革命工运的另一重大启示是,恰恰不是要撮合什么“左翼联合”或追求热闹好看但毫无原则的“大型群众性组织”,而是要牢牢捍卫(且不仅仅限于口头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性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原则,在工人阶级中一点一滴积累创造经验、能力和自我组织性——而这一切又是为了独立的、革命的、不妥协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先锋群体具有自主的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力量,这才是正道。

赤旗很喜欢大谈依靠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来发展本国的工人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力量,国际主义说得很好。他还说:这决不意味着要服从和听命于国际组织,甚至主要还由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干。但,“国际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生产链的各个节点打击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自动等同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有“工人组织进行更多的联系和合作”?换言之,“国际主义”是否自动等同于“联合现有的国际左翼组织”?如果说有一个坚持真正革马路线的国际无产先锋组织愿意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的斗争,那我们当然欢迎。但事实上那些国际组织究竟如何呢?赤旗所讲的这些原则上都是对的,但赤旗的思路和他所向往的那种行动组织方式是否恰当呢?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要指出的是,赤旗的这些思想与一种流行的“新”思路相联系着。这种“新”思路被誉为“新工运”“泛左翼多元社运”等等,它可以概括为:以扩大组织地盘和实力为目标和重心——极力参与主流政治生活和热衷于离开阶级基石的各种群众改良运动,为了取得对无产阶级的巨大影响而争取具体物质权益,尽力组织团结左翼各派及各种社会运动,建立大型群众性政党等等;然而革命纲领元素(如阶级独立性、永不信任老板及其国家、阶级的自我组织性)如何表现在阶级实践中、日常阶级教育如何进行和推动、如何在工人阶级中锻造社会革命需要的骨干先锋等核心问题则沦落到次要从属地位。尽管赤旗在他所提出的“现阶段任务”中只是包含这种倾向并没有推论到底,但毫无疑问他受到了主流国际左翼的此类感召、暗示并充满幻想。共产主义者有必要指出,这种“新”思路并不新,它的历史原型就是一百年前的社民党修正主义,本质上是激进左翼社民派;然而工人阶级革命的经典传统即列宁主义的革命工运传统(作为思想经验也作为实践方式)却已被人们遗忘,回归经典需要清扫重重精神障碍,但并非没有机遇。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及有志青年才刚刚接近或处于共运的起点上,但已面临两种路向的抉择。


何去何从: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两种行动路向

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与机会主义的行动组织路线紧密配套的。换作群运发展较高阶段,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将成为精明左翼商贩用工人和左青的人血馒头换取有产秩序改良地盘的工具,对运动危害极大。但在目前阶段,即革命群运尚未出现、新左青开始冒头觉醒的阶段,机会主义的行动组织路线的危害则更大。本文着重谈行动组织路线方面的机会主义。

本文特别推崇李星同志的国际报告文集(早已有CHM电子版在网上发布)对俄罗斯东欧独联体地区的左翼报道和分析,这些材料对于理解那种“新”的机会主义行动组织路线很有帮助。之所以提出来讲,当然不是因为对臆造的“天益马评的传教布道者”的顶礼膜拜,而是因为:第一,前苏东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同是经历了畸形工人国家和近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地区,阶级斗争道统失传已久,真正的阶级群运尚未出现,先进分子和左青面临诸多相同相似问题;第二,托派在前苏东地区已有大量实践,以CWI为例,它在俄国、东欧的乌克兰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都有较大规模,它们在行动组织方式上贯穿着一条共同路线,明眼人即知这些主流国际左翼在装扮出“开放性和建设性的精神”以前,已对中国抱定“唯此路线独革”的坚定决心;第三,李星的分析并非理论对理论的清谈,而是结合了对新近几年这些地区诸多重要阶级实践动向的现实分析;第四,李星的分析并非枝梢末节的修剪边幅,将这些时评分析作为一系列演进过程来看,恰好表现出了一条机会主义组织路线的推行和发展壮大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左翼批判的不调和斗争。

去年10月CWI的一份公开信提到了李星对其哈萨克支部的批评,对此表示出“理性”“民主”的宽容大度。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玩过家家,今天我理性批评你,明天你理性批评我,大家互相批评、各取所需,其乐融融;CWI——正如目前其他主流国际左翼/托派一样——所奉行的机会主义行动组织路线的形成有自己的套路和深刻原因,与之做不妥协的理论和政治斗争而不是“建设性的批评”,用不带幻想、冷静而鲜明的诚实分析回击托派漂亮套话包装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回归和探索革命阶级斗争的经典传统创造思想条件,这才是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现在来看李星同志2006年哈萨克九月工潮的一段左翼分析,注意这段社会实践表现与 “中国托派分子”赤旗的论调是何其气味相投(粗体标记系引者所加):

“2006年2月,国际托派组织CWI[60]独联体支部创建「哈萨克社会主义抵抗」;它以部分「团结」骨干和左翼学生为主体,财政上,它「依靠(CWI)国际中心的赞助」(「哈社抵」副主席达•叶尼基耶夫)[61],成员约两百人。「团结」执委艾•库尔曼诺夫当选「哈社抵」首任主席。

与世界各地许多「托派」(或「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相仿,「哈社抵」以扩大组织地盘为核心任务,在路线上表现出惊人的实用主义。为拓展社会关系网,它吸收了不少亲俄「老左」;后者天天哀号哈国「迅速演变为……美英、土尔其、中国、伊朗和其它国家的殖民地」[62],却与在哈的俄国大亨眉来眼去。21世纪初的中国泛左翼阵营存在众多自强分子乃至军国派,哈国左翼也充斥类似现象。不久前,「哈社抵」副主席达•叶尼基耶夫在党报上替有产阶级的过河卒「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擦脂抹粉[63],更以「国策顾问」的口气提醒本国大老板「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诞生将催生哈中之间的良好缓冲带,消除中国(对哈)的各式扩张。再说,维吾尔人是与哈萨克人相近的突厥语居民,是我族的兄弟姐妹」[64]。

“「哈社抵」动辄揭批新自由主义路线,但这不妨碍领导们与自由派共同签署各类丧失阶级立场的文件。为了替惨遭暗算的有产反对派领袖出头伸冤[65],「革命社会主义者」库尔曼诺夫郑重「吁请欧盟、欧洲理事会、欧安会和美国政府迫使哈萨克当局批准进行(死因)独立调查」[66]。库主席对总统家族的「劳资友爱论」冷嘲热讽,他包装上市的「工人领袖」保尔•舒姆金却跟着有钱人鹦鹉学舌:「资方把(私有化时代的)‘黄金机遇’利用得淋漓尽致,该转型了。老板应学会与工人保持平等。相关法律很完善,只需国家领导人施展政治意志」[67]。

“综上所述,「哈社抵」——及背后督导的CWI——身患机会主义痼疾,痊愈几率甚微。口头上,它「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拥护我国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复兴布尔什维主义」[68];实践中,它大搞无原则的上层勾结,开拓劳资协调领域的稳定地盘。它以「敬神上香」的态度供奉若干马列原则,吸引了不少左翼青年;急寻新立足点的「老左」诸公,亦看中了「托派」的干部储备与激进旗号。双方互递眼色,一拍即合。它积极介入维权(从反强拆、批判教育商品化到鼓动罢工)[69],既培训了一批粗有经验的工运活动者,也扩散着「实效第一」的精神毒素。

在观察2004年俄国国会选举和左翼动态的文章中,有一段更为有价值的评论,李星分析的是2003年俄国“左翼先锋队”(CWI背景)的一场重要的议会选举公开研讨会决议:

“1027决议提到工人党一词,下面是「选举:我们的方针」提供的工人党定义:「一.工人在阶级战斗中得出政治结论后,自己建立的党;二。工人党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工会的联合体,工人党优于工会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工会那样受到工作地点和职业的限制;三。通过工会和对主流政治生活的参与,工人党获得对无产阶级的巨大影响,使后者认为它是自己的党,所以工人党一定是群众性政党。工人阶级不需要其它类型的党(精英式、机关式和「非群众性」的)」。

“「左先」定义的最大特色,是把体现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纲领问题完全抛开,只谈组织实力:对主流政治生活的参与,对无产阶级的巨大影响,群众性政党等等;纲领问题遭极度淡化:「工人在阶级战斗中得出政治结论」(哪些工人?怎样的结论?驱赶外籍劳工是政治结论,建立工人政权也是政治结论),「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工会的联合体」(有反共工会也有同情社会革命的工会,到底是哪一类呢?)等等。这样一来,所谓工人党的政治面目就一片模糊了,它可能是革命工人党,也可能是改良主义工人党,要害在于对「左先」来说这根本不重要。按照「左先」的工人党理论,任何革命工人组织,即使有部分先进工人的支持,只要还没全面领导无产阶级,只要它还不是群众性组织,就不该存在(「工人阶级不需要其它类型的党」)!

“再进一步说,工农群众运动高潮之外的时间里,革命工人组织一般总处在剥削社会阶级现实的重压下,根本没机会按部就班地成长为群众性主导政党(即拥有数十万、上百万党员和千百万支持者的政党);按照「左先」的套路,找到的只能是改良妥协阶级合作的组织,然后告诉我们:「工人党已经有了!工人阶级不需要其它类型的党」。

“「左先」的立场与托洛茨基捍卫的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属于左翼社会民主派的范畴,也就是激进改良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那些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的当代斯大林分子,多数都经历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托派」阶段。这往往不等于真的转向列宁道统,而是说他们开始尝试着用阶级立场、阶级观念去分析事物,并被迫与苏共遗老遗少们分手,因为后者通常对阶级分析既不理解,更本能地感到烦躁、厌恶乃至暴怒。由于主客观原因,目前这些假(半?)托派基本停留在激进改良主义的水平上,并自发地靠拢比较正统的社民党话语;不幸的是,俄国的左翼社民派角色事实上由几个托派国际在俄支部扮演着。还要说明的是,在国际上这个现象目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社会党和共产党全面右转留下的改良主义空白,正被一批机会主义托派团体(当然也不仅是他们)努力填补着;对正宗马列话语的熟练掌握,使「左先」们的机会主义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工人群众和进步青年所察觉。在与毛派「老左」赤裸裸的修正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有责任把目光放远一点,避免坠入外表体面的改良主义政治陷阱中去。”

主流国际左翼在前苏东地区的“成功”经验(的确,成功壮大了本派力量),也是赤旗及相当一部分(现有的和潜在的)左青、众多左翼投机商们梦寐以求的“美好明天”,然而工人阶级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李星写于2007年10月的《沼泽行军:俄罗斯赤色工运报告》十分值得思考。《报告》写道:

“「福特」罢工期间,左营诸党(组)多有串联打气之举。后援操办的场面话还算到位(「每场罢工和工人集会,都应被利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57);可另一番独白恐怕更接近真实动机:「借此与远离共运的维权分子沟通,或能吸引他们(入伙)」58。频频碰壁后,死硬「老左」也好,自诩十月传人的众小组也好,已受够心中骄阳与刺骨寒霜的难熬反差。组织资源的你争我夺,似乎成了咬牙苦挨的唯一动力59。近五年,各小组纷纷「努力争取维权骨干的信任,向后者提供协助」60(CWI独联体支部代表加茨洛夫茨基)打开局面。换句话说,俄国激进圈踏上了与哈萨克同道相仿的工运之路61。在彼得堡,托派小组「马克思主义者」把工潮后援搞得热气腾腾(请愿通电、传单文章、会议辩论、碰头出点子)吸纳新血。回望来路,「声援专业户」大有开窍之感:「本团体正摸索冲出恶性循环的实践绝地,亦即政治孤立与加剧停滞的知识分子松散小组织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执委尤西弗夫)62。在工业大城贝尔米,托派骨干担起维权团体的机关琐事(文书往来、沟通传媒、策划街头行动),主要负责人渐成专职社工。仰仗国会靠山,重工业地带的一批毛派、斯大林派学生职员先后当上工会带薪主事。几年忙乎下来,有的同志如鱼得水(「持续积极状态中,本组织度过成立后的最佳半年」63),也有人质疑「忙里忙外目的何在?消耗时光辅佐工会,结果如何?」64。”

很显然,上述这幅图景正是“新工运”这种机会主义行动组织路线的现实生态。但是,“「新工运」远非革命工运,甚至相类元素亦暂未形成。只要共产主义者不惜(原则)代价想在维权界挣到「第一桶金」,他们早晚得向改良主义下跪。从这一角度讲,俄左上下片面迎合大气候,没能交出合格答卷。不少小知左青读书激辩数载后,急于靠拢任何似乎坚实的彼岸;工会(「维协」)的案牍操作吞噬了他们,「痴迷自身的‘江湖地位’,拒绝清晰的革命战术以利上层操纵」85(奥弗项尼科夫)。「红星太远浮华太近」的现状,使集团及个人本位至上观渐成激进圈思想主线。心照不宣各谋稻粮的局面,已见怪不怪:「工会领袖把左派分子当‘义工’,后者把工人斗争当‘造势’(捞资本)的机会与借口」86(「前进」执委德•久林)。

北方众邻居与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合法和半合法地组织起来,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激进左翼群体更早组织了起来并已有较多实践,这使得左翼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方式更早扎寨植根,确实也“培训了一批粗有经验的工运活动者”,但整个激进圈子却充满远离阶级意识的气味(实用主义、本位打算和对群众的阶级偏见的容忍漠视等等),俄国的“先锋群体处于十字街口:要么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帮助改良群众积累经验加快觉醒并强化自我组织;要么随波逐流,只求「厚植实力」打下一角江山。”对于把同样的经营模式复制推销到中国市场,坐镇伦敦巴黎的主流国际左翼与国内潜在的热血左青投机家(暂时仅由赤旗喊出先声)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毫无疑问他们将走上“只求厚植实力打下一角江山”力争本派市场份额的不归路。丝毫不应低估,今日俄国和哈萨克乌七八糟的左翼“繁荣”局面将可能成为明日中国的景象。

当代中国左青和共产主义者究竟何去何从?

七十多年前,托洛茨基向他的西班牙同志们发出过这样的行动号召:

“需要决裂。需要迅疾、决绝、无畏的决裂。需要与主流舆论决裂。……到群众中去,到最受压迫的底层去……”


试谈融入产业工人阶层的意义

必须立即指出,在这里讨论“产业工人阶层”决非为了专门的学究学理学术目的,之所以首先强调产业工人阶层,是由于这个阶层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其他所谓“无产阶级化的各类中产阶层”(广义的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能否走向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取决于产业工人阶层对群众运动的参与程度和政治领导水平。因为:第一,产业工人阶层在当代资本积累中处于中枢地位。资本积累只有在物质财富生产中进行。商业、金融业、旅游业、广告业以及所谓“精神文化生产 ”(出版印刷、动漫影视、新闻媒体、娱乐服务例如网吧酒吧KTV及虚拟娱乐文化等等)都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因而不能使资本增殖,而是辅助生产物质财富或转移或消费物质财富。而这一切行业的运作都离不开(而且明显是越来越依赖)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水、电、能源、通讯和物质材料的生产、加工、运输,可以说,当代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性比马克思时代还要大大加重。第二,生产工具是最终能够变革社会的因素和关键的斗争武器。只有产业工人阶层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革命的部分。在此以80年代韩国激进工运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参见具海根《韩国工人》)。

1987年夏天开始韩国爆发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它持续了几年,在最初阶段,白领职员(媒体从业者、教员、官方研究机构人员和印刷业雇员)的工会运动就显得特别活跃和特别有战斗性,这一运动也持续成为那次工运群运的重要部分之一,但是真正撼动整个社会基础、并牵引了韩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即政权和军警)的却首先是韩国产业工人阶层的抗争,而且他们——以韩国当时最大企业集团(最大汽车制造商和造船商)蔚山现代公司工人为首的上百家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工人群体。在1987年7—8月,1989年初至4月长达128天的数万工人产业罢工,1990年春的政治罢工、城市巷战和全国性的同情罢工,这些真金白银的阶级实践实际上成为贯穿韩国当时整个运动的一条中心线,而当这些工人攻势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先锋队而消退时,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也消退了。这些事实强有力显示了在当代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产业工人阶层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和巨大革命潜力的社会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爆发于现代集团内部的工会斗争基本上与左翼分子的努力无直接关系,左翼分子的前期努力主要是在电子轻纺工业企业。当然不是要简单地说轻工业工人不如重工业工人重要,先进分子网络如果在所有物质生产部门都有扎根当然最好,这里只是要说明,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根本上既不是靠左翼分子们“灌输”“推动”产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来自自己所接触的生产环境、工作条件和产业集体生活。

当前强调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是指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不是抱着“先进去干两年,以后再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心态,更不是以“我党调研员”身份“去做群众工作 ”,而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命运融为一体,直到被工人阶级认同为他们中的先进成员,而不是在他们之外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指导者”。对于这种融入,还有一个更为迫近的主要理由:惟有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才可能(即使不是一定能)克服当前共产主义者和左青的种种薄弱弊病,熟悉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现场,从而锻造出合格的阶级战士,只有在出现了一批与产业大众有机联系的阶级战士的基础上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问题。强调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就是要使左青和先进分子从实际行动和现实生活方面尽可能摆脱“左翼本位”的歧途,为恢复“阶级主义”价值观创造现实基础。

赤旗在公开信中提到的“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放弃家里的高薪工作而在生产线上工作了大半年,他的目标是我要学会象一个‘农民工’一样生活”,正是“融入产业工人阶层”的表现。而赤旗自己以仲裁官自居,至今却没有从自称的“小白领”变成工人。所谓革命手电筒只照别人,赤旗很及时地提供了一个活例。


关于时政分析与网络宣传鼓动

赤旗对“中国托派”(其实主要是指李星和一些左青)批评道:“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更关心也更应关注的是身边的事,他们与他们阶级兄弟姐妹每天所经历和遭遇的,他们还会遭遇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观点不同当然可以也应该争论,但反对时评的做法很难同意”。

这段指向天益马坛和新青网友的文字是在捏造罪名,因为在这些地方从未有人公开鼓吹过“反对时评”。相反,从5月份起,就有一篇全面评价“左青写作”的文字和相关主题讨论发在天益马坛上(见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76427,也可见乌有之乡网站上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200808/48927.html)。

赤旗还写道:“某些同志喜欢说我们要如何脚踏实地,要深入工农群众,而不是在网上进行布尔乔亚式的高谈阔论,其实在互联网受众的阶层判断上,某同志就犯了主观错误,中国长期上网的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归入学生和现代概念的工人阶级中”。

首先,“深入群众”首先不是为了去宣传鼓动、“发动群众”或为将来的左翼政客生涯“积累资历”,而是首先要成为无产者的一分子,因为只有先融入无产群众之中,获得阶级认同,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实际的阶级教育工作。这里,赤旗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的任务,与网络宣传鼓动的任务。这两者是不同的。不管是否已融入产业无产阶层,左青都有必要学习网络宣传鼓动的工作,但它不能代替“融入”的任务。反过来说,“融入”任务也不能代替网络宣传鼓动,关于后者,在那篇谈论左青写作的文章已有很好的论述了。


小结:共产主义者如何对待“赤旗们”和左青?

总有人唉声叹气抱怨“大家都是致力于工人阶级事业的社会主义左派分子,何必总是要吹毛求疵、斗来斗去,本来人就少了,还搞得四分五裂,让仇者快、亲者痛?!”这种论调貌似“反对宗派主义”,实则恰恰是无视阶级根本利益的宗派主义(其本义就是指以政治派系为本位的无原则活动)。本文与赤旗及其相关联的国际趋势存在方向性的根本分歧,而不是具体个别问题或理论上的枝节末梢的吹毛求疵。事实上,抱定投机路线的赤旗们并不会因为一些文字的批判就离开左圈,即使那个具体特定的“赤旗”由于某种原因转到其他方向上了,但赤旗的主张的确表现出了一种有国内外根源的机会主义倾向,遇到合适土壤就会活跃起来。如果说现在有什么条件限制了这种机会主义倾向,那就是今日中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少政治自由且尚未出现群众运动的状况。

还有人想得更多一些,他们说,既然赤旗及其所关联的那条实用路线是歧途,那保持警惕和自主的批判就是了,但大可利用主流国际左翼的组织、政治和物质资源来发展我们自己的道路嘛!问题恰恰在于你一开始就搭上了贼船(而且是经验丰富深厚的国际大型贼船)如何“发展自己的道路”呢?在一个在机会主义方向的大框架里,每一个具体任务都指向那个机会主义的方向,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动力情况下,你又如何找准(无产阶级)“自己的道路”呢?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例如:你协助某国际左翼翻译资料,但对方给你的可能是那些展现了它们“政治实绩”的报道,或精心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包含了精细机会主义结论的时政分析(与政治及理论的机会主义紧密关联),即使你“自己保持警惕”,但你客观上仍是协助了机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外,这些玩意以及“时政消息 + 左翼套话”的新闻报道与“阶级斗争文化资料整理”根本无关,而这些垃圾又往往占了国际左翼网站的绝大多数。又例如,你以某国际左翼组织的任务、目标、资源来介入现实工人斗争活动,在多数甚至全部技术问题上当然可以由“我们中国左派”“自主自由”展开,但由于“取得尽可能多的群众影响、组织规模和政治地盘” 这个大方向已全面浸透在某国际左翼的任务、目标和原则的整个框架里,客观上你已受到了这个框架的限制。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有可为,严格来说还没有露出端倪,但却充满希望,在起点就把自己定位于“借贼船上路”的那种想法,等于一开始起跑就宣布投降了。

两种路向之间是否决无任何合作可能?非也。在真正融入产业工人、获得工人认同成为阶级成员的过程中,先进分子也必定会或多或少卷入本单位或邻近企业的劳资冲突和工人斗争。具体斗争中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建立原则、促进阶级觉悟和自我组织也可能进行一些斗争的技术工作——则有可能与前来发展地盘的左派投机分子共事合作(从诉讼请愿到组织协调)。对此,不必惶恐或愤慨,更不应反倒说些“大家毕竟还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嘛”之类含糊其辞拉关系套近乎的空洞屁话;只需要在技术上抱着充分利用的态度,同时千方百计地打破群众对外在力量(不论是官府衙门协调机构还是任何左翼组织或个别人物)的幻想、强调和引导群众相信本阶级的集体力量和阶级自我组织;在具体工作竭力注意把特殊派别利益与独立自主的阶级利益区分开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技术合作不是也决不应是主观促成的结果,而是在具体实践现场可能会碰到的。只有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才应该谈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统一战线”(这个词几乎被用滥用臭了)而不是追求“泛左翼联合”,现实工人抗争中可能有毛派工会骨干、社民派青年和共产主义托派工人共事的情况,为了某段时期的共同斗争,这些人应该与斗争中的工人联合起来,但这决不是着眼于“泛左翼联合”,而且共产主义者应该警惕和揭露反对各改良派别在具体阶级实践中表露出的机会主义偏向。在资料整理和思想理论方面是否有合作可能?答曰:基本可不必指望国际左翼(它们早就抱定了全力以赴投机做大的决心)在这些方面干多少正面工作,尽管他们偶尔也能整出一些较好的分析。但是应该面向所有左青(包括可能对某些国际左翼抱有幻想的分子)在阐明资料整理重要意义、功能基础上发出资料整理的号召,这既可真正帮助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又可帮助左青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发展,同时也是检验左青对于共运是否真诚、投入和毅力决心的重要度量衡之一。(

关于资料整理意义,可参见这个帖子:
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html/tree_27336715.html


最后要说的是,共产主义者切不可对目前已有的少量左青估计过高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多少总有一批左青出于谋求“政治实绩”的心理要跟着机会主义瞎折腾几年甚或真心走上小宗派头头和党棍之路,对此不必抱憾,大浪淘沙,该走的人一定会走的,只要毫不动摇坚守住确切的大方向并持续工作奋进,自然会有左青理解接受并积极坚持这条正道。放眼中国阶级斗争大战场,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自觉摸索追求独立自主的阶级意识和自我组织、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只有当一批较热忱分子投入沸腾的产业生活并深深融入、参与锻造新的阶级集体时,当工人阶级群众在斗争实践中找到自己根本出路时,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才能说向前迈了一大步,而每个以阶级解放为己任的左翼青年才能在这一事业中找到自己的光荣位置。

小托钉子
2008-8-22
8-29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