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揭发中共核心篡改毛著内幕的意义
 

胡绩伟揭发中共核心篡改毛著内幕的意义 

                     —— 兼探讨19561957年双百运动的实质

 

 

红草
20068月8

 

 

    胡绩伟,1950年代就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19771983年任党喉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和社长,19841989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因反对六4大屠杀而被免除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十几年来一直受压制。他在1991年写成回忆录《借尸还魂》(后又名《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94年修改了一次,96年再版。此书的写作意味着第一位中共正部级高干披露后毛时代高层斗争情况,不能不正视此书的影响力。

    胡在他的回忆录中揭发了中共核心(包括毛本人)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内幕,也就是网友老田不久前(2006713日)加按语后上网的段落(胡著第三章前几段),我顺利地搜索到、并大略浏览了胡著全文的电子版(此书在中国大陆禁止出版)。

    这里刊登的这几段的主要内容是胡绩伟对胡乔木篡改毛著的指控,重点详述了1957年对毛泽东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种种篡改(大量引用他所保留的原稿),痛陈双百运动的流产,叫嚷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要负“重大的责任”。这里有必要指出,胡乔木(19121992)曾担任毛泽东秘书达二十年之久(1941.2.1961.夏天.),长期得到毛的恩宠、器重,文革1967年夏之后他被迫进入“冷藏状态”,1974年秋天复出,1975年领导《毛选》整理工作。1976年初积极参与了批邓运动——在胡绩伟回忆录中就指出“乔木同志”的批邓十四条,“取笑胡乔木,说他缺乏政治远见,在揭发邓小平的时候竟然看不到文革受到当权派的反对,在毛泽东死后必将被全盘否定的历史必然”(老田)。可是“乔木同志”的“政治前科”没有妨碍他在基调相反的后毛时代继续官运亨通:1977年他受到邓小平的重用,一直是党史、毛著的主笔,1980年代进入新的中央核心(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正处》被公认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之前甚至有很长一段时期被官方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大作。可是,除了高官和精英们,当时国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呢——“从227日讲话到619日正式发表,时隔不到四个月,基本调子就变了……很多老同志亲自听过毛主席19572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以后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前后对比都认为面目大非”(胡绩伟)。

    革马网转载胡绩伟揭发篡改毛著内幕的材料——乃至本网推出《毛泽东思想以及未经篡改的毛泽东著作》(http://red1917star.googlepages.com/mao)这一专辑不是为了对篡改毛著者发发牢骚、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还毛泽东思想以真实面貌,以促使人们重新认真严肃地思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正如中共长期以来的左翼反对派、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凡西先生在19648月(当毛泽东思想空前出名时)就详文分析指出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毛泽东思想,一种是经过精心篡改的毛泽东思想,其实质是以文过饰非来炮制一个一贯正确甚至被认为超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造成毛的神话地位,从而在思想上维护毛的党内独裁统治;另一种是真实的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毛泽东的实际表现(包括他的斗争行动与实际战略策略),一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战略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他将中国革命引向农村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其根本原因却不在于毛战略上的高瞻远瞩或仅凭中国农民起义造反的历史传统,而是在“客观方面,那时中国特别尖锐与血腥的阶级斗争,自然是最大的推动力”,主观方面则在于他的知识结构(恰恰对马克思主义不精通、熟悉中国史而不了解西方革命史尤其是极其重要的俄国革命史)、出身(在农村)、性格和思想(儒家思想与侠义精神)(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七章);另一方面,真实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四章),所谓中共党内斗争(最主要地:先是“毛派”与王明派、后是“毛派”与“疑似亲苏派”)其实是国际共运阵营内部(克里姆林宫与各国共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的中国版本。至此,本文已经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孵化、出炉的最要紧的客观性(尤其是作为社会客观因素的阶级斗争自身的逻辑,与“伟大领袖”的“指导”、“推动”乃至按部就班的机械运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正是精心整容包装给得势者蒙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不清那些后来居上者在当时也不过是被当时具体的国内外阶级力量对比推着走的。然而,革马网刊登这些材料不简单地仅仅是为了揭开历史的面纱,而正正最重要的是应该使中国的新生代共产主义者认识到,“毛泽东自己可以讲一套,做一套,以大阴谋家的资格去暂时愚弄斗争中的各个阶级,暂时为劳动人民取得局部胜利,可是长远而言,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不可能依靠英雄伟人的阴谋诡计。无产阶级的解放须要无产阶级公开、严肃对待自己的纲领和一切正反经验,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耍阴谋权术,文过饰非,纵横捭合,即使凑效一时,早晚也只能葬送革命”(刘宇凡:《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2003511日)。

    胡绩伟对中共核心篡改《正处》的揭发,应该说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的,不仅因为胡曾经是中共核心人物,还因为更早就有人指出这一事件,例如1986年在纽约出版的《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作者、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就指出《正处》被大大篡改了,他甚至指出“从录音中摘抄的内容当时正在波兰流传”(参见本网上传的关于此书提及这一问题的摘抄记录)。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对《正处》的篡改不是如“左”派理论家们狡辩的“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更不是胡绩伟之流所故意强调的首先要主笔的“乔木同志”负“重大的责任”,这些事实所证明的是对《正处》的篡改是毛泽东与“当权派”的合谋、而且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整个中共核心对毛泽东本人全部言论文献(还不单单是毛选!)的全面系统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精心篡改!

    胡绩伟对他的“乔木同志”的揭发起初是为了攻击中共党内所谓“左”倾理论家(参见胡回忆录1991、1994年版序言),其实光从原标题(《借尸还魂》)来看就足以明白(攻击一些中共高干借四人帮之尸还“左”派之魂),更有意思的是,他想充当按“民主方式”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参谋,他充分肯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政治改革总是短足”,并且坦言“有些忧心忡忡,总想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参见胡著1996年版序言)。至于胡老写书的个人心理根源以及他迂腐的两面派丑态(例如经常在“敬重”“同志”的同时歇斯底里地攻讦对方),这类荒诞的怪话只能从中共破产高官的政治阅历与现实利益得到解答。中国崇毛派的知名网络学者老田对此就解答得不错:“胡绩伟先生说自己也曾经当过驯服工具,采取过低成本生存策略,甚至在写书中间还假装天真说是自己从前是智力不够,未能识别错误,此种‘假撇清’由于见得太多,不得不让人产生免疫力,从而产生怀疑。胡绩伟先生只是下台之后,这时他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聪明起来了,一下子认清了以前几十年都没有认清的问题,然后写一本书来告诫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但我认为很有必要进一步指出:胡绩伟不仅仅是个古董式的破产官爷,而且还凭他辛苦地贩卖阅历、从而取得了中华自由派资产阶级老跟班的地位。

话说到老田,——面对破产高干的右翼的陈词滥调,站在其对立面的崇毛派当然应该有所回应,但是崇毛派学者老田对胡绩伟提供的大量材料却是采取置若茫闻的态度,他高调提出一个似乎对立的“根本分歧论”:“毛泽东要求当权派走群众路线,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权派……积极地扼杀一切批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分歧和区别所在”。老田紧接着振振有辞地说:“说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讲话篡改为‘反右为主’,说到底是为了颠覆《正处》讲话的真正政策后果,继续为当权派打击批评意见、降低政治风险和管理成本服务的,把一切批评意见称为‘右’实际上就是取消批评意见的发言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分歧是如此明显和直接,胡绩伟先生竟然看不到,枉他在党内高层来去那么多年”。显然,老田没有理解作者原意。胡绩伟大量举例的目的恰恰在于揭露《正处》在短短四个月里经过了篡改,而且明确指出这个篡改是经过毛本人同意的,胡绩伟当然明白“把一切批评意见称为‘右’实际上就是取消批评意见的发言权”,而且“取消批评意见的发言权”恰恰就是他要抨击的,因为这正是他所指控的篡改毛著罪行带来的直接后果;对于胡绩伟提出的中共高层包括毛在内的合谋篡改这个重大事实,老田却视而不见,这是没有说服力,只能让以非毛来反共的资产阶级右派更拍手叫好。而老毛究竟是反右还是反左,这种形式说法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论战双方互相)扣帽子罢了,拿这种说法敷衍了事、却无助于帮助人民大众认清问题实质。老田的论证等于没有论证,结果他不过是放了一枚“空对空”导弹。老田在按语中还抨击了胡如何造谣、胡的认识盲点和写作技术不足等等,但对于他所加按语的材料本身他却恰恰没有进行有力地剖析。不过老田的那个“根本分歧论”,即认为双百时毛与“当权派”有根本分歧的观点,虽然他没有论证,但此论在那些高明的崇毛派里颇被认同。然而“根本分歧论”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它显然是唯心的,把一切“根本分歧”归结于纯粹的思想言论方面,而完全不考虑历史事实如何。今天的崇毛派当然可以大量援引后来公开披露的毛在当时的许多谈话文章论证那个“根本分歧论”、而不担心自己的现实利益受到威胁,可是必须考虑到在当时毛的一切言谈文章都是经过严格地(而不是轻率地)大规模篡改的,未经审查的毛语毛文是不能发表的,否则是要被专政的,仅此历史事实就足以证伪崇毛派的“根本分歧论”。其次,毛泽东确实有过大胆推动双百运动的言论,而且据胡绩伟所说的,那样的言论非常多、也确实开放得让人吃惊,决不能否认有这样的言论事实,但马克思主义者更有责任来澄清毛泽东为什么会讲那些话。

毛泽东当初鼓励双百首先不是因为他独具眼光、甚至说他试图开辟一条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而首先是因为当时——在土地革命之后、工业化大规模展开之际——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被工业化本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1949年后的一系列思想钳制运动(所谓“思想改造”等运动)不但没有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获得胜利(用毛泽东1957的话来说:“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而且已经让知识界消沉了,因此经济技术需要与知识界的缺席产生了重大矛盾,不单是毛泽东而是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希望尽快把知识界调动起来。中共的思想扼杀——只要说1955年夏天发生的文艺家胡风被关进大牢(两千多人被牵连)一事——就足够让知识界集体失语了,但正是在同年秋天之后,中共陆续拟订了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这两个重大文件,不调动知识界广开言路、积极参与,是难以推行这些计划的。1955年秋天,中共要两会中的党外人士提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195512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要竭力使知识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19561月,周恩来在中央特别会议上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正式提出双百方针;195652日,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双百运动;1956年中共八大更是高调谈双百方针。可是(已经一年多了)这些鼓动效果却都不太理想,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与官僚层对知识界相对消极——这个客观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如果要说毛泽东1957227日讲话为何如此开明,那么这也恰恰并非证明毛泽东与那些“当权派”官僚有“根本分歧”的大好材料,根本分歧只产生于1957年由春入夏的群众民主运动迅速勃兴对官僚特权尤其是对高官特权的威胁上升的落差之中(特别是考虑到在政治受压制的工人阶级国家中工人阶级本身的以及农民本身的政治分化必定会在领导层中曲折地反映出来,再加上官僚内部的特权分布不仅有上下等级之差,还有彼此具体之别,乃至一个官僚与另一个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他们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甚至相差甚远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不产生于毛泽东与官僚集团的差别之中——这从群众民主运动发展开始威胁到最上层的官僚时(应该是在19576月中旬以后)、毛与“当权派”结成捍卫官僚统治的统一战线就看出来了,其表现正是胡绩伟所揭露的中共高层对毛著的团结一致的大篡改。(我注意到胡绩伟痛惜地说“假如不是如此选择与删改,那将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点恰恰与崇毛派的“根本分歧论”气神相通,因为胡对毛泽东二月讲话同样抱有幻想,以为没有那些篡改行为那么结局就不同了,这一个历史假设首先是个虚构——如我所分析的:二月讲话和六月篡改同样符合官僚层利益,只是官僚内部利益分布不同以及此时彼时的形势不同罢了(民主运动从无到有且迅速勃兴)。至于官僚层若不及时篡改,那么(尤其是在1957年夏天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苏醒的群众民主运动将怎样改变官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活的力量对比、或者说欲知后事如何,今天的人是根本无法设想的,因而我认为要做这种历史假设简直是愚蠢迂腐得无可救药,换1991年的胡绩伟之流或者其他任何人到1957年人民日报社里工作,除非辞职、投奔群众民主运动,否则也不过是老老实实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社会物质性而不是某种“坏思想”——这才是实质)

说到这里,顺带指出我对所谓双百运动原来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的看法。其一,这个“阳谋说”是中共官僚层集体炮制的,当时不仅人民日报和刘少奇这些“当权派”有此说(参见莫·梅斯纳:《Mao’China and after》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2月第一版P220P221),而且恰恰是毛泽东自己带头发表大量关于此说的言论,我以为其中最经典的一段是:“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指上海文汇报——红草注)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参见1957年7月1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选》第五卷,19774月第1版,第434页下方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请注意!紧接着“阳谋说”,毛泽东煞有介事地论证道:“……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必须质问:这个所谓“阳谋”事先真的告诉“敌人”了吗?中共真的是事先有预谋的吗?胡绩伟提供的材料恰恰雄辩地粉碎了毛泽东及其神话捍卫者们的“高明论调”。其二,正如我上一大段所言,毛论调的嬗变只是由于官僚层内部利益的不均衡性质以及民主运动迅速发展造成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谓“阳谋说”不过是一个蹩脚的马后炮罢了,“这个事后解释很好地维护了一个一贯正确、团结一致、始终执行正确路线的列宁主义政党(应该说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红草)的自我形象”(梅斯纳著作,同上,P221)。工人国家官僚集团(而首先是毛泽东本人)自以为事后诸葛亮的蹩足高论,在当时的唯一作用就是为阻碍人民大众参与政治、捍卫官僚特权做狡辩,在今天却成为复辟后的右派蠢驴们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

    回到老田的按语,我发现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毛泽东自己讲,这个讲话党外很积极,党内很消极,对这个讲话和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更是一言不发,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物质基础’”。这显然是想说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把所谓“当权派”的气焰压下去,可是他没把话说完,而是狡猾地停住了,仿佛使之有某种神秘的暗示性质。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直接脱胎于农村武装斗争并受到官僚化的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中共政权一开始就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政权,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可以说“中共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阶级政权”,这个政权以工人阶级的物质生产方式(国有制及计划经济)为根基、具有(真正马克思意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但是执政者却是一个拥有特权的职业干部集团,这个集团的物质性(终身任职、特权、特供等)决定了它的绝对排它性质,所以又必然是专制的且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老田所透露的毛泽东尴尬的局面(“缺乏物质基础”)恰恰说明了毛泽东不能外在于这个特权干部集团,恰恰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被限定于特权统治的物质基础范围内,姑且不论毛泽东到底怎么想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不能不与所谓的“当权派”合谋,毛泽东不能不站在所谓“当权派”的立场上,可是相当多的崇毛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狭隘宗派性观点(为了神化毛泽东),都不愿做出、也不敢正视那样的推论,因而他们无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谨态度向人民大众指出毛泽东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

   要想证明毛泽东(至少在双百运动时期)能够真正独立于官僚集团(所谓“当权派”)之外,那是徒劳的,只消借用老田自己所引的——“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物质基础’”。其实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句话就够用了,马克思曾明确地说过,在法律眼里只有行为、没有思想,现实政治亦是如此,人们只根据行为的属性(表现、特点、性质、效果等)来评判政治的利益性(包括阶级性),那些“当权派”长期以来不彻底颠覆、反而大多容忍乃至支持毛泽东,这就是对毛泽东究竟代表什么人这一问题的回答。

到头来,我发现,在根本立场上老田竟然与胡绩伟是一致的——他们都只把篡改毛著问题归结于某些人,而不愿承认篡改毛著者乃是整个中共领导层,不愿也无法指出中共官僚层的性质与命运,也就无法指出反对官僚特权乃至一切特权(包括资本霸权)、实现人民民主的真正路径。胡绩伟吞吞吐吐地抨击“乔木同志”的“那套翻云覆雨的本领”、说他师事“毛泽东同志”,集中火力批判那些“左”倾理论家,尤其攻讦“毛泽东同志”,仿佛除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毛派”思想作风就可以使国家民主化了,而他丝毫不看现在经济大权到底是落在了有产阶级的手上,不改变少数人垄断产权的专制、却在政治改革方面夸夸其谈,不过是起到为有产阶级内部另一些没有实权的人群火中取栗的作用。老田呢,他毫不示弱地抨击当时人民日报的“极度消极”和后来低劣的非毛化宣传,说双百运动时的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恐怕更主要是当权派的喉舌)”,一语道破他所攻击的乃只是官僚集团中的“当权派”。两位先生,其中一个滔滔不绝地援引历史材料,并加以道德良知的矫情造作,恬不知耻地口诛笔伐那个他自己本人就参与了篡改合谋的丑剧,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共舆论张目;另一个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以人民的名义鞭挞历史上的那些“当权派”,并且似乎只是为毛泽东正名、重建关于毛泽东的神话,将之供奉为劳动人民的代表,却似乎在响应现实中的资产阶级官僚层的部分势力。殊不知今天的官僚,无论是操着主流腔调大念改革经文、还是喜欢套用文革八股来发牢骚的,都只是资产阶级表现为政治的一部分(只不过具体利益侧重点不同),而当年那个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础、具有社会主义历史前景的工人阶级官僚,却早已被“一国社会主义”的深刻矛盾以及工人官僚自身内在矛盾异化、蒸发掉了。而今天的资产阶级看守们,是决不可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采取果敢行动进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了,相反他们自身的现实利益会妨害革命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与实践的复兴涅磐。

最后,我再强调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网转载胡绩伟揭发中共核心篡改毛著内幕的这段材料,乃至本网采编《毛泽东思想以及未经篡改的毛泽东著作》这一专辑,是为了还毛泽东思想以真实面貌,以促使人们重新认真严肃地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对此,前文已有一些基本阐述了,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思考可以归纳如下:毛泽东虽然不拘泥于教条、善于策略并最终成功夺取政权,接着又实现从政治革命(即夺权)向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的大转变,为劳动人民争得利益,但是这些行动实际上是缺乏有远见的战略和科学的路线、科学理论指导的——大量历史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为了特殊政治目的、很早就进行对毛泽东自己的全部言谈文章地全面系统地大规模篡改,事实证明中国革命胜利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真是相隔十万八千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发人深省。王凡西先生曾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的迦太基人(一个擅长军事的民族)打仗,有一批打了胜仗的将军被总司令官处死了,原因是这些将军是在无战略计策指导下偶然取胜的。当然,我还远不认为、也并没有宣判毛泽东思想死刑,毛泽东思想有其光辉伟大之处,但它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毕竟少得可怜,其科学性更是值得质问。可是,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逆流汹涌以及资本主义业已复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自身解放,尤其是在现今已经没有工人阶级国家提供强有力支持的艰难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但必须要推翻资本产权制度,而且要建立起一个起码真正使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工农政府,靠(经过了大规模篡改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必定是大有问题的,单靠“扎扎实实的实际群众工作”也是不行的,而必须首先要有关于社会科学和革命科学的尽可能符合正确的理论。那是什么理论呢?本文中所贯彻的思想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回到劳动大众的立场上(而不是为官僚的某一翼或多阶级合作路线辩护),正视全部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传统上,“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即‘从现时发生着的相互冲突的素材中做『理论上』一般化的工作’)”(列昂·托洛茨基1932129日接待丹麦学生代表时的谈话),并用以指导和进行21世纪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