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民间谚语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说,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要赢得主导权跟时间有什么关系。胡绩伟先生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总编辑,他熬是熬了几十年,但是没有最终取得随心所欲的主导权,因此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慨。在胡绩伟看来,他没有能够上升到婆婆地位的全部障碍,就是胡乔木,反过来,有助于他得到婆婆地位的则是胡耀邦,为此,他写了一本书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感恩心里。这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跨度上刚刚好与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很一致,而且他们也恰好是参与争论的两个不同方面,建议对照阅读两个人的回忆录,会很有收获。

在老田选择贴出的这一段里,胡绩伟指责胡乔木篡改毛著,说胡乔木竟然把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从反左为主篡改为反右为主。胡绩伟在文章中间取笑胡乔木,说他缺乏政治远见,在揭发邓小平的时候竟然看不到文革受到当权派的反对,在毛泽东死后必将被全盘否定的历史必然,因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没有能够扛住。在篡改毛著的问题上面,也恰好反过来说明了胡绩伟本人的政治眼光也不高明,看不清楚邓小平宣称坚持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管理成本视角出发,《正处》讲话是要求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问题和矛盾解决方案,转换为一种对当权派而言明显属于高成本的方式,要他们多采用说服教育和引导方式,禁止动用镇压等简便方法,这无疑是否定了当权派追求降低管理成本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自己讲,这个讲话党外很积极,党内很消极,对这个讲话和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更是一言不发,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物质基础。说到底,这个讲话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此后当权派的工作量就得大大增加,这显然不符合当权派的整体利益,他们的消极是必然的,作为党的喉舌(恐怕更主要是当权派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曾经极度消极,这一点胡绩伟先生如果不是香港人所说的空心大佬不会思考问题的话,应该是想得清楚的。

当权派与毛泽东分歧的第一个阶段,就在于管理成本高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当权派走群众路线,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反对他们把人民作为敌人来看待,动不动就采取压服和镇压的简单粗暴方式,这是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不利于所有当权派的,因此受到他们的长期反对。反过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则代表当权派的意愿,一贯主张降低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强化当权派的控制权,降低当权派的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分歧由来已久,当权派追求低成本、低风险的行为,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归纳为党风、学风和文风问题要加以整顿;建国后毛泽东动不动就发起整风和群众运动以对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动开门整风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在文革期间,当权派的顽固意愿被毛泽东认定是体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改称为修正主义,与此相关,毛泽东还把这些人称为党内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

当权派的整体阶级利益,在能够直接瓜分占有国有企业之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表现为降低管理成本,降低政治风险,与此相关就是积极地扼杀一切批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分歧和区别所在。说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讲话篡改为反右为主,说到底是为了颠覆《正处》讲话的真正政策后果,继续为当权派打击批评意见、降低政治风险和管理成本服务的,把一切批评意见称为实际上就是取消批评意见的发言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分歧是如此明显和直接,胡绩伟先生竟然看不到,枉他在党内高层来去那么多年,这也许还不能说胡绩伟先生短视,而应该说他太过于幸运,也让人很怀疑他究竟是怎么混上那个位置去的。

当然在造谣方面,胡绩伟还是有一手的,这个很得胡耀邦的欣赏。毛泽东曾经说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胡耀邦为了搞非毛化,要求宣传成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胡绩伟积极执行了这个宣传要点,宣传效果也非常好,以至于今天多数人竟然认识不到修梯田是保水保土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宣传认定修梯田必然制造水土流失;在否定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胡绩伟等人还宣传过平原修梯田的案例,以此证明学大寨都是胡搞,因为这个宣传案例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几十年过去之后,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平原修过梯田。特别是胡耀那个著名的批错一人、误增三亿的充满了法西斯情绪性说法,早已遭到专家的严厉驳斥,说按照胡耀邦的说法中国今天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年龄段的人口要因此减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将十分严重,在全球竞争中间将无法立足,但是胡绩伟等人从来没有关心过新闻真实和科学,他进行政治性呃投机宣传尤为卖力,以至于最终教会了许多国人的一个新算法:如果中国少了三亿人,我可以多拿多少钱;许多人就是在胡绩伟的宣传中间,感到自己原本可以日子过得更好,是毛泽东的错误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按照非毛化宣传的要求去齐心协力地痛恨毛泽东。

胡绩伟先生说自己也曾经当过驯服工具,采取过低成本生存策略,甚至在写书中间还假装天真说是自己从前是智力不够,未能识别错误,此种假撇清由于见得太多,不得不让人产生免疫力,从而产生怀疑。胡绩伟先生只是下台之后,这时他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聪明起来了,一下子认清了以前几十年都没有认清的问题,然后写一本书来告诫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他这么撇清自己,倒是直率承认了自己是不够格去主导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尸位素餐了很多年。

当然,高明也不是那么好装的,除非他自己真的很高明。在体现当权派利益并为其服务的问题上,胡乔木确实比他更有资格代表当权派,而胡绩伟本人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却存在着严重的认识盲点,这显然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当权派的整体利益,被撤职和下台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仅仅在于,胡绩伟的下台看来太晚了一点,胡乔木作为毛邓的助手分管宣传工作,长期未能识破胡绩伟的不合格,让他白领了很多年的高工资,还不恰当地提拔重用了他,因为此人无论是对当权派利益还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都是很差的。

胡绩伟对于党内分歧如此隔膜,还让他在那个位置上混了这么多年,真是很稀奇耶!那么他在技术上是不是很行呢?曾经有人特意比较了两个不同时期的大批判文章,一个是胡绩伟主持人民日报时期的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另外一个是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虽然比较者本人坚决反毛,但是比较之后也只得唉声叹气承认:批四人帮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太差了,在资料运用、文法文风方面都象是小学生的东西,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那个时候的文章很多文章至少有高中生水平,少数有教授水平。胡绩伟先生作为把关人,在政治上和写作技术上的严重不足,腆颜作了那么多年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实在是表现得过于恋栈

○○六年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