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載道


     Γνω̃θι σεαυτόν!

 首页    時事天下    随见随想     心緒繚繞    影视音乐    1/24瞬间    IT生活    游戏天涯     霹靂苦境     奇幻国度

再论交易费用 

一、交易费用定义

交易费用是什么?很简单,“交易”的“费用”。但究竟是什么?不知道。

对交易费用的定义有许多,但大多数概念应当说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即适应于某类或某个经济学家的制度分析。交易费用,最早由科斯提出来的,确实是一种“交易”的费用,不直接创造物质价值的成本耗费。事实上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这个名词是个很方便——同时也就很麻烦——的术语,因此后来就容易被扩展开去,如威廉姆森所定义的交易费用,实际上主要是信息成本。著名的“冰块博弈”中交易费用,主要是时间成本显现。那么,是否,交易费用=信息成本+时间成本?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假想一种情况就行。一个生产者,不愿与人打交道,比如说他有自闭症。他生产出价值为100的产品,如果自己去卖,收入100(不计其它费用)。但他自己不愿见人,和陌生人做生意对他来说是种很大的成本(如果量化的话,比如说50)。他对自己熟悉的人说:“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卖了,我给你10。”那人同意。最后结果,生产者得90。那10就是交易成本。那么,这是何种交易成本呢?和信息不完全没关系,和时间也没关系(因为生产者不是想获得闲暇而委托他人交易)。最终,我们是否又得回到那种交易成本的模糊含义中去?

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的解释是最伤脑筋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并且还有补充,交易并不是交易费用存在的要素,无交易也会产生交易费用。相反,制度才是交易费用出现的关键要素,当产生了制度,即便无交易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交易费用。举的例子,便是计划经济下喊口号的耗费。也就是说,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是制度成本。但是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个问题:交易费用等于制度成本吗?

假设一个非鲁滨逊·克鲁索的世界,存在两个人AB,合作生产,而且他们也必须合作生产才能维持生存。生产成果一律平分。自然,二人的合作必须相互间要进行交流,比如每天工作之前开个会,定下二人今天分别工作。这就和前面说的喊口号很相似。开会是不是交易成本?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引入一个类比:蚂蚁社会。蚂蚁社会有合作、有分工,自然也有这种类似的损耗,那么蚂蚁社会有没有交易费用?扩展:会合作的动物有没有交易费用?人类之初就是类似于会合作的动物,有没有交易费用?

说动物也有交易费用,绝对是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前一例子中的开会不是交易费用。事实上我们的证明看似很牵强,这完全是由于张五常举出了绝顶聪明的解释(或者说不是解释,是糊弄)。他知道牛奶倒进了咖啡里,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是绝对分不开了的。人类制度就是一杯牛奶咖啡。前面的例子,二人合作的世界,既然合作,二人之间必然约定规则,并遵循规则行动,也就是说,出现制度。但这只是一种模型的简化。之中我们忽略了人的特性,人有理性,他会考虑付出成本、换取利益,人遵循规则是种“交易”。因此我们不会认为动物世界那种遵循本能的合作也是制度。换句话说,现实中的人类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交易出来的制度”。因此,真实的情况是,有了制度,也就有交易,有了制度成本,也就有了交易成本。二者混在一块,难以区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假设,区分二者。即交易费用是制度成本,但制度成本不是交易费用。

因此,对于交易费用的概念,综上所述,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三种情况。一、交易费用是信息成本、时间成本以及不与物质生产直接相关的制度成本:这是实用主义的教科书定义,不能说无用,但容易引起混乱。二、仍旧回到科斯最早使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当作一个概念模糊的约定俗成的词语使用:这样只是暂时回避问题,而且不会被他人接受。三、废除交易费用,而用其它定义明确的成本术语替代:很难肯定我们能穷尽交易费用的所有外延。

因此,交易费用是个米诺陶洛斯的迷宫。

 

二、两种交易费用

两种交易费用,是张五常(1998)和韦森(2002)两篇针锋相对然而相当有趣的文章中引申出来的(方钦,2004)。原先我称作“狭义”交易费用、“广义”交易费用。但看来这样的称呼仍旧有问题,暂且换为个人交易费用和社会交易费用。

一个简单模型:

 

一个社会。100个生产商,他们生产物品,并拿到外地(这个社会之外)去卖,换取收入,一年一次。100个为生产商服务的人,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为生产卖产品服务。假设生产商生产产品不计成本的(天上掉下来的),他把货物卖掉可以收入100。但是在他出去卖货物的路上会被强盗抢去10。他回来后还要付给提供服务的人40,最终净收益50。对于生产商来说交易成本50,包括强盗抢走的,因为这也是交易的费用(相当于买路费)。但是强盗是不属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合法社会,不允许强盗进入。于是宏观统计GDP:50×100+40×100=9000,其中4000为宏观统计的交易费用。

有一些强盗想进入这个社会,于是和生产商说:“我给你做保镖,保证你不被打劫,但是你要付我5。”对于生厂商来说,他现在只要付40+5=45,净收益55,生产商一定会接受。于是保镖制度建立(每个生产商配一个保镖),这就是制度创新。保镖是被这个社会接受的。于是宏观统计:55100+40100+5100=10000,其中交易费用为4500

 

这就是两种交易费用。作为个人交易费用,从50减到45,社会GDP就上升1000(社会大富);作为社会交易费用,则越富有社会交易费用越高。

事实上,强盗抢走的10,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一种deadweight loss,净损失。如果说,在交易费用界定不明的情况下,说“制度创新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一命题是错误的。我们不妨改一下:制度创新是为了减少社会净损失。

区分出社会交易费用和个人交易费用解决了由交易费用衍生出来的种种难题了吗?不,恰恰相反,我们更不知道何谓交易费用。回想我们前面所提及的种种交易费用的解释,无论信息成本也好,时间成本也好,其所指都似乎都是例子中的生产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交易费用,应当是个人交易费用。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社会交易费用”这种提法的合理性。那么,所谓的社会交易费用又是怎么出来的呢?是计量出来的。即,我们对于交易费用的实证分析,无论是直接从GDP中服务贸易比重的测度也好,还是其它计算一个社会总交易费用的方法,立足的是社会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了个人交易费用和社会交易费用的矛盾。

从例子中可以看到,统计的社会交易费用不是个人交易费用的简单加总。甚至可以更极端一点:个人交易费用无法加总。两种交易费用的区分不是明晰了交易费用理论,而是把交易费用理论逼进了死胡同:经济学家理论上研究的是一种交易费用,实证中分析的又是另一种交易费用,两种交易费用还不是一个函数关系。那么这种理论不符合实际的交易费用还有什么用?我们是否能向理性预期主义者那样自信: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能更好地符合实际?

 

三、建构主义的逻辑错误

关于交易费用理论,还有种颇为流行的哈耶克所称的“建构主义者”的逻辑错误。

何谓建构主义者的逻辑错误?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12)这就是建构主义的逻辑错误,循环自证。预设某种东西,先天存在,没有起因,也没有结束,因此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证明又被证明。比如不少经济学家抓着的“制度”,仿佛制度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来就有,也没有结束,人类历史就是制度变迁历史。用制度解释一切,最后再绕回来解释制度。

交易费用也如此。交易费用中建构主义的逻辑错误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远古时候交易费用不是没有,是无穷大;交易费用过高,交易不发生,于是制度变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出现。仔细分析这段话,便会发觉其中蕴含的似是而非逻辑:交易的出现取决于交易费用,交易没有只能说明交易费用过高。于是交易费用就扮演起了上帝,交易费用决定着交易,而交易又必须解释交易费用。

回应这种看似正确的说法有很多途径。首先,直觉上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不和他人交易,是因为有个“交易费用”问题。注意,这里我们指还没有交易、没有交易费用、甚至没有制度的原初状态时。根本没有交易的概念,哪里来交易费用?(我们这里采取最广义的交易概念,不与前述张五常所说无交易社会也有交易费用相矛盾)其次,这种说法在数学上就不成立。交易费用过高,事实上谁也说不出原初时交易费用高到哪里去了,因为没有。所以用“无穷大”一词。那么,数学上是否可以写x=<+∞?无穷大也好,无穷小也好,数学上是个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而对于现实来说就是不存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既然能决定未来,那么我们只能说交易费用是上帝了。

交易的数量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我们可以简单绘出:

 

 

说明:我们这里的交易费用指社会交易费用,个人交易费用和交易数量的关系不能用一幅图就下定论。有些人交易费用再高,他也会进行交易,否则就连本也捞不回;有些人交易费用高一点,交易立即为零,因为交易对他的吸引力本来就不大;有些人交易费用和交易数量无关,比如交易费用可以转嫁给他人。因此,还是前面所认为的,个人交易费用难以测度。

这幅图说明的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和交易数量的关系。其中的波动即表明,当制度不适合时,交易费用增加,交易减少,于是制度创新,交易费用仍是增加的,但交易增加更快。注意AB段,交易费用增加,交易为零。这就是建构主义者说的那段时间。这段期间,应当是制度重大变革或革命期。只有这时,前面的说法才是成立的:交易费用过高,交易不产生。而此时,交易和交易费用事实上都发生了(注意B点交易数量并不为零),只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导致交易费用过高,交易停滞。

因此我们大可以反问,为什么取AB段为起点,为何对OA段视而不见?

有了交易,或者说有了制度,才有交易费用,有了交易费用,才有交易或制度。预先设定交易费用来解释一切,这就是建构主义的逻辑错误。 

我们不能说存在这种逻辑错误,就不能得到任何正确的结论。但是存在这种逻辑错误肯定会使得理论的发展陷入窘境,这是思想史给我们的启迪。其后果不是一种理论的消逝,就是理论的突破,我们期待后者。

经济学及其敌人(译稿)

翻译的一本书,限于版权,不能贴,现列些段落。

 

兰盖

 

生平

西蒙-尼古拉斯-亨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i Linguet1736-94)也许可以被称为是第一位反经济学理论家。他同时也是个诗人、剧作家、工程师、变节的律师、社会理论家和无赖报人,他曾在18世纪70年代在他的《面包与小麦》(Du Pain et du Bled1774)、《对时髦医生的回应》(ponse aux Docteurs Modernes1771)和《文字毁谤论》(Théorie du Libelle1775)中和法国经济学家派(Économistes[1]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吵。

兰盖大概出生于1736714。他早期的成年岁月浪费在失败的错误人生起步上,并受到前雇主盗窃指控的拖累。他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是成为一个通俗作家,并且出版了一连串的战斗性质的小册子。根据他的论辩才能也许法庭能成为更有利可图的场所,但这种野心终结于和他的法律同行的争吵,1775年他被驱逐出辩护律师的行列。他来到英国,在那里出版了一份报纸来表达他的观点,《政治、市民与文学年鉴》(Annales Politique Civiles et Littéraires)。当1780年兰盖回到法国时被一纸秘密逮捕令lettre de cachet)关入巴士底狱22个月。他撰写了一篇揭露那座监狱机构的著名文章,从而赢得了大革命前期巴黎民众的拥戴。到了1788年,他的小雕像在市井贩卖,他的蜡像摆放在当时的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中,置于伏尔泰(Voltaire)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之间。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兰盖以一个热情的王权专制主义(Royal absolutism)拥护者的姿态出现,并且赞成“完全支持国王以及其不受损害的权威”(Paskoff 1983p.31)因此,他反对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他向煽动公众:“集合到国王身边来,在他周围形成一道人墙;支持他的权威和他的王位的独立”(引自Paskoff 1983p.32)。在大恐怖时期(Terror),他被控与国王有通信联系而被捕。他在“六月27[1794]经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审讯被判有罪,并在同一天上了断头台”(Vyverberg 1970p.476)。

 

思想

兰盖的社会理论是悲观主义的和野蛮的。社会秩序是不平等的事物。这种秩序的完美存在于不平等的完美之中:人们被分为有权者与无权者,支配者和被奴役的大众。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必要的补充。这样共存的财富和贫穷“都是社会的基础和保证”(引自Vyverberg 1970p.477)。农奴制度下大众的贫穷比他们处于自由中的命运更能经受磨难。驯养的动物从不会因饥饿而死,被奴役的人类也一样。只有野生动物和自由人类才会灭绝。因此兰盖鼓吹,“相信我,仅需知道一点:对于四分之三的人来说懂得如何服从便足够了”(Linguet 1774p.305)。

根据前述思想任何自由精神都是该受诅咒的。任何社会契约的观念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谁会没有看出这样一种契约将会是最恐怖的持续不断的革命的萌芽?”兰盖相信十八世纪的社会因培育了自由精神而必定走向末日。尽管,兰盖并没有设想到一场红色革命。但确实,他预见了一种黑色革命,在这种革命之中一个新的支配阶层将会崛起并为感激顺从的民众重建奴役制度。(Linguet 1780p.103)。

 

反经济学理论

18世纪60年代重农主义的出现,1774年任命经济自由主义者杜尔阁(Turgot)担任财政总监,以及解除谷物市场管制的努力,这些事件激起了兰盖数次以暴戾的文章反对经济学。

这种狂热举动的催化剂是1776年发表的兰盖充满野心的政治专著《市民法理论》(Théorie des Lois Civiles)。因其蔑视自然法(Natural Law)并拥护亚细亚专制统治(Asiatic Despotism)凌驾于现代自由之上而激怒了经济学家派,并且杜邦(Du Pont)给与此文否定性评价(Paskoff 1983)。正是在1774年,当杜尔阁被任命为总监,兰盖找到了反击的时机。在Pain et du Bled(《面包与小麦》)一文中,经济学家派被咒骂为是“卑劣、荒谬、粗俗、偏执、撒谎、危险的,是信仰邪恶、行骗欺诈和可鄙猥琐的”;是一个“法国式轻浮和英国式迂腐不近人情小气鬼的怪物混合体”(引自Paskoff 1983p.68),是“饥荒、痛苦、绝望、流离失所”的创作者。但是他们比这一切还要糟糕。“他们提议屠杀人类来取乐。他们说保护他们需求的最好方法是为了他们而使别人死于饥饿。这是对他们的福音的简明概括”(Linguet 1774p.xiv)。他附加一句“成百万的家庭被谋杀”。显然,在《面包与小麦》中庸俗的毁谤让位于瞬息即逝的幻景。

兰盖的疯狂特性的一个证明是他那反对面包的长篇大论。“面包是种害人毒药,易腐败是其中第一要素;这使我们被迫用另一种毒药(酵母)来改变它以使得未腐败的部分稍微健康一些”(Linguet 1771p.168)。面包是种“违反自然”的食物,它有害身体,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面包师,作为毒药的兜售者,被指责为致使人类退化。

《面包与小麦》在一位经济学家派的活跃支持者,安德烈·莫尔莱(André Morellet1727-1819的《论悖论》Théorie du Paradoxe1775)一文中受到了轻蔑的驳斥。兰盖发怒了,“我曾经发誓绝不允许任人攻击而不还手”(引自Paskoff 1983p.8)。他的反击是一部即便以反经济学理论标准来看待也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文字毁谤论》(1775)。这部作品大要是莫尔莱和年青人“P”之间的对话。在莫尔莱的房间中他威胁这位年青人要毁掉他,除非他提笔告发兰盖,年青人曾受恩于他。莫尔莱为这位心烦意乱的P提供了积极的利诱:为这一纸书面暗杀他将得到2000埃居。但是,莫尔莱加了一句,对兰盖仅仅进行惩罚是不够的;兰盖必须永远保持沉默。莫尔莱然后从口袋中扯出一份手稿,兰盖原本计划将其发表,但被莫尔莱从书报检查官那里夺了过来。“他从根基开始攻击我们的原理。如果这发表了便要向科学和净产出说再见了”。不过莫尔莱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在最后一页这位英勇的年青人对这个企图使他堕落的人发起了反抗,激起了挑战,然后离开了,剩下莫尔莱狼狈不堪地面对这绝不屈服的纯洁。《文字毁谤论》在一周内卖出了4000份(Paskoff 1983p.9)。

兰盖对经济学家派的反感主要源自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这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神”(Linguet 17712p.120)。在兰盖的判断中,自由是一株“有毒的植物使得所有呼吸到其芬芳的人都变得狂暴”。允许被奴役的人民思考和讨论他们的境遇就造成了这种狂暴现象。某些经济学家派成员建议对政体的自由讨论将只会加强权威。“啊哈!难道你们没看见你们正在冒险寻找或许是所有信条中最恐怖的那个;你们正在将能够颠覆王权毁灭帝国的公理置于光天化日之下?”(Linguet 1774pp.291-3)。“一旦每个平民在他那小小的私人庇护所中,能够权衡利弊,主宰自己的行为……那么必定一切都将失去。”(Linguet 1774p.296)。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派成员声称他们寻求的自由是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但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对兰盖来说是一样的。“无论你们希望如何去限制自由,都不可能防止其向政治那重要的一端扩展。从要求小麦开始,这类思想家们将等不及狂妄自大地去要求王座了”(Linguet 1774p.296)。因此,经济学家派声称:“权威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强加任何东西。”他们是“英国式无政府主义的赞美者”(Linguet 17711p.192)。这个命题用兰盖最喜欢的历史的隐喻来例证:启蒙运动等同于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一场曾经伟大的对权威的反叛。经济学家之于启蒙运动就好比新教徒之于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堪比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他们切断了[太多]浸染于传统和习俗之中的人们的神圣约束。他们起来反抗由令人敬畏的时代所巩固的古老羁绊。如同你们,他们咒骂理性与证明、自然和必要的秩序……如同你们,他们宣称思想最彻底的自由,因为他们至少是符合逻辑的”(Linguet 1774p.372)。但经济学家派,事实上,能够和新教徒中最可怕的反叛者相比。“在十六世纪,在使得宗教蒙羞分裂的教派纷争的浪潮中,出现了一个再洗礼派(Anabaptists),他们自诩放弃为婴儿洗礼以免洗礼后剥夺了他们生活的快乐,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获得不被破坏的幸福。经济学家是哲学中的再洗礼派”(Linguet 1774p.xiv)。



[1] Économistes,法语即指“经济学家”,法国重农主义鼎盛时期一些重农主义者称自己为“经济学家”。因此Économistes用来指代重农主义者团体。但是并不是所有重农主义者都接受这一称谓,例如杜尔阁。——译者注


 

可能世界中的选择:纽康姆难题 

摘要】 本文讨论的是一个理性选择困境问题:纽康姆难题。纽康姆难题表面上提出了一个当两种选择原则冲突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首先探讨了博弈论的解决方案,发现其并不能完满回答这个问题,而其根源在于背后的决策理论。因此我们进而分析了证据决策理论,指出其中存在的一项缺陷。然后我们从因果决策理论出发,根据共同因理论,为纽康姆难题给出了一个形式化解答。但是纽康姆难题并不因此而完全平息,因而我们发现了纽康姆难题深处所蕴含的理性选择困境问题。我们转而关注诺齐克的视角: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我们选择的意义决定我们的选择。因此我们分析了决策价值,为我们的理性选择提出一种可能。 

【关键字】纽康姆难题 囚徒困境 证据决策理论 因果决策理论 决策价值

 

一、纽康姆难题:一个陈述

 

纽康姆难题(Newcomb’s Problem[1]

 

有一个生物(a being)具有强大的预测能力,能够事先预测你的选择。你知道这个生物具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无限信赖其这种能力(至于为何可以完全信赖不是关键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在你之前已经有一千个人接受了该生物的测试,结果它的预测都是准确的;或者假设该生物带着一台大脑扫描仪的外星高科技仪器,可以准确地读出你的思维;甚至我们可以假设其就是上帝)。现在,该生物将两个盒子摆在你面前:第一个盒子B1是透明的,里面放着一千美元($1000);第二个盒子B2是不透明的,里面可能有一百万美元($M)也可能什么也没有。而第二个盒子里的内容取决于生物对你的选择的预测,你有两个选择:

C1)拿走全部两个盒子;

C2)只拿走盒子B2[2]

如果生物预测到你会拿走两个盒子,那么它会确定地把盒子B2空着;如果生物预测到你会只拿走盒子B2,那么它会确定地在里面放入$M。此外,如果生物预测到你会随机地做出某个选择,那么它也会确定地把盒子B2空着。上述事实你完全知道,生物也知道你知道这些事实,如此往复。生物对你进行了预测,在第二个盒子中放入或者没有放入一百万美元。现在,你选择。

两种观点:

1)只拿走盒子B2。理由,如果你拿走全部两个盒子,生物几乎可以确定地预测到你会做出这个选择,那么他就总是会把盒子B2空着,那么你就只能获得$1000;如果你只拿走盒子B2,生物也几乎可以确定地预测到你会做出这个选择,那么他就总是往盒子B2中放入$M,那么你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因此你只应该拿走第二个盒子。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预期效用的观点(the Expected-Utility Argument)。

2)拿走全部两个盒子。理由,生物已经做出了预测,也已经往第二个盒子中放入或者没有放入一百万美元。因此等到你选择时,情况已经确定或者注定了。那么,如果生物往盒子B2中放入了$M,你选择两个盒子,你可以获得一百万零一千美元;你选择一个盒子,只能获得一百万美元。如果生物把盒子B2空着,你选择两个盒子,可以获得一千美元;你选择一个盒子,只能空手而归。这样,无论如何拿走两个盒子总要比拿走一个盒子要好。因此你应该拿走全部两个盒子。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占优观点(the Dominance Argument)。

 

以上我们称为纽康姆难题。纽康姆难题最早由物理学家威廉·纽康姆(William Newcomb)提出,诺齐克于1963年从一位朋友,马丁·大卫·克鲁斯卡尔(Martin David Kruskal)那里听到了这个问题(Nozick 1969Nozick 1993)。在断断续续思考了这个问题五年之后,于1969年在《纪念卡尔·G·亨佩尔文集》(Essays in Honor of Carl G. Hempel)中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纽康姆难题与选择的两项原则》(Newcomb’s Problem and Two Principles of Choice),纽康姆难题才声名远播,引发了《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所称的“纽康姆狂热(Newcombmania)”(Holt 2002)。[3]此后一段时间中纽康姆问题一度成为一个热点。1973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刊载了诺齐克的论文(Gardner 1973),在随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接到了148封读者来信试图解决该难题(Nozick 1974)。其中89封信认为应该只拿一个盒子,37封信认为应该拿两个盒子,其他的则认为纽康姆难题存在缺陷而不可解。

诺齐克在1969年的原文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则让人有些捉摸不透,诺齐克提出了拿走两个盒子的解释,但是并没有拒绝拿走一个盒子的选择,并且占优观点的论证也似乎并不非常强有力。因为似乎没有充分的解决方法能够拒绝一个盒子论者(One-boxer)的选择,纽康姆难题似乎总为预期效用的观点留下余地。正如索贝尔所指出,诺齐克也承认的那样,充分的解决方法存在于更深处(Sobel 1988Nozick 1969)。而1974年的《反思纽康姆难题》(Reflections on Newcomb’s Problem)中,诺齐克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则更加明显。在阅读了厚达650页的读者来信,对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解决方案作出回答之后,诺齐克说:“不幸的是,在我看来,这些信没有让这个难题彻底解决。并且反而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没法赢。”(Nozick1974)近二十年之后,诺齐克在《理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中终于再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一次,他明确承认两种观念都具有其有效性,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的选择会遵从其中的一条原则(Nozick 1993)。为此,他提出了“决策价值(Decision Value)”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而其他诸多的讨论纽康姆问题的文献中,既有支持一个盒子的论证,例如Bar-Hillel and Margalit1972)、Rapoport1975)、Benditt and Ross1976)、Horgan1981)、Ross2003)等等;也有支持两个盒子的论证,例如Gardner1973)、Schlesinger1974)、Lewis1979)、Sobel1988)、Zvonimir Šikic2003)、Burgess2004)等等;还有的则认为纽康姆难题难以成立或者两种结论都可以成立的论证,例如Cargile1975)、Brams1975)、Hubin and Ross1985)、Schmidt-Petri2004)等等。其中,博弈论专家试图将纽康姆难题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联系起来,进而化解纽康姆难题;更多的则是从决策理论出发,分析这个问题。而决策理论专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证据决策理论(Evidential Decision Theory)与因果决策理论(Causal Decision Theory)。前者大部分支持一个盒子的选择,后者大部分支持两个盒子的选择。[4]

也许在如今看来,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相比,纽康姆难题变得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纽康姆难题并没有也不会归于平息。正如郝特(Jim Holt)所言,是否在2500年之后,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也被遗忘了的时候,纽康姆难题仍在让哲学家们烦恼不堪(Holt 2002)?  

本文将对纽康姆难题进行一次梳理。我们首先分析博弈论专家对纽康姆难题的解决方法,指出其中的不足。然后我们转向一个盒子论者的观点,在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关注于其中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柱——证据决策理论——存在的致命缺陷。进而我们分析诺齐克对这个难题的思考过程。我们认为,诺齐克在1969年最初那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直到2004年伯杰斯(Simon Burgess)的《纽康姆难题:一项不合格的解决方案》The Newcomb Problem: an Unqualified Resolution)中才获得了完美的形式化解答。通过两者的结合,我们将给出纽康姆难题两个盒子的论点一个形式化的证明。但是正如诺齐克所考虑到的,这仍然不能让纽康姆难题归于安息。因此,最后我们将随着诺齐克的决策价值理论深入到纽康姆难题的核心。



[1]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对纽康姆难题的三次主要讨论中(Nozick 1969Nozick 1974Nozick 1993),分别叙述了纽康姆难题,在细节的着重点上稍微有所差异。本文中的陈述主要基于诺齐克第一和第二次的陈述。

[2] 如果严格按照诺齐克的说法应当是“拿走盒子里的东西”。这是为了防止一种“魔术”观点:如果我成功欺骗了生物,生物放了$M,而我又拿走全部盒子,生物会不会在我拿起全部盒子的同时,把其中的$M魔术般地变没了?我们这里面不这样写的原因是:1)这种观点太“幼稚”;2)根据纽康姆难题的陈述生物只有预测能力,不具有其他特异功能;3)汉语使用上的便利。

[3] 一些人认为纽康姆难题是由诺齐克本人提出的,参见Schmidt-Petri2004),是一种误解。

[4] 一些作者并不同意如此的划分,认为区分这两类标签不过是“不公平的、简单化的权宜之策”(Burgess 2004)。在本文中,我们暂时接受这一权宜之策。

 

全文下载:可能世界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