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电影《色戒》观后杂谈(民族主义漫议与心理学分析)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者注:参见红草2007年12月的另一篇《色戒》相关评论:略议乌有之乡网站对《色,戒》批判


《色戒》观后杂谈


2008年1月下旬

      一个多月前,我曾对电影“色戒”引发的民族主义回声作了一个评论。当时我就指出:自从乌有乡开批判会之后,色戒就发生了意义的分离:一个是电影“色戒”本身,另一个是作为政治批判的色戒。而我当时评论是针对后者,我当时并没有看过电影“色戒”。近日,我才终于看了电影“色戒”。我基本上完整地看完了“色戒”,多少是因为思想政治评价的需要(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喜欢看电影,也很少主动看电视)。但我当然不想对此做政治批判的应景式文章,我想更深入更多地做一些思考,整理一下可以分三个方面谈。因彼此话题相对独立,所以我命此文为“观后杂谈”。若把我上个月评论拿来看,倒是那篇应作为本文的一个补充,而写就此文才算是补齐了一篇对“色戒”的影评吧。

一、美人计之暗杀法。民族独立斗争之局限性。

      电影刚开始看没多久我就暗自感叹了:就算从国民党民族主义救亡斗争的立场来看,王佳芝这个爱国青年深入敌营以美色诱杀汉奸的办法也太过曲折了吧!诚然,一切解放斗争都普遍具有曲折性和艰难性。但我所说的“曲折”是就手段与目的的适应性和矛盾性而言。手段的性质应当至少不对抗目的。正如不能靠独裁镇压来推动民主化进程,不能靠奴役和屈服来促进社会解放。就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色戒”时代背景)来看,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进步意义,有争取本民族统一、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趋向。显然,民族压迫和民族解放具有对抗性。在这种情况下,用充当民族压迫者情妇的手段来套取压迫者,来协助民族解放运动,这不啻于大大地自限手脚。这道理很简单:要接近压迫者,首先得融入敌对者的生活、适应敌对者的束缚、套曲敌对者的信任、主动接受敌对者和敌方规则的奴役或限制,这整个过程就是自行消磨瓦解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斗争精神的过程。整个电影“色戒”就是反映着这样一个过程。这难道不是明摆着自限手脚吗?!

      我所说的“曲折”还有第二重意义,是指暗杀这种斗争方法本身的局限性。20世纪是一个充满暗杀的世纪。资产阶级不但对工农反抗者采取暗杀的办法,而且在资本世界各国各党派内部和之间也广泛盛行。从德国1919年对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暗杀,苏联特工机关和西班牙共和军警对成千上万革命者的暗杀,到朝韩两国几十年来的国家级大规模间谍暗杀战,还有以色列动用军队“定点清除”和拉丁美洲的定点绑架暗杀,20世纪的暗杀已发展到倾国之力的战略地位。至今,对左翼和工农干部的暗杀还极为盛行于就在我国南海边的菲律宾。可见暗杀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但暗杀在20世纪的惊人发展并没有自动消除暗杀本身的局限性,反而同步地扩大了这个局限性——对于被压迫者来说,使用暗杀方法往往代价损失大于收获所得。因为被压迫者的干部队伍和最富于牺牲精神、斗争能力的群体往往相对小得多,这是被压迫者的地位处境所决定的。被压迫一方的胜利更取决于自身政治纲领在生产关系变革中所取得的优势以及自身的组织和团结。拿“色戒”来说,一个“易先生”(他是汪政权情报部门首脑)就牵制了六个富于牺牲精神的热血青年和一批相关人员、组织、物力、财力、时间、精力。即使暗杀成功,日汪政权凭其巨大资源仍可不费多大力地迅速换补上一个特工头子;如果暗杀失败,民族斗争者一方就会损失许多资源而更难恢复元气。这一点在蒋汪斗争中可能不太明显,因为重庆蒋政权既是一个大资本政权,又得到英美较大支持(特别是1941年美日太平洋战争以后)。[但从实力上看,美蒋一方的确逊于日汪一方;如果不是各国工农的觉醒和发动,二战也不会早在1945年结束了。]如果对于当时的中共军队来说就很明显了,当时中共也有暗杀队,但不可能有重庆那样的规模,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暗杀对具体条件的局限性。

      实际上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抗日斗争——以常规作战为主、以大规模暗杀为辅——不外是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本民族统治阶级的一般斗争方法。民族独立运动若不发动导向经济解放的社会变革,那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的。当年阿共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大陆教科书也说国民党抗日失败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这讲法仍是很片面。得指出“发动群众干什么”,而不简单说“发动群众”,群众又不是汽车发动机,让伟光正领袖一踩油门就发动了。国民党也不乏斗争者和群众发动者,比如1931年的上海淞沪会战,也出现过群众援助国军将士抗日的盛况。共党教科书说国军不敢发动群众,是单纯的“片面抗战路线”。但我们看到国民党也得到群众的大力帮助,还有电影“色戒”反映的热血青年投奔青天白日旗,有暗杀赴死,还有民众对国军夹道欢送。但事实上,在共党领导工农大众的衬托下,尤其是后期,国军越来越不能“发动群众”了。这是为啥呢?其实工农劳动群众始终就不是许多背诵共党教材长大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呼而应的蠢蛋呆瓜,部分群众因为把自己受压迫剥削的社会阶级根源统统归咎于民族压迫而协助国共军队反对日帝;但只他们在任何中外统治者之下仍受以往那样的地主和老板压榨,他们的多数就不会死心塌地地帮助民族主义运动。三四十年代中共致胜的真正最大原因是发动了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国民党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之所以抗日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国民党干部本身就是地主、资本家或与这个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如果企图让国军一边抗日(保卫他们自己的私产),一边搞土改(放弃他们自己的私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都疯了。

      正由于此,正由于国民党资产阶级不可能从事革自己命的社会经济解放斗争,使得他们只好依赖于正规军或暗杀这些纯粹技术办法。然而即使这些办法也需要真诚热血分子,暗杀尤其需要死硬忠诚分子。可惜,腐败没落的蒋介石政权及其失败连着失败的正面战场使国民党的离心倾向一直趋增,直到莫斯科和延安用阶级合作的法宝救活了蒋该死(1945年夏秋)。电影“色戒”中反映的大后方(香港)人心浮动、抗战消极的氛围(“中国不能亡”的激昂高呼只存在于去电影院看戏的那部分知识阶层中,大学生演爱国话剧,老教授喊口号,如此而已),恰好成为那场民族圣战的一个很讽刺却又很合理的脚注。

 

二、恨何以变为爱?政治积极分子的心理学。

      “色戒”本身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王佳芝对易先生的憎恨(而且她的确很有理由憎恨易先生)竟然转变为爱情。可以说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涉及一个有趣的心理学问题,我想深入地谈。

      我不懂得张爱玲为什么爱上汉奸,也不太关心。我相信,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很好,而那个女人愿为爱割舍一切,那么他们能结合在一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哪怕这个男的是汉奸,是“现行反革命”,也可理解。而且我还觉得,一个人背叛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投敌,乃至产生依恋之情,这其实也不是破天荒的惊天奇闻。古今中外这类事多得是。同理,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汉奸追随者,这也没什么可惊的。而且这与民族主义自身特点也有很大关系:在一定现实条件下很多民族主义者自己就倾向出卖民族国家,因为真正铁杆的民族主义者完全只是忠于自己民族的私有财产罢了。是保卫还是出卖国家,取决于能否保值增值自己的私有产权(这一点待后再谈)。真正可惊的是王佳芝这个相对单纯且还算有理想追求的女生居然最终爱上了一个对自己施暴迫害的强奸犯和虐待狂。

      我得略谈一下电影“色戒”本身了,不然没看过它的人就没法理解我提出的问题。“色戒”在大陆公映的是删节版,但无删节版在网上、网吧里、盗版碟市场上比比皆是,为我等小民提供了不赴港台也能完整看片的机会。据说被删节的是一些“很黄很暴力”的镜头。我的确看到一段大学生邝裕民(王力宏饰)等人刀捅一个告密者的暴力镜头,还看到几段激情床戏。但我觉得这些都算是合理现象。我唯一看不下去的一段情节是易先生第一次上王佳芝那段,很显然,那不是性爱,而是性虐,是强暴,是对女性的侮辱和欺凌。那种变态的狂暴的强奸是不可能产生美好的快感和激情,只会给被迫害者带来痛苦、耻辱和愤恨,尤其是对于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被迫者来说。事实上,当时忍受身心煎熬的王佳芝正是痛苦、耻辱和愤恨的,看看那段电影就知道了。但是,奇就奇在这之后,王佳芝对令她痛不欲生的易先生产生了依恋之情。当管家和易太太说易先生去了南京时,王佳芝不仅只是出于重庆组织方面考虑而探查其行踪,还在想除她之外,易先生“到底还有几个女人”。电影里,王佳芝独守空房,精神显得寂寞难耐,只有等易先生来了她才不再寂寞,这似乎暗示了王爱上易的原因。最终,在珠宝店里,王在关键时刻提示易“快走”,使老奸巨滑的易先生成功遁出重庆特工组织精心布置的圈套,从而也使王及其直接相关组织人员的命运画上悲剧性的句号。

      我并不会说,一个人爱上另一迫害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其实电影“色戒”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2006年9月28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熊培云的《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当年10月初我在天益社区心理学版看到此文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文中举了好些个真实案例,首先是一个奥地利女孩在其被绑架的八年中(在一个与世分隔的地下密室里)爱上了绑匪,以至被解救时反而不满于救她的警察。还有个例子是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银行被抢,遭绑票的几名银行职员在短短几天里对绑匪产生了感情,以致劫匪入狱后,有个职员还跑去找其中一个劫匪订立终身非他不嫁的契约,另几个职员则筹钱请律师为劫匪开罪。因此,心理学将之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又称“人质情节”。我援引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色戒”虽是编造的故事,但它所说的“一个人爱上另一迫害自己的人”却是真实可能的,尽管它显得很荒谬,很离谱,很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但是,依我看,“色戒”引起了一部分多少有理想的人的内心恐慌,即使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或保守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批判“色戒”或者说批判“色戒”所反映的某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又不懂到底怎么办。症结就在于:不仅是这部分人,而且相当多的人都不明白“色戒”中的恨何以转变为爱,不明白自己能否忠于自己的信念而不致于背叛它,也不明白色戒中包含的复杂的心理学的社会阶级根源,因而产生惶恐。当然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分子(这两派常常混在一起了)直接简单干脆地说,“色戒”其实本来就是虚构的、荒唐的、不可能的、胡编乱造的,这只不过是回避了“色戒”中的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然而不管时间如何流逝,问题还会重新被那些愿意思考的人拾起讨论。

      我想从熊培云《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中的“人质分析”谈起,因为其中的“人质分析”对这类现象(包括近似现象)做了一个严肃的多少有些科学价值的分析。他提到的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症”,我特意在网上查到了百度百科词条的定义。结合他的文章,可以这么说:人质对绑架者的同情基于四个条件:“A,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B,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C,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D,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人在受害的情况下会启动一个心理保护机制,即暗自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合理化”,把“不良刺激”通过选择性遗忘、想象、幽默等转化为“良性刺激”,由恨转变为怕,再转变为爱,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这些说法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色戒”。虽不能简单说王佳芝是人质、易先生是绑匪,但王佳芝的确“处于某种绝望之中”(重庆组织给她的压力和她自己的既定选择),且随时可能死(她身上带着一颗随时准备吞下的致命毒药以避免身份暴露之后的拷问折磨),也显然得到了易先生的恩惠,唯一没对上的是王佳芝并没与世隔绝。但用这个机制来解释王佳芝的心理我认为还凑合,当然也有不小的可讨论空间。

      但我更想重点指出的是,“人质分析”有一个真正的闪光点,也有一个重要的欠缺处。这个闪光点就是看到了物质利益对被害者的吸引力,通俗地说就是“利诱”。如果被害者连起码的生存(吃喝拉撒)也不能满足,就谈不上进一步的情感了,而情感产生的真正根源就在于迫害者对被害者物质利益的满足。而且基本上可以肯定:物质满足程度越大,“招安”力量就越大(至于是否接受招安这是另一码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被害者都会被“人质情结”或迫害者的“招安”征服,——这里就是“人质分析法”的重大欠缺所在。它忽视了被害者与这种力量的物质和精神联系。这种力量和联系往往不只是金钱关系,更包括有形的集体认同、组织、行动协作、舆论、文化乃至各种符号、信息以及其他物质力量。举个例子,19世纪后期俄国革命的民意党人屡屡暗杀皇帝,后来被集体关进深牢大狱中,他们所受到的极端折磨有时并不亚于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写的那些折磨,但他们仍宁死不屈,甚至宁愿自焚自杀也不屈服!一个年轻的女革命者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坚强不屈的部分原因:他们被捕前往往都是长期生活于民间基层中的战士,在一定的组织和运动中成长起来,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革命斗争回忆,他们在狱中极其艰难地创造出敲壁联系的语言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发起多次集体绝食斗争,来反对迫害和争取点滴权利;他们自认同归属于俄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阵营,为偶尔在报头上看到的第二国际—德国社民党的成就感到巨大鼓舞(参见俄国革命者薇拉•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比起这些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战士(请注意,我根本反对民粹主义本身,但我认为这些俄国左翼民粹分子是世界革命历史上最勇猛最值得尊敬的战士群体之一),国民党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包括那些杀个人都手抖的所谓爱国愤青在内)是多么渺小可怜呵!不过,我不想从道德和意志上来解释这种差别,因为这是荒谬的唯心主义。

      这种差别的真正实质在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些物质力量方面,俄国民意党人虽然并不多(核心力量只有几十人)而且相对孤立于群众,但他们自身一方面顺应了俄国当时巨大的民主革命要求,是土地革命诉求的最前卫代表,另一方面与俄国流亡者群体及已有很大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紧密相关联,同时自身群体的组织、文化和行动传统以及高度自觉的团结性就是一笔综合的强有力的物质财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不屈的战斗精神和远大的历史展望。

      三、四十年代(抗日期间)以国民党资产阶级为首的中华民国一直就在走下坡路,——越是这样,就越放大凸显出民族/国家利益与普罗民众利益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无机性和隔膜性。在共党政权拍的许多关于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电影里,你都能发现民众以及革命者在斗争的同时满怀着对未来新中国的期望。我相信这种期望不是后人虚构的。有人曾对我说中共1947年以前几乎都是打败仗,作为例外的抗日战争并不只是中共打赢的,更多恐怕是国际因素起作用,他说的基本不错,可是为什么历史上真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国统区的许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乃至投奔共党?共军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大伟业(抗战中林彪打胜的平型关“大捷”才歼灭日军千人,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得是否多于失,在军事上看其实也很可疑,但这些都被后来大陆教材渲染为著名经典战例),但共党却吸引了很多人投靠它,在抗战后期共党实力的确有很大增长,这是为什么?理由比较复杂,但头号原因可以断定是共党以苏联国际阵营为后盾,以土地革命推进力为保证,拥有一个切实可见的宏伟的关于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展望。在国民党那里,虽然有中华正统、民族国家及相当的政权力量,但却完全没有可以值得展望和憧憬的历史前途,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争取群众支持的资源。实际上没有,电影也不可能编造出来。实际上我们在电影“色戒”中的确看不到国民党的民族信徒们有半点对未来美好希望的表现(我只能看到愤青们的干瘪的恨,却看不见对任何解放意义的期待)。

      其实不管民族主义是在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它都只能靠让受众绝对盲从、愚忠和个人迷信/党国崇拜来控制大多数受众,因为民族/国家利益与劳动民众的解放利益往往是对抗的,不靠绝对盲从,民族主义军队就征招不到足够的炮灰。但在民族主义走下坡路时,这种关系的性质就更加凸显了,这就出现了电影“色戒”中的那一幕:重庆情报组织负责人老吴对王佳芝大谈本行人员的最重要素质是对党国和领袖的“绝对忠诚”,王佳芝则被迫说出了她受到性虐时的痛苦,使老吴震惊、尴尬而愤然地走开了。这个情节可以说是绝好地展示了王佳芝所认同归属的国民党的中华民族主义自身的空虚无力以及王与这种民族主义之相互联系的乏力乃至断裂,这才是王佳芝终于背叛“民族大义”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核心原因。如果没有与自身认同归属的内心断裂,她就不可能被“人质情节”征服,她对易先生的恨也就不可能转变为爱恋。打个不太完美的比喻:就像断线的风筝之所以被风吹走,首先不是因为风大,而是首先因为线本身的脆弱。我们只要注意一个人和某种思想运动的关系不是机械的关系,而应是一个有机互动关系,所以一个人对其信念的坚持可能性甚至还要远远大过风筝与牵线人之间的关联性。而我们看到的是王佳芝与自己所认同归属的那个阶级/运动/主义的联系是何等脆弱、何等空洞、何等乏力,以至爆发尖锐的思想冲突而无法调和。

      从上述分析看,我倒觉得民族主义本身更像是一个政治绑架者,王佳芝成了人质之一,王佳芝最终失去了当年对于民族救亡运动的单纯热忱的自愿牺牲和忠诚精神。对于老吴抽象干枯的“绝对忠诚”说教,王佳芝最终用放弃忠贞和背叛党国做了回答。不过在这个“绑架者——人质关系”中,“人质分析”完全不起作用,因为这里已进入了社会集体心理学的领域。另外几个当初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学生也成了民族主义的殉葬品。那么其他继续留在党国民族主义队伍中的人呢?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会成为重要干部,成为归属于党国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者,融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从资本那里分得部分红利;绝大多数人却不会从民族主义的胜利那里得到半点好处,因为民族主义的胜利首先是统治着民族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也首先意味着要进一步牺牲普通劳动大众的利益。因而,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绝大多数青年、群众也成了一群没有前途的人质。电影“色戒”中以邝裕民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义士毫无展望和积极理想、只有无限的仇恨和抽象干瘪的“绝对忠诚”,正正反映了这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人质的可悲心态,也正正反映着抗战年代国民党政权的穷途末路。

      当然,写到这里,读者你或许会说我写的都是废话,因为“色戒”本身就是虚构,再怎么论证它也是假的。可是,影坛中总是不乏一些逻辑合理的虚构剧,它能反映一些真实的、经典的、象征性的东西,尽管有时貌似荒谬,电影“色戒”正是如此。从艺术性和思想性上看,“色戒”其实很一般。但如果延伸到社会历史内涵来看,“色戒”却真实折射了三、四十年代(1945年之前)中国主流民族主义的衰微颓唐景象,因而它激起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学者和爱国知青们的集体愤慨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无谓担心自己对中外资产阶级的恨会不知不觉转变为爱,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恨之间的转化取决于既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相应的精神纽带(如我上述所分析的)。有志青年只有选择融入产业无产阶级和未经篡改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自觉忠诚于工人革命的历史要求(而不是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们各种抽象信念、“神话”、“绝对正义”的麻痹和鼓吹盲从),才可能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解放信念至死不渝地坚持到底。

 

三、恐惧与资产阶级心理学

      如果从角色扮演来看,汤唯(饰王佳芝)和王力宏(饰邝裕民)都演得不好,因为演得比较假。作为民族主义的愤青,邝裕民却有很多地方显得太做作、呆板、僵硬、过于脸谱化,王佳芝爱上民族叛徒却似乎不见有什么内心挣扎(她只对自己的肉体受虐和情妇身份而内心挣扎)。可是,梁朝伟(饰易先生)却演得出神入化。他充分演出了一个大资产阶级政权特务头子的狡诈、阴险、狠毒、干练、冷峻和城府之深,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易先生对王佳芝说过一个观点,而且他说了不止一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许多人来来去去,紧张奔忙,其实心里只有恐惧,被恐惧支配着自己的一切(这是大意,原话我记不清了)。显然,他自己就是被恐惧支配的人,他处处堤防戒备,从他极其冷峻克制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镜头:在珠宝店得到王佳芝提醒后,易先生以疯狂的姿态和速度冲下楼,直线狂奔出店铺,几乎是横着身体飞进汽车里仓皇逃跑。这一段演得非常好,不仅是表面上的紧张疯狂,更是极尖锐地暴露着这位很有地位和体面的大官要员内心深深的恐惧,使他不顾一切地狂逃。这一个演绎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地、简直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大资产阶级的内心被恐惧支配着。易先生以及达观贵人的太太们这整个上流阶级处处表现出来的恐惧(举个小例子:太太小姐们搓麻将时谈到要做足保安措施,因为害怕有人向精英们扔炸弹),其实是对一切大小资产阶级灵魂深处的唯一支配因素——恐惧——的真实反映。

      他们究竟恐惧着什么呢?

      我想无非有两种恐惧:其一,对失去私有产权的恐惧;其二,对不能预见和估计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本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恐惧。谈谈这些社会心理学也是很有意思的。

      大小资们的恐惧的总根源在于对失去私有产权的恐惧。这在“色戒”背景即抗日战争中是非常显著的。作为入侵者,日本资产阶级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一切财富资源,要把涉足之所的财富敛聚到自己的私有产权之下。作为反抗者,国民党主流(以蒋介石等为首)采取了民族主义,汪精卫则采取了亲日的卖国投敌战略,看似大相径庭,其实目的都是为了保住它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保己私产是最高目的,民族主义或卖国亲日都只是手段。如果手段不能保证目的,例如当时已存在大片沦陷区的现实,那么这部分地区以及没有胜算的民族地区的资产阶级(前民族国家拥护者)的主要多数就会出卖政经主权以换取对部分资源的私人占有。英雄或枭雄都是时势造的,而不是反之。这就决定了即使没有民族叛徒汪精卫,也会有赵精卫、张精卫、李精卫、陈精卫等等。如果手段还能保证目的,仍保持着民族统治力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就会依然守着民族主义的旗子,但在行情不利的情况下,他们随时着手出卖手中的爱国股票。对现实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真实的物质支柱),“背叛民族大义”与抛售股票的技术活动并没有实质区别,最要紧的不是去可怜爱国知识分子的廉价良心和软弱哭嚎,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保卫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这种保卫的驱动力完全只是贪婪、淫欲和恐惧。但资本的民族主义并不单纯地在卖国与爱国之间权衡:在参与民族运动的劳动民众中,也存在着觉悟和组织发展的过程,这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资产阶级(不管是卖国地主、资本家还是爱国地主、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剥夺、充公和平分。而民众的这些革命举措,就引发了统治阶级更深刻的恐惧。极端恐惧的表现之一,就是部分民族资本投靠更强大的民族压迫者,而当后者陷入困境时这部分民族叛徒的矛盾和恐惧(害怕战败后被清算)。电影“色戒”中易先生所属的日汪政权就属于恐惧之极。特别是在上海的日本艺伎馆里那段情节,易先生提到日军已处颓势,以及他作为汉奸对日本歌乐的厌恶(“像丧家之犬”)和对中华文化的微妙感怀。这一段情节似乎很特殊,似乎不太切合易先生一贯的性格和思想,但我倒觉得挺真切的,因为它很实际地反映了亲日派资产阶级对其靠山日帝大势渐失的矛盾和恐惧。这种矛盾和恐惧,首先是对自身双重身份——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回忆与作为入侵者民族主义追随者的现实处境的矛盾尴尬,这种尴尬在入侵者没落下去的情况下特别地凸显出来了,归根到底是对自己占有政权工厂田宅资源的胜算的恐惧。他们害怕失去这一切,只好偶尔黯然伤神怀旧起来。然而重庆方面即当年民族主义的坚守者又好到哪去呢?二战后期日军虽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但东亚战场却还保有相当优势并仍有扩张战绩,中共的根据地和军力却也有很大扩展。对于重庆国民党来讲,日军和中共都是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威胁,但威胁性质更严重的是搞土改的中共,这根本毫无疑问。只有靠卖文为生的职业党棍和知识分子大傻B才会规劝民族资产阶级讲“民族大义”。头脑清醒的重庆老板们在内忧(“共匪”)外患(日帝)夹击下,被迫把更大的火力对准四处侵犯资产阶级私有产权的“共匪”,在间接帮助了日军的同时却要处处堤防后者的背后捅刀,怎不别有一番恐惧滋味?!

      但大小资们的恐惧的内容更多是对不能预见和估计本阶级命运这种无知的恐惧。大小资们在认识事物的哲学上常常陷入玄想,往往得出事物不可认知的议论和神秘主义的看法。稍微留心就可发现在当代各国的资本权贵精英和小资文化人中都流行着各种封建迷信、神启、宗教、算卦、占星术和巫术,在中国也是如此,在小资/白领/职员/中产阶层中更是这样。这还只是一种表现,更普遍的表现还反映为一种随大流或随有产阶级的某种思想文化流派的盲从和盲目性。随大流者,资产阶级社会比比皆是,君不见无数小资文化人沉醉于低廉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种种堕落颓废、“快乐哲学”(极至为“及时行乐”)、“犬儒哲学”之中?随某种有产思想文化流派的小资/中产阶层/青年相对较少,他们自以为开辟了社会出路,代表着真正的光明,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把命运系于草根大众的解放前途,只是把自己的空洞激愤转化为另一种崇高的信誓旦旦,他们其实只是在为异己的大资产阶级卖命,充当可怜的炮灰。这类青年的典型就是电影“色戒”中的那六个爱国愤青(包括邝裕民、梁润生、王佳芝等同学。不过极少数人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假设他们中有人成功逃跑了并因为后来的某些功绩得到重庆资产政权的提拔晋升,融入党国体制的技术干部阶层从而使坐实物质基础取得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自觉认同。但毕竟这样的精英干部只会是百里挑一,因而绝大多数爱国愤青仍会成为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无谓牺牲品)。电影“色戒”从头到尾,我看不见那些热血愤青的半点觉悟在哪里,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为党国卖命?有什么美好的前途展望吗?对他们个人有什么真实可见的好处吗?完全看不到,完全不了解,一片迷茫。上级说了:不要问为什么,要绝对忠诚!绝对忠诚!绝对忠诚!要让自己充分的愚昧和盲目!不要谈什么条件!可是实际上,当炮灰们激愤地盲从甚至掉脑袋都不知为什么时,党国的民族主义代言人们却一面忙着数钱一面忙着窃笑,同时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吹爱国爱国爱国,其实他们自己非常清楚爱国就是爱自己私有财产和为保卫私产而组建的国家。这些大老板只为保不住私产而恐惧。可是爱国愤青和小资文人们却更有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无知的恐惧,他们没有被工农革命的共产理想主义把握住,只好随波逐流地做民族主义的炮灰(做炮灰都没做稳,还可能患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就是爱国愤青悲剧的深刻心理根源所在。往往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其实就是埋藏着对自己命运和社会命运的无知和对自身的失控、“异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色戒”真实而苦闷,它是资产阶级阴暗内面的自我嘲讽,却没有给人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困境以任何出路。

      写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想,人类就是这样的,被各种无知、恐惧和异化支配着。还有人想,就算无产阶级当权,无产阶级自己也会异化,也会因失去政权和自己利益而恐惧,也是一样的处境,迟早也要堕落下去的。更有许多人想,共产主义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这些观点我不能在一篇文章中一一予以反驳,尽管是“杂谈”,但显然不能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我只阐明与本节题目相关的两点:上述社会心理叙述只是对大小资产阶级的阐述,“全人类”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意识,因为“人类利益”本身是分裂的甚至包含着相互对抗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国家暴力机器的产生和维持就是一些对抗性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其二,无产者(即以产业为核心的一切劳动者)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必将能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它能在集体劳动和斗争行动中发展出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新的道德、新的心理。

      无产者是否也会感染上大小资们的种种文化和心理?当然会!因为无产者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况且他们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所以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大量的有产文化和心理,有的情况下往往会更甚于奴隶主们。但是无产者有自己的共同的阶级利益,在阶级对抗激化(不一定是全局性的总革命,也可能是“和平时期”局部的激化)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以此构建自己的独立意识。另一方面,在无产者(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日常生产劳动中,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在社会化协作劳动中发展出集体主义和互帮互爱的道德、情感、心理。诚然,无产者也有对生存的十分广泛的恐惧和在这种恐惧驱使下与工友的激烈竞争。但别忽视了无产者生存斗争与资产阶级生存斗争的本质的巨大不同。生存权是人的首要的重大权利。生存斗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别以为“生存斗争对谁都一样”或认为生存斗争可以在“全人类共性”上侃侃而谈。资产阶级的生存斗争首要目的是为了在市场中的生存,是要费尽心思地保证稳定的私有产权法权体系和平均利润率,后两者都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上(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升级要求对劳动的剥削的绝对数量要不断加重),说白了就是要设法多榨取工人的一点血汗来充实自己的金山银山。而无产者的生存斗争呢?是为赚大钱吗?开国际玩笑吧!拿工资的人怎么赚大钱?他们只是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完全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却总是拿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全部?绝大多数工人只是拿到一小部分作为工资奖金和一点可怜的福利,绝大多数都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去了,更别说血汗工厂工人还根本拿不到半点福利甚至被克扣拖欠工资了)。资产阶级的生存斗争是把设法搞垮对手和如何多抢劫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办法,对此,古今中外老板概莫能外。广大无产者的生存斗争根本不可能把搞垮工友或剥削其他工友作为可选择的办法,白痴都想得到,如果一个工人总是破坏其他工友的工作,那么工厂的正常运作根本不可能,那么连这个工人自己的工作都难保了,一个工人更不可能经常剥削其他工友(虽然工长和一些管钱的会计也可能这样做,但他们在老板剥削工人的尖锐情况下多数是会站在工人一边的,少数与工人为敌的劳动者在更激烈的斗争中也会有新的实际分化)。广大无产者的生存斗争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正常”情况下只能是靠自己的奋斗和工友间的互助(没有那种互相帮助的确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而觉悟的无产者以及社会抗争全面激化时的绝大多数无产者会把争取阶级解放的政治斗争作为生存斗争的根本出路。还在革命爆发前,在“平常”的工厂集体劳动和工人互助中就会产生一些与主流道德主流心理微妙不同的道德和心理。特别是在这些无产者的中心群体,会产生出鲜明的新的心理(我所说的是基本不考虑政治倾向的外在影响)。这种心理的核心因素是共同的自信和无私的团结,而不是恐惧。无产者对生存的恐惧会直接转化为互助互爱和集体斗争,而无产者恰恰没有私有的工厂机器交通矿山,恰恰是最终要把这一切变为公有(他们必将认识到生产条件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的极其不合理)。即使在无产者建立自己统治的国家之后,他们也要把世界共产革命作为头号任务(而不是首先固守狭隘的国境线)才可能解决自己的种种困难。

      当然,有人说还有资本主义的异化,还有对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的无知,这些都是产业无产者自身也难免会遇到的。但是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却是大大低估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囿于自己的时间精力太有限(大都被老板剥削得差不多了),而只好在最初阶段借助知识阶层来保存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但却不等于说工人阶级缺乏理解力。相反,只有工人无产阶级才可能彻底理解关于革命解放的社会科学,因为这个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的中心枢纽地位、可能建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独立意识从而把握自己的支配性的力量,而资本主义可能创造的财富足以把被压抑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从资本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经过了最初阶段后,工人阶级可以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核心先锋队伍来把握自己的思想路线和文化创造。

      我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不管哪个阶级阶层的个体人),他往往面临着各种多少有些相似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他们常常面临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和困顿迷茫,从而可能像电影“色戒”中的邝裕民等爱国愤青们一样寻求民族主义或其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但又因为不理解这些思想而盲从迷信,白白糟蹋自己一生。请注意,我这样说决没有对青年们的半点恶意嘲讽,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同情邝裕民、王佳芝这些盲目的炮灰。不用讳言,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当时我才是个十几岁的学生,直到二十岁时开始反思),我通过自我分析也认为自己当初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很大程度上是某种“人生现实悬空状态”以及对自己或社会的某些纯粹的无知、失望所导致,也带有同样的盲目性和抽象性。我不会在严肃的问题上嘲讽自己又嘲讽别人。我个人认为,青年群体本身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阶级或阶层,不能因为某种思想方式或生活方式就说当今大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青少年作为一个寄生者群体(任何人都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独立生存,他都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寄生阶段来掌握文化知识与生存技能,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本身会反映出社会上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和心理,又因为青少年最敏感最不受生存利益束缚,所以这种反映也最尖锐最具有引爆性。这就是“青年一代”为什么常常成为社会运动导火索的真正原因。可是青年们如果不与一定的阶级结合、甚至求助于软弱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就不能解决自身的精神分裂症,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症往往是最严重的,他们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境(虚假的盲从和无知能暂时“解决”),只有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才能得到救赎。选择做资产阶级,最终的心理是死路一条,因为资产阶级只有被恐惧支配着(从官场到商场,都是如此)。选择做资产阶级还未必做得成呢,大多数资本向往者的命运就是被资本无情践踏、利用、榨干、像废物一样扔掉,到头来,人的心理还是只有恐惧、无知还要加上绝望了。

      ——最后再回到电影“色戒”来看结局,我们会发现它的结局拍得非常真实、很有现实主义:爱国愤青王佳芝为爱情叛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大资产阶级易先生伤感归伤感(大资们就算对失去曾经占有的私人财物也多少总有点伤感吧!),却还是毫不留情地把王佳芝等人送到了悬崖下面。大资产阶级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却避免不了集体灭亡的命运和终日恐惧惶惑的心理折磨。在某种程度上大资的现实主义值得钦佩,但却完全没有光明的前途,完全不能达致心灵与现实的和谐。那么青年的现实出路是什么,本文其实已做了多个角度的探讨和提示。只有在把自己命运与无产大众解放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现实奋斗中,青年和无产者们才能既找到人生出路,也找到自身深刻心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红草。2008年1月28日凌晨完稿。
(1月28日下午根据网友反馈做了一点修改,主要是叙述与电影情节有实际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