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进派:对王凡西论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的补充思考

对王凡西论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的补充思考



黔进派
2007-12-6


在老托派共产主义者王凡西先生《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末尾那些谈论诗词文学和毛诗词的段落很有意思,其中的文艺评论、心理分析、历史社会分析融会贯通却处处围绕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价值研判,对正在入共产主义之门者特别富有启发意味。(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20/wang-1964book12.htm
或参见我专门摘选出来的这段《王凡西论毛泽东诗词》: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 ... ra=page%3D1#pid6468

王凡西在这一小段篇章中阐述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思想:

1/“诗言志,歌昹怀,散文长于说理。所以诗歌情真,文章矫饰”,诗歌词是感情重于理性,更容易流露个人的潜意识。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诗词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

2/毛泽东诗词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文化成就,但毛的许多诗词(首先是指文中提及的到1964年为止发表的那三十七首诗词)恰恰“不是‘为大众’和‘谋通俗’的文艺,即属于毛氏自己所说的‘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的作品”,这恰恰违背了毛氏的官僚教条主义的文艺政策,“斯虽毛氏文艺政策之不幸,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也”。

3/揭示了贯穿毛诗词始终的价值灵魂——帝王思想,并指出他的诗词始终缺乏底层立场、对劳苦大众悲悯的根底和平民民主精神,正是(部分地)由于此,毛的英雄壮志变成了个人野心,他也成了所谓开明暴君或“‘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圣人”。

我对上述1、2点都很赞同而无异议,对第3点——当然说得也很对——但感到分析中有个重要疏漏:它漏了毛老人家一首盛赞古代无产领袖的诗词《读史》。我猜想这个疏漏是当时王凡西被迫流亡居住在华南孤岛上、必要的书籍资料严重不足造成的(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恰好处于王凡西写作《论稿》的时间跨度即1964年上半年里,但我不清楚这首词的公开发表时间),或许王凡西看到的那37首诗恰好没包括一首词——这首词的视角在整个毛诗词中都显得尤为特殊、有趣。不多说,我还是先让大家看看这首词吧:

贺新郎•读史
(1964年春)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这首诗正如毛的其他许多诗词一样——正如王凡西所指出的,并不符合毛老人家自己号召鼓吹的文艺通俗创作原则,一般工农兵或青年群众如果不借助研究者的层层注释来看这首诗想必都难以完全消化得了,但是我们凭借基本语文知识大体可以发觉,这首诗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轴线的人类历史,其中后半阕特别显眼,是鞭挞帝王将相、盛赞古代无产者起义领袖的。为向普通读者更好说明这一点,我特别求助于《毛泽东诗词全集详解》中的字词注释来理解。(潘强国/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P463——P466。从前言里看得出作者是老一辈的毛粉丝,而且这个出版社也总让我想起毛时代的一首官方钦定流行歌曲《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不过最基本的字词注释部分很难被染上主观倾向性倒也是真的。)

“贺新郎”:并非词的题目,而是词牌,规定了一首词的特定格式和特定词调,可以用一定的调子来唱,古人使用什么样的词牌与词的内容基调密切相关,很有一番讲究;但今人往往已不拘于词调了。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头飞雪”即“怒发冲冠”之意,形容十分愤慨。
“盗跖”:跖(音同“直”),是春秋时人,是传说中当时一支起义军的领袖。他被那些统治者诬称为盗,后来便沿袭为盗跖。
“庄蹻”:蹻(音juē),是战国时人,是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
(顺便说说那个“蹻”字,我查了商务印书馆第10版新华字典,发现这个古老的汉字居然共有两种音、五种字型,用国内的几种五笔、智能拼音输入法都打不出,我用百度搜索,更是发现别人上传这首词时直接在这个字那里以空格或用□代替,所以我只好用全拼输入法打这个字的繁体版代替。看来毛老人家的“无产阶级诗词”不是一般的“通俗”,不是一般的“能够服务千千万万的工农兵”!……我倒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已己”,他曾自豪地教小孩子学写生僻字,让人既发笑又默哀。)
陈王:即著名的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黄钺:用黄金装饰的大斧头。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这句话虽然有点晦涩,但却最直接最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对历代农民领袖的高度赞颂。

显然,分析毛泽东诗词的价值倾向性怎能少得了这篇《读史》!

现在一个自然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分析中遗漏了这篇词的王凡西,是否有分析的错误呢?特别是他的第三个观点,即他认为毛诗词中普遍存在帝王思想,且缺乏底层立场、情感和关怀。而这首词不正是强烈鲜明的底层立场吗?王凡西错判了吗?



我认为,王凡西没有把毛泽东的《读史》放在自己的分析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不足,但是这首诗词反倒却进一步证明了王凡西对毛诗词的基本价值评判。何出此论?且看我一一道来:

首先,这首词的确站在底层立场上,但在毛泽东诸多充满帝王思想和个人英豪壮志、缺乏底层关怀的诗词里,反倒是更凸现了后者。正如辩证法哲学所讲的道理:普遍性并不排斥特殊性,反而从特殊性中更强化出普遍性。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只鸡长着三条脚,我们反而不会觉得生物形态学确认了的“鸡长着两条脚”是错的,我们会对那只三脚鸡感到惊奇,而这种惊奇感恰恰来自于“鸡一般都是长两条脚”这样的常识,并且显然会强化这个常识。

不过具体说《贺新郎•读史》在毛诗词中究竟表现了怎样一种特殊性呢?这篇创作从形式上看是诗词,但从主题和内容上看却更接近于读书笔记/史论文章,其理性大于情感,冷静审查了的自觉考虑多过内心流露的潜意识。作为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在写人类历史时显然要考虑、而且这首词也的确考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词的上半阕隐喻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更迭(“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象征着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围绕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演进,下半阕则重点提到了以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直接否定了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些其实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一些观点。有趣的是,词中所谓“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意思是:关于奴隶社会(以青铜器为主要劳动工具)和封建社会(以铁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具体分期,请问什么时候摸索出结论呢?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一场不多见的能自由探讨的旷日持久的重要论争,但是这论争毕竟是局限在那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若不经注释,别说今天的一般群众就是当时的普通工农也未必看得懂这段话的意思,更未必看得出藏在这首极富象征意义的词背后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顺便说说:我个人很欣赏这种精致丰富的文学象征手法,毛老人家在这方面功力的确相当了得,但这些道理和手法显然不是向工农大众展示的,而是面向历史专业知识比较好的相对少数人了)。所以,这首词在所有毛诗词中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殊性,即它更像是毛氏政史论文的一个变种,但是披着诗词体裁的外衣,这就更表现出曲折矫饰的性质。王凡西说得很有道理:“诗言志,歌昹怀,散文长于说理。所以诗歌情真,文章矫饰”。这首《读史》之词比其他所有诗词都更像毛泽东选集中的政论文章,更倾向于为了空洞的政治正确的表面文章,需要像王凡西同志那样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显微镜和全景航拍俯瞰费力研究才能观照出一些真正的特点。

因而我们具体地来看,《读史》究竟是怎样谈论历史的。

诚然,这首词至少表面上表现了底层无产者的立场,但这种表现也是片面残缺的:
这首词的主旋律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却嗅不到一丝底层关怀的气味。然而在真实的革命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恰恰同样极为需要对其他被压迫群众尽可能民主、宽仁、人道,争取各种各样的群众甚至敌对阵营个别分子的同情,从而更彻底更有力地对付有产敌人。正如王凡西所谈论的:

“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悯心怀去唤醒群众对压迫者的仇恨,参加他们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帮助他们去组织斗争,领导他们去完成斗争,这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于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后一回事并不与坚决的阶级斗争相矛盾,而只是与群众领袖们的个人野心相对立。对被压迫者的深厚悲悯,非但不会减少对压迫者的强烈愤恨,反而是加深这种愤恨的。古来革命领袖,多数不是原来属于革命阶级的人,他们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半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份子,他们之所以‘叛变’自己的阶级,投向敌对阶级里去领导革命,总是一半由于看不惯同阶级人物的荒淫无耻,另一半则由于同情被压迫阶级的悲惨无告。民主革命的领袖姑且不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大师们也不必去谈,就是拿科学社会主义的二位奠基人来看吧,他们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谁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只凭着冷静的理解,单单凭着科学的分析,一丝感情不动,即全无爱憎地,达到了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结论,并且发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号召,那是大大错误的。《资本论》是一本严格科学的大著。在这里,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显微镜,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作自然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和批判。这是绝对冷静的、客观的、不渗杂半点主观情绪的。但是你如果读读《资本论》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两章,即关于《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与《所谓原始蓄积》这两章吧,虽然仍是严格的科学,仍是无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样的严格与无情呀!在这里,马克思这个科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不是无动于衷的,完全不是冷静得残酷的。恰好相反,读者在那些无情与客观的材料和记载下面,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强烈的爱憎,感觉到了作者对于榨取者的无限愤慨,对于被剥削者的无限同情,对于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彻底揭露,以及对于这一制度的说教者们的辛辣嘲笑。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蓄积,另外一极是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这个情形,马克思不但用科学家的准确性指示出来,而且用艺术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满腔悲愤描绘出来的。他斥责那些‘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有如特•托拉西门的‘残忍’,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国的人民一般都贫穷的’,彷佛这是‘自然法则’,是‘理所当然’。马克思对于‘自从出世以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的资本,对于这些‘血和污物’的叙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气和’,是如此地充满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说它是一首关于工农业劳动者悲苦贫穷的伟大史诗。在这方面,它简直是超越了同时代英国那些‘人道主义’的作家们的。

“人们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那是有完全的权利说:马克思也是‘从爱出发的’,以深厚的‘人道主义’作根底的,是以‘悲悯心怀’作发动力的。

“可是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我们却看不见这种心怀。诗篇中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无法让人看到悲悯的根底;这里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气概;却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谈不上己达达人的利他主义。英雄壮志,如果不受着悲悯情怀的拘束,终于要变成个人野心的。‘缚苍龙’,‘驱虎豹’,闹它个‘天翻地覆’,让‘日月换上新天’,让‘日月换上新天’,壮志诚然凌云,豪气可吞山河;但若脚底下没有那点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里没有一些儿为人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过是‘以野蛮对付野蛮’的所谓开明暴君,或者‘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圣人罢了。这样的‘圣人’,郭沫若已经非常乖觉地从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身上给发现出来,并且聪明地影射到‘领袖’身上了。看来,毛泽东还是乐意接受这个道统的。”

最后,毛泽东这首大概是仅见的明显赞颂无产者的诗词却带有矫揉造作的虚伪成分。这表现为对无产者斗争历史功绩的畸形拔高的矫情赞颂: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这些因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起来斗争的无产者往往“削木为旗、揭竿而起”,壮烈牺牲还被历代压倒性的主流思想所唾骂、鄙夷(包括广大被压迫劳众也长期被主流观点蒙蔽,往往鄙夷、畏惧自己阶级的造反行为,这种状况尤其是在阶级对立明确的资本主义),哪里有什么“流誉”!至于什么“风流人物”“黄金斧头”——这些词似乎很美好,但它们却不符合底层无产者立场的价值审美。尤其是“风流人物”这个词,在毛泽东另一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也用过,显然是指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所谓开明君主(详见王凡西的分析)。用主流有产文化的吹捧造反奴隶,实际上是对后者的极大侮辱。我记得我曾看过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若干文字,当时的官僚保守主义专制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要紧,苏联社会还有较多民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明风气,斯大林当时曾说决不能拿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提并论,说列宁是鹰,彼得大帝飞得再高也只是鸡,这番话在当时十月革命不久后的社会氛围里不足为奇:列宁的权威是从革命斗争中和相当民主自由的讨论中获得的,大多数革命者包括多次反对过他的革命者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顺便一提:这种从无产阶级民主气候中产生的集体朴素感情与大知识分子柳亚子对“恩威并济”的“英明圣主”毛泽东的“尊重”是截然不同的)。假如他为要吹捧列宁,而用沙皇与之类比,反倒会引起读者听众的惊诧哗然呢!



当然,毛老人家不想公开侮辱无产者,毕竟他还要标榜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而这只能说明他从灵魂深处、从骨子里认同主流有产阶级文化,并且试图用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最美好的那些词汇来抬举无产者(他自己并不晓得在底层抗争角度看来那些话其实是嘲讽贬损,这一点老毛甚至还不如斯大林),以有利于他假借阶级斗争之名的官僚层改良和塑造他自己在劳动群众中的认同形象。

综上,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王凡西对毛泽东诗词的文艺分析和批评丝毫没有逊色,反而因为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这一反例而更加有力了。这首词抨击的恰恰是毛泽东“有形无形,几乎散见于所有的诗词中”的帝王思想之集中体现——帝王将相英雄史观,恰恰表现出毛泽东对历代底层造反者的直接明确赞颂,咋一看,似乎总算能和官迷党棍毛粉丝们那些把“风流人物”注释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说法拼凑缝合起来了,却没能掩饰住掩饰行为本身的笨拙可笑,在革命阶级斗争的麒麟皮下不经意露出了权势者的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