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学习讨论: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读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第二部分)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主要是红草对巡夜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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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巡夜质疑:

 

不是一回事。列宁派在20世纪初的真正主张的是,建立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某种“超阶级专政”,而只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这是列宁派当时的纲领的真正弱点。(二月革命后列宁派大多数干部之所以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与这种传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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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出出处,列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承认过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

2007-12-22 00:10

 

红草做如下回复:

从革命阶段论到不断革命论,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重大理论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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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全面回复巡夜同志及一切关注者


2007-12-26  PM

红草:以下准确说不是“原创”,而是“选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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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马恩俩大佬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95165
第15、16楼

QUOTE:
原帖由 巡夜 于 2007-12-22 00:10 发表


不是一回事。列宁派在20世纪初的真正主张的是,建立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某种“超阶级专政”,而只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这是列宁派当时的纲领的真正弱点。(二月革命后列宁派大多数干部之所以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与这种传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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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出出处,列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承认过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
巡夜同志大概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吧。借此公开论坛,我想从理论上做一个较系统地回应。

(不好意思,前两天就看到你这质问了——但最近忙着研究毕业论文选题设计和其他事情,所以没能立即答复。)

我之所以说你引的那些言论,以及“发现”马克思《同盟书》里包含的历史局限性的矛盾——那不是我的发现,我是受教于日本托派学者对马忠行的论述。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中译者:大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内部发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提供的PDF版: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Trotsky/4.pdf

我还想说,我是在2006年年中之前看他的书的(具体时间忘了),当时我理论和革命史知识相对浅薄得多,所以他的那本理论书我看得很头痛、费解,觉得太文绉绉了,不过我还是从中获得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深远地影响着我。当我今天重新翻看这本书时,觉得这本书一点也不难理解了,而且有点温故知新的感觉。

下面我输入几段对马忠行的论述(包括列宁引文以及中译者注释提供的对照出处。)——这些论述散见于其《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一章的第二、三、四节里。(文中提到的托尼·库里夫可能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研究者吧。似乎需特别说明的是,我对这些研究者的说法和论据也不完全信以为然,而且我的托派思想与对马忠行的托派思想有些重要的不同,但我所看重的首先是他们就不断革命与列宁主义理论转变问题的整体论述。另外,关于引文中的出处,稍后我会专门找时间去图书馆列宁文集的书架上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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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见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第二节《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论点》。P46——P53)

在阐述这个问题(指独立的“农民党”可能性问题——红草注)之前,应该附带谈一谈列宁的革命公式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的第5章等处所说,“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究竟何在?问题就在于专政的领导权。托洛茨基强烈主张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决定性的领导权,所以他认为,不能允许无产阶级作为少数派加入这个政权。而列宁尽管也强调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并不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作为少数派加入政权。这大概是由于他比托洛茨基更高地估价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是不同的。托洛茨基说:“列宁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参加民主主义政府。意见分歧仅在于此。”[《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8页。]“这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但在本质上仍是农民的”[托洛茨基《斯大林》日文版,第3卷,第678页。]托尼·库里夫也说:“列宁所预见的,是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以农民党为多数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接着解释道:“民主专政政权创建了共和国,剥夺了大地主,强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此之后,农民就将失去革命性,变成财产和社会现状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这时,与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反对派。这种暂时的‘民主专政’势将为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廓清道路”(此处需要注意下面一段话:“……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个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了列宁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发表的所有文章和演说<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土地国有化问题等>”[《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93页。]在列宁看来,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能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但是,没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的果实就不能维持和加强[请参考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一书,见该书日文版,第1卷,第132页])。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如果一定要就这些问题谈一点儿的话,那就要指出:在列宁的公式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处在萌芽阶段,这种领导权不可能、也决不会具有完全成熟的性质。如果能够使这种领导权具有成熟的性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它就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了(“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81页。])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对这两者作出了怎样的裁决。

过去,我曾说过,“我倾向于列宁的意见”。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转而认为,二者都分别掌握着一部分真理——难道不是如此吗?

1917年4月,列宁对以加米涅夫为理论领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反对当时从战略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著名的《论策略书》。他在为时局下了定义,指出当时“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之后,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2——3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认为只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原文在「实际」下面加重点标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已经提到日程上的已是一个新任务……

……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红草:我加的重点标记)

不要忘记,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的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
[《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4——25页。]

尽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尽管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完善的工农民主专政并未实现,但列宁仍认为从战略上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归纳起来,这种认识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道了资产阶级手里(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个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1页。]列宁称这种局面为“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民众力量的政权),就是工农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概括起来,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论的主张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设想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所谓“不同”是指,虽然“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5页。]

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列宁自认,他过去的观点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虽然“实现”了,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并做了“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或者说,建立起来的政权只不过是“接近于”这种专政。其实,《论策略书》中所批判的加米涅夫等人的主张,基本上就是列宁过去的观点。列宁一直用这种观点来领导党,教育党,所以才会出现象加米涅夫那样的反对《四月提纲》的人。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他过去的“公式”只有一半是对的,并立即对这个公式做了修正。

这里附带谈谈列宁对自己提出的战略所做的修改。最初,列宁在提出其二阶段战略论时,并没有预见到民主革命会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才预见到这种将会迅速发生的转变[《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1卷,第392——393页]。但尽管如此,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列宁还坚持这样的路线: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完成土地革命等,然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出于前面说过的理由,《四月提纲》中则提出:尽管土地革命等尚未完成,在战略上也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两个政权的局面即将结束时,列宁又变以往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为俄国先行论。这样,1905年革命后,列宁的战略出现了四次变化,逐步接近托洛茨基的战略。而另一方面,在组织理论上,托洛茨基也在向列宁靠拢。没有这两位伟人的接近与合作,大概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另一方,托洛茨基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不消说,前面介绍过的列宁的那些话他都很清楚。可尽管如此,对这种经过“修正”后建立的两个政权时代的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的评价却更低了。他把这种专政称为“发育不全物”、“退化器官”。《不断革命论》的第5章《‘民主专政’会在我国实现吗?如果能够,将在何时?》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对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话,托洛茨基大致上是这样理解的(托洛茨基没有引用、甚至无视前文介绍过的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这种作法使我为之一笑。这与托洛茨基对列宁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批判的“有条件的反驳”有关):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联合并不能建立真正的政权。而只不过可以形成一种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不是固定下来的事实,而只不过是一种趋势”。[《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81页。]

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民主专政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然有着微妙的不同,但这种专政即便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也总不能不承认它。不言而喻,由此岂不是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吗?因为,托洛茨基的总理论甚至否定了、而且是一般地、绝对地否定了这种“半权力”的“不成熟的形式”。

因此,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俄国革命是沿着列宁战略与托洛茨基战略之间的道路发展的,所以他们二人各有其正确的地方。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绝对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是有些成问题的。但是,可以说,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过渡,这即使是可能的,这种口号即使有一定意义,这种专政也很难成为固定的制度,它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插曲式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在只是部分利益一致的两个阶级的政治同盟上是不可能建立专政的”[《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323页及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上卷,第12页。]——托洛茨基的话值得我们思考。本来,“工农民主专政”论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前者至少包括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迅速转变的内容——一般说来差别不大。前者当然是彻底的二阶段战略论观点,可却不是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下一节里将会谈到,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革命时提出的战略。“工农民主专政”论虽然也是二阶段战略,但却是把这种战略发展到极限的一种变种。“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虽说是一阶段战略,但也不是标准的一阶段战略,而仅仅是跨出“工农民主专政”论一步的一阶段战略论的辨析功能。因此,两者间的差异——的确有差异——不过是极其细微的<但是,岩田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在实践上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由率领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时代提出的联合反对派纲领中,在中国问题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7页。《俄国真相》英文版,第148页]。当然,这是出自季诺维也夫派的建议,仅仅是作为政治上的妥协,托洛茨基派才承认了它。虽然托洛茨基个人说他反对这种论点,但他毕竟没有公开抗议[H·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下卷,第388页]。(不过,托洛茨基后来说过,没有公开抗议这一“原则妥协”是个错误)。

(以下见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第三节《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P65——P69

在对4月以前进行回顾时,列宁并没有自我否定过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非但如此,毋宁说,当人们读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时,感觉会恰恰与此相反。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并未做任何自我批评,照抄了他过去写的、主张二阶段革命论的各种文献。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字句。列宁有意以此表示了由复数的阶级组成的专政的存在。列宁写于1919年4月中旬、发表于《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托洛茨基称之为“纲领性文献”)中也认为,十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同时,文章没有对此做任何批评就接下去写道:“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丝毫也未对这些思想加以否定。

[作者对马忠行脚注:

在文章中,列宁列举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在1856年论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

我觉得列宁的这篇文章颇为费解。因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并不包含“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的公式(这是托洛茨基的战略公式),而是与这一公式相反,在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已解决了的。所以,倘若硬要把列宁的这篇文章视为合理的。那就只能象托洛茨基所说的:“农民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这意味着,‘工农民主专政’只能理解为由无产阶级统率着站在其身后的农民的专政。”应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是讲得通的。但是,我之所以感到列宁的这篇文章费解正是因为,“从1905年初起”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这种理解不是一回事。]

那么,列宁是直到去世都确信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是完全正确的吗?

不,这也是有疑问的。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由于有二月革命“修正”地实现的经验等,列宁已不象发表《四月提纲》前那样确信其战略的正确了。虽然还不至于全盘否定,但他却愈益感到,他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发育不全”的性质。

据我所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如我在上文中所推断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农民论上与托洛茨基一致起来,并且与托洛茨基一样,强调否认农民的独立性。其次就是我在下节结尾处提到的越飞的遗书。象已多次说过的那样,我想重申这份遗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说过,列宁在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下就对托洛茨基的战略进行了一些片断的批判。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不是才第一次读了这本书吗?这时,列宁在与越飞交谈时提到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可以推断,列宁对不断革命论重新做了评价。越飞在悲剧性地自杀之前,在给托洛茨基的一段遗书里写道:

“……从‘不断革命论’问世后,我就和您站在了一起……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就象我多次向您说过的,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就是在1905年时正确的也不是他,而是您。人临死是不说谎的,我现在再次把这件事告诉您。”

越飞生前就曾打算公布这次谈话,但似乎是因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受到迫害,制止了他这样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次谈话的详情未能传下来,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托洛茨基写道:

“阿·阿·越飞说过,列宁承认我的预见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来说,这是不易理解的;而另一方面,所有联系到革命发展本身而深思熟虑地思考了列宁思想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从未仔细研究过我的整个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他根据孤立的引文,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显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看法。现在则与过去不同,列宁重新评价了不断革命论。他没有搞错。”
[《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31——332页。]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值得充分注意。我已经说过,下一节里还要再谈到,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用于俄国的光荣就属于托洛茨基。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则与马克思的这一见解背道而驰。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主张这一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与越飞交谈时,列宁无疑想到了这一事实,想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二月革命中做了修正,而且实现的仅仅是不成熟的半权力状态。

但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理由,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他过去的主张,我是抱有疑问的。然而,列宁不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以往的战略公式,这恐怕倒是事实。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农民论就暗示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他就不会说“即使在1905年……”的话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一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事实上,身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列宁一次也未就落后国家的革命论述“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专门谈论落后国家革命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也对此一字不提<虽然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提纲里有关于“农民苏维埃”或“工人苏维埃”的建议,但却未说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到了斯大林、布哈林时代,第三国际又把它拿了出来!>。

我尽管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抱有疑问,但却不认为列宁已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正确,不轻易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见,只要把十月革命后包括在内,全面进行评价,那么所谓列宁的战略与托洛茨基的战略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牵涉到全局的更加系统的对立”的说法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诚然,在《四月提纲》发表前,这两种战略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在消失,或者说,两种战略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如果还存在着那种有关战略论的系统性的对立,那么下文所介绍的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绝对无法理解了。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人要求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组成联合政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里亚扎诺夫、米留金等),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反对,但是在1917年11月1日(新历14日)召开的彼得格勒的党委会还是讨论了这个问题。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在会上相当谨慎地暗示了“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如何回答的呢?

“协定?我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来谈谈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很早一恰就说过,一致是不可能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而从那时以来,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

[对马忠行注:顺便指出,在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由于斯大林的特别命令,列宁的这篇讲演在出版的过程中被撤销了,一直隐埋至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词使斯大林感到难堪。不过,在1931年用俄文出版,1937年译为英文的托洛茨基著作《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cation》(斯大林伪造学派——译注)中,附有上述讲演内容的校样的照相版,并收入了这篇讲演的全文。此书的日译本将于近期出版。]

托洛茨基在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后写道:“在列宁卡困难来,使我与布尔什维克分手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为了作一名‘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须懂得,与孟什维克缔结协定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就是如此。列宁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着关于战略论的系统对立,那么列宁怎么会用“从那时以来,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的话来赞扬托洛茨基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在1926年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01页。]

托洛茨基嘲笑了这个评语。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这段话一文不值,完全是面壁虚构,是谎话。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事实正好与斯大林的话相反。实际情况是,在《四月提纲》提出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消失,或者说大大缩小了。“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对此也许很难置信,可只有它才是事实。
(红草:黑体是我加的。包括我和巡夜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多多少少吃了斯大林主义的人造黄油,所以当第一次认识历史理论真相时总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以下见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第四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P——P)

使我感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有深厚继承关系的有两点。托洛茨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命,有这种关系并不奇怪,但它特别体系在两点上(不言而喻,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色学生。不过在我看来,列宁如果是师兄,托洛茨基就是师弟)。

先从第一点谈起。前文说过,托洛茨基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为一个阶段。但我已几次提到,这一思想的原型是出自马克思。即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原型。托洛茨基的战略就是对它的发展。可以说,这一点是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了的。当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在维也纳时才读到了收入这封信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时,他还没有直接读到过这段话。尽管如此,回过头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说,托洛茨基战略思想特点的原型出自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战略是对这一原型的发展。

当反驳拉狄克在对比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提出的某些见解时,托洛茨基说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然而,拉狄克甚至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蛰居屋中翻了翻马克思1850年写的那篇还把农民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的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当时,马克思期待着出现一个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由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急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这才是问题的要点: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1856年4月16日——也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发表6年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拉狄克把这些应该注意的话忘得一干而净。虽然就整体来说,这些话已经真正成为解决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的宝贵钥匙。马克思超越了土地革命吗?不,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必将到来的革命中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吗?是的,他认为需要;马克思承认农民有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或至少起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吗?不,他不承认。马克思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不是由于农民、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缺点)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将站在支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不算坏。”
[《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7——278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年的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这场变革是在欧洲文明普遍更发达的情况下,由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曲”[《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革命是一场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发生。这可以说是属于二阶段战略论范畴的观点,是最典型的二阶段革命论。《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主张)。

但是,1848年3月革命开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不仅没有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更革命,而且明显是被。德国资产阶级与自己的真正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实行了反革命的妥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等报刊上写的许多文章都对之进行了揭露、批判。德国资产阶级还背叛了它的“天然同盟者”——农民。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大陆的这场革命“在巴黎有1849年的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镇压),在德国有5月起义的失败(5月——7月的护宪战役),加上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848年革命的伟大时期宣告结束。”(恩格斯语)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失败,不久会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而众所周知,他们是在1850年9月前后改变了这种看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与空想的极左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手)。但在改变这种认识前不久的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搞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为德国革命将再度来临。如托洛茨基所说,他们“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受到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爆发。在此意义上,如本章第1节所介绍的,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不断革命”一词,但仍然保持了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就是说,虽然由于同法国工人的胜利合拍而得到极大推动,德国工人不经过充分的、长期的革命发展就不能掌握统治权)。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文章中认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以这种统治是必不可免的为前提,文中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对策。不言而喻,文章中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会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扮演的叛徒角色,所以论述了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采取的对策。文章中说,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暂时结成的联合战线。但在这场革命中贯彻始终的,是确保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以及同它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的必要,是坚持工人的彻底武装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文章中指出:“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提出了“双重统治”的要求。文中强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暂时统治不可避免,所以在它们取得胜利后,“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提出的那些乍看起来很激进的措施。但是,需要要求更激进的措施,需要进行斗争,尽可能早地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垮台,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做好准备。[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选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8页。]

据里亚扎诺夫说,“列宁熟记此文并喜欢引用它”。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恐怕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很大影响。当然,这两者还不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就曾用这篇文章抨击过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篇文章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建立暂时统治,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作为“极端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这种统治采取行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则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但尽管如此,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却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性,强调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妥协态度,并进而考虑到了革命时期的“双重统治”的要求等,由此说来,比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的建立在革命时期与公认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府并立的“革命工人政府”的主张来,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不是要更进一步吗?

但是,与列宁的战略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当时认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出卖了它的“骨肉”、“天然同盟者”农民,但农民还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工人应该象民主派同农民结合那样地去同农村无产阶级结合”。然而列宁认为,不仅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全体农民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是他的“工农民主专政”论的重要基础。

两者间的区别的产生是由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能力的评价不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能力,而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里,列宁对它们则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中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1页]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属于资产阶级担负领导作用的古典的典型,农民就越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用说自由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辜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里亚扎诺夫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期望——当然,在宣言中他也提出了为实际实现合作所必需的许多前提条件——落了空。”[里亚扎诺夫《马克思、恩格斯传》]这不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也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前面曾引用过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中所说:“……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

托洛茨基说,汲取了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前面说过,到1850年3月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就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提出的革命战略还属于所谓二阶段战略论的范畴。但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设想的确实一阶段战略论——这个周密地说应称为二阶段战略论的变种的理论了。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还是从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来考虑“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的,所以文中的“不断革命”一词仍然带有二阶段革命论的意义。而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使它具有了压缩、合并两个阶段的意义。

列宁在1905年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社会民主党对农 民 运 动的态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1页。]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当然还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说的二阶段意义上的不断革命。但是托洛茨基说的不断革命与此不同,它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之后的发展了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列宁在1914年下半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里,也引用了前面曾引用的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的话,但是仅仅把它说成是“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提出过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合为一体的战略形式。上一节说过,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1856年在谈到普鲁士时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但是,在二月革命前,他却没有考虑过这种结合形式)。

当然,马克思的带有这种倾向的思想不是在1856年突然产生的,马克思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1852年)一文里已经有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文中写道:“只要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复兴尚未绝望,只要他们还未摆脱对小块土地的迷恋,只要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国家组织尚未解体,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的独唱将只能得到挽歌式的合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恩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00页。](当然,在1869年出版的该书第2版中,马克思亲自删去了这句话之前的某些话,而代之以其他句子。但在这段中稍前一些地方的话保留了下来:“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红草:原文在“城市无产阶级”下加重点标记,应为马克思自己所加。]

总之,列宁提出的是作为二阶段战略论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样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论点;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这种二阶段革命论的变种,他提出了另外的、即作为一阶段革命论变种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战争)被无产阶级革命一气呵成地结合的革命公式。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战略的原型。当然,托洛茨基的战略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的这一原型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两者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列宁没有一鼓作气,提出这个革命公式呢?为什么他只停留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公式上了呢?——虽然由于1905年到1917年的俄国与1848年到1850年的德国的阶级斗争条件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从中受到莫大启示的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观点来还是进了一步。恐怕可以说,这是由于沙皇俄国这个巨大的农民国家的重负感使然。前面说过,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但正是这种重负感使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他们的二阶段战略、而是这种战略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并停留在这种论点上。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到二月革命为止,列宁也不知道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发表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将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设想,而这大概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或许列宁受到了1850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二阶段革命论的强烈影响。总之,列宁的战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战略的直接发展。托洛茨基不是从提出二阶段战略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虽然从中得到了“不断革命”的用语——出发的,而是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后提出的新观点出发的。更确切地说就是: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战略与马克思的一致,并使之取得了发展。师兄从老地方起步,师弟从新地方出发!我就是这样看的。

(岩田弘的《什么是革命纲领》[载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战线》杂志1965年6月号]中的<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的革命计划》中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二阶段战略论,排除了这种看法。倘若岩田弘这么认为,那显然是误解。恰恰相反,到1850年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革命论明显是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最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一革命论认为革命首先建立起来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不可避免的暂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下一个阶段。 在本文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是以这种二阶段革命论为根本的,是它的变种、发展。

在同一论文里,作者还说:“以二阶段革命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并进而使这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容”。作者大错特错了。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前的观点,决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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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选抄的这些日本左派论战材料成为进一步思考的材料、从而产生更多启发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