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进派:一个理想青年的《我和我和他和他》话剧观感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黔进派说明:

原文发表在贵大学生论坛上
http://www.gzubbs.com/index1/bbs/dispbbs.asp?boardID=6&ID=124037&page=3

(这个论坛是学生自办的,不被学校官方承认的,因此被校园网屏蔽;但实际上所反映的人气、民意与贵大学生数量有很大不相称)

需要说明一下,原题目“理想主义与我们的现实人生”是个很大的题目,本来我想写的,但实际上我考虑到在学校论坛上的反响很小也会很浅(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另外我想给可供探讨的人生预留更大思维想象空间,所以我就没扩展写完。

对本文有一些讨论(与剧组的对话),主要是在这里:
http://www.gzums.com/bbs/dispbbs.asp?boardID=10&ID=6&page=1
(这个话剧团自建了个论坛。其实我对这个话剧团本身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只是对我看到的那个话剧感兴趣)

理想主义与我们的现实人生—— 一个理想青年的《我和我和他和他》话剧观感


黔进派
2007-12-28 凌晨



12月27日晚上,我在贵大北区礼堂看了“贵大月光话剧团”表演的话剧《我和我和他和他》(在场的观众可能有两千多吧?)。这个话剧——我无法用“好”或“不好”来形容——给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思想震撼,使我思绪万千,内心极不平静,我把所想所感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我想首先从戏剧文艺本身谈起,再及思想感想方面。
(头绪很多,所以分以下数小节来谈。)


一、构思出奇的剧本

我认为这话剧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它的非常出奇、构思相当巧妙的剧本——这个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话剧采用了时空对话、交错的形式,以宏大的历史跨度表现了从“乌托邦的”爱情到现实幻灭、到最后等待的过程。我之前完全不懂得这题目、这剧本的由来,在话剧上演时也一再称奇,结束时的“互动”中我本想问剧本由来的,但会场仓促且现场拥挤,没问。终于在网上我查到此剧本是台湾的一个“表演工作坊”的作品,1998年由台湾戏子赖声川导演出炉。

为了让大家大致了解剧本——而我自己对作品的表达能力太差——所以我在网上搜到了一段很凝练的简介,概括了这个2小时半的戏剧:

故事的开始有些诡异。内地大集团总裁沈默和台湾女企业家简如静为了挽救自己陷入困境的产业,相约至香港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将决定自己事业的未来。但是在前来的路上,他们突然各自遇见了一个对自己过去极为熟悉的人,并且只有他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

他们遇见的实际上是九年前的自己。现在的他们,男人,早已认定爱情是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眼里,只有金钱和肉欲;女人,早已忘记爱情是个什么东西,唯一的慰藉就是她的事业。他们早已没有了过去。然而在九年前,他们却是一对生死相依的恋人。

谈判桌上两人勾心斗角,满面笑容而又暗藏杀机。两个人的过去注视着今日的自己,相视无言,不禁凄然。他们将今日的改变归咎于一场偶然的车祸,他们,九年前的自己,相约要帮九年后的自己找回那曾经的过去。

在过去自己的引导下,两人来到了当年最初结识的兰桂坊酒吧。在这场戏里,赖声川表现了他天才的剧场调度能力。九年前与今天两个场景来回转换,纠结在一起,时空被粉碎了,记忆的片断从心海中涌现出来,淹没了冷漠的壁垒。两个场景的中介是酒吧里终年泡在酒里的老板毛毛,也是两人的介绍人。九年前,是他介绍他们认识的,一个大陆偷渡过来在酒店打工的穷学生,一个台湾亿万富商的千金小姐。毛毛只是酒醉后开的一个恶作剧玩笑,想不到两人一见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又来到酒吧,把身份证、护照、存折、大学毕业证书统统烧掉,然后发誓,从此刻起,沈默、简如静,都没有了过去,一切从零开始。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毛毛的酒一下子吓醒了,他哭喊着:“完了,完了,我害死你们了,你们一定没有好下场的。”

果然,如静的父亲是不会允许这样一份恋情存在的,他早年留学日本,搬回了套日式的专制管理家庭,女儿对他只能绝对服从。父亲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至人身伤害来对付沈默。最后如静不得不瞒着沈默把他们的孩子打掉,因为她知道,如果父亲知道了,他一定会杀死沈默的。重压之下,爱情的力量太单薄了。两人又能怎样选择呢?沈默用一把刀割脉,如静打开了煤气,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关掉了煤气。再次发誓,从此刻起,沈默、简如静,忘掉过去,不再相见。然后,开车上山,发生了那场车祸,造成了失忆,于是他们便“没有”了过去。

故事讲到这里,如果是蹩脚的香港鬼片,那一定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今日的沈默与简如静早已不是当年那纯真的少男少女,岁月已经把他们重新雕琢。虽然他们已经找回了过去,可是当目光触及到那份冰冷的合同书的时候,爱情又塌陷了。

在沈默的房间里,他签好了合同,掷到了如静的脚下。如静躬身捡起正要出门,

沈默冷笑着说,按照规矩,你该……他坐到了床上,用手拍着垫子。

如静说,好,我们做爱。

沈默说,不要提那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如静寂然地说,好,我们做。

两人除衣,灯光暗。而在舞台的另一侧,九年前的沈默和如静紧紧抱在一起,望着眼前的一切,欲哭无泪。改变这一切的哪里仅仅是就一场车祸。沈默说,如果是九年前,我们现在应当关掉煤气,然后上山,发生车祸,忘掉对方,九年后再来寻找他们。但是现在,你还会关掉煤气吗?如静把头贴在他怀里,摇摇头。于是两人上床,相拥在一起,全场只有刺耳的“丝丝”的煤气泄漏声。灯光暗,他们死去。今日的沈默与简如静成了真正的没有过去的人。
(转自
http://hi.baidu.com/shuilunxg/blog/item/084cdf1375ffbd025aaf5372.html



二、“贵大月光话剧团”的精彩表演,以及剧本演绎的软肋和硬伤

我想首先值得一说的是“月光话剧团”的表演很精彩——也许是因为我文艺鉴赏太贫乏(很惭愧:我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只看过一部话剧,而且不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时看的了),也许是因为“月光话剧团”的现场表演真有一些特别出色之处,我被其中好几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先前并不了解这个话剧团,只是觉得它大概是一个学生文化社团,但当我看到话剧中间时我竟开始怀疑这些演员是不是在校的或业余的学生了。

例如对时空对话的多个神奇演绎——我特别喜欢看时空分离的影视作品,我看得很少,但也看过《回到未来(三部曲)》《黑洞频率》《时间机器》《穿越时空的少女》等相关影视作品,我所看到的话剧《我和我和他和他》的剧本构思和现场表演——这两个因素我感觉是交融在一起的——能够与这些作品的演绎相提并论。我这种感觉,大概是因为话剧演员对剧本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演绎所致吧,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不清楚别的同学怎样看。

一般人可能觉得主角最出众,但我首先觉得配角表演得特别出色——例如卑恭的酒店应侍生,被男女主角与“九年前的自己”所进行的对话误解了的推送货物的工人,还有那位在简如静手下服服帖帖的“黄副总”(可爱的小男生),生动入戏的演出引得现场一阵阵笑声。

中间那段高潮——九年前的男女主角从幕后插话、到走下舞台对话(其间又与舞台上九年后的男女主角发生奇妙的“对话”)、到走到舞台中间对话——令人叫绝!说实在的,我当时直到现在仍非常难以理解那种海枯石烂天崩地裂的又被世俗所谓的真爱,从理智上来说非常难以理解,但我当时仍被这一幕感染了。九年前男女主角激昂的对话、灯光投射、声音以及舞台上九年后的男女主角的沉默配合神奇地组合起来,通过九年前男女主角在舞台下、观众中间的奔走,穿透了现场,也穿透了观众的神经。我觉得“月光话剧团”对那段高潮的表演,单从演技上说也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尝试。

我还想提一下那个“九年前的简如静”,我个人很不喜欢她的那种泼辣张狂的剧中性格表现(我不懂我表述得对否),但我要说她非常入戏——竟能在几十分钟之内迅速转变情绪,而且还是现场当着几千同学的面表演得如此到位,这很让人佩服。当然,有观众可能会反驳说这有什么,演员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我想,一个业余学生能达到职业演员的地步,对她个人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吧!反驳者能做到吗?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我想说,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还能看到贵大的一些优秀同学的这样好的作品,我真心地觉得很荣幸。但我个人感觉啊——仅从一个没啥文化鉴赏力的普通观众的角度看——这整个话剧表演活动还是存在一些薄弱的地方和问题的。

首先显然是音响不合格,话剧表演者自己开头都说了,但这音响还是影响了观众对整个话剧的理解(中间有很多地方我听不清,我耳力本来就不好)。然后,我觉得有些似乎很重要的地方看不太明白(但我一时说不上来是什么地方,看了网上一些报道我才明白了许多),还有“黄副总”后来的转变似乎太唐突了,仿佛是遗漏了什么情节似的。
最后,我个人觉得前期宣传缺乏对表演时间的估计,间接地给观众带来些不便。演出的时间超乎我的想像,我以为是1个多小时演完,结果2小时半才演完,似乎过长了(但从剧情看又似乎是必要的)——我9点40分离开现场后第一个念头是去一教上厕所,没想到很多观众同学也去了厕所。我之所以中间没走开去解决内急,主要是出于对演出的尊重。其实到演出后面(9点以后),有不少人离场、不久后又回来,我猜想他们应该是去方便吧。我觉得如果前期宣传如果说了演出2小时左右,我至少就不会在之前喝那么多水了。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作品本身还带有一大硬伤。也就是话剧本身的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简单说:剧中构思的1989年和1998年这两个时空的社会人物心态——前者非常离谱,离谱到让人觉得非常荒谬的地步。

在剧中,1989年的男主角沈默是一个从大陆来港的青年打工仔,这个打工仔被塑造成一个热爱毛主席、热衷于文革红卫兵时代的青年。我想这很显然是台湾文人近乎病态的反共偏见所致。因为在1989年的中国,理想主义的青年的心态是倾向自由主义而恰恰并非拥护文革时代的,稍微懂点八十年代的历史的人都了解这个事实。更别说跑到香港打工的大陆青年了。剧本选择“1989年6月”作为男女主角曾经疯狂热恋的时间——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历史时间,既然敏感,我就不多说了。但恰恰是在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在中国的理想青年里,占支配地位的是与文革年代思想恰好相反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理想主义”这个词恰恰与文革时代的“理想主义”有很大不同。但台湾文人却完全无视了这种差别,以至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我不认为影视作品应该完全真实才好,我其实很喜欢有趣的虚构,但这个虚构实在太勉强了、太愚蠢了。当然这个愚蠢的偏见应该归责于台湾的赖声川,但“贵大月光话剧团”却完全没觉出这个严重违反事实的荒谬的尴尬,照抄上演了,实在是一大败笔。

或许,这多少也反映了中国大陆青年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对资本文化消费品的极其缺乏独立批判力的接受。


三、“月光话剧团”的特殊演绎:犬儒主义的尾注

《我和我和他和他》话剧结尾如本文第一小节所述:

“在舞台的另一侧,九年前的沈默和如静紧紧抱在一起,望着眼前的一切,欲哭无泪。改变这一切的哪里仅仅是就一场车祸。沈默说,如果是九年前,我们现在应当关掉煤气,然后上山,发生车祸,忘掉对方,九年后再来寻找他们。但是现在,你还会关掉煤气吗?如静把头贴在他怀里,摇摇头。于是两人上床,相拥在一起,全场只有刺耳的‘丝丝’的煤气泄漏声。灯光暗,他们死去。今日的沈默与简如静成了真正的没有过去的人。”

结尾是冷酷、悲凉、无奈和令人哀叹的。

但是“月光话剧团”最后还加了一段——几个表演版,将剧中的一段对话用“儿童版”“方言版”“古希腊悲剧版”等四个(?)版本来演绎,完全投入的无厘头、搞怪、玩世不恭,引发了全场一阵阵笑声。当时我也在笑,但到了“古希腊版”时我开始不笑了,因为我想到了这个剧本身还是带有一种理想主义意义的,而它刚才还是一个非喜剧的故事结局。我觉得,这几个表演版——如果不是抽出来看,而是放在此话剧之后看——是犬儒主义的尾注,是对理想主义的彻底颠覆。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却又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这不值得去笑——至少在我看来不值得去笑。

我不知道“月光话剧团”为何要设置这几个表演版(也不知是否他们的创意),本来想问的,后来觉得没必要知道,因为这个设置本身是真实的,它反映着一种极其具有精神压迫性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当今的大众主流价值观就是犬儒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对于理想原则的蔑视和嘲讽,就是对于罪恶与腐朽事物的完全冷漠。而理想主义则成了一个边缘化的存在。

请注意,我并不是在批判这几个表演版的设计者。相反,应该非常赞赏这几个表演版集中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真实,而这种社会真实与这个话剧有密切联系,包含着一些尖锐的精神对立——而这对立能带给观众更深刻的想像和思考空间。


四、两个荒谬的极端:从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到资产阶级现实主义

《我和我和他和他》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性——这是一个并不因为评论者的观点倾向而改变的事实——在九年前,男女主角的爱情具有某种理想主义。九年,是男女主角的某种现实主义不断发展以至到完全与过去对立起来的过程。

剧中提到了“乌托邦的爱情”。“乌托邦的”这个形容词,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的”。但是如果我承认剧中所表达的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的话,我就应该同时强调说这是“某种”理想主义,因为我认为剧中的理想主义并非唯一一种理想主义,而我认为它是出自小资产阶级心态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很低级的理想主义。

因为:其一,这种理想主义的内容并不是表现为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之间的有机琏接,而是表现为对爱情(这种个人情感)的极端化,把个人情感抬高得人生唯一价值的乃至排斥社会的地位,这种情感的源泉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决不想说,个人情感不重要或不值得重视。一个人的情感、原则、追求等都是很重要的,不能用“非此即彼”的公式将它们活生生割裂开来,它们是有机构成人的精神支柱的)。剧本设计者把发生爱情的时间设定在中国社会历史上极不平静的“1989年6月”,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选择了政治化,而剧本设计者却以极端夸张的方式突出了一对中国男女的爱情追求,这不仅是一种荒谬,而且也恰好使得沈默与简如静的理想主义不免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换句话说,这种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只不过代表着特定的少数的那些孤芳自赏的人(青年)的特殊追求。

其二,这种理想主义的反抗方式表现为对现实的完全蔑视和无视,以及纯粹个体的反抗,骨子里则是赤裸裸的自我中心主义——剧中的九年前的沈默曾自述(而且是自豪地自述)他指着简如静的父亲的鼻子大骂(因为这位父亲坚决反对两人的交往),还有沈默与简如静一起把自己的所有资格证件都烧掉了。这种理想主义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的完全断裂,这种断裂是由个体反抗直接导致的,这和小资的极端个人主义简直是精神气相通。

至于剧中九年后男女主角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我不用多说,观众们,以及只是通过第一小节引文大略了解了剧情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吧。

我在看戏时还想,一场车祸就使人发生那么大的改变,这或许太假了点。当然,你还可以说是这个“太过现实的社会”改变了人,或者用那句老话说“人总是会变的”。但我相信,这些说法仍不足以解释那些愿意更多思考自己的人生前途(甚至自己爱情前途)的那部分同学观众心中的疑惑——在我们看到这戏之前,我相信很多同龄者或者根本没看过这戏的同龄者都有这样的疑惑吧,觉得这是不是太假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一个曾经很有理想的人(且不管他/她是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理想主义、是真实的理想主义还是虚构的理想主义),怎么会走到那样功利的无情的地步呢?

我认为,在《我和我和他和他》中有几方面原因影响了男女主角的这种转变:

在他们1989年的理想主义中就包含了疯狂的自我个人主义,这种因素并没有被削弱、在剧中完全没见有什么自省,反而在后来不断得到加强,也就是说他们早年的“理想主义”已经埋伏了后来“变坏”的思想根源(如果用我的理想主义观来拷问这个话剧,它的理想主义应该全都要被打上双引号)。当然,他们的理想主义也包含了许多合理恰当的因素(尽管是以个体抗争的面目出现),例如对专制家教的反抗、对阶级等级观念的挑战、对独立人格和自由恋爱的捍卫。但他们的这种斗争(实质上是个体对其所处的整个秩序的斗争)是无力的,他们缺乏社会的、集体的斗争,更没有到普通民众中生活的勇气——男女主角九年前烧掉自己的一切证件似乎很有勇气,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回避。对了,说到这里,我特别感觉这个话剧对男主角的设计非常矛盾。因为男主角是一个打工青年,而一个靠打工来生活的男青年在想到与女方家庭决裂后,应该很容易想到——而且女方如果真心爱他的话也应该想到,除了死,他们还可以一起打工生活,大不了离开香港台湾,到大陆去过一个普通平凡的打工生活。难道宁愿死,宁愿断绝与现实的联系,也不愿过个普通艰辛的打工生活,这就是所谓“真爱”吗?(也许会有人说,简父甚至用人身伤害对付沈默,以至于那对恋人不得不殉情。但我认为如果简如静真正敢于决裂、抛弃小资幻想而与沈默一起过打工生活,简父就会和简如静一刀两断、并且不再迫害沈默。道理很简单,简父是非常现实的大资产阶级,他决不会拘泥于什么亲情。这一点赖声川想必是很清楚的,想必他是有意回避了这个很大的可能性。)然而恰恰相反,简如静没有选择去过沈默那样的打工生活,沈默甚至似乎从来也没有提出类似选择(这一点细想起来其实是很荒谬的)。而且,两人最后都成了大资产阶级,被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则紧紧支配着,这种现实就完全断绝了男女主角个人改良的可能。

从这两人的转变的意义上说,话剧的构思虽然夸张,但却是遵循现实主义的。但在这现实主义是残缺的,因为话剧只考虑了“要么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要么(完全不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这种选择,从上述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这种选择过滤掉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组成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过小日子的现实主义,而且这种过滤竟然无视沈默是个打工青年的事实(他作为打工者就非常自然地会从自己工作生活的角度提出自己爱情的前途,这才是沈默应有的现实主义。请注意,“1989年的沈默”并不是一个爱幻想的大学生,而是一个打工者,如果他不现实的话早就被老板炒鱿鱼了,但赖声川却把他塑造为一个“恋爱大过天”的小资理想主义者,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费解的逻辑矛盾)。

因而,这片子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但它是残缺的、精心过滤选择了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在无论是剧本还是表演的生动而强烈的表现力下,隐藏着这样一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思想体系,甚至可以说它的核心精神是极其庸俗的。

正如我所谈论的,为了实现这种“跨阶级的爱情”,恰恰就是要抛弃小资理想主义,而走向下层普通市民生活(不要用什么跟现实社会的决裂的废话大话空话假话来掩饰小资的怯懦!)。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真的是对立的吗?在我看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全可以统一起来。要使理想主义真正有力量,就得选择成为劳动大众的一分子,并且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反抗融入潜在的社会抗争中(因为个人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压迫秩序的)。这恰恰是很现实的一个人生考虑。

不过无疑的是这话剧中隐含的问题,将是每一个不久后要走上社会的同学都必将会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