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学习讨论: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读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讨论文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甚至渐渐地中止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理解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役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前往各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由于政府陷入财政困难,那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主要税负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作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通过俱乐部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主要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屏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者是直接力求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以便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设置什么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也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永无休止地发生争执,决不能容许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注: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通过大革命才开始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制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德意志南部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2.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

       1850年印成传单,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霍廷根-苏黎世版)中作为附录发表

       原文是德文

 
 
红草

此文在现实估计上仍是革命阶段论。

但并没有排斥另一种可能性下的不断革命论——它强调:

“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有趣的是,上引文中的黑体字同样被毛主义者张春桥反复引用强调过,但张春桥在引用这话也自觉地将“我们”[应指包括先锋队在内的无产阶级]理解为工人国家的政治官僚了,因而他的引用从一开始就是歪曲的。)

“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经典文献(只是要注意,当时马克思仍认为革命阶段论有现实性,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准确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阶段,后来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等的资产阶级推动产生了民族国家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现实判断。相反,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已无力完成民族独立与民主改良任务,再提革命阶段论就是反动了的)。
 
红草

就这段引文来看


“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加黑体字的仅仅作为革命战略的手段(包括文中所说的武装工人队伍),放大的字是作为革命战略的目的——为了更好地监督资产阶级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革命阶段论。不过,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的革命阶段论,我们可敬的马恩也并没有否认工人应该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并没有鼓吹无产阶级去建立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人民阵线政府”或“新民主主义政府”之类的阶级本质语焉不详的“新型政权”。
成争

啊?

我的理解不大一样。马克思和列宁谈的“阶段”和老托谈“不间断”,实质上说的是一回事:无产阶级领导并以自己的力量推动革命不断前进,从“民主革命”阶段进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第一个阶段,列宁把它叫“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依然是个民主革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本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发动领导、获取革命果实,而是无产阶级代资产阶级行使的。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尚未发展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

再仔细分析,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被所有人都当然地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但我在读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发现,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激进派别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等人,他们最进步的那些行动和措施只是在无裤党人、忿激派等城市无产阶级的驱使下才作出的,而当无产阶级想更进一步的时候,雅各宾派就把雅克·卢等人送上断头台(这正是无产阶级不够强大的表现)。然后才能有罗伯斯比尔的专政。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于农民,同一个革命具有不同的意义。统一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却是由不同的阶级力量向不同的方向运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在推翻封建社会、推翻殖民地资产阶级国家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从来不是想追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追求一个非殖民地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不断革命”的关键之处:托洛茨基提出在资本主义下降期,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不间断的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无论何时,无产阶级都要一往无前地(当然不能是盲目地送死)去推进革命、争取革命果实。如果无产阶级不够强大、在革命中力量被很大削弱,那么它就无法夺取政权,他借由革命获得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这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尚不足以让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处于它的“上升期”。而如果无产阶级足够强大,它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跨越资本主义没有完成的阶段),这是因为/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下降期。

所谓上升期、下降期,是一种不精确的说法。就像一个人虽然衰老,但是他的年龄还在不断增长一样,资本主义还在继续运行、生产还在扩大,但是它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弱了。如果无产阶级不去推翻它,那么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所以无产阶级就要时刻准备推翻它,时刻积攒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讲,“阵地战”倒有些道理),以便在可能的时候起而推翻资本主义。


另外,17世纪英国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不也很相似吗?都有国王在平民的压力下被斩、都有起初貌似统一的革命阵营内部的搏杀、然后都有独裁者上台(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拿破仑),都有复辟。城市无产者在革命中是如何失败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值得探讨的。几百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设置的重重帐幕,使得我们现在很难看清楚事实。
 
 
红草

QUOTE:
马克思和列宁谈的“阶段”和老托谈“不间断”,实质上说的是一回事:无产阶级领导并以自己的力量推动革命不断前进,从“民主革命”阶段进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第一个阶段,列宁把它叫“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依然是个民主革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本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发动领导、获取革命果实,而是无产阶级代资产阶级行使的。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尚未发展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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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回事。列宁派在20世纪初的真正主张的是,建立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某种“超阶级专政”,而只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这是列宁派当时的纲领的真正弱点。(二月革命后列宁派大多数干部之所以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与这种传统有一定关系)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的《三种俄国革命观》: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e-trotsky-1939b.htm

马克思的革命阶段论实质见3楼分析。

QUOTE:
再仔细分析,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被所有人都当然地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但我在读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发现,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激进派别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等人,他们最进步的那些行动和措施只是在无裤党人、忿激派等城市无产阶级的驱使下才作出的,而当无产阶级想更进一步的时候,雅各宾派就把雅克·卢等人送上断头台(这正是无产阶级不够强大的表现)。然后才能有罗伯斯比尔的专政。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于农民,同一个革命具有不同的意义。统一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却是由不同的阶级力量向不同的方向运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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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这样的:一小撮精英权贵篡夺了每次劳动大众革命的果实。(实际上这一点我不是托派时就知道了,因为和谐在复辟前的高中政治历史教科书里就揭示了这一点的。)
帮助它们篡夺果实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大意或资产阶级的狡猾或别的什么主观原因,而是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与资本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不充分。

我加黑体字的那段话其实完全可适用于那些被背叛了的革命,例如1925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帮助蒋该死上台并统一了中国、实现了一定的民主改良的恰恰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是极尽所能地起阻碍作用),而是无产阶级(客观上帮助了)以及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领导层(自觉帮助了)。(旧民国的一定的政治自由与代议制民主统统建立在工人的鲜血上!)

早该意识到这一点了!

 
成争

QUOTE:
原帖由 红草 于 2007-5-7 16:02 发表

不是一回事。列宁派在20世纪初的真正主张的是,建立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某种“超阶级专政”,而只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自己并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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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么?要么在民主革命之后继续前进,要么被反革命打退,建立资本主义。


我所不赞同的,是你把马克思的某些论述称为“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并立。这样就是承认“阶段论”在“资本主义生命力依然顽强的时候”依然是正确的!而是否生命力顽强,我已经说过,在生命消失之前是无法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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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进派 发表于 2007-5-7 11:01
同正式的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加黑体字的仅仅作为革命战略的手段(包括文中所说的武装工人队伍),放大的字是作为革命战略的目的——为了更好地监督资产阶级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革命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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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革命阶段论。这是表明了工人的行动方针,而工人的行动是否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依当时的物质条件、斗争形势为转移的。所以我认为这种“阶段”和“不断革命”实质上是相同的。而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由于首先就放弃了力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是真正的“放弃革命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不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阶段地(也就是不断地)获得胜利,而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就放下了武器,把政权彻底抛给资产阶级。
 
 
战斗队员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个很暧昧的说法。1917年以前一直也没有更进一步的结论。说句题外话:我个人意见,十月革命事实上也是实践超出了先锋党的理论框架的结果。但这不是说列宁派的政治领导确立革命目标是偶然的,它来自之前近20年的“阶级独立立场”、‘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支持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方式,要像绞索支持犯人的脖子一样”。也就是日常实践的阶级教育(教育群众的伟大成果)压倒了本身理论分析和结论的模糊骑墙之处。但是,列宁本人并没有对自己过去的若干理论主张,比如“工农民主专政”进行正式的清算。托也没有。直到20年代中期,托才开始清算。

回过头看,十月革命在思想指导上的确有重大缺陷,但也因此,列宁式的‘阶级独立立场’显得更加可贵。实际上他之后尚无任何组织和个人能淋漓尽致地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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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成争 于 2007-5-7 16:53 发表

我所不赞同的,是你把马克思的某些论述称为“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并立。这样就是承认“阶段论”在“资本主义生命力依然顽强的时候”依然是正确的!而是否生命力顽强,我已经说过,在生命消失之前是无法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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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总是会以某种程度继续存在的。只是它体现出来的“进步”越来越变态而已。据说桥木司机在一次上课时大骂私有化给拉美带来灾难,有个拉美学生嘲笑说“我们那儿电信自由化以后,手机才大量增加”。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的发明,总是会给某个领域带去进步。只是这些进步越来越与本有的进步潜力不成比例。



QUOTE:
原帖由 成争 于 2007-5-7 16:53 发表


这不是革命阶段论。这是表明了工人的行动方针,而工人的行动是否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依当时的物质条件、斗争形势为转移的。所以我认为这种“阶段”和“不断革命”实质上是相同的。而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由于首先就放弃了力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是真正的“放弃革命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不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阶段地(也就是不断地)获得胜利,而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就放下了武器,把政权彻底抛给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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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述有简化之嫌。实际上,他及同道并未“事先放弃了力争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有一套更复杂的细腻手法。从27年莫斯科给武汉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及1917年春斯大林等人的发言看,都是说“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前提是积攒力量,不要过早与资产阶级分裂,要让资产阶级“在群众眼中失去信用”,然后“我们就上台”。这一论述表面看,至少“积攒力量”一段,甚至也是对的,因为1917年春到秋,正好是一个列宁派领导的有组织工人不断壮大力量,不断获得新同盟者——农民和士兵——的过程。但这一论述,以及一切类似的机会主义立场,都把壮大力量首先取决于如何不激怒有产阶级,从而得出合乎自身逻辑的“不能公开揭露有产政府的性质”、“不能任意扩大工农武装”、“不能一味地压制资本家”,而最重要的是回避通过苏维埃使工人学会更好地组织起来、更清楚地看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更多积攒管理经验,等等。
 
红草
 
参见1917年三月列宁派会议文件: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47347

结合着看看上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