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火:中国无产阶级的破晓春雷——谈《工人诗歌》创刊号的首创意义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评介:《工人诗歌》创刊号 2007年9月出刊

文章来源:工人诗歌联盟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


中国无产阶级的破晓春雷:谈《工人诗歌》创刊号的首创意义

————热烈庆贺《工人诗歌》创刊号的胜利出版


作者:地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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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来到我们这个家
来到工人诗歌联盟
这个诗界,一个祖国

在这里,在这从四面八方
汇集起来的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里
你会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与尊严
你会读到工人同志们的诗,他们的
脉搏与心跳,坦真与朴实
他们的血与汗,光荣与梦想

————《工人诗歌》广告词 沉戈/执笔


11月2日,我收到了一个从东部沿海工业区寄来的包裹,我一边努力回忆着这是怎么回事(我很健忘),一边撕开包裹,惊喜渐渐涌上心头……这是《工人诗歌》创刊号呀!我的心情真的像经历着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庄严而喜悦激动地看着这本大气(16开)而有份量(近百张纸)的书,土黄色壳面显得质朴、清新。依我的习惯,先翻看了前几页和最后两页:介绍之扼要(首先是指卷首语、附后的征稿启事)和版式之简洁饱含着来自产业劳动者的自信和尊严。该杂志的主编之一绳子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工人诗歌》目前只是想每年出一本。另一主编吴季在论坛上坦言,由于资金瓶颈,“印得太少了”。亦可以说,《工人诗歌》创刊号的出版目前还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举动,但从目前的公开寄出数量(280多本)以及工诗联论坛上的初步反馈情况来看,考虑到它没有(而且骨子里拒绝)任何权势背景、且完全由工友们自主自发创办,这一出版印行尝试无疑已取得重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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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的进化,阶级文化的苏醒


无产阶级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极力论证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俄国文艺批评家W.普列托涅夫则主张“无产阶级文化”,竭力反对托氏的这个论点。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称的危险性在于“错误地把未来文化(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化——引者注)压缩到今天的狭隘限度内。它们虚构了远景,破坏了比例,歪曲了标准,以及造成了那些小团体的骄傲”。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他所说的这种危险性只存在于出自不同客观社会地位的不同理解之间。所谓阶级的文化或其它因素,在语文上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具体社会内容才会赋予它以倾向性。如果无产阶级文化是作为围绕着劳动者自己独立的阶级立场和包容着不同个性的集体主义观念的文化,那它决不会成为小团体固步自封的借口,而会成为激发全体无产阶级奋进的号角。但是托洛茨基却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仍显粗糙就谈不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因为“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该是第二流的艺术”。可是谁能当庭宣判某种无产阶级文化是一流还是二流呢?这又绕回了各人的不同理解……

应该注意到托洛茨基的上述文艺观点(发表于1923年)已经受到苏维埃官僚领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束缚,他尖酸地嘲讽自命无产阶级文艺代表的“打铁铺派”:“宣言的作者们将苏维埃政府所保护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前者是笼罩着蒙眬天色的荒漠,而后者则是巨幅伟构与伟大的风格,不过它没有获得必须的认可”。

八十年后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因为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自信基础上我们理应看得更高。吴季在他收入《工人诗歌》的文艺理论大作《打工诗歌创作谈》中正是基于“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更广泛的意义的考虑(虽然他没有说出这个名词),他认为“打工/工人诗歌”当然是指打工者所写的诗歌,但并不限于打工生活的题材和诗歌这一特定体裁,写工人诗歌甚至应该“尽量以一种写日记的心态,向朋友、亲人或其他打工者述说你的喜怒哀乐,或者跟他们交流的心态,来写下每一行诗句”。吴季的工人诗歌目的论更为振奋人心,他指出“打工者诗歌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传达出自己的心声:感触、思索、遭遇、矛盾、梦想。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激发起同样境遇的打工者的共鸣。”“打工者的诗歌应当是自由的,并努力争取成为自由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人诗歌》对于开创新源流的首创思想意义,是有必要回顾回顾历史的。

《工人诗歌》创刊号里收录了工人诗人默默的一段回忆录和几首诗,这蕴涵着作为一个阶级文化因素的“工人诗歌”对自身社会历史的回忆。1988年,24岁的工人诗人默默参与创作了《劳动界》,作为挂在上海第二钢铁厂厂报后的一个特刊。虽然我只能从有限的材料看到默默80年代后期的诗歌,但它已表现出不同于官方的态度、情感和视野,因此应该承认那一代《工人诗歌》是有一些成就。(限于篇幅我不能说得更多,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一首诗《工资》,其中精彩的语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讽刺——尤其你想到这是1987年的工人诗歌——都让人拍案叫绝。)但是我认为,《劳动界》的诗人们只是官僚极权统治以来阶级意识普遍瓦解的荒漠旷野中的一些孤弱声音,它们不仅处境尴尬,自身也很无力,“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剧作家张广天却夸大了《劳动界》一代的工人诗歌,认为它表现了“在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下人民文艺的自信”。可是请问,在工人阶级无法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官僚极力用自己的语言灌输工人头脑的时代里,在“国营工厂像个国家/一国之君是个皇帝/天生的龙种。把任命/自己的上级喊爸爸”(沉戈的诗)的时代里,所谓的“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人民文艺”又是个什么玩意呢?

80年代的工人诗歌开拓者的现实处境、思想和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让《劳动界》创刊号的《编后语》的执笔者们自己说:

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即使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但却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认识上,至今仍然处在无知状态中,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无知一直是在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下,或暗中诱使下造成的。……展现大家面前的这些诗,所以还显得苍白,软弱无力和肤浅,显示了我们认识还不纯和还受着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也说明我们还多么脆弱和缺乏战斗力。

这些话语,我相信不会是谦虚客套的书面之词,而是真诚坦率的内心流露。在这里,80年代的工人诗人们(包括默默)所说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恰恰是指张广天所谓的“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感受得了这种事实,“对此确信无疑”,但却不能从社会历史角度“作出新的解释”。他们困惑,焦虑,迷茫,他们意识到这首先是一种无知,但这种“可怕的无知”之所以造成是因为官僚极权的长期钳制和洗脑,因为“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正由于此,他们的诗中饱含着劳动者的苦难、悲愤,本质上却处处隐含着对工人任劳任怨却盲目辛苦的普遍状况的“怒其不争”的忧虑,他们还完全看不清楚如何在“复杂而严峻的现实”以及“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下重塑独立的阶级意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1993年时一些老工人在被工厂官僚踢出工厂时的无力哀叹:

当时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维权意识,建国以来我们的党中央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人民信任共产党,相信党中央会为人民谋福利!我们才会含泪走向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去自谋生路,当厂领导在美丽的霓虹灯下搂着小姐举杯畅饮的时候,我们却愁眉苦脸地在昏暗的路灯下摆地摊,挣钱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西安石棉总厂工人桑文英《我的维权之路》2006年5月18日,参见毛左派的中国工人网)

值得注意的是写下这段话的作者作为一个已经起来抗争几年的维权工人,时值今日仍公开表达着对“上级”的寄望。从这个个案,分明看得出即使在全面市场化的今天,官僚主义和工奴文化流毒的历史惯性在怎样地愚弄着劳动者。

相比之下,《工人诗歌》则大大地前进了,在《卷首语》中,在附后的《征稿启事》中,都更明确得多地表现出了劳动者的自我主体意识,正如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大量词句。这是其一。其二,《工人诗歌》的社会处境比《劳动界》那个时代更明朗化了:官僚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更清晰,新的大规模产业集中和资本积累更加发展,产业劳动者阶级从而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社会轮廓和自身利益、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具体差别或对立、自身斗争潜能和独立的集体的前途。以《工人诗歌》的出版为标志,工人诗歌不再是些许孤微的夜半歌声,而是一支植根于富有生气的产业工人阶层的劳动者战斗进行曲的有力前奏。再次,作为互联网—民间工人诗刊的《工人诗歌》的创作源泉、规模和多维度更是远远超过了作为挂靠官方厂报的《劳动界》。例如《劳》创刊号的作者只有3个人,而《工》的国内作者就有60多位,大多是各行业的普通打工者;又例如《劳》只是一份诗报,总共不到十首诗,《工》则有180多页,内容不仅多采缤纷而且涉及打工者的诗歌、散文、日记、随笔、评论、小说,许多文字包括诗歌就像娓娓道来的诉说,令人耳目一新。(只有在发行数量上《劳》[创刊号1000份]超过了《工》[目前是280多份],但前者完全是由官方资金技术设备支持的,后者是工友们自发凑钱支持的)。从实质上看,《劳动界》与《工人诗歌》不仅身处时代还有阶级面目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质变,可以说两者之间的脱胎换骨的方面远远大过保守继承的方面。《工人诗歌》更多地继承了一种更接近反对一切压迫的、劳动者自我解放原本道路的文化传统,虽然说这种断代失传了许久的传统才刚刚开始恢复,但它已在迅速成长的产业劳动阶级的召唤下呈现出空前的伟大复兴前景。

从文艺史上看,从阶级意识被瓦解的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个别先进分子的苦苦探求(1988年《劳动界》),走过了1949年革命遗产——国有财产制度的崩溃和精神幻灭,走过了“无产阶级的伤痕文学”(旷新年对2003年曹征路小说《那儿》的评价),尽管这个阶级仍未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但它终于开始形成了自我意识,并且执著地表现它——这就是2007年的《工人诗歌》创刊号,虽然——没有必要肆意夸大——从作者和读者的绝对数量上看仍只是产业劳动群众中的一小簇星火,却以振聋发聩的呼喊与阶级认同昭示着中国无产阶级走过了数十年漫漫长夜后的破晓春雷。

在思想自由天空下锤炼共同阶级元素:劳动解放潮流的新生


我并不是一个工人,也决非“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我是一个笃信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不懈斗争获得完全解放的光明前途的青年,怀着工厂学徒的心态、理想主义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的独立思考对待当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诗歌。《工人诗歌》创刊号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内容是放在诗刊最前面的沉戈的诗,以及收入其中的吴季对沉戈的诗歌评论。

有趣的是,吴季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沉戈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吴季却高度评价沉戈的诗是“喷薄欲出的号角”;吴季说从沉戈的诗中可以“听到地火倔强的运行之声,听到中国工人阶级脉搏强健的跳动”。两位都是工人诗人、工诗联的管理员,其中吴季曾经做过工人还有着一些工人朋友,沉戈自己就是一位工作30年至今的老工人,他们能存思想之差异求阶级之认同这本身就令人感兴趣。而吴季的那篇文艺评论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沉戈的诗被工诗联编委放在整个诗刊的最开始,大概不是偶然吧。吴季的这篇评论以及沉戈的诗非常值得认真阅读。

在我看来,吴季真正地从无产阶级团结与解放的立场而不是从某种意识形态小宗派的狭隘圈子去评价沉戈的诗,萃取、提炼出工人诗人的创作中的进步的阶级元素,这一点比中国主流左翼阵营要高明得多,是非常值得一切有思想的工人以及进步青年去学习借鉴的。不过,我认为吴季的那篇(写于2006年初)文艺思想分析还有点粗糙模糊,还应该更前进些。例如,吴季涉及自由主义的若干评价仍显得有点抽象(更多批评自由主义的温和性质,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也有激烈斗争的一面)。我认为应该向那些追随自由主义的工人群众阐明:使全社会所有人都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以及争取游行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这些都很好,也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同时结合历史现实揭露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假冒伪劣社会主义之流),自由主义的本质乃在于它将这一切建立在自由剥削劳动者的资本私有制和捍卫这种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国家基础上,而私有制使得上述种种美好的自由都被迫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买卖自由,从而使一切都变得不自由了,一切都被异化了、堕落了。因此我们才说自由主义是反动的。自由主义真正捍卫的资本自由必然会损害其他那些——对劳动人民来说最重要的那些自由权利。只要工人还不敢触动资本自由、买卖自由这些“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即“自由主义的底线”,别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就是连物质待遇的稍微改善和更多一点点权利都争取不到。需要告诉工人的是,最近几年有产权贵的政府之所以向劳动者作出些微让步,例如关注农民工加强工会制定劳动合同法等等,根本不是因为政府的慈悲为怀或知识分子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或什么仁义道德正义良心在“冥冥”中起了作用,根本上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工人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破坏“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的斗争方式(例如罢工、堵公路,甚至占厂),这引起了剥削压迫者们的恐慌。

吴季评价沉戈的诗中“作为武器的思想和信念是接近于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解释,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碑。这不仅是说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同时是革命者,就是在自由主义早已堕落倒退了的今天,自由主义者也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前进为革命者(即彻底反对资本秩序者),这种前进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发生,而是表现为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辩证过程。这前进的一定条件,其一就是这个自由主义者必定是自身命运和情感被无产大众维系着的人,其二就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大环境下(未必非要到革命形势)。这种前进的动力在于工人所信赖的反动思想(不仅自由主义还有其它如民族主义、毛主义等等)与自身阶级利益、阶级集体心理的内在矛盾。革命社会主义者全部任务的本质就是要向无产群众不断地揭示这种矛盾,坚持使群众通过自我教育(哪怕暂时仍不清醒或有谬误)最终觉悟,从自身阶级取得解放自己的动力。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沉戈的《起来》: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象人一样
  活着
  或者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对此,吴季很恰当地说沉戈的结论“表现得非常有力:革命的吁求喷薄欲出”。但更应从沉戈的诗歌中揭示他的那种自由主义(对私人企业、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怎样束缚着他的“革命的吁求”,怎样妨碍了真正属于包括他在内的工人阶级利益的那种种自由权利。限于篇幅,我仅举一例,吴季的评论第三节引用沉戈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也正因为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才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和光荣”。我认为这段话恰恰是最集中地表现了沉戈的内在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文艺创作的自由恰恰发生了十分尖锐的冲突,但沉戈只是用一句恰好颠倒了事实的谎话掩盖了这个冲突(我是指“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正是为了帮助工人朋友解决这种深刻矛盾(在心理上是一种精神焦虑),我们才应该反对自由主义,而不是出于宗派的考虑。但吴季却没有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隔靴搔痒地说“这样的想法是很可商榷的”,用一些委婉温和的解释草草应付过去了。简单说来,私有制市场经济与文艺创作自由的冲突,不仅表现为吴季已经揭露的那些“投身市场”的作家(可惜吴季也只是从道德上批判这一现象而不是从资本生产关系强加给人的客观的异化性质来批判),还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夺——沉戈自己所说的工人“加班加点就是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使广大工人太缺乏闲暇时间实现文艺创作自由。

要揭穿自由主义或其他反动思想的谎言,只有说出全部真相,哪怕暂时痛苦,并提供另一种分析。当然,还必需有自由的论争,必需令各种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思想有充分表达的权利(我们决不能像毛主义者那样把有民主自由人权等正当诉求的工人或即使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人斥为资产阶级,而必须严肃地力求从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民主平台上与工人的自由主义及其它反动思想做斗争,必须严格地把人和思想分开来看),虽然令我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对吴季这篇相当激进的左翼评论的批评(这或许是工人诗歌受众广度还太小的表现)。

无产阶级需要思想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托洛茨基虽然否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却明白无误地从阶级解放的角度来浓墨重彩地确认文化艺术自由的重要性:“向他们(即文艺创作者——引者注)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它可引申为有组织的革命的阶级先锋部分——引者注)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它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它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这个思想比毛泽东们(即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把文学完全当作“党”[实际上是官僚集团]的奴仆不知高明多少,无怪乎延安时代——这个被后来的一些毛主义研究者吹捧美化了的“民主和平等”时代——最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左翼作家王实味被扣上托派帽子后被整死在CCP红色官僚集团的枪口下,鲁迅的继承者胡风则在50年代“新中国的阳光下”步王实味后尘命丧黄泉。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汲取历史的一切罪恶教训,勇敢地重拾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在这方面,在思想的自由与开放姿态上,《工人诗歌》创刊号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良好开端:它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仅是沉戈),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是吴季),更有许多其它的对于社会历史各种各样的个人理解。

同样是致力于社会进步,但是与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机构(包括毛派杂志和网站《中国与世界》、新左派的《读书》杂志、以及主流泛左翼基地乌有之乡书店、座谈会和网站)极为不同的是,《工人诗歌》无论编委会、作者群和读者群的主体还是创作的取材、心态、气质都是属于产业劳动阶级的,它自命追求产业劳动阶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立场,这种追求第一次建立在名副其实的阶级基础上。诚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未必随时随地都倾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倾向真正彻底的劳动解放前途,正如吴季所说:“工人的诗歌不一定就成其为反抗之诗、革命之歌,虽然我们期待会是那样”。我们更应承认,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仍处于浑然不觉醒状态——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根本地寄托在劳动解放斗争的前途上,而仍然满心希望或心存一丝希望地致力于个人奋斗。所以沉戈焦虑地写道:

       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
  做一个中国老百姓
  是多么容易,多么满足
  只要能有碗饭吃
  就是我们最神圣的自由

      ——《国营工厂》(之二)

虽然应该认为这种清醒表明老工人沉戈比许多依靠皈依毛主义的“革命形势大好”之类政治宗教支撑自己爱党爱国信念的那部分老工人更诚实认真,但他(其实还代表着一部分比较有思考力的工人)又陷进了自由主义的没落低洼里,这阻止着他,使自己阶级的热忱白白挥发在敌对异己阶级的精神圈套里。但是已转向劳动解放斗争之路的先进工人必须坚持与还陷在自由主义或其它某种泥潭中的那部分工人进行开放式的对话,同时使所有工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得到自由无拘束的充分表达,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而这一切都必须始终尊重工人的自主性,使工人在自己的斗争与实践中检验关于劳动解放的各种思想。

每一个工人都应意识到自己是劳动解放事业的主人翁。那些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生产生活斗争充分洗礼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知识对于启发和促进工人阶级思考有一定益处——但他们(不管他们有多么政治正确)的包办和灌输是顶顶有害的,因为即使他们中最真诚的分子也难免受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和价值观的束缚,从而不自觉地坚持这样那样的把无产阶级引上歧途的机会主义思想。工人肯定也会犯各种错误甚至是机会主义,但当他们觉察到包括自己利益的阶级利益因为这些思想错误受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摆脱它,而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往往固守对历史文物的留恋和惋惜。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第一国际章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工人诗歌》开创了新的劳动解放潮流。

然而这个新的潮流能否健康发展壮大下去?目前还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包括工人诗人在内的那些本阶级中最能思考的工人朋友们的探索与奋斗,取决于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共同生活和共振磨合,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列主义左翼文化传统(它有别于斯、毛主义和民社主义)的复兴有关,而这一切都正在我们面前拉开帷幕,催促着我们去开拓、深翻、施肥、耕耘。但事在人为,《工人诗歌》创刊号的胜利出版——想想看工友们以多么大的决心和努力克服了令人头疼的物质紧张!——却已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首创精神。我坚信,《工人诗歌》继创刊号之后还会有更好更多的后续期刊出版发行,特别是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友和青年一代投入到这股新潮流中来,在工人阶级的独立主动下劳动解放事业的前景充满希望!




2007-11-6晚间 于南方某工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