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左翼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散记

红草   发表于 2008-9-26 14:36 

 

左翼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散记

作者:[俄] 高尔基
译者:余一中 董晓
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北京第1版
“曼陀罗译丛”

说明:《不合时宜的思想》一共48则文章,乃高尔基本人从发表在1917年5月至1918年7月的《新生活报》上的57篇政论中筛选集结,于1918年秋天在彼得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书名取自《新生活报》上的同名专栏。中译本还收录了1919至1921年高尔基致列宁的五封信。

记得老张的资料中心上传有此书PDF版,我下有但找不到了链接,谁有,贴个链接附后。

本帖中,我只做一个散记。从头到尾逐篇读记,利用零散时间记在笔记本上,分几次上传完。附在篇目数和时间后的括号中是该篇主题的简略概括,其后是零星感想。有的篇目下我不做感想,可能是因为我认为在其他地方已经说了相同的问题,也可能因为我认为没必要反驳、但并非表示赞同。俟后可能整理个感想文章,也可能懒得整(另外,我认为不是很有必要整一篇文章 )。

※我读书都为着一定目的,此次也不例外。本次阅读的预设目的:
1/了解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的心理;
2/思考: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是怎样的(思想及态度);
3/从知识界的角度了解俄国革命史。



第一则   1917.5.4.
(抨击战争)
前几段。真理没有利益性、阶级性吗?实情的确没有阶级性,但对实情的公开也不受利益支配吗?

第二则  1917.5.5.(反战)

第三则  1917.5.19.(关于“浪漫主义”)
左翼知识分子喜谈为思想为真理为理想献身的英雄,却把作为革命关键因素的物质利益(首先是阶级利益)淡化了。

第四则  1917.5.25.(道德)
开篇引用了一个社民党奸细(已被捕)写给高尔基的一封“奇信”,末尾竟这样问道:
“我请求您:请克服您的厌恶感,朝叛徒的心灵再走近一些,请告诉我们大家,是什么动机使我们在全心全意信仰党,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一切神圣而纯洁的东西的同时,又能‘忠实’地充当一名侦探;在看不起自己的同时,又仍然能认为可以生活下去?”

高尔基的回复简略来说是:对善与恶(即道德)的漠不关心导致了背叛行为,革命队伍里只有无情的基于理性的议论,这些议论造成一种相互指责的尖锐否定的冰冷气氛。

我认为应从两个角度看,首先是社会角度:第一,有产社会压迫所造成的广泛的恐惧心理,这个心理会影响到无产者乃至其革命队伍中。我在今年初的“色戒观后杂谈”末一节谈过这种恐惧对各阶级的影响,此不赘。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压力和被压迫阶层中的匮乏,给利诱提供了巨大现实空间。

其次是个体角度——为什么不是列宁、巴布石金以及其他人,而是那些历史既成的人受了利诱而成奸细呢?其一,深入内心的极端利己主义。把信仰完全看作个人的事。我认为虽同为信仰,共产主义与宗教有诸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宗教信仰可以被完全地看作个人的事,而且事实上很多都是这样;而共产主义,严肃的共产主义,它首先是革命阶级斗争的事业,是一个以阶级利益为核心的集体过程,主要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其二,精神/人格分裂。其所谓信仰是宗教化的,只是一种抽象的头脑附着物。
 
第五则  1917.7.27.(谈七月事变)
高尔基把七月事变看作过早的、仓促的悲剧,这的确是事实的一面。但他以这一面来评价七月事变是极片面的,他把7月事变的主要动力归结于群众的“极端愚昧”是偏颇而反动的。“急风暴雨式的和混乱的七月起义只能引起他的反感”(托洛茨基《马克西姆·高尔基》)。

让人在意的还有他把文化建设看作二月革命后的当务之急,否则革命就是无意义的。这一点表明了他对待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式的天真简单。

第六则  1917.12.20.(革命的阴暗面)
1/ 无产阶级夺权的首要目的应是推进阶级斗争,而不是协助群众“自由创造”文化——尽管这也是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创造任务——正如高尔基自己所说:“当今的现实没有提供实现这些思想的条件”——应是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战胜了资产阶级后才可能大规模展开,而这又只有在阶级斗争任务决定性的胜利时才可能。
2/ 对私刑的批判、对农民破坏科学文化的批判,多少包含合理性。但对革命(农民破坏地主庄园、人民尝试以自己的集体意志惩治罪犯首先是革命行为)的评价是否过于片面呢?
3/ 关于酗酒问题的评论。见P39,注5.注8. 但不管高尔基怎样“不知道”,他毕竟应知道酗酒之疯狂正在威胁革命政权,而在这场尖锐斗争中,高尔基更注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粗野行为”。不管高尔基的冷眼是多么深刻、理性、犀利和有道理,他都在根本上站错了位置。

第七则  1918.1.1.(对阶级专政的抱怨)
1/高尔基说:“胜利者一般来说是宽宏大量的,也许,这是由于疲劳的缘故;无产阶级却不是宽宏大量的,……(指苏维埃政权)。”
“是的,无产阶级并不宽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但是革命本应当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

“宽宏大量的无产阶级”——历史上曾有过:1871年的巴黎工人。
他们“宽宏大量”的下场就是成千上万地被资产阶级屠杀掉!
“革命的公正”——就应该是以十倍百倍的血与火反击资产阶级的攻势。“新的精神力量”(高尔基所期待的)只有在社会清算在国际范围决定性地完成后才可能增长起来。在此之前,按高尔基的意见,工人革命只会被资产阶级“公正地”扑灭!

2/高尔基发现阶级斗争发生在群众中,他称之为“内讧式的战争”。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文革常被后人诟病为“群众斗群众”。当然文革和十月革命差别很大,但不可否认,观察者往往被表象迷惑,看不到“群众斗群众”中的确存在着严肃的、明确的阶级斗争(现实中可能出现一部分工人和左翼分子成为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死硬支持者,这部分人与革命工人阶级也可能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决不是“工人阶级的内讧”)。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更多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反动阵营有意煽动和利用“群众斗群众”,以便分化群众。高尔基很可能中了反动阵营的这一奸计……当然,他之所以如此,主要还不是他“不知道实情”(不管他知不知道),而是他一贯地不考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或者说他不是完全以阶级观点来看问题的)。

3/1917到1918年的情况是,俄国工人阶级急需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打败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扑进攻,高尔基却仅仅把权力视为“最卑鄙的毒素”(原话:“再没有比治人之权更卑鄙的毒素了”)。高尔基不是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需要看待权力,而是从抽象原则和“道德的立场”看待革命,并且“理智地”为革命者规定了一条神圣的道德底线:我们不能“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无耻的食人魔王”(P45)。我相信伪善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文人们一定会为高尔基的这条道德戒律表示出多少是由衷的“高度欣赏”!

第八则  1918.1.3.(私刑)
1/私刑的权利是“一种野兽的权利”吗?高尔基的观念恐怕包含着一种“秩序崇拜”的倾向。我认为不应把“私刑”和“私刑的权利”混为一谈。“私刑的权利”在十月革命后首先意味着无产大众尝试自我管理的最彻底的权利;即使实现这种权利的社会文化条件是极不成熟的,但它也一定比继续容忍有产法制的统治要好。至于私刑权利刚开始在文化落后人群中实行必然带来的病态、缺陷(如高尔基所指的那些),除了依靠工人政权逐步建立新的法制秩序外,没有别的办法。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觉悟工人和工人政权应特别努力反对那些病态的私刑,则是合理的。

第九则  1918.3.31.(关于革命后,农民中产生资产者的问题)
这是完全合理和合实际的说明与警告。可想而知高尔基的这篇政论在被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封杀时会被冠以这样的罪名:托派的反农民反革命谬论!
 
第十则  1918.5.18.(对农村土地革命的挖苦)
1/ 高尔基引用的那封来信所描述的正是农村无产者在工人政权的赤卫队员的激励和引导下剥夺农村的资产者(富农和地主)。
信的作者表达的“恐惧”、“难以忍受的苦难”显然不是“全体村民”或“全体父老乡亲”的心声,而是,不多不少正好是被剥夺的农村资产者的心声。

2/不过有意思的是高尔基由这封信引发出的对土地革命的另一种责难:一位最穷者当了一阵兵后成了最富者,在土地革命中,这位最富者又被剥夺为最穷者;而当赤卫队员通过剥夺而成为最富者时,人们也将劫掠赤卫队员,以便平分土地。高尔基称之为“反复更迭的滑稽戏/闹剧”。
其一,这种责难包含着最无耻的混淆视听。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不是造成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这种“反复更迭的滑稽戏”的责难多半是被剥夺者的谣言谎话和嘲讽挖苦。
其二,“反复更迭”的情况几乎一定会出现,这是农民(即小资产者)的个人主义和投机本性决定的(如第九则中的读者来信所例证的),但不如说这是一种次要的情况。这应该、而且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力量来扼制和纠正。

3/理性的、伟大的、睿智的高先生看到了“乡村的兽性”、“厚颜无耻的强盗逻辑”、“愚昧的意志”,就是看不到阶级对立的乡村现实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生发出的乡村阶级斗争(即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莫非高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俄国的乡村是美妙的田园诗般的?认为俄国的旧乡村由“真正的俄罗斯人”(高氏对来信者的称呼)统治着?这显然与高尔基的革命民主派身份相悖。也许,问题症结在于高尔基从来都不基于阶级利益来理解革命,而是把革命实质抽象化了。

第11则  1918.5.21.(关于文化启蒙工作的必要性)

第12则  1918.6.6. (谈永远的和暂时的革命者)
暂时的革命者,谈到后面让人想起斯大林。

第13则  1917.5.3. (从文化角度反战)

第14则  1917.5.10. (反对庸俗文化小册子)

第15则  1917.5.15. (从文化角度反战)
代表知识界文化界反对战争。

第16则  1917.5.22. (谈文化危机)
欧洲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实验科学,自由艺术,技术性的大工业。忽略了“欧洲的阶级斗争文化”……

还有就是,感觉还是过分夸大了文化艺术的社会功能。

第17则  1917.5.31.
(谈工业和建设的必要性,指责那些只会描述反面的、无政府现象的舆论)

第18则  1917.6.13.
(指责各舆论,尤其是反民主派舆论利用言论自由造成的污蔑满天飞现象)

一点感想:在一个污蔑满天飞的时代社会中,总有人站出来反驳各种污蔑,特别是各种知识分子会站出来叽里呱啦。但这种反击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必要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按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各种具体需要和要求来对待现阶段的某些污蔑,而对待大多数污蔑,最好是沉默不理。因为这些污蔑满天飞以及虚张声势的现象无疑也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部分,但不是最关键的部分。我还想起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记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各派别疯狂造谣的态度……

第19则  1917.6.22.  (引用读者来信说明文化需求很急进)

第20则  1917.7.10.
(为知识分子的辩护、为文化工作、“全民知识分子化”的辩护)
中译本的注释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不过这个组织一方面宣称是团结一切脑力劳动者的“无党派”组织,另一方面明确地支持临时政府;其领导人敌视十月革命。该组织的特色是“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可想而知,这个“知识分子苏维埃”对苏维埃工农政府的态度即使不是反对,也多少抱有反感了。

第21则  1918.3.28.
(用“信仰自己”和“文化工作”回应有的人什么都不再相信的幻灭现象)

第22则  1918.5.1.(谈文化工作,具体办法)

第23则  1918.5.17.  (社会濒死. 拯救. 坚定的乐观)
带有一种抽象的、宗教的感情,让人觉得有点好笑和无奈。
 
第24则  1918.4.30.(关于科学文化工作)
1/ 关于科学领域的很好的积极倡议和建议。

2/ 高尔基过分简单地看待阶级斗争和生产创造(人与自然界的斗争)的关系。
高尔基认为只有后者,才能发展人的精神力量、使人高尚和赢得消灭自身动物成分、成为真正的人的自由。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是(按他的意思是)必要的恶,“是不可避免的邪恶”(1917.6.22.第19则,P101)。
这个看法似乎是不情愿的妥协承认,是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倾向于承认、但心里充满不情愿的表现。我不想对此做什么说明,只需这样的试问:
难道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方式来反抗资产阶级(恰恰!)扼制人的精神力量、使人堕落和趋向动物性的有系统压榨——难道这种阶级反抗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邪恶吗?

3/ 这篇把前面几篇的民族主义倾向发挥到了点子上,高尔基这样写道:
“……这种信息杂志无疑会有深远的、社会的和民族的教育意义。我说‘民族的’意义,这并不是一时失言,因为我认为,我们人民应该懂得,我们除了自己外没有别的朋友。”(P130)
前面有一篇,高尔基还把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工人革命的寄望与资产阶级对德国有产铁血的指望等等“形式类似”、但性质极不同的一些观念相提并论,认为:
“俄国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建筑在‘碰运气’和幻想从外部什么地方,从旁边——从上帝和圣尼古拉那里,从‘外国国王和皇帝那里’,从某个将从某地‘赶来’并‘评判我们’的‘老爷’那里——得到帮助上。”(1918.3.28.第21则,P112)
同前面的,不需反驳这些谬论(因为1/这些是马列常识;2/高尔基这些看法并非真的主要因为无知)。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高尔基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自哪呢?

我认为:其一 ,高尔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的无根性质,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社会集团本身的存在依赖一定稳定性的社会分工秩序,当这种秩序(伴随有产秩序崩溃)而越发不稳定时,知识阶层可能会竭力抓住“人民中的传统”——最强大的莫过于民族疆界内的那种全体凝聚力,即民族主义。其二,知识阶层的工作生活的主题,即科学文化活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在革命与旧秩序激烈碰撞的时代,即使有一批反映无产阶级倾向的左翼文艺流派(高尔基是其代表),也不能避免知识界有产倾向的强大的主导牵引。

另外,关于“危难当头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说法是不加选择主体的,因而错误。在社会最危难时,不同阶级会有不同的反映: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想到的是各国工人联合斗争;高尔基等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民族自救”;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干脆是“民族第一,本位至上”。

25则  1918.5.16.(就一个工人的信,谈文化工作)
里面有很多观点,例如社会主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完全自然的阶段”,社会主义不只是为劳动阶级必需的、也是挽救全人类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对现实中的多数工人来说只是工人阶级学说而非“全人类的追求”,在阶级斗争以外还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全人类的追求”,如果抽象出来看,还的确合理。但,在特定那个时空(1918年5月的俄国)却是是对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回避。只不过这种消极的回避是以对非阶级斗争的“文化工作”的积极倡议表现的。

※看高文,可知老托《文学与革命》中所谓革命急进时期不利于文化艺术,其实在俄国知识界早有表达,非托之独见。

26则  1918.5.23.  (谈保护文物)
又是,“我们民族”……

27则  1917.11.25.
(严厉攻击布尔什维克政府对作乱分子限制其自由权利的政策)
1/ 根本的一点,即不管有多少具体谬误和具体原因,最根本的,高尔基被革命这一巨大事变吓坏了,惊恐,慌乱;高尔基紧紧抓住历史,用过去来反对现在,表达着内心对现在的强烈抵触。高尔基为“社会主义者们”(反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分子布尔采夫、临时政府的几个部长等,他们都被苏俄政府抓去坐牢)辩护的主要理由就是:“他曾经给君主制以不少有力打击”“为自己的工人们做过不少好事”。这个逻辑推论至极,岂不成了:“老子干革命资历悠久,所以可以为非作歹!”(当然,高尔基不会这么认为,况且他也不认为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参与是一种犯罪。)

2/ 高尔基说:“对我来说民主派(他是指布尔什维克等革命社会主义派)并不是根本不能批评和谴责的圣人。”显得他很有独立批判精神或“骨气”/“气节”,而他后面的话却表明他是“自由权利”的偶像崇拜者。他完全不能理解一个阶级政权在新生之时及其它危急时期需要采取非常强有力手段来扼制“号召抵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的言论以及怠工等行为(引号部分来自1917年11月8日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

3/ 第二段,高尔基引自己1911年一篇论文的话语说明他一贯反对工农中可能的非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的言行倾向。这段话原则上没错。但他紧接着在第三段说道:
“现在,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被他们的意志的毫无理智的统治者所鼓动,表现出特权阶层的精神和做法”——真是太明显的胡说八道!按高尔基说法,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群众浪潮倒是复古了,国际资产阶级和一切特权阶层应为此欢欣鼓舞!……可是,昏头的不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与之对抗的工人阶级政府,而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自由权利和民主原则的“屈膝膜拜者”高尔基先生。

4/ 高尔基此文是针对一个革命工人的指控而写的。那位工人1917年11月23日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真理报》上撰文驳高尔基的《致民主派》(11.20.刊于《新生活报》)。那位工人说,“为人民生活了25年的”“人民作家”竟“突然脱离了我们”,“马可西姆·高尔基和形形色色的‘人民斗士’,谢谢你们及时抛掉了假面,人民会给你们作出评价的”。据介绍,《真理报》这段时间还发表过许多类似批判。在高尔基的这篇回应之开头,高尔基转述:“有人责备我,说我……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人民。”

我不知道这个“(高尔基)背叛自己的人民”的说法是不是《真理报》原有的某篇指控,或可能是高尔基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我觉得这个说法恰恰不尽准确。

我觉得,作为一个具有严肃观点的作者,高尔基应该不会在重大问题上“背叛自己”。需要知道,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否出身并成长于俄国的贫民窟,不管在他的荣誉称号面前冠以多少“人民”“社会主义”,他还是一个左翼的知识分子。即使在1907年创作了《母亲》(一个以俄国革命工人和地下工作者活动为主题的小说)时,也不能说他是从知识分子阶层转向了无产阶级,严格说他只是从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转向左翼,这个转折并没有改变他内在的“知识分子气质”(《母亲》目前我只看到1/3,但有不少“为真理”“为信仰”“为正义”的抽象信念,我认为这不简单只是文学修饰,更包含了高尔基的价值观,它离“无产阶级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差距很远)。可能我对高尔基的看法更“苛刻”或简单了些。引一段托洛茨基相关的评价:

“高尔基是作为流浪汉的诗人步入文坛的。第一个时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最好的时期。高尔基来自底层,来自贫民窟,他给俄国知识界带来了浪漫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无所损失的人们的果敢行为。知识分子恰恰也已作好了准备砸碎沙皇的锁链,知识分子本身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它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群众中。

“但是,在革命的事变中自然是没有活跃的流浪汉的位置的,难道偷盗、破坏是革命事变吗?1905年12月,无产阶级同支持过高尔基的急进知识分子象敌人一样冲突起来了。高尔基作出了正直的、英勇的努力——转向了无产阶级。《母亲》就是这一转变的最出色的果实。现在,作家比第一个时期对现实的把握更无比地宽阔,开掘得更深了。但是文学上的阅历和政治上的锻炼并没有取代其最初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华美的直爽性,在严于自持的流浪汉身上流露出一种过于冷漠的理性。艺术家好象在劝善。在反动的年代,高尔基徘徊在离开了公开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与自己知识界的老朋友—敌人及其新的宗教寻求之间。他同已故的卢纳察尔斯基一起迷上了神秘主义思潮。其不健康的中篇小说《忏悔》留下了这一精神投降的遗迹。”
(托洛茨基:《马克西姆·高尔基》,见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trotsky-unknow.htm

总之,在我看来,高尔基没有“背叛无产阶级”,因为他没有一贯地把无产阶级利益根本地摆在最高位置,无此信仰则无所谓背叛吧!他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异己,尽管他长期来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但毕竟和无产阶级不是一体的。他属于并代表着左翼的知识阶层。所以应该说,高尔基从未背叛过自己——换句话说,从未背叛过知识界。

当然,在度过“混乱”期之后,最终高尔基还是接受和热情支持了十月革命的产儿——苏俄工人政权。很巧——我打字上传到这里时才注意到老托也这么认为,所以补充进来——老托也这么看:“其实,高尔基背叛了什么——仍然是悬案一桩”,但是,“还是应该认为——他背叛了私有制的理想。”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按其社会属性和本性来说是依赖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财产关系的。
 
28则  1918.1.5.
(极力为前临时政府部长、立宪会议的反苏维埃领袖之一策烈铁里辩护)

极为昏庸!
不过高尔基制造的对立颇为有意思:“宗派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们”“煽动着”“愚昧群的希望和本能”,却“正在孤立无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自觉的革命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被说成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体现者,而无产阶级大众反倒被说成是“愚昧群众”,无产阶级先锋队则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靠这种角色代换的臆想,左翼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恐慌辩护,并拼命攻击“恐慌制造者”。
苏维埃政府与“社会主义者们”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在左翼运动中的尖锐表现,被高尔基视为:“民主派的互相杀戮,……它正是这些处于‘急躁和愤怒’的状态的人们策划和煽动的。”高尔基抽掉那些派别——布派、孟派、社革党人、左派社革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等等——的名词的历史具体内涵,只是抓住表面形式上显著的特征,以此耸人听闻。他所表现的正是自己深刻的慌张和惊恐。


第29则  1918.1.30.
第30则  1918.3.17.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尖锐抨击并都谈及1918年初的“立宪民主党人被刺事件”)

满篇陈词滥调。第29则里,高尔基引用一个无政府主义士兵的发言“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认为这个发言是由“他的领袖们的疯狂的讲话转换成”。这种论调是基于“无知者和野蛮人的感情的途径”。

※关于自由派分子申加辽夫和科科什金被刺杀案件。两位皆是立宪民主党人、前临时政府重要官员,1917年12月11日苏俄工人政府同时逮捕他们,依据是人民委员会关于将“反革命内战的领袖们”逮捕并送交法庭的法令,1918年1月19日夜间被闯入医院的水兵杀死。这一事件引起高尔基的激烈指责,他指责工人政府对案件调查侦讯不力,暗示列宁领导的政府有意继承沙皇俄国的专制镇丫手段。他说:“申加辽夫、科科什金这些无辜而正派的人被杀死了,可我们的当局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良心将杀人凶手交给法庭审判。”(着重是我加的)

另一方面,苏俄工人政府对案件的实际态度如何?第29则注2如此写道:

“列宁获悉此事后下令‘立刻开始最严格的侦讯’,‘逮捕犯凶杀罪的水兵’。彼得格勒通过了‘最严重的谴责野蛮行径’的决议。《真理报》发表题为《对革命的犯罪》的文章,指出‘这种行动败坏、瓦解、腐化群众,把整齐的革命队伍变成了乌合之众’。经过近五个月的细致侦讯,五名凶犯受到了革命法庭的惩罚。”(P156)

有意思的是,中译者在注5中提到从1918年初起,列宁不止一次地表示必须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和镇丫,以及引用列宁的话“专政就是铁的政权,镇丫剥削者和流氓的英勇革命的、迅速的、无情的政权”;并且故意不加说明地提醒读者:注意将之与注2中苏俄工人阶级当局对自由派分子被刺遇害案的态度相比较。这个微妙的暗示,似乎是要想让人认为这是一种矛盾,工人政府的态度是伪善的、是舆论压力下的两面派手法。当然,别紧张,我只是说“似乎”。

那么该如何解释苏俄工人政府的态度呢?

1、苏俄工人政府一般地顾及了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社会舆论,自然包括了、但不止是高尔基这样的左翼舆论的压力;但这种顾及不是主要考虑,且从属于主要的考虑。

2、主要考虑是:苏俄工人政府必须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作为全俄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它决不允许有第二个自以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权力中心来分裂工人阶级的力量,更不允许有其他的“独立的”阶级权力机构或个人来代替苏俄工人政府的权力(审判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权力),这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的基本底线。这也就是《真理报》那篇文章的逻辑。一些群众绕开(更何况是直接插手、闯入)工人阶级政权机关的既定审判程序而去处决当事人,这首先是对工人政权的不信任、蔑视和严重挑衅,是一种破坏革命程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的政治私刑,冲击了苏俄工人政府的政权唯一代表地位(在此,我还想到了老托的那篇《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虽然它写于革命前的1911年,但同样可以用来帮助理解这一事件。见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e-trotsky-1911a.htm。)。正由于此,苏俄工人政府才“最严重地谴责野蛮行径”。这行径之所以野蛮,不是因为杀人手段之残酷或被杀者是多么的正直高尚,而是因为它是对新兴的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严重挑衅。

3、很显然,苏俄工人政府之谴责罪行,乃至认为那是一种罪行,其性质、内容、理由都与高尔基的看法有根本不同。

4、苏俄工人政府之谴责刺杀罪行,与同样的这个工人政府之不断要求加强阶级专政手段,完全没有矛盾。不但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谴责并严惩个体的、分散的、无政府的个人恐怖主义,恰恰有助于促进和加强整体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要求。所以还可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31则  1918.3.26.
32则  1918.4.4.
(对革命水兵“千命抵一命”革命言论的谴责。引用一个水兵的“有人性的”信,并从心理角度揭露和批判“有良心的犯罪者”的实质。)
1、高尔基再次(前一次在第4则中)谈到:“一个人抢了或杀了别人,可后来他的‘心灵忧伤起来’——良心上过不去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俄国人常以这种‘心灵的忧愁’自慰,……这只是一些人病态的无意志力的标志,……他们一身能兼二职:真诚的革命者和同样真诚的奸细,这种事当年在我国太多了。”但这番话在这里是就革命水兵中的一个迷茫者的信而言的。

那个迷茫者与高尔基感到一样痛心,因为他“非常了解”与他同甘共苦的水兵们。“我知道”,他说,“他们的脑子和我的脑子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杀人,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胡闹。”他与高尔基有共同的痛心,但更多迷茫。迷茫的水兵(他本身是来自劳动群众的)与清醒的高尔基有一个最根本不同:前者是已被推向工人革命、精神却还暂时留在资产阶级和谐社会的无产者,后者则是一个“同情革命但不要杂乱无章的左翼知识分子”(托洛茨基语)。

高尔基对这个迷茫者的精神分裂的分析包含合理性,但这与“奸细同志”的精神分裂只有形式上的共同点,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迷茫水兵的精神分裂症是激动的社会大革命时期的心理现象,特别在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会发生这种“病症”——更准确说这是与暴风雨般的社会变动相映衬的集体心理急变的一个横截面;而“奸细同志”的精神分裂症是长久沉寂、压抑、底层匮乏的有产统治时代的心理现象,它是持久的,一旦开始就几乎不可逆转地逐渐加深的,迟缓而沉重的,除了群运高潮和新革命,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和扭转这种分裂趋向。

更不用说高尔基把迷茫者和“奸细同志”与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搅和在一起,以说明他们“都一样的无意志力和怯懦”——是多么荒谬。

2、刚好在我写这行字的几个小时前,一个ID谈论说“《不合时宜的思想》里多是骂人”。不错,就在31、32则中有许多对工人政府及水兵权力机关的阶级斗争政策的谩骂,很多谩骂抨击相当痛快。但高尔基并非缺乏理智;他其实是一个严肃而清醒的革命异己分子。从他的谩骂中,共产主义者应该看出他的一贯逻辑并由此了解左知心理,而不仅是像旁观闹剧一样只是轻蔑鄙夷排斥一笑了之。

3、注1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史实:高尔基写此文前后(32则,1918.4.),“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一边”,但是,“布尔什维克想同知识分子合作的愿望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就曾表达过”,例如革命后第四天的1917年11月11日工人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就在《致俄国知识分子》的呼吁中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可能是因为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改变,工人阶级依靠政权真正开始占了上风,一个标志是1918年春天(几乎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工人政权同时)国际资本列强决定武装干涉苏俄。

33则  1918.5.3.
(谴责对一个异议青年的劳改判决。激烈反对逮捕著名出版家伊·德·希金,高尔基此文发表当日,希金被释放)
1、高尔基开篇提到一位17岁青年因表示“我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而被宣判“从事17年的社会劳动”。高尔基对此极为愤怒。有意思的是他说这是一个“如此荒谬而严苛的审判”。从事17年的社会劳动,挺好的呀!怎么是“荒谬”呢?哪里“严苛”了?如果只是限于让他坐牢,那是应该反对的,因为坐牢不如生产劳动能建设性地教育一个17岁青年(况且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人国家劳动建设)。知识分子竟把让青年长期劳动生活视为荒谬的严惩,原来如此!可想而知,知识分子(至少在潜意识方面)对那些一辈子在车间和工地干活的工人抱有怎样的优越感和“拯救感”。可笑迂腐的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

2、如果在读者通过高尔基该文介绍了解到伊·德·希金的文化推动作用后,仍赞成苏俄工人政权逮捕这位出版业资本家,那无疑是对工人阶级统治利益的侵害。苏俄工人政权之所以在高文发表后迅即释放了希金,决不是因为受到高尔基那些荒唐指责而不好意思,而是基于对希金的利用价值的考虑。
(我提到的高尔基的荒唐指责,例如:“极端的俄国式的愚蠢就是这样用古怪的想法和荒诞的事情遮盖着通向国家复兴的大道和小径;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不过,高尔基最后总算讲对了一句话:“社会主义的铁杆敌人正是怀着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庆贺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不正确的措施、每一个错误”[P175]。当然,高尔基时常怀着巨大矛盾,时而说这些是“不正确的”,“犯了错误”,时而又说这是“罪孽”,予以根本否定)

3、从这个“批评→放人”事件中可以得到启示: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言论、新闻出版、党派等基本政治自由(苏俄工人政权当时长期容忍了许多种异议报刊杂志),才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1920年代中期以前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 工人政府是有相当自由度的,这与后来的官僚化工人政府截然不同。即使是毛派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文革三年(1966——1968),高尔基这样的人早就被毛泽东主义分子们当作“穷凶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说不定还是“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刽子手”),被当成全国“无产阶级群众大民主”批斗靶子并公开枪决了。
 
34则  1918.5.14. (抨击查封有产报刊及其它左翼报刊)
高尔基道理说得很好——如果把这篇文章抽离出它之产生的历史具体原因和条件。但我们只须注意文章之外的一个事实就够了:当时国际列强开始大举进攻苏俄工人政权,后者正在进行巨大的革命动员,全面反击前者的攻势。

35则  1917.11.24.(见27则,是1917.11.25.)
(抨击工人政府与各左派间的“混战”,呼吁在“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更人道些”)

36则  1918.3.16.
看到最后我看糊涂了:
“政权在同兽性本能的人们的斗争是软弱的,不管它‘无意中’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只要政权不下决心把俄国民主派的全部理智力量吸引到建设生活的事业中来,它同兽性本能的人们的斗争中就将一直是软弱的。”

这“兽性本能的人们”指哪些人?指资产阶级白卫军吗?难道高尔基不一直认为苏俄工人政权正是由“兽性本能的人们”组成的吗?不过从这里至少可以确认高尔基在工人政权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仍是倾向前者的。

37则  1918.5.26.(谈妇女的来信)
高尔基重点回复了那些仇视十月革命的妇女的信。那些信“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农民、工人们的诅咒,女人呼唤所有的麻烦、灾难和恐怖都落到他们的头上”。
人们似乎对来自女性特别是来自年轻、富有爱心的最好还是漂亮的女性的评价特别敏感。我自然而然想起约翰·里德写到十月工人夺权时,有一栋重要的大楼的所有电话接线员(年轻女性职员)拒绝为革命服务的事情。就我个人经验和所感想的:女性受到的资产阶级主流偏见往往比男性更深;部分地因此,觉醒的女性往往比觉醒的男性更富有细腻的敏锐、智慧和勇气。在如今虚荣炫富的资本至上时代,年轻美女也成为一种物质资源,从属于贫富阶级分化的财产分配关系,年轻美女受到的有产精神压力往往也就比一般女性更大。站在革命一边的不少人(尤其是男性)会因此有对美女们的不良评价,多少会有一种特殊敏感的激愤。不必讳言,这种激愤与性欲的不满有关,或与女性的特殊社会价值(例如作为母亲的价值)有关。高尔基是在乎作为母亲的女性的,不过他几乎把这类女性给神化了,仿佛不管女工农妇还是有产者的太太小姐,她们都有圣母玛利亚的潜质。
我理解,高尔基在向反共的女人们说明,布尔什维克也是娘胎出来的,是俄国的新生儿和真诚杰出分子,但他们也“犯了许多极粗俗的,可悲的错误”,正如新生婴儿也会弱小无力犯错一样。高尔基最后呼吁母亲们放弃恼怒仇恨,宽容对待革命,用伟大的母爱“给生活注入一切”。高尔基就这样做着一件徒劳的事。这篇文章在高尔基所有这些短文中是较长的一篇。

高尔基的说明有个地方比较滑稽,虽然他把工人政权比做新生儿是恰当的,但他太看低了工人政权:
“布尔什维克们在摧毁旧制度的腐朽宫殿的工作中变得野蛮、粗俗的样子,你们也想想他们还是新生婴儿时的样子,那时他们像所有的婴儿一样,需要有人给他们擦鼻涕,他们像所有的婴儿一样是弱小无力的。”
但事实上,高尔基并不是给工人政权“擦鼻涕”,而是一直以相当力度抨击工人政权,若不是工人政权表现出强大力量(不管从某个角度看来是正义还是罪行),高尔基会那样用力吗?苏俄工人政权的确是新生儿,但应该明白(资产阶级肯定明白的!)——苏俄工人政权不是流鼻涕的小毛毛,反革命分子要是公然挑衅它,它将打爆他们的头颅。就像那位支持苏俄工人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水兵所说的,为了俄国无产阶级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第29则)。

本文注8比较有意思,摘录了高文发表后三位观点不同的女读者的来信(后附我的看法):
其一:“我个人看,这里有罪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应当更深入地到我们俄国的无知中去寻找原因。”
(糊涂的知识分子看法,倾向同情十月革命。)
其二:“我非常赞同您关于女子就是母亲的概念,我想对您说,我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主义。但是在读到妇女要求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吊死、枪毙、消灭时,我就从心灵深处感到怪诞和痛苦。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这种要求比较同与其说喜爱仇恨,不如说喜爱宽恕的妇女的善良的心无缘的,……我不相信这种要求,我只是觉得,这是备受生活折磨的母亲们的哭号……”
(普通的非政治化的市民妇女,关注并多少同情革命(不然她就不会买左翼的《新生活报》来看了),但并不理解复杂的阶级斗争。)
其三:“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者们断送了,偷空了,毁坏了祖国,这就像母亲失去了婴儿一样。所以俄国的妇女不能不憎恨布尔什维克,而您却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也曾经是婴儿,他们也是人……”
(决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太太小姐,而是千锤百炼的职业反共枪手,只不过是个女人。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跟其性别早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就算她做变性手术变男的也没关系。)

38则  1917.12.2.
(从头到尾简略辛辣地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真理报》上的一篇署名伊里亚·约诺夫的批高文章《致马克西姆·高尔基(敌方营垒的歌手)》,此文原是对高尔基《请工人们注意》一文(《新生活报》1917年11月23日)的答复。)
译者在注1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看法。他引用真理报那篇文章的文字说明它简单化地批评了高尔基反对十月革命的立场:“在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掘墓人大合唱中,又加进了一个嗓音,一位大作家——高尔基的嗓音……”开篇高尔基也引了批判中的一句话:“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语言讲话。”

我不懂得译者为什么要如此勉强地掩饰高尔基的鲜明的反革命立场(即使不是有系统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或许是因为“反革命”这个词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毁灭性的词?但如果仅仅因为这样,译者是不尊重历史的,因为他在用1949年以后和谐社会体制内文人的鼠目寸光去硬套1917年的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文化,这是极端偏颇狭隘的。我想只用引述高尔基开头和结尾的两段话就够了——中间全是具体的谩骂和一些说教就不必引了——除了惯用曲笔、以为别人也都跟自己一样虚伪的文人和选择性失明的迂人,大家都不会看不出底下这些词句的意思:

“我要对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的代表们说:

“狂热分子们和轻浮的幻想家们在工人群众中唤起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和死亡,而无产阶级的毁灭将在俄国引起长期的,黑暗的反动。”

……

“而且我特别怀疑,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一旦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

另外,我们从这篇文可以看出,高尔基反对十月革命的最主要理由全都在文化方面,而他对文化的拜物教,实则是脱离阶级社会现实的自以为深刻的思想之堆砌。

39则  1917.12.19.
(为左翼知识分子辩护,抨击“动物性无政府主义的、愚昧的”工人群众,甚至极尽所能地为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其中,为左知辩护贯穿始终。)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对于反共阵营而言,至少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我赞成对高尔基做最尖锐的思想上的针锋相对,但不应轻易封杀这个难得的著名教训材料(事实上苏俄工人政权一直宽容他到内战后期的1921年初,他被“劝”出国了,再后来保守的官僚层得势后他又热烈归顺党中央了,那是后话了)。
1、高尔基把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说成是“小倍倍尔们”,是有点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毕竟不能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革命者相提并论,这一点在今天尤为要区别,因为职业知识分子在今天是一个明显的特殊社会阶层且与工人阶级发生着某种重要联系。当然,高尔基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长期深入蓬勃的革命工运中,事实上已成为革命者(同时是知识分子,但首先是革命者)。那类革命者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还是有质的差别的。高尔基所说的“工人知识分子”恐怕一般地混淆了这两种知识分子,但他更倾向是在说泛意义的左知。
2、高尔基过分捧高了左翼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这是为了增强自己对工人阶级说话、教训革命者们的分量。我认为共产主义者应该告诉工人们:不要被某人的“可怕资历”吓倒,一个在革命风暴时期的近几天里才觉醒的年轻工人,很可能要比一个为人类进步和工人事业写作了大半辈子的世界著名的老牌经典左翼文学巨匠更能理解革命。
3、高尔基说“该死的战争”(明显是指一战)“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这一点不能解释大量基层工人当时还在广泛组织工厂委员会、大批优秀的革命工人参与建立了工人政权的事实。战争吞噬大量优秀工人的事实是发生在1918至1921年的内战中。
4、高尔基对工人阶级有这样一个批评:
“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已开始拆卸和盗卖机器的铜部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在工人群众中存在着最野蛮的无政府状态。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种性质的现象:比如说,有一家工厂的工人们用自己的工资买了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但是这类事实屈指可数,而与其性质相反的事实却成百上千。”
高尔基还指责说:“ ‘新’工人是同工业格格不入的人,是不懂得工业对我们老百姓的文化意义的人。”
我觉得对此有两点要说明:第一,这种拆卸和盗卖的风潮,首先是工人阶级宣泄自己长期积累的巨大愤怒的表现,工人阶级的任何先进分子无权苛责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要求”高尔基或谁去做“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只不过,高尔基肯定自认为——至少他会认为自己是“思想上高于工人阶级或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第二,工人阶级开始学习自我管理是很艰难的,他们甚至一开始就要大量地犯错误,如高尔基所说的这样的局面也是可能的甚至多少是必然的,但——工人阶级一定要学习自己管理自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有责任极端敏感、最坚决地维护这一信念,并放手让阶级群众自己实践,要相信,工人阶级最终可以扔开其他包办者——不管是官僚精英,还是像高尔基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
5、高尔基说:
“有人想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出立宪会议。……驱逐立宪民主党人是强奸几十万人的意愿”。
革命者应该回答说:不,不是强奸,我们不干这种玷污自己的事,我们是要把他们直接送进垃圾焚烧炉里。
6、看看高尔基的“文化观点”是如何照耀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身上的:
“我只想指出,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有聪明而坚定的敌人和自己作对是最为有益的:好的敌人能培养自己的对手,使他变得聪明而强大。”
难道布尔什维克不是以全世界资产阶级为敌人,而只是以国内的资产阶级为敌人的吗?驱逐了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使之成为“自己的对手”了吗?难道他们会自己跑到火星上、告别地球吗?
7、高尔基最后说:“不能总是只讲政治,还应当保留少许良心和别的人性的感情”。这句话表现了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他们把“政治”和所谓“良心感情”分开来看的,这是知识分子使自己与阶级斗争调和的精神分裂表现。我觉得从工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看,并没有什么“政治”和“感情”的对立,一切事物都和谐统一在一个观点里。
 
 
40则  1917.12.23.
(反驳被指斥为“背叛了工人阶级”的说法,阐述对工人阶级的看法)
1、应该说高尔基还是很清楚工业和工人阶级的作用、意义的,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虽然过于苛刻,但对工人和农民的差别的看法基本是恰当的。这清楚地说明了高尔基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敌视,并非是出于无知。

2、高尔基把革命共产主义分割成两个东西:他赞成“思想的最高纲领主义”,认为使人积极勇敢、主动进取;他反对“实践的最高纲领主义”,认为它对工人阶级极为有害。换句话说,他赞成口头上的激进,以便使人调动起来,但行动上嘛,就另当别论了……

3、高尔基不约而同地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流站了一起,认为俄国当代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他们的前提都是在一个国家内而不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欧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革命:
“在俄国生活的当代条件下没有社会革命的位置,因为不可能异想天开地把占国家人口85%的农民——其中还有几千万的异族游牧民——变成社会主义者。”

4、正如我前面已指出过的,高尔基把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把各左翼党派抽离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所以他拼命地为各左翼党派辩护)。这是他说的话:
“我的意见是:人民委员们正在破坏毁灭俄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可怕而荒谬地把工人运动复杂化了:他们把工人运动引出了理智的界限,给无产阶级的全部未来工作和国家的整个进步事业创造了极其艰难的条件。”

5、高尔基反对十月革命的一个方法就是:竭力臆造工人阶级领袖和工人阶级群众之间的对立。例如他说:
“正如我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无产阶级的领袖在把无产阶级当作点燃全欧洲革命的燃料使用。”
“只要我还有可能,我就会反复对俄国的无产者说:‘人家在把你引向死亡,在把你当作无人性的试验材料使用,在你的领袖们的眼中你仍然不是人!’ ”
“人民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对待试验用的材料一样,对他们来说,俄国人民就像是一匹马——细菌学家们为使其血液中产生抗伤寒血清而为之接种伤寒病菌的马。委员们拿俄国人民做的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和事先注定要不成功的试验,他们没有想到,疲惫不堪的,半饥饿状态的马可能死掉。”

这种臆造对立的基础就是,高尔基一直坚持认为十月革命没有多少“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那么,那些支持十月革命的工人群众算什么呢?高尔基答曰:那是还未进化成人类的动物性无政府主义者……
那么,真正的工人阶级在哪呢?高尔基答曰:真正的工人阶级只能由我们来代表,就是我们这些“工人知识分子”……

呜呼!可怜的老高尔基!

41则  1918.1.26.
(认为十月革命是战争引起的无力的革命;以鼓吹社会创造的名义,反对工人夺权和社会革命;鼓吹“社会理想主义”,反对革命工人攻击各“社会主义党派”)
1、开篇很有意思。高尔基引用了托洛茨基1906年著作《我们的革命》中的一段话(我抄在下方),主要意思是说1905年革命是日俄战争引起的,因而是无力的。高尔基以此说明十月革命也是如此,认为“谁也不能说,是无产阶级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夺取了政权”。我不知道作为十月革命领袖的托洛茨基当时回复这个问题没有,但我将发表我的看法。高尔基引文如下:

“无可争论,战争在我们的个矛盾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战争从物质上使专制政体解体了,引起了军队的瓦解,使大批市民变得大胆了。但是,算我们有福气,战争并没有制造出革命,幸好这样,因为战争制造的革命是无力的革命。它产生在特殊条件的基础上,依靠的是外部力量,所以归根结底是不能守住已占领的阵地的。”

我以为,诚如高尔基所说,这些话是“聪明的,甚至预言式的”,因为这些话预见了1917年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战引起的“无力的革命”。高尔基写道:“1914——1917年的战争把政权交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政权之所以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是因为沙皇的保卫者,被三年的战争所折磨的士兵们拒绝保卫罗曼诺夫的利益,而在1906年士兵们却杀戮革命的无产阶级,积极地保卫了罗曼诺夫的利益”——但是高尔基是拿这样的话来说明十月革命,这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如果说明二月革命就对了。二月革命之后,工人阶级中的革命派有机会在几个月内时间进行了全国性的阶级动员,经过夏秋的巨大转变,使得革命主体做好了最基本的准备,因而十月革命并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

2、但是高尔基紧接着上面的话的这段话倒是有一定道理的:

“必须记住,革命是由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开始的,而当这些士兵脱下军大衣,散到农村去时,无产阶级就将陷入对他们来说很不舒服的孤立之中。”

这段话紧接着前面的那些话;因为在高尔基看来十月革命缺乏工人阶级基础,而是以士兵为基础的,所以他认为士兵在落实了和平纲领后的退伍复员会使工人阶级陷入极大孤立。这个看法是偏颇的,但有一定道理,因为十月革命的确与革命士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我认为革命士兵复员虽然会削弱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却能加强乡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力量,以推动土地革命,促使广大小农支持十月革命。但这一点高尔基是完全否定的,他说得很明白:

“要求重新变成农民的士兵把无产者的理想主义当作他自己的宗教加以接受,并在他的农村生活中推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幼稚而可笑的。”

当高尔基说“要想摧毁这一信念(指‘最能保卫人的自由的是金钱’这一信念),或者哪怕是动摇这一信念都是很困难的”时,他也就断然否认了摧毁地主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的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3、高尔基接着写道:

“应当记住,在1905年无产阶级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现在强大,那时工业还没有被从根本上毁坏掉。”

也许1917年俄国工人的状态真的连1905年都不如(俄国战前工业生产最高水平应该是1913年吧??待查)。

但我也知道,1917年俄国工人的数量和科学文化水平也远不如同一时期的美国工人,但俄国有一批相当数量的革命工人队伍,还有二月革命产生的双重政权形势,最符合阶级利益的做法就是以工人夺权为目标迈向社会革命。

4、高尔基明确地写道: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优秀导师马克思、考茨基等人把从社会和经济奴役中解放所有人的任务寄托在无产阶级的正直力量身上。”

这句话与和谐社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喜欢不分场所、放之四海皆用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语)有些类似。

我觉得不需要解释什么,共产主义者如果连“阶级主义”也反对,那他就是个冒牌货共产主义者。当然高尔基用的名词概念是“阶级利己主义”,——莫非早年的普列汉诺夫强调过的“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某种“利己主义”?

从汉语的字面意思来说,我不赞同用“阶级利己主义”这个词,因为“利己”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有主观意味,阶级作为一个历史客观因素,最好不要引入这种别有用意的概念。

42则  1918.2.1.
(抨击十月革命,抨击“俄国的自发力量”)

43则  1918.3.21.
(回应米·纳杰日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报纸《红色日报》上的抨击)
1、高尔基写道:
“米·纳杰日丁的推论方法引他进入了一个无出路的怪圈:因为人民受过折磨,所以现在他们也有权折磨别人。但是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授人以用痛苦对痛苦,用暴力对暴力向他们报复的权利。”

高尔基这段话可以引申为反对阶级复仇。

而真正的革命者至少应认为阶级仇恨是天然正当的,暴力的阶级复仇也未尝不可。

2、我前面点到过,高尔基对农民过于苛责,准确说他几乎完全把(作为整体的)农民当成一个消极因素。在这点上,高尔基表现出极左姿态,布尔什维克到乡村推动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反而被认为是右转了:
“不,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布尔什维克的蛊惑宣传激化了农夫的自私本能,扼杀了他们的社会良心的萌芽。我明白,《红色日报》、《真理报》和其他与之相同的货色听到这些话是不舒服的,现在,当布尔什维主义逐渐地向右打舵,力图依靠‘乡村贫民’而忘掉工人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尤其不舒服。”

3、高尔基在后面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并抨击之。我怀疑这个引用是歪曲了列宁原话的(因为:列宁本人是很注重原则的,还因为可以确认高尔基前面歪曲了一段列宁原话。不过本人没有足够兴趣、精力和条件来追究这个文本问题)。但如果是真的,那么列宁的说法就是不恰当的和有害的(和缔结俄德和约的争论有关)。高尔基最后这样写道:

“列宁说:
‘马尔托夫用颤抖的,嘶哑的嗓音号召我们去斗争。不,他不是号召我们去斗争,而是号召我们去死,他号召我们去为俄国的革命而死。大会的多数代表是农民群众,1500人(大会上的工人代表数量不多)对马尔托夫的号召极为冷淡。他们不想为俄国和革命而死,他们想活着去缔结和约。
“在这些话里,表现了全体‘人民’(高尔基在此指农民)的完全服从,说出了对工人阶级的死刑判决。
“令人讨厌的,腐蚀‘人民’的蛊惑宣传应当寿终正寝了。”
(着重粗体系我所加)

以列宁的名义拿农民的个人主义的自保性来作为捍卫工人俄国的基础,不管眼前的斗争有多么重要,这都是绝对有害的。如果这话真是列宁所说,那么高尔基的批评——虽有些过分且很难听,但——是基本合适的。

4、发现一个关于文本的或许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
此文的注4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与高尔基前面的引列宁的文对证。这段话里,列宁为了证明缔结和约的必要性说了一个小故事:

“例如两个朋友夜间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10个人的袭击。如果一个人被坏蛋们拦住了,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不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

我觉得这举例这说法是容易明白的。“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言下之意:如果他跑掉,不能说他是叛徒。换言之,如果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和国际工人不能因此指责苏俄是叛徒。

可是俄文版编者却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括号内注解:

“看来速记记录记得不确切,应该是‘他不能不去援助;如果他跑掉,能说他不是叛徒吗?’ ”

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按这个意思,苏俄是不该退出一战的,如果它与德国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那它就成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叛徒。这个注解明显弄错了。

44则  1918.3.22.
(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种种批评辩护;以及继续卖力地全盘否定农民)
1、开篇及好几段都在为一般意义的“批评”“批评权”辩护,在这些正确的空话的掩护下,高尔基在为自己的种种批评辩护,这才是他真正要说的。早百年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都指出过,捍卫言论自由权≠捍卫一切言论,以此类推,结社权、离婚权等等都是如此,“批评权”也概莫能外。

2、高尔基最后有一堆批评农民的话,我全引下来,在其中打括号做评论:

“幻想家们和书呆子们想用这种材料,即用愚昧而萎靡的农村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不仅形式上,而且本质上、精神上全新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否认苏俄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但工人阶级要寻求革命小农的支持是确实而且应该的。高尔基在这里要么就是污蔑,要么就是反对土地革命,其实这二者兼有。)很清楚,建设者们应当根据材料的特点工作,而农村人的最主要的和最不可消除的特点是疯狂的私有者的个人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将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追求宣战,宣布残酷的战争。(应该承认高尔基这个说法是大体上确切的。除非俄国获得足够的经济技术力量,把农村都改造为现代化的农村,把农民改造为农业工人;但当时并不可能主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正如‘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为了克服农民以及土地革命后农村不可避免必定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对,工人阶级必须在国际革命战场上寻求支持,直到欧美日最发达地区工人政权的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帮助落后工人国家的历史性大跃进。)
“巴黎公社是农民宰杀的,这是工人阶级应当记住的。(同样更要记住的是:如果巴黎公社设法赢得广大法国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支持,它就会有更大得多的胜算。事实证明,农民仍有巨大可能跟无产阶级走。不过这里还是留一个问题:在已消除土地问题、但仍有大量农民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农村纲领应该把握哪些要点?就比如说: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现今的美国与和谐国……)
“而工人阶级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苏俄恰恰汲取了巴黎公社工人没有争取农民支持的重要教训。)”
 
45则  1918.4.9.(引用来信、实例抨击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投机性;并驳斥季诺维也夫对其的抨击)
1、工人政权有必要注意类似高尔基提到的那些农民投机的活动,并尽可能采取措施遏止或减少此类活动。

2、有趣的是,雄辩的苏维埃演说家季诺维也夫(当时苏俄工人政权的重量级人物、很有群众鼓动才能)“挑战”高尔基要与其“口头决斗”,而以笔杆子见长、却不善说辩的高尔基则很有技巧地回绝了这个挑战:

“我不能满足季诺维也夫的愿望,因为我不是演说家,不喜欢公开的演讲,也没有机灵到同职业蛊惑家们比赛雄辩的程度。为什么必须进行这种决斗呢?我会写作,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有可能读我的文章,就像有权不理解它们或者佯装不理解一样。”

不考虑观点的话,高尔基的文字辞令技巧还是不错的。

3、注3里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和高尔基的个人纠纷,引用的是一个俄国侨民作家的高尔基回忆录。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46则  1918.5.30.
(用各种片面事实来抨击十月革命后新生工人政权的尝试)
注释3里提到“克拉拉•蔡特金的文章对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的社会政治局势做了细致的分析,高度评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

我很想看看。

47则  1917.7.1.(为犹太人辩护;反对反犹主义)
48则  1918.6.2.(就一些反犹传单,反对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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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封写给列宁的信:

第一封:1919.9.6.
第二封:1919.9.16.——9.19.
呼吁释放一批学者。

1、写第一封信后释放了学者捷普,第二封信明显客气了许多,不过话很滑稽:“在这之后,我将直到我的末日为止都是无自制力的,紧尽地握您的是后。您也是一位失去自制力的先生。”
当然,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说俏皮话,问题是他在政治上严肃时往往就令人发笑。

2、高尔基谈到的应该区分自然科学技术人才与人文学术社会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两种人,注重和保护前者,这个思想是很好的。

“终究应当懂得耍政客手腕的知识分子和国家理智的、科学的力量的代表之间的区别;应当在帕维尔•米留科夫的屁股和捷普教授的头脑之间划一条区分线;……”

“对人文科学的代表们的不信任、甚至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研究自然知识的人们的态度我认为是野蛮的,愚蠢的,是于革命事业极其有害的。‘这是一场社会革命,所以也是一场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价’——好吧,是这样,我理解!但是,我的先生,精密知识的价值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是不可反驳的,您也应当清楚地记得,正是精密知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革命的力量;……”

第三封:1920.9.16.
(谈某个合同拖拉了几个月却没搞成功;提出不再工作了,因为“被杂乱无章的现象搞得太累了”。)

第四封:1920.10.底至11上半月.
(批评“改善工人生活委员会”剥夺医学专家们的家具、设备乃至住房,请求列宁设立专门的“医生之家”并帮阿列克辛医生安排一套住房)
为了给某位科学家一套住房,大作家高尔基专门写信给最高领导人,还极力说情——例如他说“我特别请您关照阿列克辛医生,这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医学家,——玛利娅•伊里依尼什娜(译按:即指列宁的小妹妹)认识他——是我的老朋友。请吩咐,我求您,别让人拿走他的家具!真诚地求您!”
这反映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无奈事实,但更实质的问题是,物资极端匮乏(想想1920年11月正是内战后期)。无疑,在革命后一段时期内对专家技术人员保持较高待遇是符合工人国家利益的;但我认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工人群众剥夺专家的家具设备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应当记住孤立和落后是真正可悲的现实。

第五封:1921.
谈的一些社会时政问题和说明没必要出国,及其他一些零杂事情。

(完)
 
 
 
后附评论:
 
 
 
战斗队员
 
高尔基说“该死的战争”(明显是指一战)“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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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断送了大批俄国工人。鉴于工厂工人几乎都参与过1905年革命,说“吞噬大批优秀工人”完全正确。
 
 
 
红草
 
高尔基说“该死的战争”(明显是指一战)“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
——————————

欧战断送了大批俄国工人。鉴于工厂工人几乎都参与过1905年革命,说“吞噬大批优秀工人”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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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引一下原文,高尔基说的很多都是或可能是事实,但都倾向往夸张、极端里说,以便证明他对十月革命的反对立场是恰当的:

“该死的战争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用那些‘为了卫国’和逃避兵役而来做工的人取代了他们在机床边的位置。这些人都是同无产阶级的心理格格不入的,他们政治上不开展,没有觉悟,毫无无产阶级创造新文化的自然愿望,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尽快地,不顾一切地构造他们自己的安乐窝的小市民心愿。这是一些从骨子里不能接受纯洁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将其体现在生活中的人。

“结果,未被战争和自相残杀所消灭的幸存的工人知识分子处在了一群心理异己者的紧密包围之中,这些心理异己者们说着无产阶级的语言,但却不会像无产阶级一样感受事物,他们的情绪、愿望和行为使工人阶级优秀的上层注定要承受耻辱,遭到消灭。”(P206)
 
 
 
战斗队员
 
 
“该死的战争吞噬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用那些‘为了卫国’和逃避兵役而来做工的人取代了他们在机床边的位置。这些人都是同无产阶级的心理格格不入的,他们政治上不开展,没有觉悟,毫无无产阶级创造新文化的自然愿望,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尽快地,不顾一切地构造他们自己的安乐窝的小市民心愿。这是一些从骨子里不能接受纯洁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将其体现在生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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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有多少爱国分子进了工厂。但大量农村青年因为战争第一次被招工进城,则是事实。还有大量城市底层的贫民——尤其是贫民中的女性——和较下层的家庭主妇也第一次进了厂。说他们与经过革命锤炼的工人阶级格格不入,毫无经验充满偏见,至少不算严重违背事实。

但老高说他们“从骨子里不能接受纯洁的社会主义思想”,则已经背离了阶级斗争的常识。事实上正是充满大量主妇的女工队伍催生了2月起义。一个共分子以“女工水平极差”为由否定斗争的意义、完全看不到深远后果,说明他已经自外于阶级斗争了。共分子不能要求环境服从自己的“精深的理论构思”,而要从阶级现实出发。现实就是几万个老娘们在创造历史,几千个熟读马列的社民党老革命在自己的政治圈里撇着嘴呵呵傻笑讨论他们的“大事”。

 
 
“例如两个朋友夜间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10个人的袭击。如果一个人被坏蛋们拦住了,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不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

我觉得这举例这说法是容易明白的。“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言下之意:如果他跑掉,不能说他是叛徒。换言之,如果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和国际工人不能因此指责苏俄是叛徒。

可是俄文版编者却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括号内注解:

“看来速记记录记得不确切,应该是‘他不能不去援助;如果他跑掉,能说他不是叛徒吗?’ ”

这真是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按这个意思,苏俄是不该退出一战的,如果它与德国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那它就成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叛徒。这个注解明显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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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不能救援”是指苏俄无力救援德军占领——随后被和约正式割让——的大片帝俄领土上的工人阶级。比如沿海地区、乌克兰地区。等等。

继续参战才是背叛德国工人阶级。这不需要掌握任何历史细节就应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