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资产阶级法权”的来龙去脉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参考书目:

马恩列斯毛著作(详见注释)

“资产阶级法权”的来龙去脉

 

作者:巡夜人
2007年1月19日




一、何谓“资产阶级法权”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如果把“资产阶级”和“法权”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很多时候,它指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而是按劳分配制度。
这个说法出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德国两个工人党合并,并于1875年3月7日将合并纲领草案发表于《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党民主人报》上。 (1)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合并纲领草案后,怒不可遏。在回复倍倍尔2月23日的一封信时,恩格斯首先抨击了这个草案。(2) 5月5日,在给白拉克的信中(3) ,马克思附上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在《批注》第一部分中,马克思这么写道: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凭张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4)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在新版的《批判》中,“资产阶级法权”被重新译为“资产阶级权利”。(5) 不懂德文,不是很清楚“法权”与“权利”在德文中有何同异。最近又有人在讲,“资产阶级权利”的译法也不对,应该是“市民社会权利”。我们都知道市民社会就是指资本阶级社会,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常常是混用的。(6) 所以想必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问题不大。 (7)
接下来,马克思写道: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8)

所以,简单的说,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其次,在消费品分配方式上,劳动者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在劳动量上与他所给予社会的一样多的产品,当然是在扣除了公共基金等等之后;
第三,因此,在消费品分配领域,仍然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而这个原则,与商品交换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平等的权利;
第四,因此,此时的平等权利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第五,此时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因为此时的权利仅仅把劳动者当作劳动者,仅仅从劳动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实际上劳动者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光每个人之间有区别,而且每个不同的人之间还代表着不同的家庭组成,等等;
第六,所以,分配的权利应该是不平等的,但是,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断然宣称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是资产阶级权利,多少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分配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都是按照截然不同的规律实现的,但是都不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而商品交换固然即使在平均利润率的生产价格形成后依然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商品交换也是遵循着同样的原则,而把简单商品交换的规律,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总是不太妥当的。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猜测一下马克思的思路,也许在他看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取代了自然经济,所以再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至少在他目前谈论的这个范围内)没有什么意义了。固然,简单商品生产也遵循同样的规律,但是,简单商品生产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复活了。
因此,我们可以安全的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指的是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方式;二,之所以称其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种分配方式体现的原则,依旧是等量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把人看作是劳动者,而不是把劳动者看作人。
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就表达过的资本主义异化观念,那这个说法就更容易理解了一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这么说,“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9)
马克思的学说,通篇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既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劳动者在获得消费品分配时仍然只是作为劳动者出现,那么劳动者就仍然不是全面的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问题。所以,马克思直截了当的宣布,这是资产阶级权利。



二、其它相关论述
马克思通常不愿意对未来社会多做猜测,所以《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简单描述成为马克思就此最重要的阐述一点也不奇怪。很难再找到这么具体的(虽然说仍然是有限的具体)阐述了,连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做了划分。有必要对此做某些必要的补充。
《资本论》第一卷,曾经涉及到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方式。马克思这么说,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10)

在这里,在这部公开出版的著作而不是措辞强硬的内部通信中,马克思足够谨慎的说,“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他才假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劳动时间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相应的一份。参照《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可以肯定,在马克思眼里,这种分配方式并不是他所中意的,实质上仍然是种原则上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分配方式。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非常简略的提到过这个问题。恩格斯写道,“‘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也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11)在这里,恩格斯正面表达出的态度,是对这一分配方式的否定态度了。但是恩格斯本人并没有表达更多的具体意见,只是说“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 (12)考虑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对马克思的依赖以及对其它一些问题(13), 恩格斯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里,恩格斯对平等和正义还是做了一翻有趣的阐述。他说,“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境地:侈谈平等和权利就像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显得可笑;……谁如果坚持要求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资嘲笑。” (14)
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见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对按劳分配的态度始终是批判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不能消除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必须前进到更高层次的分配方式去。只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有在那里,那里是唯一的一次,马克思承认了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而唯一的理由,是“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下,本质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认为甚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分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呢?这样的设想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这种分配方式,即使被马克思勉强承认也不忘持批判态度。而向更高层次的分配方式的过渡,先决条件就是要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的论述我们只能谈谈《国家与革命》和《伟大的创举》中的内容。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分析了《哥达纲领批判》,指出,“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15) 而列宁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16)
列宁利用这种解释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存在辩护,说为了“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17)还需要有国家。列宁的这种国家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异同不是这篇文字要考察的内容,但是显然列宁的这种理由是有些令人费解的,“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需要国家?这种说法,就是列宁自己后来好象也没有再用过。后来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对劳动和生产的监督、管理、统计职能。
列宁继续说,“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消亡。……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18)这种阐述,未免有些过于浪漫主义了。
但是列宁不是庸人。虽然有时候他确实有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又有谁能够完全避免呢?既然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但是总体上列宁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能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觉察到最本质的东西。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热情讴歌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说,“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19)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马上就领教了什么叫“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而“资产阶级国家”显然不像列宁设想的那样“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而是迅速的官僚化着。而显然,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虽然承认阶段,但绝对不是机械阶段论者,没有片面和愚蠢的把各个阶段截然划分开,而是在一开始,在第一阶段刚刚开始、甚至第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就指出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来了。
事实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缓慢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不可能漫长得无穷无尽。有一种说法,称所谓的“大过渡”理论是文革期间“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后边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这里不多谈国家问题,只限于讨论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列宁认为革命后的俄国在为消灭阶级差别、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做着大量的准备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不光把“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权利”理解为受到旧习惯、旧观念影响而保留下来的东西,而且把“按需分配”的前提理解为“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这样,就把问题更多的引向了道德领域,尽管列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希望在改造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但是无疑这是一个危险的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方式,显然不是列宁一个人的,而是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
很久没看斯大林的文章了,记不起他是否对此有何论述。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斯大林没有论及此事。(20) 不过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到了限制商品流通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转变的思想。斯大林认为,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之后才能消灭商品生产,从而消灭商品流通。他说,按照列宁的思想,应该把中小农民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在一定时期内,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方式。(21) 而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国家只能支配国家企业的产品,而集体农庄支配自己的产品,所以两者之间的交换只能是商品流通。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进入商品流通。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22)
这些思想与分配方式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



三、苏联的实践
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抽象描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首先发生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描述为社会主义制定一套生产、分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全民所有制而言,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被严格区分开了。生产资料遵循的是计划调拨的方式,而消费资料,至少在理论上,按照“按劳分配”的方式进行。同时,由于存在着城乡小生产者以及由城乡小生产者集体化诞生的城乡集体经济,商品交换的规律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发生着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性质,当然是计划性,也就是那个强有力的经济计划部门。事实上,商品流通的规律,虽然斯大林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还大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事实上,这种流通已经被有目的的改造过了。
苏维埃政权稳固之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上,马上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需要从农业中获得必要的积累。联共(布)开始是反对这种观念的。在1926年11月联共(布)第15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中,关于资金积累的源泉,这样写道,“反对派认为实行工业化的方法,就是必须向农民课征这样的税收,并实行这样的物价政策,即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农业发展的停滞,缩小工业原料来源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急剧降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这种观点,代表会议给予严厉的斥责。” (23)在此之前几个月,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报告中称,“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时常要求用过多增加税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等办法来加紧压榨农民。” (24)但是,没多久,斯大林自己就成了这样“危险的人”。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声称“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25),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我们还把它叫作‘剪刀差’,叫作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采取这种‘流入’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26)这期间,只有三年的时间。尽管斯大林说“一有可能”就要取消剪刀差,但是,苏联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问题却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剪刀差,即是商品间不等价的交换,是直接违背价值规律的。
工农产品剪刀差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之所以着重提到此事,是为了说明,在苏联计划经济下(实际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并非是顺利实现的。那么,分配方式方面,是否就能够贯彻这一同样的原则,被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呢?
由于我手上苏联经济资料的匮乏,对这个问题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任何观点。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不得不在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上纠缠这么多。只能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平均主义与不公平现象并存。也就是说,按劳分配的原则并非一直遵循着。而且,土地问题与后来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争论有着深刻的关系。



四、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苏联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样板,对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苏联,从一开始中国就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所谓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条状的,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块装的。
土地问题是相当关键的。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宣布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27)但是会议上宣布把土地问题最终的解决权留给立宪会议。同时公布了根据242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定的各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要求把土地问题留给立宪会议解决,但是建议,“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1)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阁部的、寺院的、教堂的、租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的等等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所以,革命一开始,俄国的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问题只在于,土地交给农民平均使用,而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方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合作社等等。在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农业问题又提到了重要的议程上。在1929年12月27日的演说中,斯大林说,“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实,人们普遍注意的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在蓬勃发展。” (2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尽管提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到了集体农庄存在的问题,但是却丝毫没有提到集体农庄向国营农场发展的具体问题。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集体经济向全民经济的过渡。(29) 到1930年2月为止,苏联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农户集体化,在《胜利冲昏头脑》中,斯大林警告一下子跳到农业公社的企图。随后,在《答复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斯大林讲“作为高级形式的公社只有在将来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 (30)几年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在苏联农业中占到了压倒性的、绝对的主导地位。集体农庄的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但是由集体农庄永久使用。同样,机器,主要是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等,归拖拉机站所有,是国有财产,供集体农庄使用。劳动和种子是集体农庄自己所有的,产品也归集体农庄所有。如前边提到过的那样,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到了集体农庄向国营农场发展的问题。但是似乎一直到苏联解体,仍然存在大量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并没有转化为国营农场。
在中国则不同。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富农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实现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在解放后的开始的合作化进程中,则是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无疑,在各个方面,与苏联的集体农庄比起来,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都是相当落后的。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的尝试,实际上是向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从此中国再无此类尝试。
人民公社的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的落后,整个农业经济的小农性质,使工业化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即缺乏干部,也缺乏物质条件。也就是说,根本无法把农民“一天二十年”的转变为农业工人。这是其一。
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为了工业化牺牲农业和农民的考虑。如果农业真正公社化了,纳入全民所有制经济体系中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国家立刻要承担起对农业的投资、改良、盈亏、管理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几亿农业人口的工资、福利、医疗、教育等等负担。客观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无力承担。而刚刚起步的工业化则与同时期的苏联类似,需要农业“贡税”提供积累。讽刺的是,当中国国力增强了之后,却以土地承包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农民的义务,合作社、合作医疗等等全部破产,一直到最近几年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为目标,宣布要“工业反哺农业”,重新开始关注农村。
所以,从一开始起,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就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固然中国也有国营农场,但是在整个农业经济中从来就不占多大地位。
这样,我们就开始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核心。
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典型文本。张春桥是著名的理论家。在这篇发表于1975年的《全面专政》中,张春桥非常明确的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并以此作为全面专政的经济前提: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分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31)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句话,“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由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指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原则,所以张春桥在这里完全是发挥或者说滥用了这个概念。他指的是私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而在当时存在的私有制经济只是个体经济,我们又看到,按照张春桥提供的资料,当时的个体经济在总经济中的比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马克思从来没有设想过所有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列宁也没有这种提法。张春桥强调所有制范围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只是针对集体经济的,这显然是危言耸听。问题是,为了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必须找到点经济基础。当然不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只好把集体所有制拉出来了。鉴于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农业集体经济的巨大差异,这里就不再摘录斯大林对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热情讴歌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第一个,是建立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发挥的批判,对所有制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这个批判把矛头对准了集体所有制,而中国存在集体所有制的重要原因,不是小生产者的旧习惯使他们不愿意走上全民所有制的道路。恰恰相反,没人愿意呆在集体经济中。哪个农民能转成工人那简直是欢天喜地的大事。城市居民也都想方设法进入国营企业,没人乐意去集体企业。谁都不是傻子,出于所谓的旧习惯宁可不要国营企业的好福利和铁饭碗也要搞集体经济。中国存在集体所有制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国家无力、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承担全体公民的社会福利以及工资。所以,在所有制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因为被批判的状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选择。
可见,与某种宣布“大过渡”理论是“左”倾错误思想根源的说法相反,在起劲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在所有制结构上,国家并没有准备真正向共产主义过渡。因为,不论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经济规律是铁面无情的,是不以人的愿望(不论是什么愿望)为转移的。实际的情况就是,国家无法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国家也没有想要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而原因就在于,全民所有制本身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其次,张春桥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话倒与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关。像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提出问题(“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倒也无妨,问题在于,你怎么解决呢?张春桥继续分析道,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32)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张春桥所谓的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上,而所谓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如果国家宣布集体经济成分全部转化为全民所有制,那么这些经济成分里的劳动者该感到多么幸福啊!可是国家不宣布。当然在这里我无意声讨国家保留集体所有制的做法,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要说明的是,集体所有制的存在是国家自己的决定,不能赖在小生产者的旧习惯上。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在集体化后的农民已经丧失了作为小生产者、作为“生意人”所需要的一切,却仍然用对待商人的方式对待农民。
张春桥说“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固然,从理论上讲,如果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那么确实就排除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但是即使是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消灭不了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消除按劳分配。要么就是马克思错了,要么就是张春桥错了。(33) 更有意思的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而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则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是为了限制这一权利。
张春桥利用这些“经济基础”和马克思的话,“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来说明,“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34)
这样,张春桥就宣布,在所有制和消费品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在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受到限制,否则就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张春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的所有贡献。
其实这种说法是比较荒唐的。除了尽快实现全民所有制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够限制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而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按劳分配采取批判态度,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提出问题。马克思指出了在这种分配方式下,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而恩格斯指出了按照商品规律生产最终一定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果,这与政权无关。
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与对就“经济主义”的批判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非常正确的;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非常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政治的作用,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威胁无限扩大的同时,却不是强调从经济基础上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指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同时,却不是真正唤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成了权利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敌人”始终是随时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我们看文革时期许多关于工人反“经济主义”、反“利润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文章和报道时,阶级敌人的面貌始终是模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渗透到了各个地方,在任何地方都阴谋着破坏生产、腐蚀工人生产热情。这一小措阶级敌人,在各种场合下的形象都是一样的,也大都缺乏具体的罪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悲剧所在。经济基础的落后只能用政治手段的冒进来平衡,因为发展经济不得不借助许多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商品交换的规律和资产阶级权利。
按劳分配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它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原则是资产阶级的。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前提下,限制按劳分配的原则事实上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而不是走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无产阶级专政怎么限制按劳分配,群众或者官僚怎么会自觉自愿的在这种革命理论的引导下限制自己的收入,这倒也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署名“国家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1968.07.09)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中这样写道,“政治挂帅同物质刺激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公’,一个是资产阶级的‘私’;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政治挂帅调动的是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物质刺激调动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物质刺激越多,离社会主义越远。”这是用政治手段平衡经济规律的典型论调,用种种政治罪名来恐吓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体的人,使人不但不敢主张而且打心眼里憎恶各种非共产主义的原则。



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与不断革命
从上述分析可见,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权利,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就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原则,被认为是一种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东西,随着共产主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将逐渐消亡,为更高级的、更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尊严的分配方式取代。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35)
毛泽东时代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是这种传统批判态度的继续,但是相对于各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累计起来的市侩式的现实主义态度,当时中国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确实非常引人注目。中国式批判的错误,如我上边所述,一方面在于批判范畴的扩大化,一方面在于政治手段取代经济规律的悲剧尝试。
但是中国文革期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并非是突如其来的,相反,与中共的思想发展轨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个思想发展轨迹,有着鲜明的毛泽东个人色彩。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这样提出矛盾斗争的思想,“无论什么事物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关于矛盾的斗争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思想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在不同时期为着不同的主要目标,有着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统一战线;而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的盟友在下一时期往往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建国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很快就破裂了,社会主义改造比所有人预料得更早更快的进行了。作为官方理论上的体现,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在官方文献中出现了不断革命的提法。决议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的章程的《总纲》部分,这么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于大会上的发言中没有使用过“不断革命”这个术语,而是多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 (36)
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和张春桥不同,没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扩大到所有制领域,而是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37)这样,就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内容限定于上层建筑,中心锁定在政权上。但是等到一个又一个的阶级敌人被发现、被铲除,一个又一个新的阶级敌人、走资派浮现出来,就有必要把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经济社会根源找出来,这样才能给“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合法依据,也才能给“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以具体的内容和方向。这就是张春桥的任务了。
列宁曾经说过,“在运动处于新的转变的时期,理论上的荒谬往往包含某种实际的真理。”(这句话可以在《列宁选集》第二卷中找到,我想不起来是哪篇文章了)不论林彪还是张春桥,亦或是毛泽东本人,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都包含着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很多实际的东西。这些思想,从正面和反面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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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案见1997年8月中文第3版《哥达纲领批判》附录。
(2) 见同上版《批判》第30至37页。
(3)  当时白拉克是党内反对合并草案最坚决的人。在收到马克思的信后,白拉克回信说,“您本月5日的来信收到了,我已看过,并首先寄给了李卜克内西,……我原来以为,倍倍尔会乐意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一方面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同时他要从事必要的营业恢复工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又执意请求,这些原因看来妨碍了他。此外,由倍倍尔搞出来的那个纲领草案也不合我的心意,因此,究竟应提出什么去取代正式草案,在我们两人之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也必须坦白地说,我觉得对目前这个草案根本无法进行讨论和修改。只有完全抛弃它,才能走出这片烂泥潭。”见《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1978年12月中文第1版第37、38页。
(4)  见同上版《批判》第13至15页。
(5) 事实上在这以前很早就已经翻译成了“资产阶级权利”。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中有一个注,这样说明:“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使用有两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按其广义,中文译为‘市民社会’,按其狭义,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见该书第651页。
(7)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有《哥达纲领批判》的英文版,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ch01.htm。 英文为:Hence, equal right here is still in principle -- bourgeois right, although principle and practice are no longer at loggerheads, while the exchange of equivalents in commodity exchange exists only on the average and no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In spite of this advance, this equal right is still constantly stigmatized by a bourgeois limitation. 从英译文来看,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应该是妥当的。“法权”通常的英文表述为legal right。而且英文版用的right是单数,而不是复数rights,应该是指某种特定的权利,而不是多种权利的复合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比“资产阶级法权”更恰当。
(8)  见同上版《批判》第1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32页。
(10)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96至97页。
(11)  《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二章《分配》,见1999年12月第3版,第331页。
(12) 《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六章《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同上版第209页。
(13)  恩格斯在1876年5月2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心想要弥补我们理论的不足,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见《反杜林论》同上版393页。
(14)  《反杜林论》,同上版359页。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第90页。
(16) 《列宁全集》同上版第31卷第90至91页。
(17)  《列宁全集》同上版第31卷第91页。对此还可以参考列宁的这段话,“在第一阶段……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第94至95页。
(18)  《列宁全集》同上版第31卷第92页。
(19) 《列宁选集》1972年10月第2版第4卷第1页。
(20)  斯大林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1页)。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倒是比较贴近马克思的本意。
(21)  斯大林斩钉截铁的说,“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8至549页。与恩格斯的话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
(22)  所有这些论述散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46至611页。
(23)  《联共(布)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5页。
(24)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6至477页。
(25)  顺便说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是反对一切间接税的。
(26)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48至149页。
(27)  《列宁选集》,同上版,第3卷,第363页。
(28)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页。
(29)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一个划分田地的人向保尔·柯察金说,土地再这么分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全是划分边界的木桩子。保尔说很快就会没有木桩子了,那人说,同志,你是说共产主义吗?那还远着呢。保尔说,不,是集体农庄。
(30)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62页。
(31)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4至7页。
(32)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上版第9至11页。
(33)  当然了,后来张春桥也承认,“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见《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上版第17页。
(34)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上版第13页。
(35)  《哥达纲领批判》,同上版,第15至16页。
(36)  从“在《矛盾论》中”开始到这里的内容,来自于[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关于“不断革命”的部分,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289至292页。
(37)  林彪的报告见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inbiao-196904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