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rebel:关于婚姻家庭与性、爱情问题的学习笔记和思考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转自天益马克思主义论坛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0651

关于婚姻家庭与性、爱情问题的学习笔记和思考



作者:Revrebel
2008-12-14凌晨整理完成
12-15增补第7点。答朋友对“不重视家庭亲情”的质疑。
12-16增补第29点。略谈“分手后做朋友”。




序言:
这是阅读了先驱有关的几篇文章和柯仑泰《新妇女论》等资料后所做的笔记提纲,还包含了本人或本人朋友的一些观点。相关问题十分重大而又复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个人和众人的)实际生活具有行动指导意义;限于本人才疏学浅、且慎重起见,难以全面系统论述。

这一笔记力求基本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若干相关看法,尝试以此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一个简单的提纲。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提纲有鲜明的道德性质,并包含着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观点,但这决不是一个道德规范文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继续拓展和探讨的。




一、婚姻 -- 家庭

1、家庭,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的根基和本质是其中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其中的婚姻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契约关系。

“男子拿自己的钱来娶妻子,有抚养妻子的义务,但同时,妻子应为他节约财产,为他服役(她自己以及家人帮着整理家政),为他生育财产继承者;为了不致生私生子(与别的男子生的),所以要严守贞操。妻的通奸,是破坏私有财产经济的均衡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规定背叛丈夫的妻子,要受非常残酷的处分,其理由就可以明白了。丈夫对妻子的背叛,在资本主义社会,认为非常随便,原因由于他的这种背叛行为,是不破坏私有家族经济的”(《新妇女论》第十三章)。

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强调家庭,首先就是为了捍卫这种与私有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家庭财产关系。



2、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从私有制到公有制),而且也是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从家庭消费生活转向社会劳动共同体的集体消费生活)。

想必很多人已在教科书或其他书籍上了解到共产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社会大致轮廓的粗略勾勒: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货币、无国家、无阶级,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走向消亡。人的一生更是不会局限于某一种职业分工,而是从事多种职业、并参与社会共同文化生活,从而获得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劳动工作不再成为生活的负累,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从劳动工作中获得乐趣和人生的意义。但我们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体家庭必然走向消亡——婚姻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真正以爱情和自由结合为基础,摆脱了一切物质文化的顾虑。家庭将完完全全由社会劳动共同体及其附属生活机构取代。

在这种状态中,性生活和感情生活完全属于个人私事,任何公共力量不加以干涉。假设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如果他们生出孩子,孩子将交给就近的社会公共养育机构,一切养育的物质烦恼都免除掉。按柯仑泰的思想,母性只更多承担两种社会义务:为工人国家-自由共产公社生产新的劳动单位;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婴儿,并使新生儿度过最初几个月的必要时期(再交给社会共同机构)。大多数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们再也不会从父母那里继承私有财产或任何责任义务关系,更将在高度丰裕的物质文化条件以及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集体主义工作生活中,获得充分发展的各种能力和情感形式。



3、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情况是任何人都无法具体预见的,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概轮廓。但是这些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远景,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工人国家立即就要着手创造条件来实现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就是众所周知的:将工厂、矿井和工业化的农副生产基地等一切生产手段收归国有。

在社会生活方面最重大措施之一就是要立即开始创设使家庭趋于消亡的物质文化条件:建立更多的(全日制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公共洗衣房、公共食堂、集体宿舍等公共设施。当然,应该保证质量优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生活设施的水平,不是像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权,打肿脸充胖子式地为了赶指标、追求浮夸而不顾一切建立这些设施。这些设施也不简单只是作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的一种补充(在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设施却正是加强和巩固家庭生活的附属物),而是力图成为使家庭消亡、被取代的条件之一。

十月革命及其后最初数年,苏俄做出了初步的光辉表率:“(1917年的)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如奴隶般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窒息和停滞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作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小组织,将由一种社会给予关怀和方便的完善制度代替,该制度包括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等等。家庭的那些有关家务的职能若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把好几代人都团结起来并使之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就会使一对对爱人,真正摆脱千年桎梏。”(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第一节《家庭中的热月》)

但是,工人国家及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并不自动意味着个人将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相反,在官僚特权阶层占居上风的情况下还可能意味着家庭束缚的加强和相关社会文化生活的僵化(托洛茨基1936年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即上述引文所出章节就已详细论述了官僚蜕化的苏联工人国家在家庭方面的反动倒退)。经历过官僚社会主义时代或其残余精神文化影响的人,能够特别深切真实地感受到这一点。



4、家庭的弊端之一。

使大量的劳动(首先是妇女劳动)消耗在非生产的劳动——家务劳动里(特别是厨房工作),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一个世纪前,柯仑泰用了很多篇幅来说明这一点。其实这个道理在今天很容易明白:只要有足够的技术设备来保证安全和节能,统一计划的管道煤气和公共暖气都要比一家一户地烧煤气要更节约、更环保和更富有效率。

人是最有潜力和最难以估量的生产要素,一旦彻底解除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顾虑并打破家庭的藩篱、使人们得以享受自由联合的集体劳动生活,从中释放的生产力大概比国家机器和军备经济消亡而产生的可预见的巨大生产力还要巨大得多呢。



5、家庭的弊端之二。

个体家庭使孩子局限于狭小的生活环境,造成狭隘的眼界和视野,这与社会职业分工给人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一致的,而且还更甚,——阶级社会的家庭保障具有专属性,而职业往往会不断变化,所以家庭主义有更稳定的物质根基。由于一个个家庭的分立造成的生活圈狭隘和眼界视野狭隘,极大地抑制了人类创造性、灵感和思想文化的源泉,这其中的代价恐怕是目前远远无法估计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天共产社会的公社人在回顾历史时,会对今天我们都局限于各自的极其狭隘的家庭生活并且世世代代地追求家庭的小日子感到非常惊讶)。此外,个体家庭的存在还很有助于滋长孩子的个人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难适应越来越社会化的工作和生活,产生种种不和谐的矛盾。

早期苏俄工人国家在打破家庭、创造社会劳动共同体生活的伟大革命尝试中,已经较深入地认识到了家庭的弊害。(斯大林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的实践使得这些尝试中断,反而使工人国家走上家庭主义膨胀的道路,并使这些重大实践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经验。)

柯仑泰写道:

“苏维埃共和国希望能使一般做母亲的——女工、农妇——都可以将小孩放在托儿所、幼稚园、婴儿室,让她们安心工作,而不必将子女委诸于乳母。

    在苏联,小孩自出生至16岁为止,由上述社教机关,在健全状态中受教师指导与母亲监督(在托儿所中,母亲有值日监督的义务)而成长。为扶育新社会的成员,这种事业,是必要的。在托儿所、婴儿室、幼稚园的道德与生活状态中,培植着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必要的习性与特质等。被社教机关教育出来的人,比诸于出自孤立的家庭,习惯于利己的幼年生活的人,更适于过劳动的共产主义集团的生活。

    革命初期,由托儿所或儿童宫中所养育出来的小孩,和从母亲手中教育出来的娇生惯养的小孩,完全不同,前者极富有集体的习惯,富有‘团体人’的思想。在‘儿童宫’中常见来自个别家庭的新成员,拒绝共同的操作。于是由整个集团包围了这新进者,热心地说服他,像什么我们大家去散步,只有你一个不去,好吗?我们团体轮流劳动,你独自不肯扫除,可以吗?我们这团体大家用功,你一个人搅乱可以吗?他们之间,没有个人的感情,因此一个肥胖的四岁小孩,会很认真地说明:‘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或者我的东西,我们这里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同时大家都要竭力注意爱护团体的所有物。’——这是小儿生活的根本规则;而且相互间,彼此勉励勿损伤‘我们的’财物——‘儿童宫’的财物。”(《新妇女论》第十二章《生活的革命》)



6、家庭的弊端之三。

把女性大半辈子(十多岁或二三十岁结婚后的几十年)都主要局限在狭小无谓的圈子里,从女性自身的个性自由和个人能力发展的角度看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所谓‘家庭’,”托洛茨基的话极为凝练而深富意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如奴隶般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窒息和停滞的制度”。

实际上直至目前社会也是如此,除了少数有产阶级妇女外,绝大多数劳动阶级包括相当多数中等职业阶层的妇女的主要生活重心都损耗在家庭上了。



7、补充一点。朋友在看过我的提纲后提出“养育孩子并不全是烦恼,更多是幸福,你忘记人是有感情的吗”。
这一点也使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与我观点较接近的左青朋友专门反驳过那些以重视亲情为依据的家庭主义者。重视亲情,这其实是大多数年轻的家庭主义者们的最重要理由(老一辈家庭主义者则较多用责任感和生活压力被迫维系它)。

我首先感谢提出质疑的朋友耐心看过了我的这篇笔记。我要提出的回答也正是那位左青朋友提出过的反驳:

但是感情为什么只有局限在私人的、个体家庭的狭小范围内才算幸福呢?

为什么只有对自己的孩子才有特殊的感情(谓之亲情)、对别人的孩子没有同样的感情呢?

为什么只对自己的父母才有特殊的感情(谓之亲情)、对别人的父母没有同样的感情呢?

为什么相当多数人只能把一生中的最大感情(所谓亲情)投注于狭小的家庭,而不是对普天下所有的孩子和父母都有共同的、平等的感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人是有贵贱之分的!并且往往困于生活无奈而以小小的家庭为自己的避风港——的确!人是有贵贱之分并且多数劳动者仍要为生存斗争烦恼奔忙——因为我们还处于一个人吃人的阶级社会!!因为我们作为个体的人还不能从社会中得到温暖而必须求助于狭小而弊病重重的家庭!!

对此,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够深刻明白(并且应当明白,否则他就是徒有虚名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也只有共产主义者把阶级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己任。

(或许还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公共的教化养育机构开始时是由一大批专任的劳动者来承担工作,随着社会总体的物质文化不断发展、每个劳动者的时间越发宽裕能够从事更多其他学习和工作,这些公共机构的专业化性质将逐渐消淡,将越来越有可能实现群众化的管理。甚至我个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不仅是所有女性——都将学习和有必要学会在这些公共的教化养育工作,这当然不是要全世界的人都专门去做这些工作,别忘了共产社会再也不会有任何“专门工作”,而更是新人类的一种集体感情需要和劳动需要。所以没有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感情不会退化,反而会大大提高千倍万倍,那时候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要比现在人的思想感情要广阔许多,简直是无法估计的。用今天的极端狭隘的家庭主义眼光来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8、共产主义者如何对待自己与家庭的关系。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如何对待自己与原有家庭的关系;自己是否应组建新家庭以及如何对待这种关系。

实际情况和条件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的、绝对的回答。不过可以谈一些大的情况。

其一,在群众运动风暴时期和“正常的”有产统治时期,共产主义者与家庭的关系必定会有总体上很不一样的表现。前一时期,共产主义者多与倾向保守的家庭生活普遍发生不同程度的断裂(暂时的甚或永久的);后一时期,则因共产主义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所接触的实际条件加上他们自身观念觉悟的斗争温度的高低而有不同表现,这当然不只是一个主观结果。

其二,即使在“温和时期”,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与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恋爱,并考虑婚姻,那就要面临自身革命立场与有产阶级家庭的对立抉择,这一点是回避不了的。要么这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妥协消融于有产家庭的“和谐”日常生活中,要么这个共产主义者中断这种婚恋关系,或其配偶与自身有产家庭决裂,委屈自己跟随共产主义者过物质水平显然较低的生活。

其三,一个想要尽可能献身于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只有一般工薪生活水准,他就受到这两方面(献身事业与生活水准)的物质限制而不利于结婚过生活。献身事业的人生,和小两口过日子的生活之间,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最基本的就是前者只对自己负责,后者要对婚姻家庭关系负责。这种矛盾关系与阶级斗争紧张度成正比,最剧烈时可能使共产主义者的配偶子女为自己承担连带责任,乃至造成悲剧(更多情况是: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或更低生活水平,养活自己不难,但再要为配偶子女承担家庭生活重责[同时还要分担出大量时间精力来投入共运]简直就是某种人生悲剧了)。

我认为对那些尽可能献身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而言,也不是说绝对避免婚姻家庭关系,而是从自己实际出发、根据最有利于事业的原则来处理相关关系。对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硬性原则要求的。



9、同上题。今年校内网的一篇帖子值得加以探讨。这帖子叫《我为什么不谈恋爱!》,是一个在北大读研的左翼青年写的(文章见此: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0809/51721.html)。文章转到了乌有乡网站的青年版块。作者自陈是一个生理健康正常的青年,但为了革命大义而“拒绝花前月下,儿女情长”,“时刻准备为真理而献身”,“舍弃小我成就大我”,表达了一种恪守禁欲主义和斯巴达克式或苦行僧的人生观。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人生观大概得到许多左青或其他青年网友的支持(底下的投票统计器显示172人支持,56人反对,当然这只能是不完全统计。反对票里有我一票)。

姑且不谈其中的禁欲主义(提纲第18、19点专门讨论这一点)。

这个左青在帖子中引用了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来佐证他的保守观点:

“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像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

马克思表达的这个观点,从本提纲已经谈到的那些方面来看,尤其是从马克思自身的经历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结论。尤其是,恋爱和性生活不一定只局限在正统的婚姻--家庭的关系之内。所以,不愿结婚和组建新家庭,远不等于拒斥所有的爱情和性生活,更不等于禁欲主义。



二、性

10、
“在所谓‘文明’社会里,传统的道德认为:性关系只有在夫妻之间才是正当的,在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就不正当(称之为通奸、私通、乱搞男女关系等等)。青年人既然大多数还没有结婚,而且还没有结婚的条件(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而不是生物的条件),他们自然就被宣布为无权享受性爱的人了。

    这种反对性爱自由,用婚姻来限制性关系的制度,其实不过是一种维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是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所需要的制度。因为,只有禁止婚外性关系才能保证有财产的男子认出谁真正是他的儿女,以便把他的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儿女。正因为这是代表男子利益的制度,所以,即使它标榜着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所严格限制的也只是女子方面的性自由,而男子方面只受到很少的限制。可是,这种反性爱自由的制度和道德,并不是人类本性的反映,也不是什么神圣、纯洁、高尚的东西,而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时期(私有财产时期)里必然存在的一种丑恶的东西。这种见解,早已由许多社会学家发表过了,其中包括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介方:《青年的性爱问题》)



11、对以健康理由反对性爱自由的说法。

①“有人说:青年人的性器官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不应该进行性交:过早进行性交对身体有害。过早自然会有害,但问题怎样才算过早。只要青年男女双方都感觉到有需要而自愿性交,又能够实现,就不会是过早了。如果真正是不成熟,是过早的话,就不会有性交的欲望,或者想望而不能实现了。”(同上引)

②“青年人虽然受到压制而一般都没有机会性交,但普遍有其他的性发泄行为(如自慰)。性交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只会比其他的性发泄的方式较好,而不是较坏。”(同上引)——的确,自慰显然更伤人体。性交要和谐得多。

③关于避孕和堕胎。需要使青年人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性知识和医疗卫生设施、物质条件。完全可以把伤害降低到很低限度。

④关于性病。相当多反对性爱自由的人以各种性病作为依据,这是小册子没有提到的。实际上这其中的误解很多。其一,据调查一半以上的性病患者并不是因为性交导致患病的;夫妻之间的性接触也可能导致性病。其二,只要措施得当,性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治愈。其三,性病大概和滥交关系更大,而承认性爱自由不一定导致滥交(也就是纵欲);反之,也不是因为性爱自由才有滥交。相反,真正的性爱自由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发展出更为理智的性爱关系,而不至于使滥交现象越来越多。



12、个人认为,共产主义者决不鼓吹无条件的性爱自由。

性爱自由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使人很方便地获得充足必要的相关文化(性知识)和物质条件(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条件)。这一条件应完全由社会提供。



13、性爱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局部地、个别地实现。此外,“如果个别的人不顾一切而单纯按照自己的性爱欲望去行动,结果得到的多半不是最大的满足,而是很大的不幸。在女子方面尤其容易如此。”(同上引)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此类不幸,例如缺乏避孕措施致使少女屡次堕胎或堕胎条件恶劣造成巨大伤害,不能简单归咎于“过早尝试性生活”或“性爱自由的恶果”,而应归咎于现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的罪恶。



14、如何看待纯粹的有性无爱的关系?

我注意到先驱作者介方的论述有疑似矛盾的地方。他在《爱情是什么》中谈到“纯粹的性欲完全等于兽欲,丝毫不带有人类所特有的尊严和高尚的性质”,在《论单料铜煲》中又谈到:“新的道德应当考虑到人的个性有种种差别,容许一切个人的正当自由。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单纯性关系,只要出于双方自愿,就对任何人都无害,所以也不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显然,后一种态度是更合情合理的和恰当的。



15、但是,有买卖关系的“有性无爱”(即卖淫嫖娼)是共产主义者(至少在共产主义者这个范围内)不能容忍的。因为这种关系不把人当人,而当作商品,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侮辱践踏。其本质不是任何意义的性爱,而是商品交换关系。



16、应该认识到卖淫嫖娼在本质上和工厂里的剥削劳动力是一样的,在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情况下无法根除这种现象。

若在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将卖淫嫖娼作为违法犯罪活动予以强制取缔,客观上只会助长有产警察和黑社会的权威、对妓女的人权造成更大损害。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改良,共产主义者赞成色情业的合法化(发放执照、征税以及加强从业者卫生预防措施)乃至赞成性工作者成立自己的工会。
但即使这些改良措施全部落实,也远非理想状况,要真正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只有根本拔掉色情业的根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秩序,建立自由的无阶级社会才是被压迫者的最终出路。



17、由于我们可以确认性兴奋并非罪恶,并且支持性爱自由的观点,因而我们还反对对色情物品(色情书刊图片影视资料以及其他以激发性兴奋为目的的物品)的压制。



18、禁欲主义不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使人痛苦的,而且往往是虚伪的,反动的或倒退的观念。禁欲主义常常构成保守的宗教统治和其他保守的有产统治、极权专制统治的精神柱石,是一种与政治权力压迫和虐待相适应的文化。

有朋友质疑,“如果不禁欲,结果会怎样”。这位朋友大概是担心反对禁欲主义会造成纵欲或滥交、世风日下。其实这与对性爱自由的疑虑是一样性质。今日的社会学早已揭示了中外阶级社会的许多时期都是禁欲主义不占主流的开明时代(而原始社会根本没有文化和权力意义上的禁欲主义,只有局部的、为了便利集中生产的原因而暂时地禁欲),例如古代中国的盛唐时代,对娼妓或者所谓婚外性行为以及同性恋都有相当高的社会宽容度。这种情况可以表明有产阶级本身的自信,已不需要借助禁欲主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不论自由观念有多大的发展和普及,占据主流文化的始终是保守的观念(包括禁欲主义)。从这些事实足以看出,在阶级社会中禁欲主义完全意味着一种反动的秩序保守观念,而且往往是在有产阶级没落时期作为统治手段之一被强调。

极端的禁欲主义是与极端的极权统治相适应的。这一点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中描述的极权独裁专制统治就是要求青少年严守禁欲主义,要把精力和热情完全献给“老大哥”。但我们在阅读小说同时不要忘了,就是最极端的禁欲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因为阶级差别标准而虚伪的——它如果意味着对被统治阶级的极端的性压抑,也必然意味着统治阶级最大的荒淫无耻,从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到法西斯极权统治都是如此。另外,奥威尔还把“下半身的反对派”(暗地里的婚外性行为)作为一种对一九八四社会的个人反抗方式,表现了它的有限性。这也暗示了我们,反对禁欲主义只有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立场才可能成功。



19、我个人认为,在生存斗争或社会斗争极其紧张(导致时间精力和物资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战斗中的集体和个人会自发倾向于禁欲或降低性交活动水平,但丝毫不应该把这种被迫的不幸说成是纯洁美好(否则不是无知就是虚伪),这种自发禁欲的暂时事实也丝毫不应导向观念形态的禁欲主义。

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把这个问题扭曲颠倒到了极致,使许多人以为共产主义思想与性爱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并且自然地趋向于禁欲主义。有一种理由仿佛还很有道理,说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要求“低消费、高积累”和相应的艰苦朴素精神,这种说法不仅把工人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却相对下降的可耻丑恶现象合理化,而且回避了一个事实:大多数劳动者勒紧裤腰带老老实实为国家奔忙了大半辈子的同时,官僚特权阶层却高高在上,享受着不断扩大的特权和特殊生活(包括玩弄女色,文革中就揭露出不少妇女为了得到某种好处,例如升迁、下乡后设法回城甚至只求在厂内转个好岗位,而出卖女色给负责干部的事,决非“极少数个别例外”之类托词能掩饰)。

今日中国传统左翼运动中的禁欲主义歪风邪气,固然有着因为客观无奈而自发倾向禁欲的现实基础,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今天的左翼运动脱胎于官僚社会主义的畸形文化氛围。不过,我个人认为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缘分(或者说机遇)未到以及自身魅力不够,为了堂皇冠冕——中国人都比较爱面子——就拿禁欲主义做借口(况且今天的左翼运动很少有人主动去谴责那种禁欲主义歪风邪气,所以拿来做借口是比较方便的)。

在一个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的真正的战斗群体中,禁欲主义的发展程度可以直接说明这个群体的精神蜕变(或者说腐化)程度。相反,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性爱自由及其各种形式的容忍程度,亦可以说明这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水平。(另外,在我看来,“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的真正的战斗群体”在今天中国仍只限于极少数分子身上,或者严格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显然不能从如今腐朽烂透的中国主流泛左翼中产生这样的群体。)



三、爱情(或性欲与爱情与婚姻)【这一部分最主观,供参考和讨论】


20、
性欲基于人的生理本能,通俗地说就是和吃饭的欲望一致。

而爱情基于人类的文明,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通俗地说就是吃饱饭后才可能有的事。

不能说只求性欲满足在更低的道德层次上、或追求爱情在更高的道德层次上。如果社会上还有一部分阶级连吃饭问题都没解决或需要特别大的精力来解决,那是谈不上或很少谈得上吃饱饭后才可能干的事情的,在此情况下真正的先进分子无权指责人们忽略了爱情——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

由于爱情是基于文明并随之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而它没有一个静态的定义或者概念的条条框框。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变化发展和多种多样的。强加一个统一的定义很可能只会导致遏制爱情。



21、先驱作者介方认为爱情必然以性欲为基础,只是“在某些情形下”即使性关系很少或很不完全也可能有深厚的爱情。

我则认为,爱情和性欲是两个不同的、互有交集的范畴,在交集之外有“纯粹的爱情”和“纯粹的性欲”。但这几个部分没有价值优劣的差别,我反对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最高境界”的鼓吹。就目前来说,多数世俗普通人(包括我在内)还是更喜欢爱情与性欲统一的关系;但也不能说这种关系绝对就是人类的正统标准。

但是较理想的爱情,应该是当事人彼此的需求应该对等,而不是“各取所需”的关系;至少没有欺骗。这一点在现实中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只求性欲满足(甚至求取另外某些东西)的人如果把自己伪装成追求爱情的人,去骗取对方的感情,这是一种畸形变态的关系,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过,这有个不小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不容易靠主观确定,有时甚至当事人都不是完全自觉的。也就是说,要预防这种情况,只有靠提高个人的识别看人能力和分析能力,但这也只有在包括感情交往的人际交往中才能锻炼提高。)但我相信只有在自由的共产社会中,当各种物资文化条件能够充分满足、并且个人的道德觉悟和思想自觉性极大提高时,这种现象会自行消失。



22、关于“纯粹的爱情”,我只把它局限于性关系受到客观物质限制的范围内,例如性功能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儿童之间(然而实际上少年儿童之间不乏带有性意味的举动或游戏,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个人认为,对于因为性功能缺失而不能享受性趣的人群来说,“纯粹的爱情”是一种无奈和不幸。

如果是所谓“柏拉图之爱”——即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主观排斥性行为的)所谓纯爱,我则反感,并觉得好笑。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爱情,的确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劣质的爱情,是真正意义的“不纯洁的爱”(个人认为往往有一种消极负面的经历或心理体验导致这种不健康思想产生)。


23、介方也谈到了“各取所需”的关系(见《爱情是什么》的《爱与被爱》小节):

“许多人在爱情中所寻求的,实际只是被爱,而不是去爱。他们渴望有人对自己关心、爱护、尊重。为了取得这些利益,他们也准备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他们总是想付出的少些,收入的多些;结果如能做到“你给我多少,我也给你多少”,就算很难得,很高尚了。这样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商品交易:拿一些个人服务(对个人的照顾)来做买卖。既然这种交易的内容包括了性关系,所以本质上也可以算是一种卖淫。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的爱情,大多数属于这类。”

我看到这段时不禁有些吃惊,也觉得有点好笑。但严肃来说,这种关系的确有发展为卖淫的可能。(至少我十年前就多次听说过相关新闻,说出现了“钟点情侣”之类的商业服务;实际上撇开金钱关系来看,这些商业活动与许多恋情有不少共通之处)。但不能说这些已经“本质算是卖淫”了。我认为“你给我多少,我也给你多少”是绝大多数感情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显然谁也不可能立即对某人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爱,肯定是个双方试探和交流的或长或短的过程,不能说没有过程、一步到位。介方的观点恐怕把爱情看做了一个静态的、事先存在着的、只要伸手去要就可得到的东西,但事实上即使是缘分中注定的爱情,也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给我多少,我也给你多少”只是作为一种试探和交流的方法,甚至是达到感情发展平衡和协调的必要方法,直到“你给我无私的爱,我也给你无私的爱”——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境界。但这种最理想的境界不是说自己给对方单方面的、主观臆想的“无私的爱”就能达到的,我估计介方不会否认这一点,只是他在论述上忽略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24、介方说:

“陷入了那样极度痛苦的心境,一定是由于他本来的心理就很不健全,例如太孤独,对人生太悲观,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这次恋爱的成功上面。这只是个别的例外。……有极少数年轻人经不起这种挫折,那是因为成年人把太多的错误观念注入了他们的心里,而且向来对他们太不关心,太不爱护,以致他们只有在初次恋爱中才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于是把那当作唯一的人间温暖。”

我基本上赞同他所说的原因,但如果只是这样说就太片面了,而且这些原因甚至还不是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另外,因为失恋而陷入极度痛苦情形,也不总是只有“极少数”或“个别的例外”。我认为因为失恋陷入极度痛苦的更大原因不在失恋者自身主观素质,也不能只怪成年人的失误不当,甚至也不在于感情本身的问题,而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普遍异化、空虚冷漠以及各人分割隔绝于各自狭隘生活圈的状况。这种情况使许多不乏人生潜力和思想敏感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心理很不健全的人”)在失恋后找不到充实有意义的工作生活和精神寄托来转移痛苦,延续发展那个已经在恋爱中升华了的情思,当他们缺乏一个必要的出路时(有时仅仅只是智者的一点劝导或一份有益的工作),就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与之相反的、但又对称的情形是过分期盼爱情,夸大爱情的意义。当人们的情欲往往被现行社会压抑得很厉害,又往往经过了太多扭曲和畸形化(例如商品化),当人们还被迫居于个人的小生活圈子、缺乏一种更丰裕和更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来化解自己的痛苦与释放激情时,就会过分地求助于爱情,赋予它独立的意义并且不断夸大它。这种情况更多见于女性身上,这是阶级社会中女性受到的精神压迫特别大使然。



25、我认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爱情只是人类文明发展伴随着的一个阶段,而非永远存在的独特范畴。爱情因为人类吃饱饭后产生文明而随之产生,在自由主义挑战封建体系的斗争中获得更为独立的意义,又会因为文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且必然是在粉碎资本主义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某个阶段)而逐渐消融于“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博爱”之中。

我认为,在一种比较和谐和自由的状态中,所有这些意识情感元素都不再是互相孤立的因素(包括爱情,它越发失去了独立的意义),而融化在和谐与自由中,与其他元素互相补充、互相磨合并从现实的社会集体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和丰富广泛的意义。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中,爱情与其他感情一样都是不可割舍的必要部分,但它不再被无以复加的夸大。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在表达某种深刻喜爱的感情时往往同时含有丰富的元素,用传统的爱情或友情或亲情或同胞之爱都不能框定限定的。这其实恰恰符合人的本性与文明发展的方向,因为人性与情感有无限发展和深化的趋势;即使在种种社会压迫下,由于一种生活本身的生命力和作为人的天性的抗争精神,使得这种无限发展的趋势仍然顽强地抬起头来。但是应该认识到,只要社会经济压迫、阶级压迫以及相应的资产阶级道德压力依然存在,这种人性和情感发展的趋势就会受到重重压制乃至被扼杀,更多的情况是扭曲变异,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26、我在写这份提纲时,恰好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如何看待“排他性的占有欲”?也就是说,他希望爱情中的对方只对自己有爱情,强调爱情的专属性。他发问,这是人类的天性,还是进入有产时代后才逐渐衍生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与私有财产制对应的观念,也就是进入有产时代后才衍生的。排他占有欲的本质是一种权力统治欲,把恋爱中的对方当作与金钱、商品一样有价值的一种物质资源来占有,而不是当作真正的人和纯洁的情谊。我认为不管是对正在发展的爱情,还是对已经比较紧密的爱情来说,排他性的占有欲都是一个妨碍实现真正爱情的外在因素。上一点谈到过人性情感有无限发展的趋势,排他占有欲对这种趋势产生一种“不道德”甚至恐惧的压制心理,因而又可以说是反人性的。极端发展的排他占有欲会严重妨碍婚恋自由,甚至使人惶惶不可终日乃至威胁人身安全,则应该遭到道德谴责和社会公众制裁。

但我个人又认为,相对的专属性——在一时一地的具体感情范围内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彼此的爱情可以是排他的(同时不排除各自的各种其他感情关系,并且这种排他不是靠任何压抑禁止思想来实现的,而是靠双方的宽容互谅来实现的)。不过我不会认为相反的情形(比如说同时爱上几个人)就是不道德的。实际上这些都是感情发展的具体形式,不能以一种形式来否定另一种形式的情理。

就我个人来说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记得我的前女友曾流露出怀念她的初恋的感情,当时我就对她说,你应该单独去见见你的初恋、和他保持朋友关系(因为她当时说她的初恋后来曾提出想见见她,大概曾发生过一些不和谐事件)。她当时很吃惊,当即说我“真是宽宏大量”,我估计她的这个第一反应里有一点反讽的意味(因为她大概不会很快相信我的话)。但是我非常清楚,即使我和她当时的爱情是不够牢靠的,若反而用“严防死守”的办法不但不会加固爱情,还更会使彼此因为潜在的不信任而心理疏远。



27、先驱作者丹心介绍开放婚姻——一对美国夫妇研究设计的婚姻模式——的那篇文章,我本来不想弄上来的,但还是放上来了。

我感觉那篇推崇开放婚姻的书介(或者说读书笔记)有些不小的问题:其一,它虽然也探讨了开放婚姻需要相当发达的物质基础,但在具体论述婚姻时是不考虑那些物质基础的,因而让人觉得文章把开放婚姻模式当作了解决爱情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我觉得在目前这只能在有产阶级物质基础上实现(或者在中等生活水平的少数开明人群里局部地实现),总之毫无疑问在很大一部分劳动阶级家庭是难以实现的,一个左翼作者必须考虑这一个现实,否则他所鼓吹的这些东西在现行社会就多半会成为真正的乌托邦。其二,从丹心的书介中就可看出开放婚姻的作者怀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唯心主义说教,感觉是力图通过一种观念的宣传劝说来改变公众的另一种观念(而同时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不能以同等深度去理解和解决公众观念的更深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革命的唯物论者在阐述一种更进步的观点时至少应该充分指出观点原创者极力美化和鼓吹的某种进步观念的局限性——再进步的观念不改变社会物质根基[即社会革命]也是白搭——至少不要去配合制造对某种观念的过分美化,不自觉地为社会革命以前的改良图景制造幻想。

最后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放上来,主要是觉得其中不少思想也很可取,并且也相信青年同仁的批判力不会比我低。



28、许多左翼青年把政治上也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作为最好选择,乃至把这种情况视为绝对化的最佳情况。我个人不赞同。

尽管“同志+情侣”是一种非常吸引左青的选择,也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但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个人甚至认为,政治应该尽量少地掺合在私人的亲密关系(不管友谊还是爱情)中,因为政治在本质上是现实生活“不可避免之痛”,它带有紧张、斗争和严格等特点,恰好往往会妨碍自然和谐的亲密关系的实现。反过来说,私人关系又可能妨碍严肃的政治斗争。

网络帖子《给大学新左青的若干建议》就说得很好:

“真诚决心投入共运的左青容易有这样的误区,以为自己的配偶非志同道合不可。志同道合自有好处,但并不是绝对的。对方即使没有自觉的政治观点,但如果能宽容左青的人生追求,愿意过平淡日子,并且在精神气质和生活各方面基本适合自己,那么有的情况甚至比志同道合的更好。因为即使在同样观点的一个群体里,也难免有生活上不太兼容甚至难以相处的情况,更别说在现实政治中必然会形成相互斗争的不同派别了。”



29、12月16日由友人际遇而感。略略增补一条经验之谈(仅供参考,欢迎板砖)。如下:

分手后如果能再做朋友,不失为理智的爱情。但是如果分手后做不了朋友——无论怎么说都是不理智的——也不应过分沉沦于遗憾伤感。对于不愿再彼此联系的那一方来说,也许是自认为被伤得太深(或真或假),也许是怕自己反复悔恨,原因不一而足。明白能做朋友固然好,但也不奢望不乞求,应充分尊重对方感受。一旦能如愿“分手后做朋友”,此种友情更值得好好把握。

对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并且力求人生各部分和谐统一的人来说,他应该力求分手后最大限度的双边友好关系(有产敌人除外)。退一万步说,即使由于职业隔阂、生活压力和种种客观限制而难得见面了,但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在街上碰见老朋友带着自己的家眷孩子出来玩时,能够相视而不避,还能打个招呼相互问候祝福,那当然是非常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