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书评《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阅读书目:

加拿大艾伦·伍德 着 尚庆飞 译,《现代政治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月第1

目录:

再版导言

第一章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 通向NTS之路:阶级斗争及工人阶级的移置

第三章 先驱者:尼柯斯·普兰查斯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自主化

第五章 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

第六章 政治与阶级

第七章 非相关性原则:一个历史个案

第八章 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

第九章 社会主义和民主

第十章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与“普遍人类之善”

第十二章 结论

索引

译者附记

书评《新社会主义》

吴季

  本书英文原名Retreat From Class (《从阶级退却》),写于1984-1985年,批判物件是某些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名下,却从阶级政治转向话语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艾伦·伍德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词总括这一思潮,而加上“新的”(a New True Socialism,简称NTS)。译者认爲“阶级的退却”“是一个现象层面上的描述”,故弃此取彼,作爲书名。不过在我看来,“从阶级退却”一语相当精警,所描述(或暗示)的是实质而非现象层面(该思潮的原则:“拒斥了阶级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可视爲本书宗旨,且不只适用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后现代主义,甚至适用于更早期的第二国际之后的种种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和以“人民阵线”、“人民同盟”取代阶级立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译者改用的书名,反而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

 

淡化以至否认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意义。在NTS的“最后一位先驱”尼柯斯·普兰查斯那里,经济只具有“最终的”决定性,而在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则“决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获得独立的支配性,即决定了经济和政治的脱离、不相干。阶级和政治之间亦无必然联系。拉克劳、墨菲等人则继续把(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爲技术决定论,经济主义,或“简单的、机械的、原始的决定论”,并加以批驳、舍弃,而拥抱“偶发性”、“具体性”和“特殊性”。在这条路尽头,我们就看到了“话语政治”,看到在后现代主义中举目可见的“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

  在第七章对G.S.琼斯关于宪章主义运动研究结论的分析中,艾伦·伍德指出,“经济与政治范畴的明确区分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由其占有剩余的方式所决定的……对于剩余的占有是通过纯粹经济的手段进行的。”它以“公平交易”的工资劳动的面貌出现。只要不对私有财産和剥削的权力形成挑战,资本主义“能够把正式的法律平等和政治权利扩展到生産阶级中去,甚至是扩展爲全民选举”。宪章主义把社会邪恶归于政治原因,因爲当时的英国处于“资本的统治并没有完全扩展到劳动过程本身……剥削仍是一种强迫性行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剥削力量依赖于法律地位与直接拥有强制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程度——也就是说,经济的与政治的力量结合起来的程度。”“一旦劳动屈从于资本,一旦控制劳动过程的斗争在有利于资本的情况下得以决定性的解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关系仿佛就纯粹是‘经济的’。”宪章主义正是在这一变革中衰落的。

  琼斯的研究并不能推翻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对历史唯物主义不构成挑战,并且和她的理论相矛盾。和其它NTS一样,她的“理论体系更多地不是取决于历史调查或历史分析,而是取决于选举政治的逻辑。”

 

社会主义斗争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或以“激进民主”取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再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认爲的那样是必须打碎的“祸害”,而是当成中立的、可塑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现存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延伸。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爲,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産物,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国家机器。列宁把国家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之初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应当趋于消亡的东西。从国家作爲阶级压迫的强制性机器来看,这是对的,而从欧洲共産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却成了“中立”的,现在就可以加以利用以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佩里·安德森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薄弱和缺陷,包括没有“发展一种有关国家结构的政治理论,来同西方竞争”。在本书第十章,作者对未来的国家观作了约略的探讨,大致论点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中立性的外表源于生産者与生産方式的完全分离,以及直接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集中在私人手中;无阶级社会仍然需要某种代议形式,存在公共权力,也就可能存在国家,代表,权威、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必须包括每一社会层面上的“政治的”计划以及制度化的措施,以防止统治与剥削关系的再现;仍有必要监督权力并防止权力滥用(在这些方面,自由主义可以借鉴);国家必须屈从于社会,等等。

  一方面是把经济和政治割裂,把政治斗争局限于选举斗争,另一方面把革命主体由工人阶级换成“人民” (甚至包括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被悬置,在实际行动上变成了议会斗争。就像货币的统一面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一样,选票的统一面貌掩盖了阶级力量真实的斗争。

  欧洲共産主义的策略正是如此:他们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寡头政治力量与跨阶级的“人民群众”的“新的对立”视爲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更基本和压倒性的,于是在实践中,驱使运动前进的力量“看上去就是要从避免资本与劳动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策略上入手”。既然从理论上把斗争限制在现存制度和国家机器的框架之内,就必然在实际上处处维护“现有的斗争手段”,即议会政治,从而和社会民主党一样,更倾向于同工人阶级斗争处于对立的地位。

  这不禁让人想起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在知识界的全体庸人看来……文明乃是良好的街道照明,严格遵守铁路时间表和干净的衣领,而他们把议会的石磨卡拉卡拉不断地在转动看成是政治自由。”

 

工人阶级不具备革命潜力,在社会主义斗争中没有优先地位。其理论与表现多种多样:由于工人阶级爲物质利益所驱动,其本质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越是独立于阶级的物质状况的群体,越有“响应理性的、普遍性目标的能力”;极力从理论上压低工人阶级的成份和地位。既然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力,剩下的任务当然就是:寻找革命的“替身”。于是,他们找到了更加灵活的“人民群众”(高兹在《告别无产阶级》中找到了“非阶级的非工人”——即将失业者、半失业者、当代社会生産的“多余者”,等等;琼斯找到了“专业化阶级”,“公平正直的人们”)。知识分子被赋予决定性的角色,尤其当阶级政治被“话语政治”取代之后,表面上独立的甚至被当成新阶级看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中心最终导向唯心和虚无主义,并彻底实现了他们爲工人阶级而悲叹时所称的“和现存社会的一体化”。

  最后一点在加尔文身上表现得最爲完整和典型: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形成的本质前提是,高度的物质繁荣以及有着相当技术、知识和思维复杂性的市民社会。”(艾伦·伍德批驳道:智识复杂性跟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并无不兼容性)唯有资本主义可以提供这一条件,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左派的中心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爲恢复繁荣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点,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做的事情,具体地说就是调和阶级矛盾,牺牲工人利益,阻碍甚至叛卖工人运动)也就是创造出越来越多“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联中解放出来”,能够“认同于左派所能提供的那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政治”的人。穷人和劳动阶级本身在知识和道德上缺陷,以及对“自我意识”以及只有物质繁荣才能呼唤出来的政治行动的缺乏使他们只能産生纯粹“防卫性的”,“经济性的”和反革命的意识。艾伦·伍德称之爲“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说到底,就是完全取消社会主义者与群众的结合。可是,在劳动阶级达到“社会主义精英”们的要求之前,精英们就只好无所作爲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精英论的尽头”。然而,这种理论所反映的无非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制造理论的人和从事实践的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分离,以及佩理·安德森所说的“大学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远离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状态。这种分离、分工只能靠社会主义革命加以取消:“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包括艺术在内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脱离;然而革命却是体力劳动者的事业。革命的最终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克服这两种活动方式的脱离。”(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

  当然,阶级利益的冲突未必直接转化或未必转化爲明晰的政治诉求和词句,并获得政治手段。人们对政党的选择可能受不同原因(包括现实政治和政党状况)制约,而并不总能合乎其经济需要,他们的选择可能错误。非阶级的集体身份——性别、种族、伦理群体的成员、当地居民,等等——客观上也影响对政党政治的选择。最后,还有历史性遗留对政治选择的影响(人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性存在”)。从这些意义上,经济和政治“不相关”,或者说并不“一一对应”。但是,阶级利益的冲突、剥削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艾伦·伍德说道:“缺乏明确的阶级话语,并不预示着也缺乏阶级事实,及其在改变人的生活条件与意识时所産生的影响”,从上述的客观现象并不能得出没有阶级利益这回事,或政治与阶级无关的论点。这种论点之形成及其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它“从竞选派别得以形成的机制或者选举行爲的模式中——如同NTS打算的那样——去描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去概括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关键的问题是与推动阶级利益并组织阶级力量进行有效的政治运动的困难和形式相关的。……从马克思本人开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设想可以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转化爲现实,但却不需要政治组织与教化的努力?谁会否认工人阶级内部总会有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産生了分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进展去把握它们,就需要新的可操作的手段去克服这种分化;伴随着成功程度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努力去加剧这些分化,还要强加入一些其它分化;资本主义物质上的成功,其结构的变化,其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已经影响了阶级结构的进程;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去克服这些分化与障碍。”但是,“新社会主义”者却选择了从理论上割裂实践,不是设法打破和克服障碍,而是把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当成贝克莱主教的树,从理论上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民主”,把斗争的力量替换成“人民”。

NTS在现实中的一大悖谬在于:他们反对革命暴力,而他们拒斥工人阶级的借口却是工人阶级没有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既然工人阶级并非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斗争当然就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可是,“工人阶级好战性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伴随着NTS理论的深入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方向是:“每当欧洲国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战性时,就准备在理论上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别是在英国,每当好战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种理论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应当提及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左派的吸引力。中国的近代革命建基于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城市无产阶级几乎没有联系(工人阶级以及早期共产党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强施阶级合作政策之后,终于在二十年代爲蒋介石、汪精卫所“背叛”,扼杀在屠刀之下)。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物质条件是极爲薄弱的,工人阶级是很不成熟的,这就是毛泽东排斥“经济决定论”、“唯生産力论”,企图“不顾”经济基础而通过唯意志论实现“大跃进”原因。虽然文化大革命与“文化”无关,甚至毋宁说是“文化”的浩劫,但是对不明就里的西方左派来说,该名词意味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独立性,意味着“知识分子扮演人民群众革命良知的角色”,可以取代“阶级冲动和利益”,“说到底,如果有任何一种革命可以由知识分子来领导的话,那它必定就是一种‘文化’革命。”

 

把社会主义斗争定义爲“民主斗争”,和把工人阶级排除在斗争之外,是相辅相承的,结果之一就是“吸纳中产阶级的企图”,诉诸以阶级联合爲中心、以选举斗争爲目标的“人民同盟”而努力“把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内部的比重降低成爲少数”。这种努力尤其集中在关于“中间阶层”(主要仍属雇工群体、工薪劳动者)或中产阶级化的争论。法国共产党把“中间阶层”定义爲“一个无阶级的灰色区域”,拒绝把“雇工群体融入到工人阶级中去”。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则对此提出批评,他“拒绝接受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强调其“非生産性”特征(这并非马克思定义工人阶级的标准),从而把白领工人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去。而决定这种划分的不是“经济的”、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艾伦·伍德指出:“工人根据工作场所、産业、地区差异有所区分,加上资本与国家对他们的瓦解,在他们之间制造差异——收入、劳动过程中的职能、性别、种族,并把差异转化成爲分界的不断努力”,“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生産组织在劳动过程内部、在工人中间形成了不同的划分,这不是取决于劳动的过程本身的技术需要,而是取决于其资本主义特点。这些划分常常会有碍于统一的阶级框架的形成。……但它却不能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充当绝对的阶级障碍。”资本主义的运作,部分依赖于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分化。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分化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没有共同利益,也不构成团结的绝对障碍,而只能说明,必须进行组织和协调,将共同利益转化爲具体行动,并形成政治力量。

  拉克劳承认“新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却坚持重要的冲突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展开的”。“他使阶级斗争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立的’学术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每个阶级的‘独立的’学术精英爲争夺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胜利属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要素,以适合其自身的特定利益。”于是,拉克劳(和墨菲)以“激进民主”代替社会主义,以人民代替阶级,把经济与政治分离,攻击“正统本质主义”(“阶级还原主义”),否认物质利益而“只存在随意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和想法”,最后,进入绝对唯心和虚无的“话语政治”,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演绎了。可是,“谁是说话的主体?”多元主体?民众?可是他们的“社会角色认同”据说是由“话语”建构的。那么,当然只剩下“知识分子”,据他们研究:“没有一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艾伦·伍德反驳道:革命阶级同样不是“一群没有理性目标的乌合之众”,或受导师“操纵的无政府主义的群氓”,“如果革命的历史证明了什么的话,很明显那就是,没有阶级因素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也不会有革命,没有一种革命曾经是由其领导者的行动与意愿所决定,除非他们已经表达了某个被组织起来成爲一种潜在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利益与目标,并且运用了这一阶级的积极性力量。”十月革命期间“不需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去唤起”的“工人对于面包与工作的需要,士兵对于和平的向往,或者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以及他们清楚而理性的行动和组织(苏维埃)可以证实这一点。

关于民主问题。艾伦·伍德比较了美国的开国者对民主的恐惧和后来的“制宪开拓者”对民主的骄傲(民主含义的变更),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民主一词的阶级意味——源出于古希腊的阶级冲突,是指“穷人控制政府”,反映“平民的利益”,而新的含义则淡化了,变成“与人民权力的实质无关,却与某种程序性形式以及市民自由有关”,变成仅仅是代议民主,它的含义根植于资本主义关系,而据此标准,人民权力的直接运用反而是反民主的。他指出:“崭新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从此不仅不是使得某些屈从非法化,而且,正好相反,是把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关系神秘化和合法化,实质上是通过把他们重新定义爲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来否定它们的存在。”自由民主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对资本主义的无节制亦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但自由民主并不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而没有组织和政治代表的工人阶级是极易失掉既有成果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以及它得以运作的范畴(法律和政治而非生产关系的范畴),正在于阶级利益的界限之内。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决非资本主义民主的现有形式的扩展,它以阶级的消灭爲前提,不可能容许剥削关系的存在,它包含着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建立在以自由联合起来的生産者控制社会的基础上。它不可能从抽象的“无根的民主冲动”开始,由“话语”制造者们无中生有地进行灌输,在实践上,“社会主义计划必须首先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并且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以“新社会运动”代替社会主义运动。雷蒙·威廉姆斯这样表述对“新社会运动”的看法:“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所有重要社会运动都在有组织的阶级利益与制度之外开始。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人权组织、反贫困与无家可归者运动、反文化贫困运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这些运动是从那些以利益爲基础的组织没有时间——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去思考的需要与感受中形成的。”这些运动,当然有其局部的独立的意义,有许多在传统社会运动的视野之外,是左派政治必须加以分析、考虑和表明立场的。但是,战争与核毁灭、生态灾难、妇女之受压迫、大量人群的边缘化等等,正是资本主义机器不断再生産出来的罪恶。当这些运动避免与资本主义秩序及其阶级体制交锋,它将被容许,但不可能挖到社会的病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给它们以特殊力量的东西,也使得它们拒绝成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社会改造的承担者。这些运动并没有反映一种新的集体身份认同,而且也不打算形成一种由消除阶级间利益分化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利益所驱动的新的社会动力,它们并不构成存在于资本主义秩序和对于和平与生存的威胁之间联系的基础。相反,这些运动的组织统一和对于大众的吸引,取决于从现存社会秩序以及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中抽象出和平问题或者是生态问题。”最终,这些运动之被容许,取决于它们远离社会问题核心的程度,也就是孤立或妥协的程度。

 

  这些论调事实上是紧密相关,自成一体的。对选举至上主义者来说,阶级身份的认同当然要让位给模糊的人民(选民)身份,议会斗争当然无求于组织工人阶级日常的实际斗争,强调阶级利益反而可能失掉一些选票。

  这就难怪“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充满了对阶级政治、劳工运动,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及其斗争能力的不信任,甚至对共産主义(至少是它的一些根本原则的抛弃。共産主义可信性的危机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艾伦·伍德指出,新社会主义者经由后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逻辑,并不能归因于1980年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本来就“极爲脆弱而又疏离”,而在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一种不可打破的连续性。“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

  如果说本书较局限于纯理论的批判,那么第十二章《结论》则针对这些左派对1984-1985年英国矿工的罢工、撒切尔政府发动的阶级斗争的态度进行更爲现实的批判和分析。“纯经济的”罢工改变了政治领域,“揭露并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国家、法律、警察”;“经济”斗争滋长了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带来新的技巧,培育了新的态度、关系、团结以及组织形式,并反复冲击着‘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而NTS却抱怨他们“不能把阶级的主张表述爲国家主张”,“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相互竞争的阶级、地区、种族和宗教如何能够彼此调和等问题”(伊格纳第夫)。艾伦·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左派所需要的是一种国家统一体的语言”,根本就是站在建设毫无社会主义成分的议会党团”的立场上的论调。当NTS继续否认工人阶级及其利益的时候,“敌人是醒着的”,反动的“新托利党对此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阶级的斗士,我们渴望胜利。”

  在本书发表之后十多年即1998年所写的导言中,作者更尖锐地指责新的后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资本主义无可替代,阶级政治所拥有的空间比起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更小……一种始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强烈反抗性冲动的思想倾向,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缺点与矛盾冲突自大萧条以来最爲暴露无遗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更甚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展现出新的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走上街头。然而,当前新左派对此却毫无准备。”

 

 

【附录:点评】

  作者对后马克思主义当中较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做了批判性考察。她不满于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分离出去的做法,详细阐发了她本人对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创造性理解,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者力图通过阶级政治的再考察,爲那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对于资本主义无原则的投怀送抱行径注入一针清醒剂。本书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本书中观察问题的视角及其研究方法,对于探讨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发展路向不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