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江: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存在及其消亡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阅读书目:

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本文转载自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论坛:http://bbs.pku.edu.cn/bbs/bbstop.php?board=Marxist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存在及其消亡
                     ——读《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国关03硕 陈人江 1032
4005

2004年12月


  这里所要讨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
义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器逐渐消亡,过渡时期结束后,
整个社会最终将变成一个不带强制色彩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换句话
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也包括作为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国家消亡于
社会 之中的过程。然而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仅没有出现国家消亡的趋势,而
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国家政权强化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强化的道路,对苏东等类似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几乎都以这一事实为起点。后
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由此也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如何理解这种现实与预言的差距?如何
看待国家在这些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其最终的变化?



一.问题的转变

  欧内斯特•曼德尔,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西方左翼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之一,在苏东剧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根本矛盾进行探索时也首先指出了众所周知
的事实:“国家的极大膨胀是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近60年的官僚专政之
下,国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原始氏族社会,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与社会这种二分法的出现,无疑以这一假设
为前提:国家承担着迥异于社会的职能并且对这些职能的承担是为社会所必需的,因此它
既是社会的对立面又是其依赖的条件。曼德尔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起源的经典论述:
国家之所以产生,其基础是物质匮乏——这一点使得利用他人为自己积累成为动力,这形
成剥削的根源、劳动的社会分工(也即阶级分化的形成)和公共权力为某一特殊集团所据
有(这是国家与氏族组织的根本区别)。从国家起源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可以引出国
家的两个基本职能,一是保障统治阶级统治的职能,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管理
公共事务的职能,也就是国家必须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私利的代表。正是在
这一点上体现出国家对于社会的独立,也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提供了历史的合理性。行政
权力,这是国家统治的核心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器通过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的方式组织
起来,就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是国家力量的掌握者和执行者,是国家
的真正代表。在一个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国家的统治可以说就是官僚的统治,苏东
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也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制的问题。由此,曼德尔总结道,对苏东等类似社会的政权
性质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思考都可归结为“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问题,这正是他的著作《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
思想之一。



二.官僚制与后资本主义国家


  曼德尔认为,苏联等类似国家官僚集团的产生来自于无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之
间存在着的重要差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它
可以利用它的无所不在的金钱和财富的力量创建一支服从它的特殊利益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所以它能够通过不同的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无论是通过有限选举权的制度,还是普选
权的制度;既可实行议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可以实行军事独裁或法西斯独裁。换
而言之,资产阶级可以统而不治。然而工人阶级却是不可能统而不治的。因为它在先前“
没有统治的经验,它不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来的统治阶级发
达,它在很长一个时期继续受到前统治阶级的影响,它不能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达
到自我解放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处境
是不相同的,它一开始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都毫无特权。因此,“它必须在企业、部门、
市镇和地区,以及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上同时行使权力;掌握按照经济、社会和文
化方面的优先次序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决定权”。 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
本不同就源于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的分离,
也就意味着国家与经济社会(即市民社会)的分离;而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产阶级政
治统治与经济统治的合一,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即
相对于国家的个人自主的经济私域都是不存在的。当马克思说到“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
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时,他实
际上是预设了国家与经济社会的融合 。当然,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因为前资本主义社
会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处于国家与社会尚未分离的状况,是社会对国家的依附;而后资本
主义社会,是公共权力由旧的国家行政机构手中转归社会,建立起以社会权力为中心的政
治体制。然而问题就在于,只要无产阶级内部还存在职能分工,即在那些“职业性地行使
权力的人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工”,阶级本身的直接集体统治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
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职业性地行使权力的人群固定了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
益集团,权力被这一利益集团所垄断,这就是工人国家官僚集团的产生基础。官僚集团不
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一个“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新的生产方式”,它
只是在工人国家中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蜕变了的新的社会阶层
,因而它不能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曼德尔指出,苏联等类似社会中,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独立力量、社会
的官僚化等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斯大林主义或个别领导人的政治错误(相反,斯大林主
义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本身还必须根据一定的社会物质和历史条件来解释),这种趋势
反映的是这些国家落后的历史条件及其深刻的社会内在矛盾,“正是为了调节这些矛盾,
国家和官僚集团才得以存在并不断膨胀。”因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
力量。……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恩格斯语) 。这些不利的条件包括:生产力的不发达、物
质的匮乏、所发生的革命的孤立性、与世界市场的隔绝、独立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和消失等


  在苏联及其类似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表
明这些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社会。因
为,科学的范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都是来自于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商品”
、“价值”、“货币”等范畴之所以继续存在而无法立刻消除,“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
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尚未充分发展;劳动在本质上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生产者还没有相
互自由联合,还不能够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私人劳动和私人财产还没有完
全被消灭” 。国家和官僚制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劳动的社会分工还未能消除,还不得
不由一小部分人来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带有剥削性的、压迫性
和造成异化的社会。 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既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也
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前进。与这种社会的过渡性质相适应,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的官僚
集团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

  苏联等过渡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一样,统治阶级主要是实行非经济强制而非
经济强制,政治权力的作用远远胜于经济权力的作用,因而在这里,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
不是借助于掌握货币财富,而是借助于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
性质;与此同时,官僚集团虽然不能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仍然可以和其他阶级区分
开来,具有自我存在的逻辑。黑格尔曾经指出了官僚制的三个独特的社会支柱——固定的
收入、稳定的职位与等级性质,并被赋予“无私”的特性,这些都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曼德尔认为,官僚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在其中存在的社会)的
分离并不是绝对的,官僚制同时还渗透于市民社会之中,“在一个财富统治的社会里,金
钱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因而腐败的诱惑也是不可抵挡的” ,也就是说,官僚同样存在
着积累财富的欲望。因此,追求财富追求私利也是官僚的一个特征,它构成官僚制与市民
社会之间的内在张力之一。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集团同样无
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无法摆脱财富积累的欲望,这正是它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体
现。然而由于它不行使经济职能,这就意味着,官僚集团无法通过经济手段来积累,而只
能通过权力的垄断来积累,特别是通过权力来驱使劳动者为其积累,表现为对社会剩余产
品的无偿攫取和过分占有,这在一个权力不受束缚和监督的官僚集权社会,尤其容易实现
,从而也造成了苏东等类似社会的严重的不平等。而对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不合理控制往
往伴随着生产的巨大浪费,又反过来加剧物质的匮乏状态。这表明,后资本主义的官僚集
团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产阶级一样都具有明显的寄生性。随着权力的越来越资本化
,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也逐渐转变为一个资本家阶级;当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他们便
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
,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一过程正是苏东等
社会国家性质演变的真实写照。

  曼德尔提到,苏东等过渡社会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官僚集团、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
和亲资产阶级势力的三角斗争。也就是说,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向市场化的转变并不
是必然的唯一的结局。那么另一条替代道路在何方呢?这就是他所说的向自治社会过渡。
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实现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
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要以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这并不是说
必须出现市民社会,而是指生产者自己集中分配资源并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资源配置优先权
的管理和计划制度,这是一个体现劳动大众对生产条件进行联合控制的过程。国家消亡的
可能性正是蕴涵于其中,因为所谓的国家消亡,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
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而为了实现自治,防止官僚制,需要这
样一些条件:无产阶级对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成功、建立起以社会权力为中心的多元民主
制、物质上的匮乏逐步被丰裕所取代、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大大缩短工作日——因为劳动时
间的减少意味着人们才可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点对于劳动者
自治是至关重要的。



  三.总结和问题



  毫无疑问,欧内斯特•曼德尔在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他实际上是把官僚制作为对国家行为解读的切入点,因此高度抽象化的“国家”这一概
念就被形象化和具体化了。官僚制又是与国家的两个职能中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联系在一起
的,在这个方面恰恰蕴涵着国家的自我存在逻辑,即国家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这样他不
仅多少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所持的简单化认识——好象这一理论
仅仅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这也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过分强调国家的第一
种职能的后果,——而且还从官僚制的角度来探索现代国家的统治规律,并把这一视角延
伸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从而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将国家问题转换为官僚制问题后就不再是平面的了,而
是更富立体感了。在曼德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独立性不是体现在它作为社会
之外的存在,而是体现在它在社会之中的独特的利益,国家自身是有利益诉求的——这截
然不同于以往仅仅将国家视为一个中立的实体,中立国家实际上只是一种静态国家,——
并且其内部是有矛盾的。国家实体的矛盾,官僚制内部的矛盾,反映的是社会的内在矛盾
,是社会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具体形态存在,实行这种或那种官僚政治形
式,而这一点是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容易忽视的。毫无疑问,这里的分析起点是社会。也正
是把握了工人国家官僚制的内在属性以及它与社会间的矛盾,曼德尔得以阐释了从集权国
家到市场经济国家演变的逻辑,从而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提供了较
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研究上,曼德尔并不遵循着一条普遍的思
路,将其仅仅归纳为一种模式,即这一关系的方向只能是从无市民社会(指私人的经济领
域的出现)到转型后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思路仍然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对
立、行政权力为中心的不可避免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 曼德尔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
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人官僚统治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资本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第三条道
路,后一种国家模式并非前一种国家模式转变的必然的选择。一个自治的社会,其实质就
在于它不仅推翻了工人官僚制的统治,而且还开启了一般国家逐渐消亡于社会之中的过程
,而这将是一种新型的民主。这样曼德尔就突破了将国家与社会绝对二分的狭隘的视野。

  我们的问题来自于这些方面:正如曼德尔所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
是物质的匮乏,因而它无法立刻消灭商品经济,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一个过渡性社会,私人
经济领域的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它将对市民社会的出现起到多大的作用?社会自主
权的增加是否也可通过这一点而不仅仅通过对经济的共同管理来实现?而它是否又形成了
与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社会融合的目标间的矛盾?通往自治社会之路还有一个巨大的障
碍。自治要求管理职能的社会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与
基层社会生活日益加强合作的趋势是具有矛盾的性质的,它们包含着集中化和分散化这两
种并行趋势,这些趋势使中介机构不可避免,而这些中介机构实际上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
形式,它们无疑还拥有对人民的某些权力,这是否又意味着会产生新的官僚机构和压迫形
式呢?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亡与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之间的矛盾如何得到解决?曼德尔
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些最为关键的问题,虽然他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对国家消亡的重要性。然
而对他的这种要求又是苛刻的,因为人们只能回答实践所提出的要求,而实践还远远没有
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无论如何,他的理论的意义都在于使问题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我
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来探讨后资本主义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演变,而是探讨这种演变在历史进
程中的作用及国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参考书目:

  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3年版。

  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第2、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