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读柯仑泰《新妇女论》的几点感想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作者也是本书电子版的录入者兼校对者。本读后记写作之同时,本书电子版也校对完毕,发送文库制作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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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柯仑泰《新妇女论》的几点感想


红草(本书录入者)
2009年1月29日


当我开始录入这本书时(2008年9月初),曾写有一个按语如下:

这是关注女性解放、家庭、婚姻诸问题者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劳工革命家、十月革命诸领袖之一、共产国际妇女工作的杰出代表亚历山德拉·柯仑泰(1872——1952)。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担任政府部长职务的女性。她在十月革命后所写的小说《恋爱之路》三部曲(《红色的爱》《三代的恋爱》《姐妹》)中的性、恋爱和伦理观念十分激进和前卫,其中探讨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及革命后相关的新伦理和新道德,在当时引起各国年轻人的极大兴趣,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全部有中文译本,但都是三十年代版本,中国内地现在似乎已很难找到)。

柯仑泰的《新妇女论》作为一本理论著作,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对妇女问题及相关思想的物质根源的分析,并由此认真详实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的阶级性和不彻底性。但更让人感兴趣的或许在于作为一本实验报告的《新妇女论》——它的最后几章集中介绍了苏俄早期女性工作方面的实践情况——反映了官僚蜕化以前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苏联的大胆创新实践。有关情况在中国内地的图书馆里极难找到,所以说这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更让人感兴趣。我们不能把这些实践单纯看做对某种观点的“证明”,更不能简单定论说那些实践都是“好”的或“不好”的,而应该看做无产大众第一次在自己掌权的新社会里的集体创造活动:它固然有这样那样难以避免的缺点,但更多具有积极健康的基层创议和鼓舞人心的光辉方向,它必定会激发起当代进步青年和先进工农的激情、向往与进一步探讨。这段实践经验还必定会成为将来推翻资本主义后可供选择和研讨的重要历史参考。


上述这个按语比较“应景”。当本书录入并校对完成时,我想再谈谈几点个人的感想。

 

1、所谓“女权运动”与劳动解放

二战后特别是今天的国际左派都越来越青睐所谓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比如说请看1979年第四国际十一大关于妇女解放斗争的文件,其中提到“我们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的支持”)。在当代论述中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显然是与革命工人运动不同的一个社会运动。但,是否存在既非工人阶级性质,又非资产阶级性质的,“独立的”妇女运动?

我认为显然不可能。柯仑泰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在她的论述里只有两类与妇女解放相关的运动: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同时实现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拿1979年第四国际文件来说,它只追随了起于1960年代的女权运动。柯仑泰则更细致地考察了女权运动的起源: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时代——18世纪后期,以及起源时期的种种问题(见第七章)。

柯仑泰对妇女解放的看法,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有诸多尖锐批评。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这几点:

(1)资本主义社会使得女工和男工处于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同样的无权利:“劳动妇女的无权利,正与全体劳动者的无权利相一致,劳动妇女的命运是与整个劳动者的命运相联系的……妇女无权利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在于建立在私有财产与个人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分裂中”(第七章)。因此,女工应与男工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战斗队伍,去建立劳动政权、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社会解放。而女权论者呢,“她们排斥了同一阶层中可为她们作支柱的男子的力量,反愿使自己的任务缩小,因此对保障妇女权利的要求的基本条件,即全阶级的一致要求,没有提出,仅仅狭隘地宣扬男女平权的简单标语”(第八章)。

(2)女权论者,“她们的最大错误点是”:只是强调各种权利,而忽略了保护母性。“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头,关于母性保护问题,虽然也曾引起了资产阶级妇女的注意,可是注意这问题的,并不是那些热衷于女权论者的活动分子,而是一些医生和女工们。将母性保护、妇女劳动保障等的要求,到加入女权论者的秩序单中,那是经过再三踌躇,到20世纪初,当时假使不容纳那些要求,就会失去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危险,于是才同意了提出那两个要求”(第八章)。直至今日,母性保护问题依然不被所谓的“女权运动”所重视,这显然是因为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即母性保护的社会化),必然会破坏个体家庭制度——有产社会的重要根基。

(3)“女权主义”并不根本变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而是基于这个制度来提出自己的中心要求(各种权利,而且远不彻底),在运动方向上歪曲根本方向:“她们自己认为自己负了全体女性的代表者的责任,已要求了全体女性所要求的一切权利;所以她们认为她们是超越了阶级矛盾而存在。可是实际上,她们又很鲜明地常常仅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女权论者…毫不客气地将要求平权的斗争,轻轻地从日趋尖锐化的阶级斗争中,转移到两性斗争问题。”(第八章)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因为当今许多左派对女权运动的支持,早已泛滥到歪曲真正斗争方向的地步了,今天的共产主义青年是否有必要重温柯仑泰的妇女解放思想呢?

 

2、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开启妇女解放新纪元

① 国际妇女节——3月8日,就是由第二国际确立的。

② 三八节女工游行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战争(引按:指一战)给予妇女的是:双肩不堪其重的负担,因此在被剥削阶级中,发生了不平之鸣,妇女暴动就此产生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俄国妇女大众的斗争,造成了俄国大革命的端绪。”(第九章)

③ 早期的“苏联一方面施行义务劳动制,另一方面将集团的消费以及根本改善生活的政策合而为一,创造了妇女解放的健全基础”,“若不改善生活,义务劳动制适足以更加重妇女劳动的重担,使妇女无限地疲惫,有害于生命与健康。资本主义的‘义务劳动制’,就是这样反动的东西”(第十章)。这种“集团的消费”就是今天已鲜为人知、而柯仑泰当时尤为强调的“食堂、托儿所、儿童院、公共住宅”,柯仑泰将之作为与计划经济相提并论的国家重大改革之一:“由个人主义的经济、财产私有、家族的消费等,转移到: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经济集团消费”,使劳动者,尤其是“将妇女的非生产性的劳动都解除了”,“从家事劳动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动力,被应用在最有益的社会经济上了”(第十章)。使妇女摆脱繁琐的“个人主义的”、“非生产性的”家事劳动,像男子一样投入到社会生产劳动,不但使生活更富有独立性,使男女平等在事实上实现,而且使集体主义的经济和精神更快发展,有利于整体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④ 不同于资产阶级女权论所主张的法律上的“空虚的形式的两性同权论”,工人国家除法律同权外,还特别保护妇女特殊利益即母性。“一切孕妇(产前产后一个月),有八岁以下的子女的母亲(家中无人可代管子女的)亦免除义务劳动。妇女生了子女,而子女即行死亡的时候,仍从分娩日期计算,休息八周间。家中有家族五人以上(将自己计算在内),需要照料的,也免除义务劳动,对于担任笨重工作的妇女,妊娠初期可免除义务劳动,失去30%的劳动能力的妇女,亦同上例。劳动人民委员部的附则中,规定妇女担任比较轻易的工作。”(第十章)

“保护母性的基本原则如下:受国家保护的,不是全体市民,换句话说,不是富农或工厂主的妻,而是劳动者(不榨取他人的劳动)之妻得受国家保障。只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产前后16周的生活,由国家保障,从事其他劳动的,则休假12星期,并发给假期内的全部工资。1920年11月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法令,特别规定凡智力劳动中,容易疲劳的如电话接线生、电报报务员、打字员、女医生等,产前产后,得给予16星期的休息,孕妇或产妇在假期内享有规定的应得的给养的权利。

“战时的法律中,规定有乳儿的母亲,在授乳期中,至少得给她当地最少限度的工资的半数以上,且给予当作养育料的分配物,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贮藏品并不丰富,但对于母性和婴儿却努力保障,并特别规定应保障的产妇,给予15俄尺的布疋,供给婴儿穿用。当发觉这种布疋,被用作交换别的东西的时候,母性保护部,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末期,就把已做好的物品分给乳儿。

“义务劳动制施行时,有幼小的孩子的母亲,不使她到离住宅二俄里以外的地方工作。当时国家虽然很困难,搜集一切的积蓄,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分配给劳动者,但孕妇和授乳期的母亲,却受到特别的待遇。例如怀孕的后半期至哺育乳儿期间,母亲除劳动给养之外,更给予营养物如:面包粉、奶油、砂糖等,对于婴儿,更有肥皂、煤油等的配给。

“孕妇要乘电车或火车,只要她有许可证和身份证明书,可和中央执行委员受同等的待遇:不必依次等待而乘车,这是全世界没有看到过的创举。这时为了扶助母性,国家支出达数十亿卢布。到1920年,这种补助金,全国超过340亿卢布。籁培华同志说得很中肯:‘将国家的财富,对母性保护事业,作如此支配的,只有衷心乐意于保护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即工人阶级的新后代的阶级,才能如此做到。’”(第十一章末尾)

⑤ 在实行“从个人主义家庭消费转向集团的消费”的社会改革后,“妇女的私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使妇女变成奴隶的厨房,已不是家族生活上不可缺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如下事实:“譬如彼得格勒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全人口的90%都受‘社会配给’的。莫斯科登记需要‘社会配给’的人口占全人口的60%以上,1920年有1200万人(小孩在内)的都市住民受着‘社会配给’”。

柯仑泰特别强调:“厨房和结婚分开,这和宗教与国家分开同样,是妇女命运史上的重大变革。”(第十二章)

⑥ 母亲的工作的社会化,使抚养和教育后代的工作成为社会集体的工作,使母性的精神有更广大的扩展。“我们树立很新的原则:即繁荣后裔,不仅是个人的或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国家的问题。母性保护的被保障,这绝不单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是在生产制度转变时,从国民经济的任务出发,要运用妇女的力量,因此不得不防止对家族的非生产劳力的浪费。同时为了保障未来劳动者的健康,不得不保护妇女的健康”。“最要紧的,要将做母性的一切烦累,从妇女的肩上除去,移向集团,因此子女的教育工作,有由家庭的范围移向社会的必要”。“苏维埃政权,已将保护母性认为社会的任务了。苏维埃政权,从这原则为出发点,用各种方法,力求将母性的重荷,从妇女的肩上除去,转移给国家。幼儿的养护,子女的物质保护,社会教育的正当设备等,均由母性、幼儿保护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社会教育课来担任了”。

在坚定地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工人国家里,作为个体的母亲只负有两重“社会义务”:
<1> “为了服务于集团,生产着新的劳动单位、共和国的新成员”;
<2> “用自己的乳汁去养乳儿”。而且,“不单要做自己儿童的母亲,要做一切劳动者与农民的幼儿的母亲”。“假如有一个女人,对于另一个乳水不足的女人的幼弱小孩,因为不是自己的子女,所以拒绝授乳,这样利己的反社会行动,在共产主义未来的人类里,是将认为惊奇的,这和野蛮人的只爱自己的子女,而拿异族的子女来充饥是同样性质”。

除去这两重义务,母亲再没有其他义务,当新生儿脱离了哺乳阶段,则“对子女以后的种种,都是集团的事了”(第十二章)。“经过了相当的时日,小孩不一定要母亲亲自养育,但最初的几个月母子间因生理的关系,婴孩离开母亲,是不合理的处置”。

这当然不是说,母亲们要把儿女都交给一个外在的、异己的、抽象的“集团”,这个集团是指所有男女工联合在一起的劳动-生活-教养共同体集团。“自然,母性的本能是强的,不能使她退化的。但是为什么这本能——爱护幼儿的本能,只能对于自己的小孩?为什么不能把这本能的萌芽再发展起来,使它能爱护到同样需要保护的自己的以外的幼儿呢?”(第十二章)

⑦ 苏俄工人国家还承认了堕胎无罪化。“与母性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尚有来说一说的必要。即苏联政府对于堕胎的态度。苏维埃共和国于1920年11月20日公布法律,承认堕胎为无罪,这法律,由共产党妇女部提议而实施。至于这问题,为什么要抱这样的态度?苏联不单没有感到劳动力的过剩,而且正深感不足;苏联既没有感到人口过剩,而且正感人口过于稀少,所以我们是感到劳动力非常贵重的。那么为什么会认堕胎是无罪的呢?工人阶级所执行的政策中,决不欢喜含有虚饰与虚伪,堕胎是生活没有保障的妇女所产生的母性问题(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堕胎原因,譬如:怕分散遗产,妇女不欢喜育儿的累赘,此外怕因此损伤了容貌,或抛弃了愉快自由的日子等等)。

“堕胎,是一般国家都有的现象,而且是很盛行着,任你用怎样的法律与刑罚,都不能禁绝,而秘密地在施行,这种秘密的堕胎,常常使妇女成残疾,或者永远为国家贻患,减少了劳动力的分量。假使堕胎能在正常的外科手术下施行,其所受的损害与危险,也可减少,用过手术以后,就可以劳动。而且苏维埃政府知道,因母性保护与社教机关的普遍设立,可使妇女深切地意识到剩余健康的幼儿,是妇女对社会的义务,到时候,堕胎即可没有。就因此才许可了公然的健全的堕胎。

“苏维埃共和国对这问题的处理,是要使母性保护事业广泛地发展,以便加强妇女中健全的母性本能,使她们能安适地做母亲同时又为集团而劳动,这样,就没有堕胎的必要了。苏维埃共和国就这样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妇女不能解决的问题,逐步解决。”(第十二章)

⑧ 苏维埃工人国家推动了“两性关系的革命”,同居、非婚生等现象合法化,打破了保守的婚姻家庭制度。

“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是俄国,即其他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坚壁,都起了动摇:第一因妇女劳动的增大,妇女经济独立。第二非婚生子女增加得非常多,资产阶级道德的一切规范,都很快地毁灭了,男女两性恋爱以后,都藐视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教会戒律而同居了。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结婚或兵士的情人;现在公然在法律上与妻子同样享有财产权了。这真是特有的现象。苏联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即废止了教会的结婚,合法夫妇之子和私生子的区别也完全打破了(1921年12月18日和19日的法律),且妇女因义务劳动制的关系,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劳动单位,教会的结婚,或单纯登记的结婚,自然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婚,只是男女相互间订立一种契约,为了使这契约不可侵犯,更需要神或证人来做保证。男子拿自己的钱来娶妻子,有抚养妻子的义务,但同时,妻子应为他节约财产,为他服役(她自己以及家人帮着整理家政),为他生育财产继承者;为了不致生私生子(与别的男子生的),所以要严守贞操。妻的通奸,是破坏私有财产经济的均衡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规定背叛丈夫的妻子,要受非常残酷的处分,其理由就可以明白了。丈夫对妻子的背叛,在资本主义社会,认为非常随便,原因由于他的这种背叛行为,是不破坏私有家族经济的。”(第十三章)

⑨ 婚姻开始失去经济打算的庸俗性质,开始实现真正的婚恋自由和个性自由。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将个别的家政改变为集团的消费(公共之家,公共食堂等),一切妇女和男子,同样为了集团参加劳动(义务劳动),妻子和丈夫同样得到自己的配给;结婚和家族等问题,以新的形态出现了。妇女不单和丈夫有同样的独立配给,而且母亲的劳动帐簿中写有子女的名分,她可替子女受到国家的配给,不必再给父亲的名分了。至于妻子在家庭中服从丈夫的事情,不单失其意义,而且还要在事实上根本消灭。

“在这个时代,特别是都市里,假使准备为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经济打算的结婚,已很困难了;男子既不能为自己而获得没有代价的劳动力的妻子,女子亦不能得到法律规定抚养她的丈夫。自然以‘经济的打算’为出发点的结婚,并不完全没有,但要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婚和家庭那样受到保障,至少已没有那种条件了。丈夫一日的劳动,不能再抚养他的妻子,因为衣、食、住、燃料等,平均分配后,再要养一个人实在是问题。而且妻子已不能为丈夫而‘无偿劳动’,这原因,第一:她既不能以全部的时间献给丈夫,同时正在从事家庭以外的生产劳动(义务劳动制)。第二,假使他和他的妻子平分一份配给品,那么结婚至少是对他没有什么利益了。因此不是谁靠谁,而是各自凭借了自己的证书,直接向自己劳动的机关领取配给品。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利害打算,只有相互地因共鸣、恋爱,而进入结婚生活。”(第十三章)

※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物资的匮乏,使得经济的考虑依然占日常生活的上风,正如柯仑泰所指出的,那时的“社会分配经济”有时仍带有经济打算的性质:“一个女人和某一个男子同居,并不是尊敬他或爱他,而是为了他有一间‘苏维埃之家’的房子,男子也有为可领得两份燃料的证书藉此可快乐地过冬,所以和这个女人同住”。而且1917—18年的婚姻法还规定无劳动能力者应由配偶相互扶助。但这些不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好,而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在贫乏(当时那些实行社会配给的工人城市还逐渐变为紧张的内战的后方),反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但仍可以想见,在当时高涨的革命气氛、社会配给的步伐和理想主义浪潮中,“一般的倾向,契约的登记结婚已渐少了,即使登记,已不能因此而得到什么特权”。甚至,“特别有趣味的是:新的私生活,新的道德,反映到了旧的资产阶级家庭,本来过着寄生生活的资本家的夫人们,现在也像洪水似地涌进苏维埃机关开始劳动”(第十三章)。

⑩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女性劳动者比男性劳动者更受一层性别的压迫,所以她们在革命时期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性。这显示了女性身上最惊人的巨大的革命潜力和革命创意力。柯仑泰对革命时代农妇觉悟迅速增长的描述非常有意思:

“法国大革命时代,凡台哀和蒲利他尼两地的农妇是反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苏维埃共和国,各种乌克兰的‘团长’,也在尚未觉悟的农妇中,找到了支援,不过这仅是革命初期的倾向;自1918年末以来,很显著地,农妇已转向于苏维埃了(引注:需要注意的是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和产业国有化运动正开始于1918年夏秋)。自从苏维埃政府实际地表示援助妇女解放以来,自从共产党党部不问在如何荒僻的村镇,都由各郡县召集代表大会、女工农妇大会,教育劳动妇女如何才能减轻生活重担以来,获得了农妇的广泛同情,很明显地转变到倾向于我们了。其次:吸引年轻农妇到都市,使她得受教育,在劳动者预备学校、党校及各种苏维埃学校中,农妇入校人数骤然增加。因此农妇们不单考虑自己的命运,同时将妇女解放事业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考量了。广大的农妇不但革命思想发展,即实际地在苏维埃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教育各部门、工厂制作所的经济问题委员会及工会等机关中工作的妇女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妇女人数也不断地增加。革命的初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女工,现在,农妇数却超过了女工与女公务员了。

“在各地的苏维埃机关,农妇占着非常重要的职位,在联合工会、农业改良事业、劳动监督部、国民教育各方面,都有妇女认真地工作。

“共产主义所开拓到的地方,农妇对共产党的拥护,胜于农夫。农夫原来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他对原来的经济组织——家族中(妻亦在内)一族均服从于家长的权力——是很喜爱的。何况革新的私生活,不能对提高农夫的地位有重要贡献。反之,因农业集体化,牛奶及其他各种协作工会、农业工会的发达,再加上共产主义精神的生活改革(如设立托儿所,面包厂,洗涤所),给农妇不少恩惠。在这种方针下,直接地实际地将她们的生活和工作减轻。因此农妇比农夫更容易体会到共产主义的本质,成了共产党的热烈支持者,妇女在农村里往往是共产党的支柱,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农村间,到现在,尚有一种动摇家族主义的根基的现象:即革命以前,农夫的家族,没有议论离婚问题的余地,丈夫抛弃妻子的事情常常有,农妇离异丈夫,是绝无仅有的事,即有,也是农村的惊奇新闻,全村诽谤的对象。现在,离婚自由,夫妇的离婚,在农村中,尤其是年青人中间,已是很平常的现象了。”(第十四章)

⑾ 女性劳动者广泛参与工人国家政权管理机构,这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运动,远远超过了一切争取选举权和参政权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

柯仑泰写道:

“从开始组织苏维埃起以及1917年临时政府时期,积极参加苏维埃建设的妇女们,都当选为执行委员,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允许妇女加入,并作人民委员的最初的一个政府(笔者就是最初召集的人民委员会议中的国家监督人民委员),在乌克兰,莫伊洛同志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在各州,许多妇女作为执行委员而成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分子。即使今天,大多数女共产党员也都成了人民委员部的参与委员,自然她们也成为苏维埃各部门的主任而努力服务着。在她们之间没有一个不是曾经直接站在工作台之前,或者手握着锄头操劳的女工和农妇(如格利莫娃、尼古拉欧娃、契而努伊休、加尔伊斯、那伊克、历厄斯托娃同志),崭新的苏维埃制度,迅速地锻炼了这许多女工们,这也只有在革命斗争的热火上,用了共产主义大铁锤,才能完美地铸造出这样的结果。

“……在这次革命中间,女工和农妇已经不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仅仅只表演辅助的作用,她们更积极更活跃地工作着,所谓女工和农妇成为革命的支柱,决非偶然而是必然的。这在1918年11月召集的第一次全苏女工农妇大会中,很明白地证明着:这次大会到九月才计划起来,由10个乃至15个同志组成指导团,做筹备工作,因在百忙中完成,既没有完整的机构,也没有参考资料,然而只要向劳动妇女大众号召:“从这个国家的一切角落里,甚至从荒野的未开垦的山区,努力选出1147人来参加大会啊!”这几句话,就很够了。正惟是这个大会,才振奋起悠久地受压迫的无声气的妇女们,我们为要了解妇女在革命中所应尽的任务的意义,必须细心研究我国革命运动的各个现象。女工的参加共和国的防卫,尤其是可惊的事业。革命事业已是超越了过去一般妇女的生活的范围,过去认为妇女在这方面是最不适当最不中用的。

“女工们的阶级觉悟,使她们努力来支持突进的赤色战线,这是有很大力量的。我们已经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妇女的参加斗争:她们处理行军中的炊事,组织卫生队,负担通信事务,防卫工作方面运用妇女的力量,是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劳动妇女所采取的新态度。”(第十四章)

⑿ 十月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使妇女广泛参加军事斗争,并且比法国大革命具有大得多的深度和广度。

“资产阶级始终认为男子是天性要负起防卫国家和祖国的责任,女子则是家庭厨房的管理人,而且必需如此的。他们认为军事乃是男子的工作;妇女加入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也许要打破巩固的家族,这种巩固的家族对于私有财产制与阶级国家,却是必要的原则。关于适应军队的需要和支援军队而运用女工和农妇这问题在苏维埃共和国是完全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态度。

“假使十月革命是打坏了过去的‘两性不平等’的话,那么妇女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两条重要战线——劳动军和赤卫军——就大可粉碎目前男女不平等的偏见。妇女之被吸入军队,在于被确认了男女是真有同等的权利和价值,是劳动共和国的一分子。将妇女当作男子的附属物的概念,早已脱离了历史的分野,和私有财产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同样,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

“女工和农妇之加入赤卫军,首先是表现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上,女共产党员屡次在炮火下,在军队里作政治活动。有时被任为军团革命军事会议委员,她们除了做政治工作之外,也有做赤色看护妇和医务员工作的。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曾有6000以上的赤色看护妇被派遣出去——都是女工和农妇。也担任军队中的通讯事务,并学习分配军队给养的工作。有时候,妇女更作为赤卫兵而在战线上作战,在士官学校曾有过女学生(即使现在还有),在陆军大学有过两个女听讲生,在1920年已经有5000个年轻女工和农妇受军事教育的。无论哪一种群众运动,没有女工和农妇活动的协助,是不会成功的,女工和农妇帮助防止逃兵的工作,收集武装军队所必要的税金,还在病院中照顾和看护赤卫兵。赤色战线的召集,在女工和农妇之间,得到了最热烈的反响。有多数的女工们,特地被派遣在工业中心区的战线中。

“1919年白军向顿巴斯和洛刚斯克进击,同样在1919年秋,邓尼金和尤金尼奇威胁着赤色的彼得格勒的第一仗中,赤军即能从白军的手中把洛刚斯克夺还,这是由于女工和劳动者,从各方面大批踊跃来参加的结果。当邓尼金军队进攻时,托斐拉女工们的决议:‘邓尼金只有越过我们的死尸,才能到莫斯科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这时她们在战线上担负着挖战壕和重要的通信联络等各种任务。

“当尤登尼奇进击时,彼得格勒女工参加保卫彼得格勒的工作,是一般人所周知的,已不用再说了,不知有几千的彼得格勒女工们参加机关枪中队,或在电信队和工兵中队服务,在寒光秋色下掘战壕,在彼得格勒帮助装置铁丝网。女工们的特别功绩,乃是作为监视队,阻止从战线上脱逃的卑怯者和逃兵。她们手握着武器,阻止着那些逃兵,表示她们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决心,使卑怯者自知羞耻,使他们重回到已经脱离了的战斗部队中去。

“女工和农妇在保卫共和国的工作上,虽然很重要,却只起了辅助的作用罢了。至于在苏维埃建设的许多领域中,妇女却是富有创造心和能动性的。这些只有研究我们革命过程的历史家,才能够公正地指出女工和农妇,是怎样地具有许多创造心和活生生的实际创造力,从事于对社会教育、国家援助和保护母性的工作。”

 


※不用说,上述一系列重大变革都发生在早期苏维埃工人国家,随着官僚蜕化的发展,这些变革都倒行逆施而葬送掉了。但上述变革毫无疑问仍有十分重大之意义,是未来工人革命的重要范例。

 

 

3、家庭在今日资本主义下的“必要性”

柯仑泰《新妇女论》有一个反复多次强调的、但似乎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判断:认为在当代(20世纪以来)家庭和家务劳动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存在了。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需要予以解释的问题。

我认为柯仑泰说的没错。但她是从整体历史进步的角度去说的,从某事物是否有历史进步性的角度去说的。就像说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革命的作用,但在19世纪中叶后它已逐渐失去历史进步性,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它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地带有阻碍生产力的性质。就像说民族国家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它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倒退远远多于所带来的进步,在整体上它已起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家庭制度也是这样,但家庭制度的历史和传统更悠久。实际上家庭制度也随着整个时代社会制度的变迁而革新。但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起来后,已产生了足以使人从家庭的狭隘制度里解脱出来的生产力(物质财富足以供应所有人),以及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妇女卷入产业劳动中——“于是妇女的劳动,由狭小的家事领域,逐渐移向国民经济方面”(第七章)。

可见,柯仑泰对家庭制度的否定是建立在两点上:其一,家庭对于历史进步(生产力进步)已开始成为明显的累赘;其二,目前的社会生产发展,正在创造着家庭消亡的实际条件。

这个思维逻辑并没有否定家庭制度还会继续存在于世间。但是还是应该说柯仑泰太乐观了,因为她在许多地方都坚定地断言,家庭制度将会一去不复返。但这不是柯仑泰的问题,而是当时(1920年代)所有的国际革命党人都乐见欧洲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的具体估计问题,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曾预想19世纪德国工人革命就能胜利、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还认为革命将长时间陷于低潮一样,不是关键致命的问题。

今日家庭制度的反动作用,还恰恰反证着柯仑泰对家庭制度的否定。如果说今日资本主义下,个体家庭制度还有必要性,那么最主要的必要性是对于占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是为稳固政治统治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必要。如果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指出了19世纪中叶的欧洲资产阶级就已经沦为了完全反动的阶级,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则更百倍地是这样。而个体主义家庭的主要作用,也就是为了维护资本统治。家庭制度本身就能化解相当一部分社会反抗因素——不用要挟,不用威逼,沉重繁琐的家事就足以消解掉许多社会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和精力意志。

但正需要解释的是家庭制度对于劳动群众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是在不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相对范围内才存在的,正如先驱社小册子《性爱与婚姻》里一篇文章所指出的:

“出卖劳力的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还没有懂得可以把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并且建立集体化的新生活方式之前,也不能摆脱家庭神圣的观念。因为在私有社会中,虽然真正的家庭温暖实在并没有多少,但在家庭之外更是冷酷无情。劳动者的妇女和儿童一面在家庭中饱受压迫,一面却总算在家庭中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所以他们也有重视家庭的思想。”
(介方:《青年的性爱问题》)

但这种家庭对于劳动工人的相对的“必要性”是非常可怜的,正如上述作者所说,在私有社会中,普通工人家庭里的“真正的家庭温暖实在并没有多少”。如果不设法根除资本私有产权制度,而只追求家庭的完整与幸福,那么大多数普通工薪劳动者都很难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