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反民主的民主派,反自由的自由派——简评朱学勤的“精彩演讲”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评介对象:

朱学勤精彩演讲: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推荐)
http://www.cnfuxing.cn/html/2006-11/235.html
世纪大讲堂
※2009-2-12 标题做了修改,原题改为副题,加了主题

反民主的民主派,反自由的自由派——简评朱学勤的“精彩演讲”


——献给冯楚老哥

吴季
2006-11-28



  很久没读朱学勤了。他在凤凰卫视上对观众及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精彩演讲”中的一些观点,想必很早前已经发挥过。在写作《语言论和传统论的混乱与贫乏》反驳李商雨的时候,我还为这样的观点感到奇怪:否定文革倒还罢了,怎么连带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并否定掉了,且把它认作当代“混乱”的根源之一。那时,我还只是从“知识份子本位”的角度来批判,也就是“文化人只知文化”(这倒是朱学勤一向批判的)。却原来源头正在老朱这里——其它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都是靠吃这批头号写手的剩饭活下去的。

  不过,读完这篇贫乏的演讲,对朱学勤的荒唐或主持人的愚蠢,我并无意外之感。

  反对法俄式革命,提倡英美式宪政革命,这个,虽不是中国自由派的独创,但显然已获共识(杨克之流也在吃着这剩饭中的剩饭)。朱学勤对此别有新解:英美式革命不触犯公民的精神、信仰、文化,美国革命甚至只是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废话不是?美国尤其是北方并没有封建贵族势力的羁绊);“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雅各宾党人”则搞起了文化革命,俄国革命也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政教合一。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过失,在朱学勤看来就是毛力图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是抓错了根子,朱说,关键是制度的创新、选择、确立,而不是改造文化,文化应当与政治分离。

  读到这里,我记起多年前看《书斋里的革命》,对他的反“历史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论”)还颇为认同,虽然他谈得自相矛盾,“像是踩到自设的陷阱”:一方面声称武器的批判胜于批判的武器,世道兴亡不应由思想学术来负责;另一方面又称:法国启蒙运动至大革命时期,“伏尔泰笑,狄德罗叫,卢梭哭,狄德罗为赶走上帝无所不用其极,弄得人心无所维系,道德脱离了宗教,只好跟着政权,跟恐怖结合云云。这不是一样想叫狄德罗的思想——即批判的武器——去为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即武器的批判——负责吗?”(抄自2000年初的随笔)。

  文化决定论,例如新儒家们喜欢强调的东西方文化之不同,往往是个托词。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认同朱学勤。不过当时我不甚了了,现在就比较清楚了,朱的意思是:文化之不同并不妨碍东方各国走资本主义的普世之路。倒是相反,比如香港台湾或老朱所看到的其他后进国家,传统文化越是承续下来,政治越进步,越能够与西式民主嫁接,经济成就越高。

  朱引用蔡定剑的一个农村调查报告,结论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觉醒。”这个也可认同。虽然要补充一句:近几年之前,自由派更热衷于“农村工作”。这里有着阶级意识上的亲近和便利(虽然朱接下来称:“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只有知识份子糊涂着……)。

  “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主持人)的这段演讲,除了奇谈怪论,就是陈腔滥调,真正精彩之处在“讨论阶段”,让我们继续——

  接续老朱的说法,看来这个“制度”如何“选择”,应该交付给农民、工人、商人……总之全体或大多数人民?——这是较有觉悟的第一位提问者的问题:“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

  朱学勤同志犹豫了一下,开始兜圈子:

  正确的制度确乎来自“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博奕)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

  重心从千百万人的利益转移到少数政治家那里去了。可是,这个“中间层面”,这个“有权力参与制度”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是的是的,在人民、政治精英和制度选择三个层面上会出“意外的变化”。为什么呢?出了意外又怎么办?你怎么选举、监督、罢免他们?怎么驱使他们代表你和其他人民的利益呢?老朱曰:

  “当发生意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少数人的错。”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派所鼓吹的宪政民主!你——也就是当“中间层面”在制订政策选择制度时被蒙在鼓里的人,利益可能受损的人,包括农民、工人、商人……——对于那些“可能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的政治精英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承认其英明,或承担他们的错。

  这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论也许太令人丧气了。老朱立马给听众打气:啊,不要紧,不要怕,我们有个好榜样——

  “比如说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的耳朵还没退化,联想能力还没钝化,也许可以听出这样的言外意:“千百万人的利益?没错。但……你们先忍忍吧……(仰头向天)你看,这次我不跟你扯什么民主,美国当年就凭那55个人(!)关起门来搞宪法,于是奠定下二百多年的根基,至今被‘铭记’为开国英雄,你们何不……”

  所以所以,我只是反对愚民:“我反对的是什么,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哈哈!

  顺便说一个真实的笑话,登在前几年的《参考消息》上。很遗憾没有把那份报纸保存下来。书记同志回答一位外国记者的采访:别以为我们不民主,所有重要的决策都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都是经过我们╳╳局里七个人一起商量的……



  另一位提问者(也许是囿于“教科书的解释”)疑惑地说:可是“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尊儒术其实已经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老师没有提到……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

  对“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许因为时间限制,也许因为令人头疼,朱学勤同志只好“尽量简短地——且含糊其辞地——来回答”:啊,因为历史学界对“罢黜百家”看法不一,有个——“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的——说法,“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权……”。也许因为实在难以服众,老朱同志赶紧收网:“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转而回应他最拿手的“第二个问题”:“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观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求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的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的民主。……”可是,个性解放的下一步就是无政府主义,不需要法制,你再看毛发动的“文革”……



【老朱的这篇演讲,我先是在《后天》诗刊上读到的,读完哭笑不得,觉得费事去理。不过,上次见冯楚老哥文章里有几粒朱学勤同志的剩饭,想想不妨说上几句,所以又认真找来读了一遍。简评之。我想,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自由派或宪政民主派的反民主本质(寄望于55个人或110个人替人民选择一个“好制度”),还可以看出他们的反自由本质:传统文化要保持,从个性解放会走到无政府主义,会对“现代社会的法制”抱持敌意……至于轰击文化决定论,那不过是为了:把文化跟政治经济割裂开,同时保留传统文化对人民思想的约束功能——这跟“现代社会的法律”可是相辅相承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