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进派:寓言不能代替历史——评《动物庄园》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阅读书目:

《动物庄园》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2版
2002年12月第4次印刷  ISBN7-208--00425-0/G·52
著作:[英]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译者: 张毅 高孝先

本书根据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Martin Secker & Warburg的1983年版本译出

寓言不能代替历史——评《动物庄园》


黔进派
2007年1月20日

1.
    很久以前我就听说了英国左派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他的《动物庄园》“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据“奥威尔传”的美国作者杰弗里·迈耶斯说,《动物庄园》1945年8月的出版使奥威尔声名鹊起,此书行销于欧美,并被译成32种语言(包括马耳他语、印度语和越南语)。1955年甚至被拍成了动画片。
    这本书其实很薄,份量不多,主要内容是曼纳庄园的动物在猪的启迪下造了人类的反,在猪的领导下动物们共建庄园、追求平等社会,但后来一头叫“拿破仑”的猪却背叛了革命,赶跑和迫害自己的同志,使不平等不断扩大,并与人类庄园进行尔虞我诈的交易,最后抛弃了在英伦三岛实现“动物共和国”的理想,与人类同流合污。
    《动物庄园》的全部趣味就在于以卡通动物拟人化的寓言式手法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嘲弄了斯大林集团对十月革命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玷污。正如迈耶斯所说,这部寓言“几乎每一细节都有政治所指”。暴虐的人类象征有产阶级,动物泛指无产者,猪指布尔什维克(而后成了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者),狗象征着士兵,马大概是指产业工人。动物造反即十月革命,动物庄园就是苏维埃俄国。造反前就死去的启迪者公猪老麦哲象征马克思,他传唱的革命歌曲“英格兰兽”象征国际歌,动物庄园后来禁唱“英格兰兽”却开始传唱赞美动物庄园的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后来改国歌的事(苏联早期的国歌就是国际歌)。公猪拿破仑指斯大林——左翼反对派曾把斯大林篡权比喻为法国大革命后期拿破仑的热月政变,公猪斯诺鲍指托洛茨基。
    这本试图捍卫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书刚出版时,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读。有人竟然说:《动物庄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反苏讽刺作品”(迈耶斯:《奥威尔传》)。斯大林主义偏见一向视为“反对斯大林集团”等同于“反对苏联”,这很符合“朕即国家”的官僚心态;而自由派跟着吹捧这种偏见,则是出于功利的反共本能。但是,老谋深算的有产精英却能清醒地正视《动物庄园》的共产主义倾向。美国《书刊查禁百科全书》将《动物庄园》列为“最经常被查禁的书”之一(肯·瓦赫斯伯格:《禁书100》)。至于中国的一些爱用自由主义论调推崇此书的小资知识分子,则大概与那些吃饱撑了没事干就去高谈阔论“阳春白雪”的庸人是一路货色。

2.
    相对于20世纪上半叶俄国革命、蜕变、反对派斗争的复杂历史而言,《动物庄园》是一个高度浓缩版本,以极精练的寓言式话语表现历史,虽有诸多欠缺,但总算比较生动有趣。下面我以一个情节为例。
    人类庄园主弗雷德里克(象征纳粹)虐杀动物激起了动物庄园的愤怒,为首的猪拿破仑却利用这种对具体的人类的愤怒来宽容皮尔金顿的庄园(象征欧美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将“打倒人类”口号换成“打倒弗雷德里克”(1933年后希特勒大肆迫害德国左派,共产国际随后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改为“反法西斯”,从而为联合“进步的资产阶级”奠定理论基础)。不久后,拿破仑却又与弗氏修好,口号改为“打倒皮尔金顿”,令“动物们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1938年,斯大林突然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欧洲各国党纷纷支持希特勒,激愤之下大批党员退党)。可是很快动物庄园哟又发现弗氏在木料生意中付了假钞,而且遭到了弗氏的武装突袭,损失惨重(1941年希特勒撕毁和约,突袭苏联,苏联西线大步溃退)。这一段官僚权谋反被权谋误的复杂历史(可参见李星的历史报告《世纪午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台前幕后》,该文链接: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3060),《动物庄园》却以极短的篇幅(中文版只有5页,见第八章)和诙谐的语句——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式地将基本事实表现出来了,类似的高浓缩又而又不乏生动的描写还不少。由此,奥威尔的文字工夫和想象力可见一斑。但是,寓言的逗趣却不能代替对真实历史的思考。以上述历史情节为例,如果不了解寓意的历史,而仅仅看奥威尔的寓言,也许只是一笑了之或随意解读,却并不明白当权者耍弄权谋的真实原因、实际后果,也无法看到领导层的路线政策与阶级运动的有机联系,也就无法起到“打破俄国神话、恢复社会主义本来面目”的作用(奥威尔在该书乌克兰文版序言中表明了这样的写作动机),更无法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将来的运动。
    因而,我认为《动物庄园》只能作为了解历史真相之前的某种提起兴趣的引导读物,或者作为比较了解那段历史的左翼分子的课余读物,而要是脱离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史来看,这部名著就一文不值了。

3.
    先说一个较有意思的事。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在《纽约时报书评》头版撰文称《动物庄园》是“关于英国左翼对苏联反应的最简洁、最机智的表述”。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则在《纽约客》上说奥威尔是英国过去10年造就的“最有才能和最有趣的作家”,并且将奥威尔与伏尔泰及斯威夫特相提并论。对于有产主流文化对左翼作家的吹捧,直率的奥威尔不客气地说这些人是“勉勉强强的猪猡……没有一个人说它(指《动物庄园》)是本写得漂亮的书”。(迈耶斯:《奥威尔传》)
    《动物庄园》所折射的政治历史的确不漂亮,相反,那段历史本身令人感到肮脏龌龊,甚至令人沮丧。只有考虑到历史教训的重要意义——研究教训是为了设法避免重蹈覆辙,只有这样看,才能评估《动物庄园》的价值。那些停留在“文体学”表皮上用溢美之词对奥威尔及其作品的阿谀奉承,与真实历史风马牛不相及,难怪奥威尔认为那些赞美是“猪猡叫”。
    1946年,在“我为何写作”的自白书中,奥威尔写道:“《动物庄园》是第一本我写时对自己所做的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我没找到奥威尔是如何评价他的《动物庄园》的,他只是出于(也许是)某种谦虚笼统地认为他今后写的此类小说和《动物庄园》一样:“它注定会失败,每本书都会失败”。为什么呢?他没说。我也不知道。
    如果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去看《动物庄园》(我料想奥威尔一定乐见六十年后中国的一个青年托派同志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这本书),可是正是这样来看,《动物庄园》写得并不成功。最大缺憾在于《动物庄园》实际上仍局限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视野,而没有把国际革命作为总的舞台。十月革命的爆发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积聚并在薄弱环节被革命无产者突破的结果,它的胜利和巩固是国际尤其是欧美工人以革命运动有机地奋斗支持的结果,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它并不总是整个运动的重心。可是,且不说奥威尔笔下的动物造反只字不提先锋队的作用(仿佛造反胜利是“天然的”结果),最要命的是他把动物造反写成仅仅是曼纳庄园自身的经济危机激起的,即使后来的“牛棚大战”(寓指1918—1921年反干涉的保卫战),其他庄园的动物(可以象征着欧美无产者)却都成了哑巴——看不到他们发挥一丝一毫的作用。其实,要把国际革命的历史作用寓言化并不难。例如,在“牛棚大战”中,当那两个人类庄园(弗氏、皮氏)攻打动物庄园时,可补充写道:弗氏庄园的动物这时响应革命号召起来造反,害得正在攻打动物庄园的弗氏打手慌忙跑回自己庄园去救急(象征1918至1919年德国革命),使动物庄园成功解围并趁机加强防备。
    《动物庄园》之缺乏国际无产者眼光,还表现为“忽略”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公猪斯诺鲍(指托洛茨基)被拿破仑放狗赶出庄园后,就没戏了,除了拿破仑的污蔑之词外,再也看不到一丁点斯诺鲍及其同伴的活动,书中没有任何事物寓指第四国际(国际左翼反对派);除了第四章的一小段,全书竟没有一处谈到其他人类庄园的动物造反情况(象征国际革命)。这种褊狭性恰恰符合有产文化的庸俗口味,也确是《动物庄园》的第一大败笔。
    如果要弥补这一缺陷,首先得放眼国际层面、彻底摆脱“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偏见,然后得做大幅修改,肯定要增加一些篇幅并且纠正许多话。文章结构也可能要重构。不过,那不是我能办到的。

4.
    最后,我还想指出《动物庄园》中另外一些明显的问题。
    其一,以拿破仑为首的猪的每次倒行逆施之后,写在墙上的“七诫”(象征苏共官方理论)都会被偷偷修改,公猪斯奎拉都会做圆滑的解说(或者是由识字的动物念给其他动物听),以阿Q式自我欺骗的方法使动物们相信是“自己记错了”。而当拿破仑为他赶走斯诺鲍辩护时,公马鲍克瑟却“细细琢磨了好一阵子,说了句‘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就一定没错’。”而后,“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更是成了鲍克瑟的座右铭。这些说法是荒谬的。诚然,奥威尔试图寓言苏共当权派篡改马列主义理论,但工人群众的心理却被奥威尔庸俗化了。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普通群众是能够通过最起码的生活体验觉察到苏联的专权官僚化的,而且对此的不满是普遍的,但一方面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且工人生活和前途有保障,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安于现状,另一方面最有觉悟的一批革命工人被流放、处决,而忙于日常工作生活的普通工人缺乏反抗官僚统治的精力、积极性和足够的政治决心。因而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工人[b]不满于官僚专权局面[/b](这恰恰是奥威尔以为能够“忘记”的),但却并不谋求反官僚的政治革命(但当时始终不能排除一种情况:在一个成功的国际革命的刺激下,苏联工人很可能会重振士气,重新爆发政治活力)。再则,公马鲍克瑟在《动物庄园》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仅从前两章就可看出,他象征着苏维埃建设的中坚力量——老工人,在革命时期则是工人骨干力量。值得对革命工人做一个认真的特写,以便考察奥威尔的历史观。第二章(中文版第17页)写道鲍克瑟是“他们(指猪,即布尔什维克)最忠实的追随者”,“对他们俩(鲍克瑟和克拉弗)来说,靠自己想通任何问题都很困难。而一旦把猪认作他们的导师,他们便吸取了猪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还通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把这些道理传授给其他的动物。……每当会议结束要唱那首‘英格兰兽’时,也由他们带头唱起”(英文版Page16:Their most faithful disciples were the two cart-horses,Boxer and Clover.These two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thinkinganything out for themsehves,but having once accepted the pigs as their teachers they absorbed everything that they were told,and passed it on to the other animals by simple meetingsin the barn,and led the singing of'Beasts of England'withwhich the meetings always ended.)鲍克瑟的历史原型可以说就是左翼反对派的革命工人、多伊彻笔下的钦查泽。正如托洛茨基对钦查泽的评价,“他不是理论家”,由于自己不适于从事理论工作,因而“很乐于让更合适的人去归纳革命、党和反对派的政治任务”,但他并不盲从,“只要察觉到虚假的政治调子,他就会拿起笔来;没有哪个「权威」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的批驳或忧虑”。由此来看,我们能够量出奥威尔的历史观之浅薄。奥威尔以为,“拿迫仑同志永远正确”这类奴才信条会由公马鲍克瑟首先说出,可是鲍克瑟的历史原型却与专权官僚战斗至死。当然,除了钦查泽之类的与官僚政治决裂的革命工人,还有另一类——例如后来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受益的“上层工人”,但《动物庄园》的鲍克瑟和克拉弗显然都没表现为官僚统治的任何特殊受益者,而恰恰是代表了苏联当时的产业工人队伍。
    其二,两处谈及与人类庄园进行商业交易的寓言,令人莫名其妙。第六章(中文版P55—P56)谈及动物庄园为了获取某些物资,要与邻近庄园作交易——换回一些工业品,因此要卖鸡蛋;当时动物们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决不和人打交道,决不从事交易,决不使用钱,这些最早就有的誓言,在琼斯(象征有产阶级)被逐后的第一次大会议(象征苏维埃大会)上,不就已经确立了吗?”(英文版P59:Never to have any dealings with human beings,never toengage in trade,never to make use of money——had not thesebeen among the earliest resolutions passed at that first triumphant Meeting after jones was expelled?)第七章(P66—P67)提到母鸡为了抗议动物庄园统治者承诺的每周出售400个鸡蛋的合同,就飞到房屋椽子上下蛋,使蛋从高处落下来摔碎,作为一种反叛的示威。这两处寓指什么呢?我只能理解为(或者反问一句:还能怎么理解?)——奥威尔认为,苏维埃工人国家曾经承诺不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决不使用资本国际市场的通货(货币),对这个承诺的背弃也是猪们(官僚)的一种背叛行为。奥威尔的这种看法是庸俗的。早在苏俄初期,列宁就抨击过类似的极左空想。苏俄不但一开始就有对外贸易,而且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至于母鸡的抗议,更是让人不知所云。迈耶斯认为,这寓指1921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这是胡扯。因为据《动物庄园》描写,猪们卖鸡蛋、买物资的时候,是在赶走斯诺鲍(斯大林1928年驱逐托洛茨基)之后,并与建造风车(象征1929年开始的工业化、集体化)同时。奥威尔可能想以母鸡摔破自己的蛋寓指三十年代强制集体化导致的农民自毁生产资料的风潮,但这个风潮实质上与外贸交易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对苏维埃国家与外界经贸往来的庸俗理解,寓言的错位指向,这是《动物庄园》的又一问题。

5.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书评未免太苛刻了,《动物庄园》毕竟只是个卡通式的寓言。对此,我要问:那么这个寓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是出于茶余饭后的休闲打算,或者只是为了开怀一笑,那就不必看《动物庄园》了。再次强调,《动物庄园》不是“儿童读物”,而是对国际共运的一段历史大悲剧的寓言化,它表现了苏联“热月蜕变”的种种罪恶与丑态。说它早已被拍成动画片,我则怀疑看动画片的小孩子们更加错解了那段沉重的历史。对于黑色幽默的解读,用溢美之词是文不对题的“猪猡叫”,用一笑了之则未免太贱太轻薄了。
    《动物庄园》的实质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启发、引导人们去正视那段历史,从中获得教益。对于我来说,奥威尔并不陌生了。奥威尔自1938年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正是一直致力于争取更多的人关注这段历史。然而这种努力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有产世俗偏见的种种迎合、妥协。奥威尔大概觉察到了这个深刻的弊病,对此他坦率(我欣赏他这一点,不像自由派文人那样普遍矫柔造作)而又无奈地写道:“所有作家都是自负自私,也是懒惰的,在他们各种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存在一个谜团。写本书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受某种他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迫使,他永远不会做这样一件事。就人们所知,这个魔鬼只不过跟让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是同样一种本能。”然而,奥威尔恐怕没有发现:他(作为一个作家)极尽所能迎合读者的努力本身也削弱了他的政治写作的具体意义。我在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时有这种感觉,读《动物庄园》时也有这种感觉。竭力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害怕鲜明的“非主流”语言“赶跑群众”,这正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这种底气虚弱不自信的心理是知识分子阶层缺乏独立经济基础使然。
    没法靠说教改变上述知识分子偏见,但是可以肯定:要真正让人们正视、了解阶级运动的历史,不必遮遮掩掩地用寓言式手法(当时奥威尔是在英国,不是在苏联!),不必刻意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死钻主流文化牢笼,而应用阶级语言把真实历史的正反面呈现给无产大众。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头脑更需要切实的史料和记录,以继承国际历史的宝贵经验,尽管这一切似乎“枯燥无味”,然而,寓言不能代替历史。这就是我写这篇书评想告诉读者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