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弗里德曼谈货币金融——读《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札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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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第2版

巡夜人:弗里德曼谈货币金融——读《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札记之二


提交日期:2005-11-17 8:21:00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派以货币主义为人所知。作为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对货币和货币、金融政策的观点格外引人注意。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在对自由与政府关系作一般概述的第一、第二章之后,紧随其后的第三章《货币的控制》和第四章《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就集中表达了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对政府在这方面活动的忧虑和建议。
  在第三章一开头,弗里德曼就猛烈的抨击以“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主要借口的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他说,

   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那次[1929年]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减少干预仍然会使政府在这些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使政府为自由经济制度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这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机构的一部分职能。

  我们来看看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对货币政策的看法。在第二章列举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作用时,弗里德曼提到了政府对货币的责任,并说,“这种习惯性的和迄今已经几乎不假思索地承认政府的责任使我们彻底地理解这种责任具有更多的必要性,因为它增加了政府从适合于自由社会的活动扩展到不适合自由社会的那些活动的危险性,增加了从提供货币机构到决定个人之间资源的分配的危险性。”
  作为一个对货币史了如指掌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当然知道历史上,各国政府曾经多次利用铸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利不惜以制造灾难的方式搜刮财富,在这些货币危机中,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其中获益的,只有做这些事情的政府或者国王,政府以此解决财政困难,国王减轻或者摆脱债务。还有各种投机家和冒险家。最终的结果,一般都是革命或者长期的社会动荡。比如,伴随法国大革命的大量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有人说,损失都落在了“工人阶级、雇员以及低收入家庭的身上。他们的财产不多,不足以囤积商品或是炒作国家的地皮。”但是“只有那些心狠手辣者、道德败坏者、骄奢淫逸者、投机商、承包商以及炒股族才真正发了大财”。从前,巴黎上流社会的女士们“气质高贵典雅、衣着简洁纯朴、有如罗马贵妇”。然而,过了几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变了样的、粗俗的女人,“她们从丈夫和情人的手里要来大把大把的钞票,用于粉饰打扮以及满足一时心血来潮的奇怪念头”。不过虽然在指券(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短短的生命中月通货膨胀率高达36%,却仍然不算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恶性通货膨胀的标准是月通胀率达到50%!可见,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怎样可怕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当然更加触目惊心。
  不光如此,后边我们会看到,弗里德曼更加担忧的问题还不是发行的货币太多,而是货币可能太少。弗里德曼说,

   大家普遍同意政府必须对货币情况负责。大家也普遍承认:控制货币在造成经济活动的涨落上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我们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上的安排,以便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

  依照前边两章关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阐述,显然这里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由社会”是指私人企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可以利用权利来削弱这样的“自由社会”是毫无疑义的。可是,就是对弗里德曼看来“不自由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忘记,在弗里德曼这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你可以说美国政府是“社会主义”的,但是绝对不可能说它是“共产主义”的)一样会受到这种权利的威胁。我们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经历了怎样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怎样的社会危机。对任何一个企图保持稳定的社会来说,货币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任何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只要它需要货币,那么政府滥发钞票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当然了,绝对的集权社会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这不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怎样的货币制度,才能保障“自由社会”呢?弗里德曼说,

   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最经常形成的一种办法是商品本位,使用货物作为一些有形商品的货币。假使货币完全是由这一类有形商品组成,那么,原则上就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控制。社会的货币量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东西。货币量的变动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技术条件的变化和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化。真正的商品本位已经远远偏离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历史上,在表面上能按固定比例兑换成货币商品的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已经伴随着商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银本位——而发展出来。这种发展具有充分理由。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点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实施商品本位,需要使用实际资源的必要性构成一个强烈的动机,使人们想方设法不使用这些资源而达到同样的结果。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我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就少得多。
   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所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是困难的。其理由基本上是防止伪造或在经济上的类似行为这一困难。……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诱惑政府本身去发行信用货币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商品本位实际上趋向于变成包含国家广泛的干预的混合本位。
   我的结论是:对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货币的安排而论,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既行不通,又不是解决的办法。它并不理想,因为,它造成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的费用。它行不通,因为,使它能生效的神话和信念并不存在。

  对金本位制的神化以及迷信,使企图恢复实施金本位制的思想不断出现,尽管每一次都没有实现。被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他爹老布什在竞选总统时攻击为“巫术”的里根政策的理论依据,所谓的供给学派,就有一些人倡议恢复金本位制。同作为自由主义的流派,供给学派是货币主义的真正同志,正如弗里德曼对里根政策的赞扬所表明的那样。而弗里德曼上述关于商品本位制的分析,就是说给他这些自由主义同志听的。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对货币有了很深入的研究并有了许多优秀著作,但是马克思是第一个科学解释了货币如何起源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随着商品交换从偶然发展到经常,价值如何转化为交换价值,等价物和一般等价物如何形成,如何固定到一种或者几种商品上,最后如何固定在金或者银上边,成为货币。从货币的发展史上看,金属货币的产生与限制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可以说,货币的产生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等到政府意识到可以利用货币牟利的时候,货币早已经出现并经历了一段不短时间的发展。当然在政府控制货币铸造、发行之后,确实不断有人提出金本位制来制约政府权利,实现货币稳定。这时,就如同弗里德曼所说,“真正的商品本位已经远远偏离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历史上,在表面上能按固定比例兑换成货币商品的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已经伴随着商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银本位——而发展出来。”“这种发展具有充分理由。”
  弗里德曼只谈了一个理由,即,严格意义上的商品本位(以后我们将只谈金银本位或者复本位制)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这样,就会有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在货币材料的开采、提炼、货币的铸造、校验、储存、运输、保管等等上边。这是金属本位制极大的缺点。社会经济越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越大,消耗在这里边的资源越多。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流通费用》I节《纯粹的流通费用》中,马克思把货币列为“纯粹流通费用”中的一项,“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而马克思所说的“纯粹流通费用”,“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
  但是,单纯的耗费资源并不能解释信用货币的出现。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旨在节约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节约成本,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利润。在社会生产从而社会流通也极大发展起来的地方,资源消耗与对货币的需求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黄金或者白银的数量并不一定能保证满足对货币需要的供给;金属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受到限制的;如此等等。而正如弗里德曼稍后正确的指出的那样,货币数量的增长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信用是私有制下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先是商业或者商人信用,后来不可避免的到来的是政府信用。马克思说,讨论没有信用会不会有资本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资本主义与信用是与生俱来的。
  还有,金属货币体系本身存在着不稳定性。简单的物理现象,摩擦,可以从根本上颠覆金属货币制度。历史上施行足值金属货币体系的地方,在商人中间都有不少方法从铸币上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比如把大量银币放在一个大口袋中,用力震荡摩擦,总会有一些碎屑留下来。积少成多,也是不小的收益。硬币边缘的锯齿最早就是为了防止商人在硬币上刮金或者银而设计的。即使没有这些不道德的做法,单纯的货币流通也必然使货币重量越来越不足,必须重新铸造,或者物价上涨。
  但是弗里德曼还有其它一些失误。他说,“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我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就少得多。”其实,“我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应该加上若干天后当然也可能是见票当天)的票据是汇票,不是钞票。汇票固然也是信用工具之一而且意义极其重要,但它与钞票毕竟还是有区别的。钞票的前身是银行券,银行券是银行承诺可以凭其在该行或者其联行提取票面所示金额货币的票据。当然银行券是由汇票衍生出来的。马克思说汇票才是信用货币的真正信用基础。后来发行银行券的权利被集中到一个或者少数几个银行(比如港币就有两家银行发行的不同版本)随后又取消了兑换成金属货币的权利,才成了现在的钞票,纸币。
  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不可兑换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法币),意味着流通中的货币是发行钞票的国家对持有该钞票的人的不兑现的负债。因此,持有某种货币是有风险的,如同持有任何债权一样。同样,也意味着有获利的机会,可是获利机会是相对的,损失的风险是绝对的。但是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法币制度,表明这个制度比起分散的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制度还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受损失的风险并不比其它任何信用货币制度大。连弗里德曼这样的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感的人,也没有建议取消这个制度。
  但这并不表示弗里德曼对这个制度满意。在弗里德曼看来,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制度赋予政府或者货币发行机构的权利。为此,弗里德曼历史性的回顾了,美国的金本位如何从建立到废弃,而这个制度的被废弃又如何与这个制度本身相关,最后,在这个过程中,联邦储备系统如何从“用来保证一种形式的货币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货币以及管理和监督银行金本位的一个不重要的附加物”变成“能决定美国货币量和影响全世界的国际金融情况的一个有自行运用的权力的权威机关。”
  弗里德曼用标准自由主义的方式把矛头对准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他把美国内战爆结束到1914年和1914年到“今天”(1963年)划分为长度相等的两个时期。并强调,

   第二个时期在经济上显然是更不稳定的,不管是以货币数量,以价格还是以产量来衡量,都是如此。……即使略去战争和战事刚结束那几年,而仅仅考虑和平的年代,譬如说,从1920年到1939年和从1947年到今天,结果还是一样。货币数量,价格和产量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肯定比以前更不稳定。当然,产量最不稳定的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的二十年包含多至三个这样严重的商业收缩期。

   根据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我个人深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刚结束后,至少三分之一的价格上升应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而且上升根本不会发生,假使以前的银行制度被保留下来的话。它们使我相信:每次主要的经济收缩期的严重性应直接归因于联邦储备体系的成立和它的当局的疏忽,而在以前的货币和银行安排之下,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些或那些情况下,可能会有经济衰退,但却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收缩。

  在这里,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价格上涨”和“经济收缩”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使他可以从前者推断出后者。似乎他的理由只是,既然价格上涨要归咎于联邦储备系统,那么,经济收缩也就应当同样归于联邦储备系统。

  弗里德曼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详细描述了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看来,由于联邦储备系统企图减少“投机”而造成了货币紧缩,是1929年中期经济活动达到高峰后开始下滑并于10月股票市场崩溃的原因之一。“货币数量从1929年8月到1930年10月下降几乎为3%”(这话看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下降了3%还是下降到3%,下降了3%实在并不严重,下降到3%又实在太过严重),而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应对。1930年11月12月间,一系列银行倒闭造成了对银行制度的缺乏信心,引起了广泛的银行挤兑。在准备金制度基础上银行制度有创造货币的能力,它能使帐面上存款成倍的增长,同样,在银行挤兑的时候,也将使货币数量——现金加存款——成倍的减少,使银行兑换和支付的压力成倍的增加;为了得到现金,银行不得不出售有价证券,“迫使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使得本来是完全健全的银行破产,动摇存款者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再度开始”。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时候,应该采取而且历史上也确实采取过的措施是(1907年),停止存款的兑现。“这种停止兑现是一个猛烈的步骤,而在短期内会使事态恶化。但它又是一个治疗措施。”“在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当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停止兑现可以解除,经济活动的恢复可以开始而又没有货币紧缩。”

  而联邦储备系统完全没有做到。“假使社会上出现了对货币而不是存款的大量需求,储备系统赋有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现金,同时也赋有各种手段,以便以银行的资产来担保使银行得到现金。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期望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同时避免停止存款的兑现以及完全避免货币危机所产生的抑制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当银行挤兑出现时,“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的资金。它显然把银行倒闭看作为不要求特殊行动的事件。……假如做了这些事情,银行倒闭会被制止而货币崩溃会得以避免。”

  可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恰恰相反。弗里德曼义愤填膺的职责说,联邦储备系统不但没有这么做,而且在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而从美国提走黄金之后,“储备系统提高贴现率——该系统借款给商业银行成员的利息率——的幅度比它在过去和将来的整个历史中的同一短暂时间里提高的幅度要大。这个措施阻止了黄金外流。伴随它而来的是:银行倒闭数量惊人的增加和银行挤兑。……到1932年,事态已经被推迟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当储备系统又回到它的消极状态时,在暂时性的好转之后,重新出现了以1933年的银行放假而告终的崩溃——那时,美国每一个银行正式关门一个星期以上。”

  弗里德曼总结到,如果联邦储备系统能够使货币量保持不变,不会演化出如此规模而严重的萧条。“凡是赋予少数人如此大的权力和如此多的伸缩余地以致其错误能有如此深远影响的任何制度都是一个坏制度。”

  在1931年的情况下,如果联邦储备系统不提高贴现率,那么,黄金储备很快就会用光,恐怕破产的就不是商业银行,而是联邦储备系统本身了。大约在那80年前,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的《1844年银行法》,要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发行部与银行业务部门分开,而且发行的银行券必须有100%的黄金储备。不幸,1847年的繁荣使流通中的银行券和放贷规模都大大增加了,以至于黄金储备转移到了发行部门后,储蓄部门的储备就严重不足了。1848年危机爆发,由于储蓄部储备不足,大量汇票要求贴现;而由于奉行金本位制的银行法要求发行的银行券必须有100%的黄金储备,英格兰银行又不能发行银行券满足贴现要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由于有国家信用的背景,信用还是足够牢靠的。这样,英格兰银行面临着破产的境地,而危机有演化成悲剧的可能。关键时刻,被马克思讽刺的称为“能制造奇迹的”银行法被暂停了,英格兰银行被允许以8%的贴现率发放银行券,于是,危机解除了。

  可见,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金融体系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危机。1931年的美联储要么提高贴现率,要么放弃金本位,两者必居其一。从根本上金本位不能满足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不论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增长。所以,弗里德曼对1931年美联储行径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美联储的决策错误,而更应该说是选择金本位制的错误。金本位制也确实在几年后就在全球范围内被废止了。从此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用过这个制度。

  话说回来。弗里德曼否认私人企业经济有任何严重的不稳定性,私人企业经济不稳定性充其量只不过导致经济有限程度的波动。而政府的干预,则可能严重的加深了这种波动的幅度,甚至是制造出更严重的危机。这也是众多经济学流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共同立场。比如,理性预期学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29年开始的大萧条当然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但是仅仅是这样简单的断言近乎于废话,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事实详细说明,究竟是哪里、怎样不稳定了。对这个任务我缺乏足够的材料与研究,无法完成。但是无论怎样,弗里德曼对政府权利集中的质疑是完全合理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不可接受的怪胎。首先,某些国家权利就是完全不应该存在的。因为这里谈的是货币问题,对此不做展开讨论。我们只谈弗里德曼建议的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

  弗里德曼设想了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上称为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这个货币制度“既稳定又不受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摆布,既能对自由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而又不可能被用来作为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利”。这个制度就是“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应该有一个全面而简单的货币政策。在货币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假使每个情况均根据它本身的情况而加以考虑,那么,在大部分的事例中,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因为,决策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考虑,而没有照顾到政策的全面后果。另一方面,假使对一组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采用一般性的规章,那么,规章的存在本身会对人们的态度、信念和希望产生有利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即使对一系列的个别情况采用完全相同的政策时所考虑不到的。”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规章呢?“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为了这个目的,我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包括商业银行以外的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全部存款。我认为:应该指令联邦储备系统,尽可能地使上述定义的货币数量的总额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年率为3%——5%之间的比例增长。”“在我看来,上述规章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以便把货币政策转变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威胁。”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议货币数量不断平稳增长,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广泛的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没有货币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不能运行也就等于所有的经济活动的终止。在经济繁荣时期对货币需求增加可以被商业信用的扩大所减弱,在经济萎缩和危机时期对货币的需求同样巨大。这时候,商业信用被破坏,通货在紧缩,大家都在寻求货币,流通中的货币量在迅速下降。(“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马克思说。不过这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引用了吉尔巴特的话,“第一个时期,货币充裕,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发行法币的国家信用体系可以克服金属货币体系的不足。在危机期间大量发行货币,使流通中货币数量维持稳定,从而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保证金融体系不破产。对于那些集权社会来说,虽然集权政府可以通过别的严厉方法克服流动性危机,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

  有趣的是,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也建议货币数量“有计划按比例”的增长这种可怕的计划经济政策。如同弗里德曼说的那样,市场经济的分散作用使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集中总是和自由矛盾的。既然发行货币的权利已经集中到了政府手中,那么幻想货币数量依照市场实际需要自由变动显然是愚蠢的。而且,按照弗里德曼的稳定货币数量的理论,市场自发调节货币数量显然也是不完美的。自由主义发现了它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经济稳定的美好愿望之间存在着矛盾。弗里德曼的计划,是变相的政府干预。

  这同样说明了集权制度与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计划经济与自由社会的对接。感谢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给了我们启发。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计划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各主要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能力做出准确统计和科学预测,并根据产品结构、资源分布和地区差异等给各地区各行业下达产品数量、就业、货币流通等方面逐年增长的经济计划。

  必须把经济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区分开来。必须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足够深刻的反思。

  可是,难道弗里德曼就不怕通货膨胀吗?货币数量以每年3——5%的比例增长(这里,弗里德曼应当是已经把银行存款创造货币考虑在内了),看起来必然伴随着相应程度的通货膨胀。看起来似乎是不怕的。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也是欢迎通货膨胀的。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里,你会看到: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当然,教科书里可能不会说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要想详细的把它说清楚,确实够复杂的,绝对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但是如果要求不那么严格,简单的阐述一下,还是可能的。而且也足够简单: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时存在作为补充的使这个经济制度不至于迅速崩溃的反作用力,提高利润率。通货膨胀就是这些反作用力中的一种。通货膨胀使旧有资产贬值,使货币收入增加,使实际工资降低,从而提高利润和利润率。所以,任何一种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论它是哪个学派,只因为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方面是一致的,就决定了它们共同的支持“温和”的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将破坏整个社会经济运转,毁灭信用体系,所以大家都不欢迎。

  货币问题的国内性与国际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提出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弗里德曼也必须对国际金融、贸易和外汇问题提出相适应的建议。

  弗里德曼警告那些支持政府干预国际贸易的人,“很少有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情况能够扩散得如此之远,从而最后对私有企业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市场经济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直接控制外汇开始的。”

  作为深刻和警觉的思想家,弗里德曼对任何此类危险都非常敏感。他说的没错,从政府控制外汇开始,连锁反应会一个接着一个,没人能使它停下来,直到全面的政府干预。对此我们非常熟悉。与中国政府的外汇控制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外汇管制,金融监管,外贸权限,出口退税,许可证,如此等等。对外汇管制,弗里德曼说,

   在过去很多情况下,货币当然曾被说成为是不可兑换的。但是,在那时,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当时的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以法定的比例把纸币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或所应兑换到的货币商品。它很少会指一个国家禁止它的市民或居民用那个国家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的一定数额的纸币来换取用另一个国家货币单位表示的相应的纸币——或者换取硬币或金条。

   在更加一般的水平上来讨论国际货币问题,就有必要来区别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表和黄金外流的危险。……美国居民和美国政府本身企图以美元购买外汇……外国人也企图用外币来购买美元……但是,却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美元表示的外币价格,某些人要花费的美元数将等于其他人要购买的美元数。

   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中的比较基本的一个。假设美国在国际收支上大致保持平衡,而某种事态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形势,可能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造成“赤字”。对于这种干扰,国家仅有四种进行调整的方法;它必须使用这些方法的某中配合方式:
   1、美国外币储备可以由于支取而减少,或外国的美元储备可以增加。依赖外汇储备显然最多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
   2、可以迫使美国国内价格作出相对于外国价格的降低。这是在纯粹的金本位下主要的调整机制。
   3、正如通过国内价格的变动一样,通过外汇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外汇的变化具有几种方式。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贬值或升值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政府声明:它将改变它过去规定的外汇比价。另一方面,外汇率可以是天天变化的市场的外汇率。只有自由浮动外汇率才是完全自动调节的不受政府控制的。
   4、可以使用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美国企图花费的美元和扩大美国的收入。可以提高关税来阻止进口,可以使用津贴来刺激出口,可以对各种物品施加进口限额,可以控制美国公民或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等等,一直到一整套外汇控制的办法。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像我们一样做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关税固然是坏事,而限额和其他直接干预甚至是更坏的。或许比关税或限额更坏的是在法律之外的安排,如日本“自愿”限制纺织品的出口的协定。

   只有两种机制是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一个是完全自动调节的国际金本位。这既行不通,又不是理想的办法。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假使我们不采用它,我们将无法扩展自由贸易的范围,并且迟早会不得不对贸易施加广泛的直接控制。我们要通过采用一种机制来解决整个收支平衡问题,而这种机制又能使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的变化,提供一个迅速、有效而自动的反应。

   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最后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在其中,价格虽然可以自由变动,但事实上,汇率却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基本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是稳定的,汇率的不稳定是根本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

   浮动汇率制度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作为一种必要时的安全手段,必须保留使用关税或直接控制的可能性。假使我们都同意,应该把自由贸易作为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

  被弗里德曼强烈反对的黄金国有化的政策早已经被废弃。现在美国基本没有黄金储备。黄金储备比较高的大多是亚洲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等等。美元与黄金挂钩政策的失败,令人讽刺的是,原因正扎根在这个制度本身。一方面,美元事实上等于黄金(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率,完全有悖于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弗里德曼愤懑的说,“只有文化上的落后才能使我们仍然认为黄金是我们货币制度的核心因素。”“实施黄金国有化目的在于使政府从黄金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全部‘帐面上的’利润——或者为了防止私人从中获利。”弗里德曼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一针见血的揭露,我必须一再表示敬意。这是真正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原则立场之上,绝不轻易妥协,“不拿原则做交易”。不论什么样的政府,在谋求自己私利这方面都是没有区别的。有区别的只在于有没有有效的制约。黄金本位制既然已经证明是过时和不完美的,黄金储备也就没有了作为货币发行的基金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元成了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事实上取代了黄金或者不如说美元成为了黄金。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做法,是一种变相的复本位制。凡是复本位制没有不失败的。黄金市场价格的上升必然使其它国家抛出美元向美国按照官价购买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虽然最高时占到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也是有限的。而且,但是基于同样的制度的是,由于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世界各国需要大量美元。他们获得美元的途径无外乎用黄金兑换、贷款以及贸易。而从贸易渠道获得美元必然使美国处于贸易逆差的局面,而贸易逆差又必然促使美元贬值。总之,固定的美元黄金兑换比率本身就决定了这种固定兑换比率最终必然失败。

  有趣的是,我们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虽然七月份有了小幅升值,但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要求使人民币仍然维持着与美元的相对稳定。国际资本认定人民币会升值,就大量购买人民币;而中国政府为了不使人民币升值,就大量抛售人民币:这样,就在国内市场上制造着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大量外汇(主要是美元)流入中国,外汇储备翻着翻的上涨;持有外汇当然是有风险的,于是中国政府又用这些外汇去购买外国资产,比如美国国债。今年8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2480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这些美元又流回到美国去,给美国制造着通货膨胀。于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卖力的在地球上制造着通货膨胀。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由于当代法币制度的彻底的政府信用本质,没有任何类似黄金这样的物质商品充当发行货币的储备,并且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尽可以继续这样干下去。直到有一天,一切都不可收拾,以比今天大得多、猛烈得多的规模来临。

  从理论上讲,浮动汇率当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最好的选择。汇率不可能不变,联系汇率同样是变相的复本位制,同样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失败。重复一次:凡是复本位制,没有不失败的。

  而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真的又是完美的吗?弗里德曼承认存在“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但是看起来并不认为这是浮动汇率不可克服的障碍。按照他的自由主义原则,应该施行的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问题是:

  首先,这样的浮动汇率只能保证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和对美元的供给平衡,但是外贸的规律和外汇市场上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因为把焦点调整到汇率问题上,就回避了贸易问题。贸易问题背后深藏的产业结构、经济效率、生产力水平等等内容,是浮动汇率回答不了的,而所有这些问题对一个独立国家却是异常重要的。

  其次,货币市场可能与外贸市场完全脱节。除了经常性项目的贸易国际收支,还有其它许多资产项目和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货币,不仅仅是货币,它还是资本,是可以用来牟利的资本。此外,信用货币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信用,而另一个国家(比如美国)货币的信用程度完全可能比本国货币信用程度高。因此,存在许多理由寻求美元,这些理由可能与贸易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以贸易平衡为标准来衡量汇率水平就不正确了。弗里德曼后来用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但是他谈得始终都只是“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完全没有谈到其它内容。

  如果美国如弗里德曼充满牺牲精神所建议的那样,“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担起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其它国家却没有走向自由贸易,那么,显然,等待美国的不会是太美好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利用美国的自由浮动汇率牟利;而主要贸易或者投资对象的外汇管制,却可以使美国的“自由浮动汇率”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这从美国与中国就纺织品贸易进行的摩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第三,最后一点,从弗里德曼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浮动汇率不过是自由贸易的需要罢了,真正重要的是自由贸易。而抛开一定政治经济背景的自由贸易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也许弗里德曼期待的自由贸易就是这样的纯粹经济利益的自由贸易。而为了利润,资本是愿意破坏自由贸易的。在最自由的年代,19世纪的英国的自由贸易和对殖民地的盘剥也是关系密切的。弗里德曼说由于战后社会主义思想的泛滥,人们,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人们越来越远的偏离了自由主义。但是他却没有补充上,对于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简直是无法区别开的。真的,在弗里德曼这本包罗万象的阐明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式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几乎谈到了所有,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殖民问题,包括在第二章末尾谈到美国政府“看不出有任何正确的理由来从事的某些活动”时罗列的著名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