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弗里德曼谈自由与政府——读《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札记之一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阅读书目: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第2版

弗里德曼谈自由与政府——读《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札记之一

作者:巡夜人

提交日期:2005-10-15 16:33:00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就经常有事没事的提起他来。这也是有道理的。弗里德曼是当代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之一。老张必然对他有好感。我上大学那阵子从课本上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人。对于学术上真正有创见的人,不论立场和观点,我还都是钦佩的。所以一般的,我对洋人比对国人更尊重些。
  凯恩斯出版《通论》之后,世道变了。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社会经济,进而越来越深入的干预其它所有社会生活。两千五百年前,商鞅老先生就一针见血的说了四个字:学民恶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政府行为表示担忧,害怕政府的行为最终会使人们丧失自由。而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蓬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站到了另外的立场上去,这些知识分子相信,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甚至对私有财产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
  群众们没有自己的立场。今天反战的群众,明天就可能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于不觉悟的群众来说,眼前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了对群众的争取。

  弗里德曼于1956年6月在瓦巴西学院作了一系列演讲。6年后,1962年,弗里德曼把这些演讲整理成书,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名义出版。这本书相当全面的表达了作者的自由主义立场,读起来也相当的有条理,有意思。比起中国那些不成器的、整天夸夸其谈瞎扯淡的自由主义者,高了许多个档次。因为这书涉及面很多,就分成几个部分,写一写,我,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读后感想。

  本书的除了序言和绪论,还有十三章。第一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和第二章《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主要谈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以及概述政府的作用。这里就谈谈这一部分。
  在《绪论》中,弗里德曼纲领性的写道,

   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于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抄到这里想顺便说一句,这书翻译得不通顺,译者的中文语法很有问题。巡夜人]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得到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

  针对对政府职责有限和权力分散的不同看法,他强调,

   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

  别以为老江湖弗里德曼会像小女生一样天真。这老东西鬼着呢。在后面的详细论述中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原则对现实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其实我们首先就会有一个疑问,依照这个国家原则,国家政权的对内的政治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就算是叛乱,至少表明有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不认同这个国家。既然国家不是超越在自由人之上的东西,那么国家有什么权力镇压叛乱呢?弗里德曼妥协道,

   宣传不受欢迎[不受谁的欢迎呢?]的主张并不是说这种宣传是不需要代价的。相反,假使激进改革的主张不需要代价,更不用说去贴补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着稳定的社会。人们为了宣传自己所深信的主张而作出牺牲,这是完全适宜的。不然的话,自由会蜕化成为放肆和无责任感。问题的实质是:应该容忍不受欢迎的主张的宣传,并且不要使宣传的代价高到无法支付的程度。

   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在不完善人们的世界里,它是行不通的。各个人的自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人的自由。

  弗里德曼当然知道这样一来,他开篇明义的“共同继承……共同传统……意见一致”就很成问题了。如此感人的原则和如此沮丧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么巨大,可怎么办呢?
  且听弗里德曼娓娓道来。他先是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

   很多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

  作为自由主义者当然否定这种幻想。为了消除歧义,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在弗里德曼看来,国家超出自己的有限职责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勇敢的弗里德甚至把美国政府和古巴政府相提并论,说美国政府“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黄金国有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土地和工厂国有化在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美国在本身从事其中的一个以后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另一个呢?”曼弗里德曼认为,

   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义至少可以和经济自由的间接重要性相提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中,英国公民所被剥夺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政治观点而不准去苏联度假一样。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权利所具有的影响,作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

   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历史的例证是和上述一致的。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证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生活于一个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倾向于忘掉像政治自由这样的东西在世界上的存在,从时间和地区来看都是很有限的。人类典型的情况是:专制、奴役和痛苦。……政治自由显然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法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过去七十年间不同时期的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的沙皇俄国——这些都不可能被称为是政治上自由的社会。因此,明显地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而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

   但是……甚至于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某些公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政治领导当局的批准来调换工作,因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
   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国家的决定性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显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另一种不同的关系。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

  作为共产主义者,惊异的当然不是弗里德曼与马克思主义有多么大的不同,相反,却是发觉弗里德曼的叙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多么的相似。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关系的论述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如此类似。弗里德曼甚至说出了“财产的内容和财产所有者的那些权利是复杂的社会产物而不是自行证明的命题”这样的话。要是把这话单独拎出来,不知道的人一定会以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左与右在这里相逢。我们从《共产党宣言》里摘录一段话,更加清晰和简明扼要的描述了这一切: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不幸,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再相似也会分道扬镳。只要谈到自由……谈到自由,两者的区别马上就呈现出来了。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视野内的个人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这种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终极目标。而马克思主义不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联合起来的人掌握了生产资料,才能实现普遍的自由。还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如下论述: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视野内,早已认清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实质,并且提前一百多年已经为弗里德曼指出了自由主义的逻辑,就是把自由买卖当作无批判的前提,由这种“经济自由”过渡到“政治自由”。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随着不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我这里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意义是一样的)中,所谓的“经济自由”将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自由买卖,而是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均衡和健康为目的的工作岗位的轮换,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各种教育。公有制和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这些的必要条件。

  弗里德曼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目标的自由牵涉到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由主义者将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和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关系到个人如何四用他的自由,它属于个人伦理和哲学的范畴。自由主义者把人当作不完善的实体。……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协调许多人的经济活动。……信仰自由的人的战斗任务是要把这个普遍的相互依存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从基本上说,仅有两种方法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个方法是包括使用强制手段的中央指挥——军队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方法。另一个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市场的方法。

   通过自愿的结合进行协调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基本的——然而经常被否定的——命题,即: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

   因此,交换可以不用强制手段而带来协调。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的一个发生作用的模型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为竞争的资本主义。……这样,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在简单模型的经济中,和在复杂的具有企业和货币交换的经济中一样,合作完全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其前提条件为:(a)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双方最终还是个人;(b)个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

   只要能维持有效的交换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消费者可以免于受到销售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有其他的销售者,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等等。同时,市场按照与具体的个人无关的方式来这样做,并不存在着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

   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指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的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通过政治渠道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趋于要求和强制执行对命令的服从。另一方面,市场的巨大优越性是它允许广泛的多样性的存在。

   当我们说市场提供经济自由时,我们所指的正是市场的这种特征。按这种特征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过狭窄的经济的范围。政治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保持自由要求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排除这种集中的权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权力——即: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制度。通过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场便排除了这种强制性权力的源泉。它使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而不是加强政治力量。

  随后弗里德曼举了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容忍宣扬社会主义的活动,那么假想一下,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容忍宣扬资本主义的人存在呢?因为社会主义中一切都由政府控制,从宣扬资本主义的人的工作岗位,到支持他研究和宣传所必需的资金,到出版社和印刷厂以及演讲的礼堂等等,统统都是国家的。无法想象政府拥有的所有这些都能够容忍颠覆性的活动。另外一个例子是,在麦卡锡法案期间,好莱坞的共产党及共产党嫌疑的被列入黑名单的作者,依然能够谋生,因为他们能写出好剧本,所以尽管政府禁止片场购买这些人的作品,但是片商们依然会买他们的剧本。
  最后,弗里德曼意味深长的说,

   自由市场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市场的存在保护了他们,使他们部分地避免他们的同胞的歧视态度,而错误地把未能避免的歧视归因于市场。

  这里学究式的去追究市场交易是否真的自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弗里德曼关于集权政府对自由的限制和破坏的看法。毫无疑问,弗里德曼假设的那个问题(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容忍宣扬资本主义的人存在)是现实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确实只有否定的答案。个人的政治自由被践踏了。可是在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说来,你尽可以去宣扬社会主义,组织政党什么的。哪一个更优越不是很清楚了吗?回到现实中,你尽可以宣扬说他们是假民主什么的,但是你却根本没有民主或者你的民主更加虚假——当然了在弗里德曼看来民主也不过是一种无法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民主还是要落实在自由上,民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我在相当程度上赞同这个看法。我还是要承认,这样的社会,至少在政治自由上,不行。可是,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吗?社会主义不是大多数人的民主而资本主义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吗?共产主义不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弗里德曼对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都没什么兴趣,当然更无意去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弗里德曼已经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集权的政府:计划经济的高度中央集权,使公民丧失了“经济自由”,进而不可能实现“政治自由”。如果屏弃掉“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气味,那么,从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么,究竟为什么呢?
  在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这样一段话:

   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

  按照这段话,第一,国有化本身不是社会主义,只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第二,国有化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

  伟大的恩格斯提前几十年(1878年)预言道,

   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情况也确实如此,弗里德曼在书中也首先着重攻击了邮政和铁路的国有化。可是无论如何,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按照上边引用的恩格斯的说法,甚至都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进步。恩格斯说,

   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处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冒牌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忘记,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记起他们是危险的!

  那么政府究竟要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呢?弗里德曼认为,

   市场的作用在于在没有顺从的情况下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比例代表制的政治形式,远不能实现在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意见一致;它具有无效和片面的趋向。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坏没有顺从的条件下的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
   显然存在着某些使有效的比例代表制成为不可能的事项。关于这种不可分割的事项,我们可以讨论、争论和进行投票,但一经决定,我们必须顺从。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分割的事项的存在——保护个人和国家免于受到强制性的行动显然是最基本的问题——才使我们不全然依靠通过市场的个人的行动。

   虽然使用政治渠道是不可避免的,它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广泛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它使它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顺从的必要。

   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在每一问题上达到完全的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我们愿意采用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计。

  随后弗里德曼列举了三种采取政治渠道解决的情况,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家都很熟悉这三种情况,所以就不详细摘录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只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弗里德曼所说的技术垄断:

  一,制定规则和作为裁判员;
  二,由于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而应当采取的行动。某些事情通过市场方式解决代价昂贵或者实际上不可能,要么是因为技术垄断,要么是因为邻近影响;
  三,为某些无责任能力的人负责。

  最后弗里德曼这样结束:“在思想上不自我矛盾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确实,思想上不矛盾的自由主义者最后都要保留政府,理论上给政府以各种限制,而政府不断的冲破他们的这些限制。思想上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思想上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要丢掉国家,抛弃掉这个不得不继承下来的祸害,像布哈林说的那样“在国家的坟上钉一个白杨橛子,永远镇住它”。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后部分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也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就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公有制的实现不得不借助国家的力量,但是一旦实现,就必须马上开始准备国家的消亡。这里不能详细探讨如何进行准备,但是地方自治(公社),是必不可少的。

  民主是关键的一环。而真正的民主与充分的自由是密切联系的。在专制传统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了专制力量,而专制的社会主义,与任何专制的力量一样,在当代世界,是注定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