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关于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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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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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吴季

2006-7-25

  本想就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但是看来我没有能力铺开来说。

  王亚南(和郭大力)是《资本论》的早期中文译者。高中时我买到他们的这套译本(1973年6月第12次印刷),但是第三卷后来给家人堆在柴火间,最后让雨水浸烂了。印象中读过一篇(王亚南的学生?)讲述王亚南的文章,里面说道王跟他在海边闲聊,王亚南称道马克思的智慧犹似大海。那是49年以前的事了。王亚南之分析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当然是建诸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见解是新颖的。

  他认为:延续到周代的“领主经济封建形态”解体后,向着地主经济封建制转变,成为中国专制—官僚制度的基础。“领主经济”类似于由僧侣、贵族统治而非国王直接管辖的欧洲封建制。中国的贵族封建制度被交通的发展、商业与交换的扩大以及战争所打破,向地主经济演变,可说是中国社会早先进步的标志,虽然两者同样以剥削农奴的劳动剩余为基础。专制—官僚制度的特征是:君主不是将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而是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后,中国社会一直滞留于这个阶段。

  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任命百官,制订法律,通过赋税榨取和集中劳动剩余,以俸给赏赐臣属。专制君主领导下的官僚体制,在欧洲,发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中。它起到了统一民族国家,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并要求统一的语言)的历史作用。当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之后,才通过斗争推翻了旧式的君主制(官僚制度)。

  战国时期,诸侯们为了争霸权,急切需要“策士”、“处士”之类的专门人才,从而培养了官僚,并从此主导了中国政治的面貌。由于地主经济不像封建制之以血缘为纽带,统治者的“合法性”需要粉饰,“天人合一”或“君权神授”之类的神秘化学说便得到利用、发挥,对臣民的周密的教化也非常重要,当然,这些主要是由士大夫们来承担。

  但是,中国社会的“迟滞发展”亦非“一潭死水”,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较之秦汉,终究是大大进步的。不过,在历史发展中同时存在着一个不断倒退的运动。用王亚南的话说,就是“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重新形成门阀、豪族,并且越来越形成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利害与共的四位一体。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不少历史学家看到这一点。但何以秦和隋的王祚极短,王亚南做出自己的解释:“有许多事实证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样,都是缺乏统治新局面的经验。在秦,我们已指明它是太不善于应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则是太不善于应付新起的贵族。”汉和唐都沿袭了前代的制度(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处境相同),但加以改进。

  王亚南借此解释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即地主经济之顽固,解释何以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冒升。从书中来看,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解释虽然大有过人之处,然而对“资本主义在中国何以未能得到发展”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充分的解答。就外部条件来说,大一统的民族,以至语言、市场、货币、税制本来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王亚南说道:“商业资本的扩大,并未促使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地主经济的巩固,使官僚、商人都趋向于成为地主;至于农民,“小农和佃农没有因为土地被兼并而变成自由农,却干脆变成官私奴婢,或转化为私属或道地的农奴”(工业则是农业和商业之副业,“不易由它自身的积累而扩展”),总之,都不能成为新兴的资产者或市民——不过,这仍然是停留于现象的说明。

  书中所欠缺的比较,是关于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之不同。托洛茨基曾经提到:中国(东方)的城市是行政和军事中心,或者说,是专制政府为了行政和军事目的而设立的城市,由君主委派官吏进行统治。欧洲的城市最初是在地主贵族的城堡、庄园外围发展起来的,是生产(工商业)中心。这是最大的不同。城市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最终,市民阶级在与地主的斗争中争得了自治。“孑民”在《东西文化不同的基础》一文中详述了这个问题:三个阶级(市民、地主与农民)的斗争较之东方两个阶级(地主、农民)的斗争是优越的。前者能进步,有出路,市民为了废除封建法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帮助农民对抗地主。后者则落入走马灯似的历史循环。“孑民”还谈到,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家在城市里没有市民地位,他们同时在乡村放高利贷,并把大部分资本投放于土地,促成土地商品化——他们是不可能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而欧洲的市民阶级最初是自由农或解放的农奴,他们无权拥有土地,因而脱离了农业而从事工商业(贵族则不屑于从事工商业)。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市民与农民没有冲突。

  至于形成自由农的因素,我记得,“孑民”有另一篇文章谈到在欧洲封建时代的长子继承制,即土地由长子继承,迫使其他子嗣脱离农业;在中国古代,土地则传给每个儿子,当人口不断增长,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就越来越小,难以维生,土地兼并则加剧了这一趋势,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周广庆《人口革命论》一书也得出相近的结论(可参看起床的书评http://bj2.netsh.com/bbs/77560/1/17470.html)。



  谈到这里,似乎离题有点远了。但是,王亚南之探索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当然也在于了解国民党时代令人深恶痛绝的官僚资本主义,同时也将之与自己常常思索的 “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何在?为何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发展?”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所以这番延伸亦非蛇足。

  关于“为何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看起来是一个历史问题,但问题之提出,及其提法,总是带着历史背景与现实目的。这个问题之在八十年代知识份子再度流行(用的常常是“河殇”式的“忧患”语气,仿佛非常痛心疾首似的),现在看起来很明白,就是知识份子渴望资本主义的无误标志,虽然他们很少说破,但听者自明。就今天的现实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反官僚”同样是一个隐喻,对自由派知识份子,或对于泛左派(尤其是毛派)以及工农,都是如此。前者把官僚社会主义当成封建制度,自己则佯装成反专制时代的资产阶级英雄,不过大部分自由派之推崇“英美宪政”而排斥“法俄革命”则同时表明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壮大和政治上的犬儒,背后的心态无非是害怕群众运动;后者则追求“公正”、“平等”(虽然往往沦为寻求阶级调和与妥协),并从毛时代寻求灵感。

  王亚南在深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起源与特征之后,继续探讨辛亥革命后官僚政治的发展变化。他指出:“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上……新官僚政治……更直接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 他们“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结局,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的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做时髦来大展宏图了。”

  王亚南在书末的概括“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在1949年至今的时代仍然适用。他呼唤用“科学的、人民的时代”代替官僚时代,并指出:“世界现阶段铲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骤,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样由都市工商业主或启蒙知识分子领导去做,而必须由工农大众起来推动他们一道去做。”这在今天也仍然正确。他强调官僚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在蒋家王朝时代虽然看来也是对的,但却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伪:官僚政治在封建制度已消失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托派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们的定义——仍有其存在的土壤。事实上,很有可能王亚南是在迎合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判断。因此,虽然他诉诸工农“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但还不等于提出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关于资本主义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托派有丰富的著述,详尽的剖析,王亚南的论述未及于此。

  与毛时代相比,今天的官僚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和作风,但前者是一次畸形的革命的产物,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极小。民族解放、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土地革命是它的积极成果,一个日趋庞大、等级森严的寄生官僚层则成了人民的桎梏。

  现今的官僚资本较之国民党时代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甚至都带有买办特征),都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官僚资本,只是于今犹烈,因为后者的经济基础要雄厚得多。他们都热衷于向封建时代借鉴统治术与教化术。蒋介石提倡读经,当代的官民学界亦然。不过,当代的官僚资本是复辟过程的产物,他们侵吞了1949年以来人民劳动累积的财产,摇身为真正的统治阶级。这一点和国民党时代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找到新旧官僚政治的许多共同点:官大一级压死人;只对上级而不对人民负责;例行公事和推诿责任;贪污盗窃和鱼肉人民;充斥着钩心斗角的派系斗争……但是,尽管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束缚远较封建时代有力,但是并没有封建时代那样稳固。官僚们热衷于“为万世开太平”,这当然是可笑的,因为它所建基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断变动的,并且不可能与世界经济及国际资本的影响相隔离,也不能与世界革命相隔绝。社会的落后性,以及复辟进程施加在工农头上的重压,不可避免要导致剧烈的阶级冲突。

  因此,尽管一代代统治者都在借鉴古老的统治术,但并不能将他们与封建时代的官僚等同,更不必以为中国或东方社会是什么“超稳定系统”。自从资本主义征服世界之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在最落后的国家也不复如前。工人阶级的革命更不会注定走上“治乱相循”的老路。这里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需要吸收和记取。但是,在最基本的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俄国革命之蜕变为官僚专制,恰恰发生在内战和外战之后,亦即工人力量大大削弱的时期,至于1949年的中国革命,工人并非主力。官僚专制的对立面,恰恰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和历史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