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评论: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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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 《作者的死亡》

◎ 评论: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

吴季

  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有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



  写作的“功用”尚有待阐发。撇开功用后,写作变成了“象征活动的练习”。象征活动本身是一种功用,所以,我想,一定已经有了更彻底的“作者死亡”论者把这惟一存留的功用也清除掉了。

  这又是因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现象、产物),是脱离中世纪时所诞生的“人性的人”、“个性的人”。“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因此,作者……是资产阶级性的。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态度:作品是作者的个人的记录,对作品、文本的阅读、解释和兴趣始终在指向作者本人。

  总之,作者被说成单独的个人,“个性的人”,其产生及文化、批评家、大众对作者的关注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必须反对。在文学领域里则要这样来反对:拒绝“对作家内在性的任何求助”(瓦莱里);取消“个人”、“作者”,把作者本身变为读者(马拉美);用语言(言语活动)本身来代替“直到当时(马拉美时代)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是语言(言语活动)在说,而不是作者。

  相形之下,发端并停留于“现代性的前历史阶段”的超现实主义是不彻底的,虽然它“已经使作者的形象失去了神圣性”,但它尚“不能赋予言语活动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反资产阶级主体”。不必远溯阿多诺,这个,我们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里也可以看到。她慎密地剖析“资产阶级主体”如何将“疾病”——先是肺结核,当结核病被医学攻克后,就换成白血病、癌症——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攫为己有,当作自身形象、处境、愿望的暗示、隐喻。《向日葵文艺》里发表了一篇评论,对此颇赞同:疾病就是疾病。那意思似乎是说:资产阶级,撕下你的面纱来吧!

  但这仍然是一条无出路的出路。因为疾病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的定义,人的概念。还因为隐喻,或者工具,包括文化和科学技术,并不是惟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可予以利用的东西。相反,历史上的每一代反叛阶级都在利用历史资源,甚至敌人的资源(物质和文化资源),加以改造并为我所用。没有一个上升的阶级是把既往文化一脚踹开,凭空创造出一整套意识形态来的。

  这种批判的拘滞和不彻底之处还在于——姑且举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吧:这已为现代医学所攻克的肺结核,不仅在中国由于医疗产业化导致人民无钱看病、人口流动增加和环境污染而卷土重来并且泛滥,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复苏”之中。“疾病”的确不是“疾病”,虽然粗看起来难以置信:疾病是一种政治。



  这其实是一场关于社会出路、政治出路的论争,但是,按照等级制社会分工的原则——这是意识形态“同化”和阶级“分化”的重要手段与根源——知识分子关心“写作的出路”可理解地多一些:

  文本不是自足的。没有原始写作这回事。“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正如“所有的字只能借助于其它的字来解释”。把作者变成“抄写者”,这样,“……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而只有他赖以获得一种永不停歇的写作的一大套词汇;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罗兰—巴特这样说。

  虽然立场大大不同,但罗兰—巴特的这些观点,构成中国后现代写作纲领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当代“写作者”一度从一篇写于1968年的“文本”里找到了出路。当然,有人会小心地把其中的反资本主义部分剔除掉或是换上另一些“主体”(但是罗兰—巴特的一只脚是踩在这上面的:如果不是为了“在写作上”、“在文学里”、“在批评中”反对资产阶级主体,他何必阐发这么一套“颠覆性”的道理出来),而保留下“零度写作”,“是语言在说,而非作者自己在说”,等等,从而把它变得更“无目的”,更缺乏历史内容。作者借助于“作者之死”而成为语言的代言人,复活,进而成为一切,这样的奇迹,我们不妨称之为耶稣之路的现代理论的翻版。



  “反对资产阶级主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学院左派的一个传统,一个基本态度。但是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而延伸的出路,往往是把批判变为完全拒绝的态度——因为工具及其使用方式本身是资产阶级性的,渗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所以(如果不能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话)必须彻底颠覆工具本身。有时,它能够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资本主义之恶、之压迫无所不在,“大众文化”和媒介对大众心理的操纵无所不在,无产阶级早被资产阶级同化了(惟独知识分子,或者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及其批判理论未被同化,不可能被同化),异化无所不在,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无所不在,且不乏细致精到的分析,但推翻它又是不可能的。可以参看一下罗兰—巴特的《葡萄酒与牛奶》这样并非繁复的文章:

  “葡萄酒确实是一种美的好东西,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它的生产严重地具有法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论是在原产地酿制烧酒的人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富有的殖民者的资本主义——这些殖民者甚至就在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剥夺而来的土地上强迫其种植一种他们不需要的作物,而后者连面包都没有。因此,有些可爱的神话,它们并不是无可指责的。而我们现在的异化的本性,恰恰在于葡萄酒不能是一种完全令人高兴的物质,除非我们违心地忘记它也是由于剥夺别人的所有权而获得的产品。”

  对资本主义剥削之真相和本质的提醒、揭露、批判可以说随处生发(但也是悠然的)。而所有的缺点和问题集中在知识分子立场和相应的应对之道上。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们对巴特的奚落“结构没有上街”姑且不谈,幕落之后,巴特发表“振聋发聩”的“名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不要革命,不要集体,不要斗争……因为行动不足以打碎这个旧世界:“作者之死”和“零度写作”是又一次集体运动失败的产物,但这并非第一次,“左翼思想不再有吸引力”同样不是第一次,虽然革命也远没有到“最后一次”。而行动从来不是知识分子们可以寄望的东西,不论它是否发生。阿多诺一早就把希望寄托在“碎片”上了,到1968年,他怎么也想不到学生们“要用燃烧瓶来实现我的理论”。

  关于这场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做爱就是革命”之类的“激进口号”而不是学生们串联了法国工人的大罢工,更不要说作为战斗前锋之一的托派的作用了: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托派青年组织在学生中的影响和本人政治嗅觉的灵敏,(托派第四国际领袖)曼德尔积极地参与了运动。运动伊始还局限在校园内部,曼德尔就驾车从比利时赶到了巴黎。在著名的5月10日的“街垒之夜”的前一夜,托派学生组织的会议被扩大成了全体学生参加的会议,曼德尔在会议上作了《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报告。第二天晚上,他与学生一起参加了“街垒之夜”的战斗。战斗中,学生们在街垒前点燃了许多汽车以阻挡警察的进攻,此时,曼德尔站在街垒上,望着熊熊燃烧的汽车——全然不顾他本人的汽车也在其中——高声赞美道:“多么美丽啊,这就是革命!”(杜建国《曼德尔》)





2005.10.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