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一本充满魅力的书——裴宜理《上海罢工》译后记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阅读书目:

《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本充满 魅力的书

——裴宜理《上海罢工》译后记

 

 

 

 

  在中国与海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的情况下,选择一些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或者自己特别有兴趣的外文学术名著精读一遍,择其优者翻译出来,可能的话,由出版社出版——这一思路从我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实践了,十几年来,我翻译了六本书,自己学业略有长进,与此不无关系。问题是,精读、泛读、翻译,均非难事,难在出版一途,所译六本书,已经出版者仅一本(穆黛安着、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有两本已由别人译出出版,另两本正待字闺中,现在这本《上海罢工》得以面世,首先当归功于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周文彬两位先生的慷慨允诺,以及责任编辑花蕾先生的认真、负责。

 

 

因为自己对中国工人运动史也有一些研究,且在翻译时颇多体会,值本书出版之际,我想,作为译者,有必要对该书之成败得失作些评论,一方面算是与原作者商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与广大中文读者进行交流。

 

 

一、《上海罢工》内容梗概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学学家,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199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 。著名学者、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教授(Marie-Claire Berg?re)评价道:“这本重要著作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而它们在西方史学界尚未被系统地利用吸收。本书研究方法新颖别致,学术成就无懈可击,文献数据裕足且多是第一手的。” 对于该书,国外学术界反响热烈,仅我见到的英文书评就有11篇之多。然而,在中国,大家对裴着还没有什么了解。

 

 

确实,当我们习惯于把工人运动视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附属品、忽视广大工人色彩斑斓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忽视他们的多重战斗性与多种角色之时,裴宜理的这部著作将把我们引入一片新天地。

 

 

裴宜理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她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当大家已经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民众反抗问题时,裴宜理另辟蹊径。她的成名作是1980年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她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叛乱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

 

 

当她将研究重点从农民叛乱问题转向工人运动时,她发现,在上海高度“近代化”的背景之下,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上海罢工》正是从社会史角度入手、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并重来揭示近代中国政治演变这一重大主题的。

 

 

《上海罢工》除导论、结论外,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三章,共九章。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观念——有时甚至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运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帮会)。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样的反应。

 

 

《上海罢工》从上述三个层面揭示了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人的胜利——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尽管农民占了压倒多数,工人数量较少,但后者却对近代中国政治性质影响重大。上海是全国产业中心,其工人运动的显著作用是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海工人运动的周期性高涨每每预示着国家政治的根本转变。

 

 

本书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它迄今尚未公开的数据。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

 

 

二、裴宜理的辩证法:“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的结论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英文版p.239,下同),这是她全书的基调。由此出发,她在围绕上海工人、上海罢工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

 

 

是党史附庸还是独立的工运史。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这就往往导致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应地,中国工人运动之发生,只是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动员工人之时才出现(p.5)。裴宜理认为上海工人运动的起点与中国近代史是同步的,这就避免了将工运史等同于党史的尴尬。

 

 

裴宜理认为,工人阶级及其行动步调一致的能量,不单是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提到了这种反向关系,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比喻非常贴切,不仅适用于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近乎讽刺地)适用于资本主义革命。与其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在形成时失去了其乡村遗产,还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在农村包围中形成的(p.11-12)。这一看法为裴宜理研究上海工人的农村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她的独立的工人史观有了依据。

 

 

是分裂还是团结。裴宜理辩证地认为,分裂可以产生团结。从原籍(根据性别)招募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以往的政治家、学者也曾指出工人团结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骚动记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他们将同乡忠诚、性别、行会、帮会之类因素视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上海工人只是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够摔掉包袱,克服分裂,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p.27-29)。

 

 

裴宜理则认为,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即便如此,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乡忠诚——虽然存在分裂——与其说是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p.39)。同乡网络(作为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p.45)。

 

 

工人技术程度与反抗的关系。在我们的印象中,贫穷和被压迫是工人罢工的动力,裴宜理则认为,罢工的频率与成功率与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她把上海工人分为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三个层次。技术程度不但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罢工成功的概率。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她还分析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家庭收入问题。1930年的调查表明,在纱厂集中的杨树浦的100名工厂工人家庭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儿子占43%,女儿占9%,女婿占6%,其它收入占10%。相反,在对商务印书馆100名印刷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技术工人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同样,对邮政工人——另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职业——的调查发现,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90%。换句话说,企业对技术工人的任何压迫(如削减工资)都会给他的全家带来威胁,而他们一旦罢工,由于其技术地位很难被取代,资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个非技术工人被欺压,还有其它家庭成员顶着,即使他们行动起来,资本家也往往采取强硬措施(如解雇),因为,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城市劳动力的后备源十分充足。当然,裴宜理承认,阶级意识的缺乏以及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工人之间的鸿沟,并不能阻止工人战斗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p.50)。

 

 

爱国主义与工人反抗的关系。裴宜理也认为民族压迫是工人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的?述并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她说,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纺织厂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为了发泄长期遭受日本和英国监工欺压的积怨。然而,不要把这些反抗仅仅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要探寻其更为世俗的结构性因素,譬如监工把头能够并且确实经常教唆其属下发动罢工(p.67)。这一观点显然打破了我们将监工、把头简单地视为洋人、资本家走狗的成见。

 

 

当然,我们要指出的是,监工、把头仍然属于国内外资本家阵营中人,他们利用同乡、同业尤其是帮会关系发动罢工,主要是从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的。

 

 

不同政治势力与上海工人运动的关系。在该书第二部分“党派政治”中,裴宜理指出,工人运动并非共产党一家之事,国民党、帮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工人领导权的争夺。然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但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国共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p.67-8)。这一见解令人深思。

 

 

哪些工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哪些工人倾向国民党政权?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来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图谋呢?

 

 

裴宜理从一些重大事件入手,对各党派与不同层次工人的关系加以清理。此举一例。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人可以和帮会及其它有势力的代理人一起发动工人阶级,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抗议运动。这种联合使他们在五卅运动中得益非浅)。

 

 

裴宜理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们不喜欢的中间人的同意——才能将工人斗争力量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尽管可以用革命的阶级斗争之类言辞来标榜,但是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虽然行会之类组织在共产党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帮助,但是大规模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1925-1927年间,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动,但他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p.87)。以往我们只是关注帮会协助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忽视了此前共产党与帮会的关系,裴宜理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被人们忽略的大革命失败的背景。

 

 

裴宜理在该书第三部分“产业政治”中的个案研究(烟草业、纺织业和运输业)富有特色——正好对上述关系作出了具体解释。兹不赘述。

 

 

三、《上海罢工》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上海罢工》的“结论”部分有以下内容:中国内部的比较、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从中可以看出,裴宜理广泛吸收了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将中国工人政治放在比较角度加以研究。作者的研究显示,上海工人依照籍贯、性别、技术熟练程度加以分类的情况,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工人大致不二。由于上述差异的存在,中国工人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而是形成种种分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组织。然而,上海工人因地缘、性别和技术水平而造成的分裂也产生了系统而持久的团结,有助于他们行动起来。因此,作者认为,分裂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我们在研究工运问题时,往往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是以政治事件为线索来阐述的。裴宜理则深入到工人队伍的内部。她认为,近代中国工人政治的动力大部分都可以从曾经是独立的工匠之激进主义和资方养成工之保守主义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中追溯根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原生敌意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两党形成鲜明对比的工运计划之优势和弱势(p.244-5)。

 

 

关于帮会问题,在我们的工运史研究中,往往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即便有所涉及,我们只知道帮会对工人有重大影响,而不深究帮会活跃于哪些阶层,如何发动和控制工人运动。裴宜理把帮会放在党派政治的范畴来看问题,许多症结迎刃而解。她说,帮会通过公开否定政治兴趣来赢得半技术性工人的支持,而在同时,他们的工会又在竭力构筑与当局的联系。1927-1945年间,共产党在上海(包括其它大城市)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不研究帮会、黄色工会,就无法全面再现这一时期的工人历史。

 

 

以往我们仅仅是将工人视为一个先进的阶级,对其中落后、反动的因素缺乏分析。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裴宜理通过对中外工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工人的背景、爱好、价值取向以及各种负面因素的研究,正是揭示工人逐步走向团结、进步的前提。

 

 

即便是对激发罢工浪潮的政治因素也要具体分析。很有意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危机常常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就像经济竞技场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样,政治竞技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一种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将城市居民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全都加入到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行列中来。

 

 

裴宜理的上述推断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她认为,工人的战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觉悟。正是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才常常使工人行动主义受到鼓舞。工人们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位,在力图缩小、维持或扩大他们自己与其它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时,往往显示出斗争精神。即便是在不同技术和工资水平线上的工人开展联合斗争的重大案例中,他们的联合并不必定反映阶级觉悟。就上海的情况而言,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的参加者都是以消费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出现的。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引入合作之路,才可能有大动作(p.251)。

 

 

当然,裴宜理并没有从上述观点去抹杀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她说,反映各自背景的技术性、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虽然罢工动机和政治倾向各异,但并不能冲淡其历史意义。即使工人们没有显示出阶级觉悟,但他们仍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帮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联系,成为城市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他们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相对缺乏兴趣,但他们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规模抗议中是重要的参加者。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是紧接在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共同参加的罢工之后建立的。

 

 

可以说,比较研究是裴宜理在本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裴宜理还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的理论模式。近年,西方有大量“新工人史”著作出现,其主旨远离工会和罢工,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但它们特别关注对工人经历、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分析。裴宜理的《上海罢工》在以一种更普通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劳动与生活状况。她对存在于上海工人中的“大众文化”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论证,为不同层次的工人之政治倾向的?述奠定了基础,最终得以成功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然,裴宜理并没有受到“新工人史”的束缚,她的出发点在于阐释上海罢工这一主题。“新工人史”尽管充满同情心,把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生活与行动之上,但裴宜理认为,罢工之类的公开反抗,比起旷工、偷窃或是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这一思路使她得以通过对上海工人、工人阶级及其行动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关系的综合研究,深刻揭示中国工人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裴宜理灵活地运用交叉学科来开展研究也值得称道。该书第一部分着重于大众文化,这是一个主要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第三部分,作者把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三者有机结合: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对政治的研究脱离不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后果——从一般抗议到现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于普通民众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

 

 

四、值得商榷的一些地方

 

 

《上海罢工》作为一本视角新颖、数据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由于翻译、校阅的关系,我在仔细披阅数遍之后,发现并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裴宜理强调工人内部的分裂(虽然她说这种分裂有助于导致部分群体的团结),这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与城市工人力量的配合是分不开的,共产党成立以后令人激动的六年岁月固不待言,即便是1927年他们把重点放到农村以后,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虽然削弱了,但并没有中断,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在在昭示了共产党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努力。

 

 

  海外学者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了该书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如中文名词在英译中的错误,这且不论,但个别地方的常识性错误却不得不指出,例如,书中说:“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p.25)。须知,青红帮是一个合成词,青帮与红帮的起源各不相同。青帮系由罗教、粮船水手行帮会社演变而来,红帮(洪帮)系哥老会的泛指(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尽管人们习惯将哥老会与天地会(洪门)混为一谈,但是两者在起源、组织结构和活动地区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至于青红帮的合流,大致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者因追求贩卖私盐和鸦片的共同利益而从运河、长江交汇之区向东推进,最终在上海完成“合流”。

 

 

书中在有些措辞和解释上尚有欠缺,例如,香港学者陈明銶博士对作者把“帮会分子”与“帮会身份”混为一谈持有异议:国共两党都有人利用帮会身份开展工作,如李启汉、李立三,如朱学范,这些人是不能与臭名昭著的帮会分子划等号的。

 

 

裴宜理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观点,但在有些提出的观点上却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例如她认为,帮会与政府互相利用以控制工人的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p.107-8)。如何运作,如何摆脱,未能尽言,不无遗憾。

 

 

就全书结构而言,裴宜理从地缘、党派、产业三大部分充分展示了上海工人的政治风貌,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如果能专门为工人团体(或组织)开辟一块领地,可能会为工人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之互动架起一个支点。

 

 

尽管《上海罢工》还有上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她的魅力显然是不可抵挡的。

 

 

本书是作者两卷本着作的第一卷,第二卷将以工人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切入点,探寻工人运动与近代、当代中国政府形成与变迁之间的联系,该卷仍在写作之中。

 

 

西方有学者评价裴着观点之新颖、文笔之优美,是“近来所读过的一本最好的中国学专著”,我有幸担任翻译工作,如果读者说基本上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我就感到满意了。当然,此项工作是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时事紧迫,难免错误,敬请原谅。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的中译本序言中说:“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走笔至此,心中不免产生一些感慨:国人重专著而轻译着,不知在一本译着上下的功夫实不下于一本专著;同时,对我妻子朱明清在我研究与翻译中的任劳任怨表示钦佩与感谢。

 

 

作者附记:

 

 

该后记撰成后,因为出版环节的原因,未及收入书中。后来我又专门收集资料,写成一篇2万余言的《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评论》,刊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读者或可参考。

 

 

注释: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白吉尔的评语,见原书(英文版)封底。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中译本有英文版页码对照。

重要的例外可参见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and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1986).这两本着作都从全新的、“颠倒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工人问题,但两书均未将工人运动作为主题。

受此影响,我在最近写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以上海为例》的文章中,从同盟罢工、组织政党和武装起义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于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于五四运动”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该文系提交今年秋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青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方福安:《上海劳工》,载《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页、998页、1008-1009页。

参见蔡少卿、刘平:《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参见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1986).其中对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资、技术水平,尤其是人种等问题的差别做了有趣的探讨。关于中国的情况,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对上海纱厂女工的分析、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对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对工人阶级之分裂作了详尽描述。

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可参见John R.Low-Be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Italy(Cambridge,1978),p.175.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p.212,该书作者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团结中往往伴随着占上风的经济主义。

由此,我不由想到,在中国被青睐了近20年的社会史研究是否有走死胡同的危险。社会史研究的主旨在于全面“再现过去”,其精髓在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新颖。而在我们的许多社会史研究者中,往往热中于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甚至把社会生活史指代为社会史。裴宜理运用“新工人史”的态度和方法不失为我们的借鉴。

目前关于青帮源流的最好阐释,仍然要数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六章,“罗教与青帮”。

关于哥老会、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可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Ming K. Chan, Book Review,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1 No.1, Spring 1994.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