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西:评《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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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教授斯蒂格利茨于2002年5月初推出了其新作《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诺顿公司2002年5月出版,共计282页)。

评《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

罗西

 

译者:先驱社

 

【译者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教授斯蒂格利茨于2002年5月初推出了其新作《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诺顿公司2002年5月出版,共计282页)。他在该书中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政策,以便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繁荣。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现行政策与对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有密切关联。他坚持认为,在经济衰退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上采用的利用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的政策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有时还会导致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东亚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的加深,经济衰退转化为经济萧条,又从经济萧条变成了社会动乱。斯蒂格利茨指出,对全球化产生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发达国家未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作者同时在书中指出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美国学者与自然学者罗西在美国《人类本质评论》(Human Nature Review)2002年第2卷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对斯蒂格利茨新著作了点评,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产生的结果并不如广告介绍得那样动人。铁幕的降落给第三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希望,但现实却要残酷得多:贫困程度增加了、财富全球分配更加不平等、战争与社会动荡加剧,传染性疾病和瘟疫挥之不去,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破坏威胁着人类的幸福。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未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华盛顿决策机构中的一名知情人士,斯蒂格利茨在其新着中谈到了全球化问题:"1993年,我离开学术界就职于克林顿总统领导的经济顾问理事会,1997年我离开那里去了世界银行,我直接目睹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相信全球化可成为带来好处的动力,它具有让世界任何人尤其穷人获得富裕的潜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这要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全球化的治理方式必须进行根本性重新思考。"

 

《全球化及其对它的不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制订的全球经济政策提出了简明、毁灭性而又无情的指控,斯蒂格利茨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种指责--有缺陷的经济理论、对公众缺少透明度和责任性以及过分追求特殊公司利益要承担大多数责任。

 

 

发生了什么事情?

 

 

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理论被经验证明是有缺陷的。自由市场、新古典和新自由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都是对十九世纪灾难性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学说试图将政府作用减少至最小程度,认为低工资能解决失业问题,指望积极投资的经济学来解决贫困(相信增长与财富将会积极投资于社会各个部分)。斯蒂格利茨没有找到支持这种学说的证据,他认为,"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市场政策是意识形态与不良学科的混合物: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经常被认为属于亚当.斯密提出的模式,这种模式指出,以赢利为动机的各种市场力量驱使经济追求有效结果,这就如同一只无形之手掌控着。现代经济学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向人们表明这种理念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在这种位置下的各种条件,斯密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结果证明这些条件受到的限制极多。的确,在经济理论近期所获得的进展(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好是在人们最卖力地推动"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时期发生的。)已表明,每当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完备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无形之手作用发挥最不全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体上说,存在着能够改善市场效率的理想的政府干预。对市场导致效率条件上的这些限制十分重要,政府的许多关键行为可被理解为是对随之产生的市场失败所做出的反应。

 

斯蒂格利茨应该熟悉这些情况,他因阐述信息如何影响市场而与另外两人一同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或借贷者之间没有获得信息的平等机会的话,就不会存在"自由"市场有效运行的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缺少透明度和责任心。在没有政府部门的监督的情况下,它们没进行公开辩论就作出了决定,并在秘密法庭解决了涉及"非竞争性的"或"繁重的"环境、劳工和资本法方面的贸易争端。很少有人会对数千名积极分子冒着危险联合抗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的举动感到奇怪。

 

在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未能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不发展以及阿根廷发生的金融崩溃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应对这些灾难事件承担责任。因颠覆民主增长的普遍条件而产生的贷款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但却使跨国公司发财致富。

 

为了评价斯蒂格利茨的结论,看看在第三世界发展实际取得成功的那些事例是有启发意义的:南亚和中国是世界两个最大新兴市场,南亚一再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尤其是韩国和马来西亚),而中国则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任何建议。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涉都遵循同一种自由市场公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提倡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休克疗法",而不是首先建立保护公共与地方商业的制度,各地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没有土地改革或极富竞争性政策的这种私有化导致了裙带资本主义,大企业被有组织犯罪团体所控制,形成了一个不存在中产阶级的封建社会结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兜售对金融部门不进行机构管理的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计划(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导致"热"的短期投资大量流入,使得发展中经济动荡不定,随后,当通货膨胀上涨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财政紧缩"、大幅度提高利率的贷款条件,这导致广泛的没得到法律保护的破产现象、没有社会保险网造成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外国资本的迅速撤离,所剩的为数不多具有偿还能力的所有者根本得不到商业增长的机会。

 

由于贷款拖欠和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和社会动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忙直接对外国信贷者实行应急资金解套计划,这加剧了对现金的投机性提取,大多数应急资金不久就流入了瑞士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银行账户里,因此,第三世界公民承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中的许多代价,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却极少,这样在金融界中产生了所谓的"道义危害"(moral hazard):外国信贷者提供不良贷款,知道如果贷款者拖欠违约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买账单。(看斯氏新着中长期资本管理一章,这种现象在东南亚的过分曝光也许可能打击国际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资金紧张的国家进一步推动私有化,实际上通过低价出售资产方式筹集资金,外国公司随后就以低价购下这些资产。

 

 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议程引起了极大不满:稳定摆上了议事日程,但创造就业机会并未列入议程,征税以及副作用提上了议程,而土地改革却没摆上议程。有钱为银行解决困境,但却没有钱用于改进教育以及卫生服务,更不用说为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善而失业的工人们解困了。普通老百姓和许多政府官员以及商人依旧将冲击他们所在国家经济与社会风暴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物,这就象人们说到"瘟疫"或"大萧条"一样。(见斯氏新着80-81和97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追求的不仅是其原先所确定的目标,即促进全球稳定并确保向面临衰退威胁的国家提供资金以推行扩张性政策,它同时正在追求金融界利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经常相互发生冲突的目标。(见斯氏新着第206-207页)

 

全球金融界表面看起来并未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往的记录看作是发生冲突的利益或连贯一致失败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主任和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离职后都在花旗银行谋到了高薪职位。

 

下一步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进行改革而不是被解散。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疾病和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全球环境面临的挑战,现在,凯恩斯对平等增长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到要显得紧迫。对于制度发展、土地改革和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竞争性政策、工人安全网、卫生基础设施和教育,斯蒂格利茨主张采取一种渐进的、持续的和选择性的策略,不同的国家应走不同的道路,选择性政策将把资金直接用于以往取得成功的项目和管理部门。

 

基于大赦年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应扩大免除债务范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主要受益于外国人和政府官员,斯蒂格利茨认为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背上这种沉重债务负担是不公平的,他们身上的担子十分繁重。

 

决非巧合,斯蒂格利茨相信推动各国和国际民主对改革全球经济政策具有根本性作用。民主有助于社会稳定、促使信息自由流动并在有效平等原则下推动一个非集中化的经济。与公共责任心相伴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表决权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将是一个良好开端,对于斯蒂格利茨来说,推动民主应先于推动商业。

 

虽然斯蒂格利茨清楚地意识到有许多指责要攻击,但他相对容易地将攻击目标对准了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内经济。世界银行真地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好吗?斯蒂格利茨只是与他的前同事们高谈阔论吗?至于美国经济,它真地是个出色模式吗?尽管美国宏观经济指标总体上良好,全球化的一些现状:收入差距的拉大、贫困、公司渎职非法行为、环境破坏以及资金外逃这种脆弱性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类型上相异于新兴世界,这是对全球化的一大警示。

 

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斯蒂格利茨也许过多地依据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发展一个指数。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总产量但却没有计算其成本,尤其是环境、社会以及健康成本,这些成本虽然难以量化,但却极具重要,因此,对环境或经济可持续性的任何追求必须考虑经济活动的净效果。

 

阅读《全球化极其对它的不满》迫使本人对全球化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市场应该走多远?市场通常在与私人产品和服务打交道时极为有效,但却不足提供像知识、饮用水和清洁空气这样的公共产品。世界贸易组织已主张将饮用水、清洁空气和部分生活生态环境系统商品化(私有化),这不仅表面上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而且很明显符合大众利益。新鲜水、清洁空气和全球大众生物多样化是一项基本人权还是为了获利而交换的商品?如果它们被私有化,那么十几亿无钱的人类、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人们的命运将又会如何呢?

 

从本质上说,斯蒂格利茨认为人应该管理市场,市场不应管理人,这样全球化已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全球化极其对它的不满》,台湾版译作《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李明译,大块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