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兼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共产主义左翼入门 ———— 左畔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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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网名:愚蠢小猪)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当代中国出版社

《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兼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柴荣



这是两本书的札记,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原因是,要做理论上的清理。张长海同志在一次辩论中说:“左派内部的讨论,因为总体水平凄惨得很壮观,所以稍微深入一点就无法进行,连字母都经常看不懂。对很多事情的理解,非得阶级斗争到了一定程度才行,否则根本听不懂。”虽说这种字母都看不懂的事也不止左派有,我就见过右派的一个“思想者”“武断和孩子气”的治学出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提供并论证了解决美貌纷争的药方,那就是建立公妻制。”然而,右派读不懂《共产党宣言》的文字(大概因为著者是马克思,就突然选择性失明丧失阅读能力?),也不算太丢脸。但是左派也犯这种毛病的话,这就不是丢脸的问题了,将来会是丢脑袋的问题。

但,谁是左派?或者说,左派意味着什幺?

对于中国这种有着革命传统与遗产,又处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国家来说,有两种左派。一是统治阶级的“左”派,也可以称为强国派。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前,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前者占据着左派舆论的主流地位,而且或多或少的迷惑着一些人的头脑。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阻碍无产大众阶级意识的苏醒。而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

一个政治成熟的无产阶级,必须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并且有决心去争取、捍卫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物化的颠倒,由于资本先生和强国太太的兴妖作怪,无产阶级并不能够轻而易举的穿透层层假相去认清并理解自身真实而非虚假的利益。这一目的只有经过反复的阶级斗争的摔打与锻炼才能被无产大众所达到。但是,理论学习同样有助于自觉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认清——我们是谁?敌人是谁?朋友是谁?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一文乃是他为批判阿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写。在文章中曼德尔驳斥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偏见,并且论述了计划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及其目的——摆脱资本家和官僚的枷锁,通向自由之路。

在曼德尔眼中,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有计划的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资源配置目标的优先次序必须经过民主程序、由多数裁定;迅速减少由市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官僚和国家机器的消亡;大大缩减工作日(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P173)。

上述这些目标的实现乃是建立在劳动的客观社会化基础之上。曼德尔指出,今天“劳动过程本身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之间日益相互依存”,而且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在几百人之间而是几百万人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说,在劳动组织的内部,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不是市场,而是计划。“工厂越大,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超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计划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曼德尔举例说:“当通用汽车公司在X工厂中生产卡车配件,在Y工厂生产车身,而在Z工厂组装卡车时,进行货币成本计算的计算机输出数据,总是包含有配件的运费,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X工厂将配件""Z工厂。”结论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求助于一些非市场机制,这不仅仅体现于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流通领域。”

接下来曼德尔仔细考察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曼德尔明确指出,计划并不等于“完美”,“科学”,或“人道”地分配资源,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并同市场分配相对立的 (事后分配)。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专制式”和“民主式”两种计划;也可以发现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这种经济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和与形形色色的独裁和专制形式并存的市场。

计划与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对立的、针对需要调整产出的方法。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讦难,主要有两条:一、计划根本不可能是一种能成功运行的方式;二、即便它能够运行,那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讦难。这里主要有两个难点。

1
,决策过多。阿历克论证说,“在俄国,某一时期内可能会存在1200万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对此,曼德尔首先指出,这1200万种商品中包括了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以及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永远不会遇到和消费这些产品。私人消费者一生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更不用提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对于那些生产品(包括中间产品),大量的产品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订货来生产的。因此曼德尔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当代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绝对不是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都不是年复一年的波动,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动,当代生产的主流,符合现行的消费模式,以及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独立于市场的。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所造成的。”由此曼德尔质问道:“为什幺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知道的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分配,不能靠生产者联合体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予以解决呢?”认为计划处理不了幻想出来的分配的超级复杂性,只是一种惯有的迷信市场的呆痴罢了。

2
,稀缺与丰裕。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设定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显然其前提是社会产品的丰裕。这里,西方经济学也许是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界,提出了两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资源是稀缺的,并因此认定丰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

曼德尔认为一旦经济增长使需求多样化,便会出现一种明显的需求等级,有基本需求和补充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需求和边际需求。在第一类中,我们可以归入基本食品、饮料、衣服、住房、教育和保健、工作地点的往返交通、以及为恢复劳动力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和娱乐。对于第二类,我们可以归入大多数较高级食品、饮料、衣服和居住设备,闲暇和服务、私人汽车以及其它奢侈品。

曼德尔提出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表明: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是可以划归到这类范畴的。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P171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是一种相当似是而非的说法。曼德尔指出,“今天,在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对典型食物(面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费,不论是在绝对量还是在国家货币并支中的比重,都明显地下降了;对水果、蔬菜、基本的内衣、袜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费也下降了(至少在货币价值上是如此)。统计数位表明:尽管人们的偏好和食物(各种面包和糕点)任意多样化,但对食物、衣物、鞋袜的总消费(以热量摄取、平方米数和双数来计算)仍倾向于停滞,甚至下降。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分子关于普通人民的需要会无限增长的信条,没有什幺能比这种由消费者实际行为所表明的事实更明显的了。”而且,即便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也“倾向于减少热卡的绝对摄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过早的死于暴饮暴食和动脉硬化。”

以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就人类的基本需要,逐个的实现产品的丰裕是完全有可能的。而随着稀缺越来越限于不太重要的产品和劳务时,货币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也必然会降低。人们只可能用货币来迂回的确定自己的需要是一种荒谬的教条。不是因为人们有了现钱和面包,他才会觉得饿!“使物质资源符合物质需要的最简单──也是最民主──的方法,并不是在两者之间加入货币的媒介,而是通过寻问来找出人们的需要。”同时,“这将为商品生产以及货币交换的消亡提供一个客观基础。假如现存机制能够满足所有自发的、习惯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经验所决定的基本需求的话,那幺,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可能减轻。这将为货币和市场经济的消亡提供一个主观基础。因为社会冲突只有在涉及到实物、土地、基本劳动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情况下,才会特别激烈。但是,我们还很少发现,数以百万计的人,为进入时髦的巴哈马海滩而互相残杀的例子;我们也找不到为了争夺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个座位而引发的世界大战的例子。”

显而易见,当把资源用于优先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从而消灭饥饿、失业时,一些奢侈品的需要便会得不到满足。这样,那些因此没有了游艇、别墅、高尔夫球场的人马上会质问,社会“究竟有什幺权利,凭借谁的权威,以什幺样的非人道结果,把这种"优先选择"强加给人类呢?那不等于通向农奴制了吗?”

曼德尔指出,资源稀缺本身意味着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满足。个人需求并不能被社会自动承认,只有一部分需求能够被承认,象计划经济一样,这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专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

那幺,社会主义计划是不是通往奴役之路?

在市场的支持者看来,似乎市场专制(由钱袋决定分配)要比计划专制(定额分配)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少的多,对个人自由的损害也小的多。但是,曼德尔举例说:“在智利比索最近一次贬值后,该城市中的穷人(占总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货币收入甚至买不起面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很难使智利人相信他们比东德人更自由(后者并不缺乏主要的食品,无论对其它次要需求实行怎样的独裁)。”

曼德尔认为,对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来说,更经济、更合理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货币这种迂回的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总资源。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地决定对基本需求给予优先分配,那幺它便会自动减少满足次级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资源,这种对需求的专制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优势明显的地方,难道牺牲数以百万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万人的次级需求就更为公正了吗?

到目前为止这种分析还是片面的。因为普通人不仅仅或主要不是消费者,他们首先是生产者。他们每天平均花费910个小时用于工作(每周工作5天)和往返工作途中,假如一个人一天睡眠8个小时,那幺他只剩下6个小时用于消费、娱乐、思考和社交。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无产阶级,来说,上述的标准真是奢侈。

曼德尔发现,这里出现了一种双重的强制力量,“在一定范围内,你越使所要满足的需求多样化,你在某一技术水平和劳动组织条件上使生产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那幺,“如果决定工作量的不是生产者本人而是由别人专制地强加给他们——不管是斯大林的非人道劳动立法,或者还是最无情的劳动市场法则,造成今天数以百万人的失业,主张建立更正义、更人道社会主义的人,对这种独裁真的会向他们对消费者需要上的独裁那样深恶痛绝吗?因为被当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谓市场“赏罚”制度,只不过是加了一层薄薄伪装的对生产者时间和劳动(进而也是对其生活)的一种独裁。”

曼德尔精彩的论述说——这样的赏罚不仅意味着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坏”,它也意味着周期性的解雇和失业的痛苦(包括失业者自觉无用于社会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加速,受制于跑表和组装线,生产班组的强制纪律,精神紧张和肉体损害,嗓音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日益荒疏,把人变成机器和计算机的工具。为什幺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受这种紧张的折磨,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消费满足”提高10%,而达到同代人的50%和20%吗?然而这恰恰是市场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避免被淘汰,想维持其家庭和他们本人的生存!难道为了不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付出这种价值得吗?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情况远远未被证实。假如基本品的满足不会因此减少的话,那幺放弃第二辆私人汽车(如果有合适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弃第一辆),放弃电动切肉刀,每周少于10小时,使紧张感少一些,不更可取吗?如果他们可以随意作出选择,即如果替代的选择不会减少其对基本需求的满足,不会灾难性地增强其不安全感,谁会知道生产者们将作出什幺样的决断呢?

这下我们便会明白为什幺资产主义的辩护士会为专制的市场——从生产者手中把他们为满足自身消费而支配时间和劳动的权利夺走的魔鬼——高唱赞美诗。他们的确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些脱离生产的食利者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盗窃生产者的劳动时间!

社会主义计划的本质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工作日的大大缩短和产品的丰裕扬弃经济世界这个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开始人类的创造性实践。

由此,曼德尔认为,如果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推行半天工作日(一周工作20小时),其影响将比十月革命更为深远,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也将为之无比振奋。(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P174

在曼德尔看来,社会主义计划的组织形式,是联合起来的工人自治。这可以“使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与生产者劳动量最小化统一起来。”

曼德尔论述了这种机制的运行形式——定期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每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国际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会议将根据选民在选举它时事先讨论过的各种替代选择来决定全国主要产品的分配,选择(即每种选择所带来的可预见的结果)将得到清楚的表达:(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长度);(2)通过有保证的资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优先满足的需求;(3)用于“增长”的资源数量(储备基资+新增人口的消费+净投资作为技术选择的函数得到了明确的表达);(4)通过货币机制分配的、用于满足“非基本品”和劳务的剩余资源量;(5)最高和最低货币收入;(6)市场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格政策。这样,在大多数受到影响的人的自愿选择基础上,就可以建立一种全球经济计划网。

最后曼德尔总结道,辩论的最终点落在了人类历史的中心问题上:“市场规律”在其“合理性”伪装日薄的情况下,人类还要受这种盲从的力量摆布吗?人类在何种条件下才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全人类的自我解放与自觉是否永远是一种实现不了的梦想?



这本由左大培作序的《刷盘子,还是读书?》著作来源于网络。作者钟庆长期在日本生活,通过对日本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原因的解剖,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条带领中国人给外国资本刷盘子的路。

我以为此书的出版可以类比于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问世,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强国派在经济上的“宣言书”。

对于此书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什幺好分析的,因为许多人都做过。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什幺这样一本代表中国整体资产阶级利益的书会在大陆的泛左翼思想阵营中走红,而且还有人保驾护航(一些自称毛主义的人士为这本书大加辩护,我很奇怪他们把主席“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教导扔到哪里去了)?

中国革命自身内部纠缠着两种动力——贫苦农民、工人的解放和争取民族的崛起。这两种动力既互相联合互相促进,也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因为物质匮乏是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一本严肃的中国经济史著作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令钟庆大加赞美的中国高速工业化时期,难道同时不正是中国官僚政治快速形成并最终篡夺了工人国家领导权的时期吗?为了快速的工业化,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负责社会管理的公仆成为统治国家的官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

钟庆竭力鼓吹的产经联是一个什幺东西呢?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通过这个组织,代表资本的财阀和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融合演进到登峰造极不分彼此的地步。钟庆说:“没有产经联的政府是傀儡政府。”他其实只是说没有产经联的政府是外国资本的傀儡政府,他没有说的是,拥有产经联的政府是本国资本和官僚的傀儡政府。整个生产依然以利润为目的控制在一小撮统治者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还是被异己的市场和计划所控制。

中国革命的遗产现在只剩下一笔无形的精神的遗产,她已经成为一个幽灵。然而可笑的是,有人或是一厢情愿或是装傻充愣的一口咬定现在的国有企业是革命的“孤儿”,而他的监护人是——政府。那幺,我想问问不断地上折子要救这个“孤儿”的强国派们,当初是谁谋杀了革命呢?你们千万别告诉我说革命是安乐死的,又或者是——想演出“赵氏孤儿”?



无产阶级若想解放自己,就必须领导一切,特别是掌握生产,管理企业乃至上层建筑。这种权利决不能假手于他人。这是无产阶级的第一意识。

曼德尔的论述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幺他的结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还有效吗?特别是革命的两种动力今日又在召唤幽灵的归来,我们能否成功的整合这两种张力,把握住机会,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又一个岔路口,而前途——社会主义还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