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对马克思最大的误解——何家栋先生《谁误解了马克思》一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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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的《谁误解了马克思》,发表在1999年度《北京文学》第2期

对马克思最大的误解

-- 何家栋先生《谁误解了马克思》一文读后感

Z·Y

    何家栋先生以《谁误解了马克思》为题在今年度(1999)《北京文学》第2期撰文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认为该文足以引导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作认真的探讨。马克思一直被认为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苏联和中国每有重大事件发生,都会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不同深度的探讨。所以,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然更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何先生今天提出「谁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很愿意和何先生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1. 确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误解
  2.     何先生在其论文一开始便提出,他的问题来自20世纪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衰落」,「正葆其美妙青春的社会主义,该活又活不下去。」我们认为,何先生大可不必为此深感遗憾。如果我们不误解马克思,我们就不应当视前苏联为已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将在下面探讨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现在有些人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都不清楚。其实,如果我们不误解马克思,则这个问题应当改变为,我们还不知道的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成社会主义,马克思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还特别声明,原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建议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是,马克思虽然未详细说明如何过渡向社会主义,却清楚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说明,但是不应当歪曲它。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应当通过一些革命措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数据,到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时,国家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全部生产数据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就是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公共权力因而就失去政治性质,国家就应开始消亡。可见当阶级差别还存在,国家未消亡,处于由国家来掌握全部生产数据的阶段时就不能说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求「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要知道当国家与社会没有互相融合,国家高居于社会之上,还不能消失时,「国家所有」就不能等同于「社会所有」,它们之间是有性质差别的。只有国家消亡融入社会时,才能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何先生说,他也向往这样一种社会。但是何先生一方面说苏联就是准备通向这种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种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美妙却是「该活又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并没有区别。」所以我们不好随意猜测何先生心里到底还怀有那些思想。为什么他所确认的苏联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活下去的;可是又为什么活不下去呢?本文要说明的,正是苏联社会并不是何先生所说的那种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社会主义的说明,在原则上是和《宣言》的说明一致的。《宣言》发表的30年后,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篇也同样地论述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首先把全社会的生产数据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同时这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候阶级差别已经消失,国家与社会已经融合,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这时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数据,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数据和享受的数据。

        在《宣言》中所建议的「那些革命措施」,虽然在后来被恩格斯认为是「根本没有特别意义」的,因为那些革命措施应当「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马恩的原意是,由国家代表社会来占有全社会的生产数据这个「第一个行动」要经历一个相当的时期才能完成,而不是由国家在一个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所以,「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而自行停止下来,」然后国家将「自行消亡」,这是「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这两个行动之间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间隔的。马恩当然不必去预计这个时间间隔的长短,因为这是由各国的历史条件来确定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上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或者说,其在转变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就是先把社会生产数据逐步地(不是一步到位地)收归国家所有然后在阶级差别逐渐消失后,国家自我消亡后,便自然地转归社会所有。

        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也是上述的国家代表全社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和「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两个行动之间应有的,由前者过渡到后者的时间上的间隔。

        自从《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我们也把这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称之为社会主义时期,当这个时期结束时,便是建成了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什么时候这初始阶段或者说国家的「第一个行动」结束,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时期,也即国家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开始,是不可能,更不必在事先给以区分的。

        单独一国可以开始建设社会,而当各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不能共同地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而使已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单独一国」最终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思也就是,该单独一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虽然有可能代表社会占有全社会的生产数据,终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是背弃巴黎公社原则),不能消除阶级差异,却又产生新的社会分裂,因而国家不能消亡,反而要加强,因此不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建成了苏联式的国家财产所有制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绝对不能是巩固国家财产所有权制度。前苏联从斯大林掌权时起便千方百计地巩固国家所有制。半个多世纪来苏联为了提高利用国家所有财产的经济效益已进行过多次改革,但是每一次改革的失败都因为是怕会侵害国家财产所有制。

        所以,苏联是国家所有制国家,也是国家所有制社会。绝不是会导致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终止了建设社会主义,终止了由国家所有财产制度向社会共有财产制度的过渡。

  3.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伟大经历
  4.     诚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指明过,生产数据归社会所有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与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然,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应当更高,社会产品更为丰富;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判断这样的生产力应有的发展水平以及如何组织新的生产关系去适应已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个实践问题。实践就是多次实践。即使是生产一件工业产品或农业产品,在基本科学原理设计后,也还要有多次的技术原理设计以及更多次的工艺过程设计。何先生认为「历史是一次完成的,社会运动不能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多次。」我们不能苟同这一观点,但是我们不在本文中讨论。

        社会关系的变革是更为复杂的过程。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私有制社会内部已经成型,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一场政治革命,目的是解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即使是一场政治革命,以法国为例也要经过1789年,1830年,1848年革命,推翻旧王朝后又要推翻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第三次建立共和国等反复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这也不能符合何先生的「历史是一次完成的,」这样的设想。何况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否定旧式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所以难以「一次完成」。马克思在把无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连续不断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作比较时毫不气馁地声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彷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1马克思生前已经见到过这「再做一遍」了,他当然不能聪敏到能预见俄罗斯在1917年又在「再做一遍」。十月革命没有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但是它推翻过资产阶级。这「推翻过」,后来又失败了,便是一次伟大经历。前人已经总结过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总结十月革命最终还是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总结是对十月最好的纪念。

  5. 单独一国不能靠国内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
  6.     在「再做一遍」时,列宁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经典」,何先生却认为列宁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因为何先生说,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首先获胜。」按照我们的理解,列宁认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即落后的俄罗斯取得胜利,但是单独依靠俄罗斯国内力量是不能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的。所以十月革命的根本意义是推动、引发各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国家胜利的工人阶级协助下才能在俄罗斯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这和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单独一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列宁的「经典」正是包含了马克思「经典」中一条原则,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以在俄罗斯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赞扬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已经很时髦的「全球性经济」的说法也反映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现实。因此,对于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成的可能性,就应当从国际的观点,就国际的范围来考查。所以马克思在当时对波兰反对沙皇的解放斗争评论道,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因为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在1882年论及俄国农民公社时也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俄国的公社的公有制度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发展的起点。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分明也是受上述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观点的启发的。

        在俄国革命的当时,列宁等就认为,俄国虽然经济落后,但是就当时的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是可以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的。当时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对此也没有疑问。即使是1904年时的考茨基也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欧洲发生作用。这一革命会导致西欧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并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2这些发达国家如果革命胜利,当然会支持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所以十月革命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1922年11月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中就有一段非常明确的表述:「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提请全世界无产者注意,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可能单单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3托洛茨基就在这一决议通过时发表如下到今天才令人感知其深意的一段话:「在政治计算中,时间因素是不能不给予考虑的。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生存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并且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还必须去适应这一形势,那么这个问题便会自动地解决。这是因为,让欧洲资本主义这么生存下去,那就是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衰落,资本主义振兴的新时期的出现。……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欧洲资本主义在今后几十年中如生存下来,……在这情况下,苏维埃俄国就会陷入深渊。至于它是否会经历一个『民主』的阶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败则还是一个次要问题。」4上述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由大会通过,对托氏的发言,斯大林、布哈林等也未有异议。但在列宁逝世后不过半年斯大林就提出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其后布哈林也出来支持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明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其所以能够在列宁逝世后不久转变为党的指导思想,完全是因为斯大林能操纵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多数,运用压服的方法而不是民主的方法才能得逞的。

  7. 斯大林压制党内民主
  8.     1923年列宁卧床不能理事,党内就发生一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先是有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当时社会动荡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经济政策,托氏在信中首先提出「剪刀差」一词,说明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各经济部门没有统一的财务政策,导致工农产品价格的差距太大,并指出这将毁灭新经济政策。但是信件的最重要部份是要求党内民主。他指出:「在第12次代表大会之后,总书记已经在独立地任命各省委书记,各省自上而下一直到支部也是由上级任命书记。」「即使在最严竣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党内的直接任命的规模也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现在直接任命各省委书记已经成为常规。各书记职位独立于地方的党组织,地方如果对其书记有矛盾,批评或对立,书记就可以在中央的支持下把对立者调离。」「在这一年多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特点。这一特点是深信书记们即使对于他们不熟悉其实质内容的事务也能对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用上述方法任命书记使党的机构官僚化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即使在内战时期我们在党内会议上和在报刊上也公开辩论录用军事专家、游击队和正规军关系以及纪律等问题;而现在对于围绕党的许多问题倒不能公开地交换意见。……广大党员的不满没有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交换意见或对党组织施加影响(如在选举党的委员会和书记等方面)得到缓解,而是在默默地增长,有时候还导致内部的病灶。」5接着是支持托氏上述信件的所谓46人纲领。俄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被迫联合作出了关于党组织机构的决议,决议除了要求「学会协调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工作,」承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特别重要性」之外,主要是有关党内民主方面的内容:「工人民主是指由全体党员坦率地讨论党的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自由,以及一切领导干部和委员会都直接由受其领导的单位选举产生。」为了确保全体党员有权力全面地影响党的政策,该决议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确认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员的权力,改变为直接任命他们的权力;要严格审查支部书记是否胜任;各级党组织都应向其下层组织和全体党员报告工作;全体党员都应当能够掌握充分的真实信息;扩展报刊上党的生活专栏的篇幅;等等。6这决议是迫于当时形势而作出的。事过境迁,这决议就被俄共中央背弃,斯大林照旧安插亲信,操纵各种会议的多数。斯大林及其集团就是用这种对全党也是对人民专政的方法才能建立并巩固他的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

  9. 斯大林在党内贯彻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
  10.     大家都知道列宁及其思想在党内是极有权威的,这一权威是全党衷心接受的,绝不是用强制的方法令人接受的。列宁一贯明确地表示: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有意识地开始向社会主义目标过渡。这里只引用两条语录:「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7(1918年1月)「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8(1922年,但首刊于1924年的4月16日真理报,当时斯大林还未背弃列宁路线。)

        在1926年底的俄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和同年年底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联合布哈林等声称列宁的思想是能在单独一国之内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社会,反而指摘在会上坚持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反对列宁者,并操纵大会多数人意见赞同斯大林的说法。

        无论斯大林或布哈林都没有提出能支持他们这一观点的理论,他们在会上只是企图歪曲列宁的4段语录。列宁的有关语录是很多的,他们只集中在几条。一条是列宁在1915年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一段话:「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加米涅夫在会上立即指出,这一段话中的「胜利」一词是指十月革命那样的胜利而不是指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又指出,列宁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叛徒说的,这些叛徒认为,我们不应当单独地在德国或英国开始革命,而应当等待几国同时开始革命,因为他们不打算在自己国家革命形势成熟时单独承担发动革命的责任。对于加米涅夫的说明,理论家布哈林在会上也只能默认。斯大林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列宁在1923年1月6日和7日写的两篇论文《论我国革命》和《论合作制》中的3段文字:「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按:指夺取政权)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按:指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数据,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足够的一切。」就列宁的一贯思路而言,就联系这3段文字的前后意思而言,所谓「所必需而足够的一切」分明是指政治上的或政权的前提是足够的。斯大林故意不引用的是和上面3段话密切联系的一段话:「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接着是:「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数据的生产,也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10可见,没有发达的生产力要完全合作化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列宁在此还根本未提到消灭阶级差异和国家的消亡,也不可能提到把国家所有财产转化为社会所有财产。而列宁的合作社正是以国有财产尤其是国有土地为基础的。

        在上述两个会议中,除斯大林的发言被收入在其全集中之外,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言已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从形式上看,双方是在进行语录大战,可见争论的紧张程度,谁要脱离列宁语录就无法争论,当然双方对列宁语录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只有上书的编译者所增添的两个附录,即托洛茨基为其著作《不断革命》的英、德文版写的长篇序言《两种观点》和为其著作《俄国革命史》写的长篇附录《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两篇著作总算摆脱了语录大战的形式。

        在这种语录大战中斯大林和布哈林处于理论劣势而取胜,因为这绝不是党内同志间以服从真理为前提的,交换意见或取长补短式的争论,而是纯粹的利害关系的政治斗争,会议上票数的分野便是力量对比的表现。

        我们在这里不来分析斯大林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用不民主的和残暴镇压手段而能逐步取胜的原因。因为激烈的内战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和优秀工人英勇牺牲,更加上欧洲革命浪潮的低落,俄国已不能预期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国内长期的极度贫困使许多人的革命热情消退;又因和平环境使某些革命意志衰退的干部有可能寻求特权利益,于是有相当一部份人,尤其是当官做老爷的一批新提升的干部便乐意支持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不想再去等待并支持国外的革命运动了,他们只想有安定的生活,虽然招来的却是物资贫乏,政治恐怖的生活。一贯积极支持斯大林路线的老布尔什维克中,没有是在十月革命中有卓越贡献的。斯大林后来还不得不重用许多孟什维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洗老布尔什维克时的检察长却是老孟什维克维辛斯基。斯大林也正是代表并迎合了这种保守的力量。斯大林在追随列宁参与革命时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后来会有这样根本性变化的,即使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出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他仍然毫不含糊地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1在写下这一段话后几个月他就改变立场。可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立场的改变有相应的理论上的说明。因为这是利益衡量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当初,大家对于他的立场改变并没有认真对待。一直到他联合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又到最后打倒布哈林时,人们才认识到他的这一条路线的实际意义。我们在下边讨论这一问题。

  11. 斯大林「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路线的实质是巩固国家财产所有制,终止向社会主义过渡
  12.     斯大林并没有在理论上论述「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路线的根据和意义,所以我们只能在其实践中来理解。

        1923年下半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增大,工业品滞销,工厂解雇工人,部份党员也参加了罢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员会认为工业品的高价有管理不善的原因,为降价而曾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实际上便宜了中间商,农民未获实惠。因此,他要求有计划地处理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工农关系。12托氏在信中首次明确提出剪刀差问题。1925年冬又发生商品匮乏问题,托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十月革命后,1924-1925年中,农民的纳税负担仅为革命前租税总?的3分之一,农民对工业品的有效需示增加了。但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当时确认,1925-1926年缺乏商品3亿多卢布,1926-1927年度估计缺商品5亿卢布。使得工业不能迅速发展,不能提供商品的障碍,不是缺乏劳动力,不是缺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是首先缺乏用于工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其中包括缺乏进口条件。13工业生产不能相应扩展的结果便是商品的匮乏状态。这会使农民降低产量,或者扩大自己对农产品的消费,如自己喂养家畜或者干脆囤积起来。此外,这也会导致农民在政治上的不满,去思考倒底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14

        与此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在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以及两种规律之间的斗争。为了避免误解,普氏认为,也可以用「预先积累」取代「原始积累」这一名词,不过这不是实质性的问题。俄国内战激烈,工厂长期停工停产,没有折旧基金,没有保养,其生产能力所遭受的破坏比个体生产者所遭受的远为严重。因此工业产品成本高,不可能像在世界市场上那样按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一原则来交换农产品。如果允许农民自由出口其农产品,则其外汇收入可以交换的国外工业产品会比可交换的国产工业产品更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是按国内工业化要求,因而不按国际上的价值规律,但是按农民可接受的程度把俄国国产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所以这种不等价交换的矛盾主要对立面是农村中有能力组织出口物资的那些人,也即主要是富农。列宁1922年12月给斯大林转中央全会,标题为《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主要就是批评布哈林反对外贸垄断,不保护发展国内工业,并且认为,「为了这个问题是绝对可以而且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的。」

        普氏的意思是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也即由国家取得私有经济的部份剩余产品,但是他又强调这要在经济上可能、合理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实现。因此也就是承认了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作用。15

        普氏又认为俄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形式尚未发挥它的一切优越性,但却失去了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企图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就在自由竞争的场所击败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国营经济来说,是彻底的(也是愚蠢的)自杀。」16原始积累不仅是垄断对外贸易还表现在税收,信贷,运输收费等政策上,也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文化和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上。

        布哈林在当时代表了在中央掌权的多数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意见。布哈林不愿讨论诸如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并存而又有斗争这一类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首先是由农民经济的状况、水平及其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这种需求也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富裕农民对妨碍他们积累和雇工的措施表示不满;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会使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穷人们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17……发展富裕农户的经济,是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布哈林后来看到对固定资本投资的艰巨性时,又说道:「我们的结论是,即使在这样低劣的技术水平上我们也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像蜗牛这样慢步前进,但是我们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18「发财吧!」「蜗牛速度」便成为布哈林这一思想的典型词语,也是布哈林的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表述。于此对比,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类托派经济学家就认为不参加世界市场的分工,从长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只能使俄国更落后。价值规律是世界性的,农民希望自由的国际贸易,取得国外的廉价而高质量商品。「如果这一规律被允许引入我国并发生作用,则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又加上国内商品关系的发展,这种力量可能推翻我们的全部制度。此后生产力的分布就要视世界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而定。」19而布哈林则认为单独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争论的是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同国外有关的危险问题。」20当然,布哈林在当时是得到斯大林的全力支持的,是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上的发言人。

        1925年农业取得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丰收,可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工业品与之交换。富农收囤农村剩余粮食威逼国家提高收购价格。为此,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会议提出警告:「根据已有数据可以肯定,我们仍然没有相应的工业品储备能对应于1926年的农业收获,这就可能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现时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的好收成也即在农村中有着潜在地增长的,可销售的农产品时就有可能成为不是促进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因素,而是相反,可能成为瓦解现在的经济并进一步使城乡关系紧张,使在城市中的消费者和国家关系紧张的因素。……从政治上说,这是农民反对国家垄断外贸,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的一场斗争。」21并相应地建议对农村上层分子加重税负,调整批发价政策,使国家或合作社得到更多的零售毛利,使折旧收入能保证更新并扩大现有设备,进口一定数量的棉麻等工业原料用以增产工业品以备迎接秋天农村收获后的需求。22

        这些意见在当时的中央当然不能被采纳。相反,在1926年10月之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相继被逐出政治局,于是在第15次党代表会议上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操纵多数批判了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接着于1927年10月驱逐托洛茨基出中央委员会,又于1928年1月放逐托氏至哈萨克的艾马?艾塔,1929年2月终于驱逐托氏出境。1928年放逐托氏时,国内又发生粮食危机,7月讨论粮食危机时,斯大林已打算更改布哈林对农民和对富农的政策了。于是便有了1927年7月11日著名的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秘密会晤,当加米涅夫问「可是他们打算靠什么弄到粮食呢?」布哈林说「如果再出现困难,他(按:指斯大林)就恢复非常手段。然而那是战时共产主义,必然是死亡。」布哈林的意见是:「你想要赶走多少富农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和中农谋求和平。」23可见布哈林已从原来保护富农的立场退了一步。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布哈林自己也被斯大林枪毙掉。在会晤中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作法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模一样,这就错了。不过,普氏当时也未完全分辨清这一点。因为斯大林在加紧建设工业方面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有些表面上的类似之处,而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斯大林在内心中畏惧建设社会主义的不确定性,因为斯大林本来也是同意在单独一国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设想用全社会财产归国家所有的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终止国家财产转变为社会所有或全民所有的财产,与此同时,就不是准备着国家消亡,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的强制作用;这完全是背弃社会主义原则的。所以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立即彻底消灭富农,以及建立进一步的全面指令性经济制度,就是巩固国家所有制度。斯大林自己却把这美化为一种「计划经济」。

        我们在这里无意判断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两种经济建设路线何者正确。我们要指出的是,俄国当时没有在真正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组织什么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才能持续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民安定地生活,是一件最关重要的,使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既然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的俄国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所以更加要求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确立这一生产关系。党内民主也能反映社会民主,例如当时的一位非党计划专家巴扎劳夫的意见就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种思想之间。上述两种思想都有可取的内容,值得在辩论中肯定其正确的方面。当时先是粗暴地全面否定了托氏和普氏的思想,后来又粗暴地全面否定了布哈林思想。于是就确立了最片面的斯大林思想及其一整套政策,使苏联人民的聪敏才智受到了几十年的压制。民主决策最大的好处是,当决策错误时,仍然可以民主地重新决策,改正错误,大家民主地承担责任,反对一切假借民意的粗暴干涉。《共产党宣言》要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民主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远远地重于、大于其对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资本主义在压制民主时仍可以不失资本主义性质。没有民主,或者这民主得而复失那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社会的进步,即使是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也比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统一的国家所有制社会实际上是约束了历史前进的速度。

        所以斯大林时代从1923年列宁尚在人世而不能视事时,上述46人纲领为争取党内民主失败时便已经开始了。布哈林支持斯大林以不民主手段打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时便严重地打击了党内民主,支持了斯大林的专政,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巩固了斯大林的专政,1940年暗杀托洛茨基更是斯大林专政巩固的征象。

  13. 苏联的国家所有制也即官僚集体所有制
  14.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斯大林的政权要巩固国家财产所有制也正是要终止国家所有财产向社会所有财产过渡。

        国家所有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封建地主所有或奴隶主所有都是不相同的。国家所有在终止向社会所有过渡时当然就是政府所有,实际上是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官僚集体所有。但是苏联的宪法却规定,国家的财产属全民所有,也即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也即这所有权的主体又是国家又是人民。要知道需要有国家时,国家就不可能等同于人民。只有国家消亡和社会融合后,才可以说国家等同于人民,等同得不可再分辨了。当国家和社会分别存在时,即使是在最民主的情况下,国家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因为国家的作用就在于用政治强制手段,强使社会中的一部份人和另一部份人在经济等社会生活方面互相容忍,避免冲突。斯大林专政是强制全社会按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为国家生产并取得微薄的生活资料,还要强制全社会承认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仅仅是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者也遭镇压。

        西方国家也有国家财产。国家本来是政治组织,没有单独的政治利益,只能是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经济利益的表现或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经营,他们不要求国营企业营利,只要求国营企业提供能为他们有利地利用的产品或劳务。例如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提供廉价电力和航运,由此而受益最多的当然是私营企业。但是苏联的经济中没有私营成份。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产品价格等都是国家规定的,实际上也是国营经济。运用国有财产直接操作者都不是国家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有财富的是大资本家。一些大公司的经营人员如董事长或总裁等的年收入,例如在美国,都超过年薪只有20万美元的总统收入,很多大公司中层主管人员的年薪都超过总统。所以政府人员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性质是很形象的。在苏联最高收入和特权属于按等级制排列的官僚,企业经理人员也列入官僚阶梯之中,最大的企业经理或书记的收入也不能超过党或政府主管部门的首长。这就因为唯一的财产,即国家财产权的主体只能是按等级排列的政府官僚。其它人都是无产者。

        那么拥有全部国有财产的官僚是不是一个阶级呢?这要视阶级的定义而确定。传统的有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都有各自独立的财产,他们各自的财产虽然在数量上不同,但其在阶级的性质上是一致的。各自都利用自己的财产来攫取利润。官僚们则是共同管理国家财产,但是由于地位不同,他们各自对国家财产的管理处分权,分配权以及个人的收入和特权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党政机关的科员和办事员和各级党委书记或机关司、局长的地位差别就很大,更不用说和部长和省、市书记以上各级干部的差距了,所以官僚队伍的凝聚力是很低的;也可以说,因此不像一阶级。

        30年代国际托派大辩论时,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官僚并未形成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其理由为,其一,为历史承认的每一个统治阶级是因为其特有的剥削制度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苏联官僚只因利用了社会资产的国有化从而可能按等同于行政命令的计划使经济工业化,于是使经济比革命前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斯大林扼杀了各个领域中的积极创造因素,镇压不同意见者。于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制度,官僚们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不是像一个新兴的阶级那样利用生产关系本身的经济力量来促进经济发展;其二,如果在苏联再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革命的根本目的,还是首先把社会资产集中于国家之手,然后再在国家的指导下把国有财产转变为全社会所有财产,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于此,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仍是适用的。斯大林在当前已经把社会生产数据集中在国家手里,所以推翻斯大林统治不过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首先把社会生产数据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革命,因为国家现在已经占有全社会生产数据了。24不过托洛茨基在当时(1939)还未考虑到国家所有制在终止向社会所有制过渡时和正在向社会所有制过渡时所依据的生产关系虽说都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制度,但其内在的发展机制是在本质上不一样的。

        如上所述,可见苏联官僚集体不是旧时统治阶级那样的阶级,除非对阶级重新定义。斯大林的国家所有制不能在其生产关系上显示其优越性,所以只能用政治手段,用愚民政策来确保其落后的生产关系得以维持延续,也即使其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处于滞缓状态。所以斯大林的制度是很脆弱的。

  15. 苏联社会的一般社会关系
  16.     我们在上文已着重提出斯大林从1923年起对党内民主的彻底破坏,尤其在干部任免上的任人唯亲,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此外,斯大林从20年代末打算执行工业化的5年计划起又取消了工资的巴黎公社原则。在此前,干部的工资都不超过熟练工人,只有专家们的工资才能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3倍多,但是党员专家也只能拿熟练工人的工资。后来取消这一工资原则是悄悄地在进行的,只见事实不见报纸的宣传。斯大林在内部讲话中称,原来的工资政策「是绝对平均主义,其根源是农民的世界观,是平分财物,是原始共产主义这种农民心理状态。」25于是莫洛托夫就敢于更赤裸裸地表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要求对平均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平均主义是阶级敌人的帮凶,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因素。」26当然他们都不敢以此来解释马克思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党干部也和党外专家一样领取高薪的负面作用和党内(遑论党外)不民主的负面作用是同样大的。这就是背弃巴黎公社原则,这也是干部腐化堕落为官僚的开始,也是国家变质的开始。

        工会原先参与对工人工资作决策的权利也被剥夺。企业的一长制也被歪曲变质。列宁对一长制是这样表述的:「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有如春潮泛滥,冲破一切堤岸,汹涌澎湃。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与劳动时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27斯大林的一长制完全是为了要执行他的指令性经济计划。于是伴随着这种一长制的不仅不是苏维埃民主,而是许多惩罚性的纪律措施。对怠工,不守纪律等都可能给予刑事惩罚。

        「如果不仅把薪金和所有形式的向他们提供的劳务以及每种类型的半合法收入计算作官员们的收入,并且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们在剧院、休养胜地、医院、疗养院、歇夏别墅、博物馆、俱乐部、体育锻炼场所等地的享受都算作收入,我们可能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占人口总数15%至20%的人所消费的资产不会少于其余80%至85%人的消费。」28

        对这些不公平,工人和普通群众是不会不知道的。此外,随着生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于是工人,农民们对法定的生产任务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可是每当在会议上或是在与领导谈话时,他们又要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社会生活中便充满着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气氛,其实下级官僚对上级官僚也要用两面派态度才能对付过去。

        30年代末的大镇压和大清洗,大规模的劳改营在随时准备吸收劳改人员,又使人在政治上充满恐惧,其结果是人人自危,不敢再过问政治。但是在政治领域之外,在其它谋取私利的领域中仍有活动余地。经济的指令性任务,虽然也是政治任务,但因为计划本身的不科学,所以也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把指令任务分解后再确定到人头时,大家都阳奉阴违地、形式主义地、在统计数字上玩把戏地,在产品质量和功能上耍花招地去完成指令性任务。逐级欺骗,共同对付上级。所以国家所有这种生产关系是难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只有靠政治压力来维护这样的生产关系,使其不致于瓦解。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怕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动乱,更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侵蚀。苏联的整套禁止人民(包括官僚)自由出国的措施,便是对外国筑成一道铁幕。但是对铁幕内人民的消极抵抗,磨洋工,冷眼旁观的态度仍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实体现。在此之前,大家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没有设想过的。当斯大林排斥布哈林后打击富农,着手工业化时,大家认为斯大林可能已向所谓的左派反对派靠拢,同时又奇怪斯大林对这些反对派人物,尤其是托洛茨基以及他们所要求的党内民主仍坚持原来的严拒态度。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5年计划等仍是善意地提出意见:不可能有一位全能的人来记录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过程,而官僚主义者正是设想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他自以为能摆脱市场的制约并取消苏维埃的民主监督。最好的计划也不过是个纲要。参与经济活动的全体人民不仅从政府的统计中显示自己的需求及其强度、还要在市场上通过供求关系来直接施加压力。计划只能通过市场来检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有了市场还要有良好的货币政策。币值不稳定时,商业来往的计算只能制造混乱。一定要处理好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国家所有制朝社会所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9其实这里所阐述的是一种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不要指令计划。而是要民主计划这无异打开一道民主之门,这是斯大林绝不能接受的。托洛茨基在1925年时还提出:「要越来越多地让我们的托拉斯领导人、工厂经理、优秀的技术科学学生、生产领班、装配工和优秀工人轮流着出国访问,访问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经济师、工业生产人员提供一个机会去直接查核我们自己的令人不愉快的,『工业效益比较系数』,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效益。官僚主义者们只是设想,向西方学习不过是经济生活领导人的事,他们很难设想,这也是群众心理感受上的事,这群众包括各方面的消费者。」30这也是一种民主的生产关系,这一要求无异是要打破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铁幕。当然,斯大林的真面目在30年代末的大镇压中就很清晰了。这是一个由官僚控制全体人民,又由官僚的顶尖人物控制官僚集体的,政治和经济合一的社会。人们在切身的经济活动中也毫无自主权,一切服从国家的指令。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说,斯大林的苏联制度是很脆弱的,那末,有些人就会用事实来说明苏联的强大:苏联到底建成了庞大的工业,开发了西伯利亚、中亚沙漠和极北地区等。我们也可以用事实来作模拟。古代中国就已建成了在月球上都可以观测到的伟大长城;古埃及也建成过宏伟神秘的金字塔。其实这些只说明在中央集权下用政治强制力量能组织强大的生产能力(包括几百万劳改犯的无偿劳动)而不是生产关系本身的自发力量的成就。然而古代东方制度尚能延续千年,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斯大林制度在倏忽60多年中就在没有外国武力干预情况下自然地淘汰掉了。

  17. 苏联社会腐败的意义及其必然演进的方向
  18.     国家财产终止向社会所有财产过渡后,国家财产实际上就为官僚所有,但是这种所有,绝不是民法上的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

        国家所有社会的生产数据属官僚集体所有,但不是为某一个官僚所有,在等级制的官僚组织中,高层官僚的所得虽然令下层官僚十分惊羡,但是一切所得都和其官职有关。一旦官职丢失就不能继续享受原有的一切待遇。

        50年代中,莫洛托夫等起来企图推翻赫鲁晓夫政权时,福尔采娃在组织全体中央委员来莫斯科集会反击莫洛托夫政变中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便升任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文化部长,但因她动用大量国家财产为自己女儿建一幢别墅的违法行为暴露,她虽保持了文化部长职位,但丢失政治局委员官职。在脱离政治局的第二天,她就不能使用高级的轿车,原有的两架载有武装人员作警卫用的轿车也不再跟随她进出。她只能使用没有警卫人员的普通伏尔加汽车。到达文化部时,汽车不停在原先专设的入口处,而是停在公共入口处。同日,部长会议管理部门电话通知她,在一星期内迁出莫斯科郊外的豪华别墅。并且不得进入专为政治局成员设置的食品店,只能进入克里姆林宫的餐厅。这一打击使福尔采娃极度消沉,终因酗酒结束了一生。31当时赫鲁晓夫的亲近助手,红得发紫的政治局委员柯兹洛夫意外地被发现,他贪污的大量宝石和大捆卢布寄存在暴死的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保险柜中后,仍未丢失政治局职位,但借口有病,不敢再抛头露面在电视屏幕上。32

        这说明,即使是政治局级高官也要贪污,但是贪污后处分很轻,如果不为广大公众所知就不会处理。这里就显示出一种矛盾,一切贪污都会瓦解官僚们自身存在所依据的国家所有权制度,所以高层官僚对于下面尤其是基层百姓损害国家财产的态度是严厉的,并且还制订了刑法来保护国家财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自己的官职是不稳定的,也不能由子女当然地继承下来。他们只能用贪污或类似于贪污的某些特权来积累自己的财产。所以对于同类人的贪污腐败在已被揭发出来时,便尽量从轻发落,甚至包庇掩饰过去。这样做既有利于维护官僚们的尊严,也为自己将来可能的失落留下可援用的先例。

        这里显示出国家所有制本身的脆弱,或者说这个制度没有牢固的生产关系基础,甚至可以说官僚们并没有存在的真正的社会经济理由。因为维护国家所有制存在的官僚,正是最强大的以贪污和特权来侵犯国家财产并以其无所不在的指令浪费国家财产的力量。官僚的本性是要恢复财产私有制的。

        苏联的个人财产继承法和西方没有什么本质差别。问题在于官僚们有多少财富可以为子女继承,所以官僚们一定要拉帮结派用以维护自己的官僚地位,有机会时积极打击他人抬高自己往上爬,才能维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官僚们还要组织强大的关系网,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网,通过各种利害关系的结合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财富,各关系人一兴俱兴,一亡俱亡。有时这些关系网就如同所谓黑手党(maffia)那样行动。某一有权势的人可以利用他的帮派和关系网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从而取得某种个人的或者是小集团的利益。在没有市场关系,只有官场关系的苏联社会,这种利害关系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社会关系。

        普通百姓在政治恐怖中只能谋求个人生活的微薄利益。例如私取公家的灯泡,钉子或是利用公家散置的木料做家俱等。但是更重要的,也是组织关系网以便用来购买香烟、肉食等紧俏物品,或是为子女进入某种学校或是为取得医生的病假条等利用关系网。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常常令人羡慕。这种关系网可说是人人都参与其间的,在缺乏市场关系的国家所有制社会中必然会发生的。官僚的关系网和普通人的关系网不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也是会在各种利害关节上联结起来的。它们的可以联结性在于各关系人都在本能上共同地反对国家财产所有制。

        这种社会性的腐败也影响到原本没有参与腐败的一些人,例如在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似乎对官场腐败也义愤填膺,但是他们已认同日常生活中的腐败。也许他所以能进入现在就读的学校,就是父兄走后门的结果。他妈妈给老师的一些礼物就为了他在班上不受岐视。他在做作文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正直无畏的气魄正是社会生活两面派的表现。两面派就是:其次要的一面表现为拥护国家财产所有制,其重要的一面却表现为确确实实地在破坏国家财产所有制基础上的脆弱的社会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从而反对国家财产所有制本身。

        苏联的社会生产也表现出国家财产所有制的缺乏历史性的生存能力。我们已在上面指出,托洛茨基要求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共存,由苏维埃民主和市场来检验计划的可行性。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有社会民主的基础。

        西方学者米塞斯(Mises)和在当今中国已经闻名的海耶克在那时发动了一场学术上的征讨,认为苏联没有市场,就没有可以审核其计划科学性的价格体系,就不能合理地配置资源。这些意见,就其对计划方法和计划的科学性而言与托洛茨基的意见没有矛盾。当然海耶克等大师是不屑于过问「苏维埃民主」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在于,臣服于斯大林权威受斯大林统率的苏维埃各级官僚和各级学者队伍中,当时竟没有一个人针峰相对地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地来对付这场征讨。倒是几位国外的左派学者(这个「左」,不是斯大林那个「左」)起来应战。其中最著名的是波兰裔的旅美经济学家兰格(Lange),他提出了在不断实践中来纠错的计划方法。在当时的论战中,兰格的论文是论战双方最后一篇论文。当然,不能有一位最高的学术之王像斯大林那样来裁判论战双方的胜负。但是有一种致命的因素使兰格的方法行不通。兰格要求苏联各级经济组织如实审核并报告按指令生产的货物在价格和使用价值上是否真能符合社会的客观要求,从而才可能逐步地不断纠错。但是畏惧斯大林及其指令计划权威的官僚们绝不敢指摘指令的片面和盲目,只能报喜不可能报忧。所以苏联官方和学者对兰格的「斗争」不表示丝毫同情。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对劳动力和资源分配的客观要求,这也和一个人的生活一样,都有其作息时间的分配。正如一名教授和一名关心股市涨落的投资商有各自不同的分配作息时间的办法那样,各个不同的社会也有其不同的社会劳动力和资源分配办法。现在所说的「价值规律」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作为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结果的一种理想的规律而已。资本主义市场实际上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竞争。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对经济的干预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所以海耶克和兰格关于计划方法之争,实际上都对上述的,要干预经济的政治因素不加考虑。在苏联,要由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等制订的经济计划如果改由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制订,两者必然是大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根本不相同的。斯大林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巩固国家财产所有制,而不是要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

        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由于斯大林正像托洛茨基所讽刺的那个「全能的人」一样能够预见一切,所以他制订的详细计划是不能切实执行的。各企业除了对指令任务讨价还价之外,便是各种损害国家财产所有制度的应付办法,首先是浪费,不计成本,其次是不讲质量。各企业互相之间的订货都对低质量货物尽量通融接受,各企业为怕来年的高任务指令,都低报生产设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大量扩大设备能力,这就是求「大而全」,小企业则求「小而全」。到处出现瓶颈现象,对付的办法就是所谓的「强制替代」,就是用高质量材料替代低质量材料不惜浪费,或是用低质量材料替代高质量材料不管成品会有怎样的质量。整个生产也是在一种关系网中实现的。最重要的一环是上下级联合共同欺骗更上一级。其实这更上一级也是心明眼亮的,不过是甘心地受骗也骗人罢了。这一关系网也是在本质上破坏国家所有财产制度的。

        苏联财产和生产制度的无效率是被上层官僚意识到的。所以长期以来就充满着有关如何改革的争论。历来的争论其实都是同一个内容。即应当给企业多么大的自主权,与此对应的是对企业的要求应当严厉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如果给企业的完全的自主权真像西方的公司一样,那么国家对企业就没有行政命令权了。这又是专政政权所不甘心的。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方案已经提出由企业完全独立自主经营,政治局都一致通过。但事后还是放弃这一主张了。因为真正独立自主地经营只有私有制或小集体所有制企业才能做到。外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改革,但是他们绝不想搞国有企业的完全独立自主经营,因为这就是「私有化」就是失掉了「国有」的性质。事实上,苏联的历次改革都下意识地在暗示:「国有化」的出路只能是「私有化」。所以托洛茨基在其被暗杀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说「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33这一段话已改变了其原来对斯大林政权的估计,过去他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健康力量总会起来改变斯大林路线的。但是他不能聪敏到在1940年就能看出斯大林主义衰败的具体过程。这也是托洛茨基不认为苏联官僚是旧时统治阶级那样的阶级这种看法的根据。那些阶级所建立的制度在客观上是为了要过渡到未来的更加新的一种制度去,而斯大林的制度在客观上只是准备回复到十月革命前的,老的资本主义制度去。所以要把苏联官僚视为新阶级必须有新的阶级定义。苏联官僚虽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阶级,但其对政治暴力的运用能力毫不逊于旧日的阶级。

  19. 再说一点

        本文主要是说明苏联社会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是在社会发展中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涉及如何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反对社会主义最方便的办法是指苏联为社会主义社会,西方政治家还爱把苏联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们认为何先生未必是为了要反对社会主义而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来何先生早年也曾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过。

        上面已经提到,托洛茨基在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的发言中已经感到单独一国不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俄国革命有可能失败,不过在失败前「是否会经历一个『民主』的阶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败则还是一个次要问题。」这个次要问题对于理解今天的俄罗斯特色资本主义是很重要的。

        资本主义是发展而来的,美国资本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各有特色,这特色来自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起点。俄国是从国家(官僚)所有制社会过渡向资本主义的。韦伯所赞扬的资本家发家时的节俭、勤奋精神对于欧洲资本家虽然也不是对他们本质的描述,但是对那些原本是清教徒的资本家是有些关系的。但是对俄国当今的资本大享是毫不相干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苏联社会的,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关系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国家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没落后,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关系网并不和新建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有根本的对立。这种关系网在斯大林专政时能绕过各种党的指示和指令为谋取个人利益而破坏国家财产所有制。今天也一样可以藐视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则而使个人暴富,使社会动荡。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是大量的事实。苏联资本主义还远不是有法治的资本主义。它的现状绝不是受十月革命前的沙皇制度的影响的结果,不是受封建制度影响的结果。主要是因为简单地否定苏联制度,急促地建成叶利钦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轻而易举地肃清因国家所有制而滋生发展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社会力量。关系网发生作用便是走后门成功,便是贪污腐败有了结果。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沙皇,就和历史的公正相抵触。不把社会关系网视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重要社会力量是重大的理论失误,也影响政治纲领和政策的制订。

        本文引证了若干段托洛茨基著作,为我国一般报刊文章中少见,也只是为了恢复历史真面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建立的,终止向社会所有财产过渡的国家财产所有制的批判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可见在开始时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并没有成见。托洛茨基在其1937年的著作中,一方面很形象地说明国有财产和社会财产的关系:「为了要变成社会财产,私有财产一定要经历国有财产阶段,就好像毛毛虫为了要变成蝴蝶一定要通过成蛹的阶段。但是蛹并不是蝴蝶,蛹变不成蝴蝶时就死亡掉。国有财产要成为『全民财产』只有在特权和财产差别消亡时才可能。当然,与此同时,国家也就消亡了。」34但在同书中他又认为:「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叛卖了革命。但是一场胜利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不仅是一种政治组织,而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仅仅是叛卖是不够的,官僚们还得把它推翻。十月革命已被统治阶层叛卖是不够的,官僚们还得把它推翻。十月革命已被官僚阶层叛卖,但是还没有被推翻。」35其实「叛卖」就已经是「推翻」了。一直到大清洗大镇压之后的1940年,他才认定斯大林官僚统治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准备阶段。但是他未明确指出,从国有财产被终止向社会所有财产过渡时起,也即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开始复辟。

        社会现象的变化,要从其量变中判定质变的发生是很不容易的。此外,托洛茨基在当年全身心地参与了十月革命,组织指挥红军战胜白军,最后没收了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所以,要他承认十月革命已被彻底叛卖,苏联社会未经国际干涉就自动地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但今天的事实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推翻苏联制度,虽然还未?清旧日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件好事。

        何先生对此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等待何先生的批评。

 

1999年9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88页。

2考茨基这一观点见:Trotsky (1906)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后编入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p105, Merit Pr., 1969.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出版社出版了《先知三部曲(即托洛茨基传)》之后,我们不必再回避托洛茨基此人了。

3库恩.贝拉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第453-454页。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三联书店。

4托洛茨基的发言后来被编入The First Five Years of Comintern, p.491, Monad Pub.

5托洛茨基此信内容见: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p.55-56, Pathfinder Pr.

6该决议内容被作为附录收在Trotsky 上书,第404-413页。

7《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443页。

8《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176页。

9《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29页。

10同上书,第430页。

11这一著作出版后才几个月,斯大林就背弃这一思想,所以在此后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更新版中就不再见这一段已经在国外广为流传的文字了。

12摘自Trotsky (1923)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p.53-54, Pathfinder.

13摘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6)《新经济学》中译本第41页。纪涛、蔡蔼民译,三联书店。

14摘自A. Erlich, Ths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p.34-37, Oxford Un. Pr.

15《新经济学》,第85页。

16同上,第82页。

17这一段话见布哈林(1925.4)《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此文收在《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页。这一句,中译本为:“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当永远贫穷。”我们从英译:“that 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因为英译更符合富农会去帮助贫农和中农的原意。英译引自R.B.Day编的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p.197 Spokesman.

18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p.78, Oxford Un. Pr.

19 Preobrazhensky (1926) The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65, Sharpe.

20《布哈林文选》,中央编译局,中册,第171页,人民出版社。

21Trotsky (1926) The Challenge of The Opposition (1926-1927) ,p.50-53; Pathfinder.

22同上。

23会晤记录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第147-1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24参见Trotsky (1939): In Defense of Marxism, p.45-46, 42-43, Pathfinder Pr.

25,3 这两段话在当时都未公开发表,前段见Chernilovsky (ed.) History of State Law 的俄文原版,1949年,第29页; 后段见Chernomordik: The Economic Policy of USSR的俄文原版,1936年,第240页。以上均转引自T.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69, Pluto Pr., 1974.

27《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7卷,第249页。

28 Trotsky (1937)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142, Pathfinder Pr.

29这些叙述摘自Trotsky (1931):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该文被收在A. Nove ed. Markets and Socialism, p.145-172, Edward Elgar Pr.

30 Trotsky (1925): Toward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p.36, New Park Pub.

31K. Simis(一位旅美的苏联律师): USSR: Secrets of A Corrupt Society, p. 33, Dent & Sons.

32同上,p.31-32

33托洛茨基(1940)《斯大林评传》(未完成稿),第603页,齐干译,东方出版社。

34 Trotsky (1937):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237, Pathfinder Pr.

35同上书,p.251-252.